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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下午2时许，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在北京友谊医院因病去世，享年102岁。
他不是一个热闹的人
在燕南园61号，侯仁之故居客厅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幅莲花池的大幅照片，这是侯老晚年的得意之作。照片中的莲花生机勃勃，煞是好看。那就是他生前力保的莲花池，莲花池是金代中都城保存为数不多的重要遗迹之一，也是北京城的起源地。
侯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第一人，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也是中国申遗第一人，将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八达岭万里长城和故宫博物院列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而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北京史巨擘”的他更是北京城虔诚的守护者。
1993年的一天，侯老一个过去的学生跑来告诉他，为了配合北京西铁路客运站的建设，莲花池要被填埋。侯老一听就急了，斩钉截铁地告诉管这个事儿的学生：“绝对不能占用莲花池，莲花池一定要保留下来，把你们的车站往旁边移一移。”侯仁之一直主张，莲花池是北京的生命源头，没有莲花池也就没有北京城，尽管莲花池作为水源的作用已经消失，但是抹煞这样一个带有历史印记的遗迹，就是抹煞过去。
最终，在侯先生的奔走下，北京西站向东挪移了100米，莲花池得以保留。
据侯仁之的学生回忆，后来，在夫人张玮瑛的搀扶下，侯老又专门去了一趟工地。当时，北京西站的内部施工还在进行，里面连电梯都没有。两位年过八十的老人相互搀扶着，愣是顺着楼梯一直攀到了顶层。在顶层上，侯仁之发现收入眼底的莲花池已经干涸，施工建设的好多东西都堆在莲花池里，破败不堪，湖光山色荡然无存，看上去没有丝毫要被整修改造的迹象。八十多岁的老人又开始为莲花池的原貌恢复四处奔走。
今天的莲花池，碧波荡漾，菡萏摇曳。一位居住在附近的长者说：“以前这边就是个大水坑，我儿子小的时候到水坑里抓的鱼，回家都不能吃，一股子汽油味。现在到了夏天，这一池子的莲花，别提多好看了。”让人遗憾的是长者并不知道谁是侯仁之。
其实，这也正是侯仁之忧国忧民，一生勤勉，淡泊名利，行事惯于低调的一个写照。
一位北大的学生回忆：20年前，他曾经听侯老讲过燕园。听讲座的学生不足百人，西服革履的侯先生悄然走进阶梯教室，夫人扛着地图，挂好后，她静静坐在第一排的边角上。那时的学术和风度都是恰到好处的不温不火。
有人说，侯先生是寂寞的。他的学术不热闹，他也不是一个热闹的人。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
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出生于河北枣强县的一个小镇，母亲生育他时已近40岁，老来得子格外宝贝，给他取名光临，学名仁之。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20岁的侯仁之从河北老家转学，到北平通州就读潞河中学。21岁时，他进入燕园，度过了4年的大学时光，毕业后到英国利物浦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旋即于1949年9月底取道香港回国，回国后第三天即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
侯老曾经说过，他一生中有两次大的劫难：第一次是被日寇关押判刑，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而弥坚”是他90岁的时候为自己做的总结。他的夫人说：“在我看来，这第二个30年（指‘文革’后的30年）中，他几乎是全速奔跑，孜孜不倦，以勤补拙，不敢稍自懈怠，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的旺盛精力一直延续到近90岁。”
侯老那不息的奋进激情来自哪里呢？他曾对他的学生说：“我们的专业今后会融合发展，做的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更希望能够为社会服务。”是的，正源于此，他不仅对于学问和历史地理专业的探索充满激情，同时对于民生和国家的传承与前途充满激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
侯仁之曾被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称号；被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乔治·戴维森勋章，是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人。仅20世纪80年代，他出版和发表的学术专著、论文以及其他各类文章便有六十余种。他不仅在历史地理学的基础研究方面成果累累，还继续坚持实地考察，直到90年代，仍持续不断地去沙漠地区，去各地城市考察……
“他留下的是清白和正气！”——侯老的子女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
他是心底温馨的性情中人
