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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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路径启发我们重新发现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地方经验,在空间维度下审视延安文学,无论诗人“写地方”的难题,还是在书写“民族形式”时折射出的延安文学建构的内在逻辑以及诗人的精神结构,都意味着个体受到书写地方的“规范”,而后又凭借自己的生存体验与“规范”形成互动,两者合力塑造了延安文学.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流散状态与精神体验,也使得“延安”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一方面延安经验影响了许多作家的思维方式,以致他们离开延安后仍带有其烙印;另一方面延安作家与其他区域保持着精神联系,并高度影响了其他区域的文学.“延安路径”参与了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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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成都61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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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路径启发我们重新发现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地方经验,在空间维度下审视延安文学,无论诗人“写地方”的难题,还是在书写“民族形式”时折射出的延安文学建构的内在逻辑以及诗人的精神结构,都意味着个体受到书写地方的“规范”,而后又凭借自己的生存体验与“规范”形成互动,两者合力塑造了延安文学.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流散状态与精神体验,也使得“延安”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一方面延安经验影响了许多作家的思维方式,以致他们离开延安后仍带有其烙印;另一方面延安作家与其他区域保持着精神联系,并高度影响了其他区域的文学.“延安路径”参与了抗战文学版图的建构,更在超越地理与物理层面的意义上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格局.
其他文献
光绪朝中期,围绕权臣孙毓汶,形成了由张荫桓等朝中要员构成的京师官员书画鉴藏群体.民国时期,《艺林月刊》所连载的孙毓汶与张荫桓“商榷书画”的五十通书信——《孙莱山遗札》,是研究孙毓汶书画鉴藏活动及观念的重要文献.通过考证系年可知,这批信札写于1895年11月至1896年4月间,因甲午战败而引咎致仕的孙毓汶,居于北京城南丞相胡同,与琉璃厂相距咫尺,过着“开径悬知书画益”的退隐生活.借助孙毓汶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等人的更唱迭和,可窥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后甲午时代的晚清官员,通过书画鉴藏,不仅达到了舒缓压力
在现今存世传王维的雪图中,《江山霁雪图》《江干雪意图》和《长江积雪图》三件长卷作品,因景致与风格的近似被认为源出一幅早期母本.三者相较,《长江积雪图》问世时间虽在明中晚期,但其画幅最为完整,所据底本应为当时的某件全本,是目前探求早已亡佚之母本画面景致和创作时代之重要凭借.画卷以连贯形式展现的“江天暮雪”“远浦归帆”“平沙落雁”“古木寒鸦”等景致,取自北宋中期才开始出现的雪景寒林与潇湘八景主题.以长卷形制的成熟性和主题画意的复合性而论,其母本断非王维生活的唐代所能产生,问世时间不会早于北宋中期,甚至有可能出
本文运用汾阳博物馆所藏的15方唐代墓志,探析李渊晋阳起兵后形成的西河郡太原元从群体.这些西河郡太原元从参加“义兵”的时间有先后之分,较早的是晋阳起兵前,于李建成与李世民攻下西河郡时归入李渊大将军府的“三军”成员,此后大多获得七品的散官;另一部分则是正式起兵后,大军到达西河郡时才加入的,待遇相对较低.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刘武周围攻浩州,部分西河郡太原元从进入长安后不久便返回家乡.浩州孤城坚守长达五个月之久,太原元从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受到固守浩州首要功臣李仲文被判谋反等因素的影响,西河郡的太原元从
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的当代中国阐释学面临六大难题:一、基础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重在方法论还是本体论;三、与语言文字学研究之关系;四、多学科交叉与相融;五、理论的实践与应用;六、形态的系统和完备性.其中的核心和要害是,中国学术传统中虽无阐释学的概念和学科,但有丰富的阐释学思想和经验,这是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可靠资源和坚实基础.我们要学习借鉴西方,但不是用西方阐释学的已有框架来裁剪或规制中国阐释学经验和思想;应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提取和改造中国传统阐释学资源,从本体论到方法论
2014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镇新发现一方十六国时期的石铭,经考证为389年贺兰部首领贺讷与染干为其母亲辽西公主的葬事而立,是目前所见贺兰部唯一存世遗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贺兰部是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中的重要一支,与拓拔部关系密切,其部族首领甚至可以影响拓跋鲜卑部落联盟的政治.通过该石铭,确认史学界一直存疑的贺兰部世居领地在百灵庙.该石铭可能与百灵庙沙凹地墓地