一个北大的学生发微博回忆：记得曾在图书馆阅览室查看民国旧闻，竟然坐在一张贴有侯老和他妻子老照片的桌前，两张饱经风霜的典型的知识分子式的淳朴笑脸，旁边还配着小字：我们就是在这张桌子上相识的。
学生感慨道，先生走了，躺在了后学满怀敬意的追忆里，留下渐行渐远的古城，鞭长莫及。
这条微博，让所有阅读后的人无不唏嘘动容。
在燕京大学，侯仁之度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这里是他人生与学术之路的起点，他与夫人张玮瑛在燕大相识。
据卞毓方（季羡林国际文化研究院院长）回忆，张玮瑛天资聪颖，上小学就比别人早，到大学后又跳级，所以虽然与侯仁之同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张比侯小4岁，却比他高了一级，应该算“师姐”。上课时，张玮瑛人小，个子矮，喜欢坐第一排。侯仁之总是坐第二排，紧挨在张玮瑛的身后。头一掉，就认识了。两句话一搭，就熟悉了。
张玮瑛说：“共同的课业和志趣使我们逐渐接近起来，课余有时在适楼南门外会面，而最常去的地方自然是图书馆。从图书馆出来，仁之总是先送我回到女生二院，再返回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
1939年在司徒雷登的官邸临湖轩东厢房，侯仁之与张玮瑛举行了婚礼，校长司徒雷登是他们的证婚人。
历经风风雨雨，侯仁之与张玮瑛迎来结婚70周年的日子，据护士介绍，那天，老夫妇俩在医院里已经有过小型的庆祝，侯老满怀感激地说：“亲爱的玮瑛，帮我成家，助我事业，七十年如一日。”而到了北大临湖轩东厅举行正式庆祝活动时，大家让侯先生再表一次态，侯先生随即朗声道：“亲爱的玮瑛……”
2007年，张玮瑛曾经撰文写道：年过八十后，仁之更以“不待扬鞭自奋蹄”自勉。他的习惯是，清早三四点起床之前，把想到的当天要做之事扼要记在小卡片上。这些“卡片”其实就是剪开的厚信封或是药品包装盒，只要背面是浅色的即可。他的枕头下总有这些笔头和纸片。“一日之计在于晨”正是借助了这些“卡片”。到中午时分，他有时会说上一句：“我已经工作了8小时了。”在复印和扫描技术未出现和普及的年代，仁之在完稿之后，总要誊清一遍。如果再有修改，就再抄一遍。这很费时间。以前他自己做，后来我帮他做。不仅抄写，我也帮他在内容上把关，帮他整理保管校对，查找图书馆资料。当然我还是他的“收发室”，处理来信，去邮局寄稿，事情总是排得很满，遇到催稿，就更是早晚赶工。
今天，当人们送别侯仁之时，看到了张玮瑛送的挽联：不思量自难忘忆在昔七十载燕园执手期颐齐眉曾共晚晴，穷碧落下黄泉别而今百余岁人生爱侣蓬山此去难再步芳。字里行间，渗透着98岁的她对先生的悠悠深情。
这是怎样的一对相濡以沫，不离不弃，情深意长的爱人啊！张玮瑛6年前写下的一段文字或许可以作为回答——
十年之前，一个已有秋意的黎明，仁之和我在天光云影中，携手漫步在未名湖边。对于身旁的他，我想到了四个字：勤奋坚毅。正是由此，我佩服他……有幸的是，我们仍然还在燕园，从青年到晚年，七十多年来相依相守。仁之每天坐在轮椅上去看他心爱的未名湖，享受着它那独有的美。
（责编：萧茵）
他不是一个热闹的人
在燕南园61号，侯仁之故居客厅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幅莲花池的大幅照片，这是侯老晚年的得意之作。照片中的莲花生机勃勃，煞是好看。那就是他生前力保的莲花池，莲花池是金代中都城保存为数不多的重要遗迹之一，也是北京城的起源地。
侯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第一人，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也是中国申遗第一人，将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八达岭万里长城和故宫博物院列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而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北京史巨擘”的他更是北京城虔诚的守护者。
1993年的一天，侯老一个过去的学生跑来告诉他，为了配合北京西铁路客运站的建设，莲花池要被填埋。侯老一听就急了，斩钉截铁地告诉管这个事儿的学生：“绝对不能占用莲花池，莲花池一定要保留下来，把你们的车站往旁边移一移。”侯仁之一直主张，莲花池是北京的生命源头，没有莲花池也就没有北京城，尽管莲花池作为水源的作用已经消失，但是抹煞这样一个带有历史印记的遗迹，就是抹煞过去。
最终，在侯先生的奔走下，北京西站向东挪移了100米，莲花池得以保留。
据侯仁之的学生回忆，后来，在夫人张玮瑛的搀扶下，侯老又专门去了一趟工地。当时，北京西站的内部施工还在进行，里面连电梯都没有。两位年过八十的老人相互搀扶着，愣是顺着楼梯一直攀到了顶层。在顶层上，侯仁之发现收入眼底的莲花池已经干涸，施工建设的好多东西都堆在莲花池里，破败不堪，湖光山色荡然无存，看上去没有丝毫要被整修改造的迹象。八十多岁的老人又开始为莲花池的原貌恢复四处奔走。
今天的莲花池，碧波荡漾，菡萏摇曳。一位居住在附近的长者说：“以前这边就是个大水坑，我儿子小的时候到水坑里抓的鱼，回家都不能吃，一股子汽油味。现在到了夏天，这一池子的莲花，别提多好看了。”让人遗憾的是长者并不知道谁是侯仁之。
其实，这也正是侯仁之忧国忧民，一生勤勉，淡泊名利，行事惯于低调的一个写照。
一位北大的学生回忆：20年前，他曾经听侯老讲过燕园。听讲座的学生不足百人，西服革履的侯先生悄然走进阶梯教室，夫人扛着地图，挂好后，她静静坐在第一排的边角上。那时的学术和风度都是恰到好处的不温不火。
有人说，侯先生是寂寞的。他的学术不热闹，他也不是一个热闹的人。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
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出生于河北枣强县的一个小镇，母亲生育他时已近40岁，老来得子格外宝贝，给他取名光临，学名仁之。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20岁的侯仁之从河北老家转学，到北平通州就读潞河中学。21岁时，他进入燕园，度过了4年的大学时光，毕业后到英国利物浦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旋即于1949年9月底取道香港回国，回国后第三天即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
侯老曾经说过，他一生中有两次大的劫难：第一次是被日寇关押判刑，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而弥坚”是他90岁的时候为自己做的总结。他的夫人说：“在我看来，这第二个30年（指‘文革’后的30年）中，他几乎是全速奔跑，孜孜不倦，以勤补拙，不敢稍自懈怠，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的旺盛精力一直延续到近90岁。”
侯老那不息的奋进激情来自哪里呢？他曾对他的学生说：“我们的专业今后会融合发展，做的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更希望能够为社会服务。”是的，正源于此，他不仅对于学问和历史地理专业的探索充满激情，同时对于民生和国家的传承与前途充满激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
侯仁之曾被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称号；被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乔治·戴维森勋章，是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人。仅20世纪80年代，他出版和发表的学术专著、论文以及其他各类文章便有六十余种。他不仅在历史地理学的基础研究方面成果累累，还继续坚持实地考察，直到90年代，仍持续不断地去沙漠地区，去各地城市考察……
“他留下的是清白和正气！”——侯老的子女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
他是心底温馨的性情中人
一个北大的学生发微博回忆：记得曾在图书馆阅览室查看民国旧闻，竟然坐在一张贴有侯老和他妻子老照片的桌前，两张饱经风霜的典型的知识分子式的淳朴笑脸，旁边还配着小字：我们就是在这张桌子上相识的。
学生感慨道，先生走了，躺在了后学满怀敬意的追忆里，留下渐行渐远的古城，鞭长莫及。
这条微博，让所有阅读后的人无不唏嘘动容。
在燕京大学，侯仁之度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这里是他人生与学术之路的起点，他与夫人张玮瑛在燕大相识。
据卞毓方（季羡林国际文化研究院院长）回忆，张玮瑛天资聪颖，上小学就比别人早，到大学后又跳级，所以虽然与侯仁之同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张比侯小4岁，却比他高了一级，应该算“师姐”。上课时，张玮瑛人小，个子矮，喜欢坐第一排。侯仁之总是坐第二排，紧挨在张玮瑛的身后。头一掉，就认识了。两句话一搭，就熟悉了。
张玮瑛说：“共同的课业和志趣使我们逐渐接近起来，课余有时在适楼南门外会面，而最常去的地方自然是图书馆。从图书馆出来，仁之总是先送我回到女生二院，再返回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
1939年在司徒雷登的官邸临湖轩东厢房，侯仁之与张玮瑛举行了婚礼，校长司徒雷登是他们的证婚人。
历经风风雨雨，侯仁之与张玮瑛迎来结婚70周年的日子，据护士介绍，那天，老夫妇俩在医院里已经有过小型的庆祝，侯老满怀感激地说：“亲爱的玮瑛，帮我成家，助我事业，七十年如一日。”而到了北大临湖轩东厅举行正式庆祝活动时，大家让侯先生再表一次态，侯先生随即朗声道：“亲爱的玮瑛……”
2007年，张玮瑛曾经撰文写道：年过八十后，仁之更以“不待扬鞭自奋蹄”自勉。他的习惯是，清早三四点起床之前，把想到的当天要做之事扼要记在小卡片上。这些“卡片”其实就是剪开的厚信封或是药品包装盒，只要背面是浅色的即可。他的枕头下总有这些笔头和纸片。“一日之计在于晨”正是借助了这些“卡片”。到中午时分，他有时会说上一句：“我已经工作了8小时了。”在复印和扫描技术未出现和普及的年代，仁之在完稿之后，总要誊清一遍。如果再有修改，就再抄一遍。这很费时间。以前他自己做，后来我帮他做。不仅抄写，我也帮他在内容上把关，帮他整理保管校对，查找图书馆资料。当然我还是他的“收发室”，处理来信，去邮局寄稿，事情总是排得很满，遇到催稿，就更是早晚赶工。
今天，当人们送别侯仁之时，看到了张玮瑛送的挽联：不思量自难忘忆在昔七十载燕园执手期颐齐眉曾共晚晴，穷碧落下黄泉别而今百余岁人生爱侣蓬山此去难再步芳。字里行间，渗透着98岁的她对先生的悠悠深情。
这是怎样的一对相濡以沫，不离不弃，情深意长的爱人啊！张玮瑛6年前写下的一段文字或许可以作为回答——
十年之前，一个已有秋意的黎明，仁之和我在天光云影中，携手漫步在未名湖边。对于身旁的他，我想到了四个字：勤奋坚毅。正是由此，我佩服他……有幸的是，我们仍然还在燕园，从青年到晚年，七十多年来相依相守。仁之每天坐在轮椅上去看他心爱的未名湖，享受着它那独有的美。
（责编：萧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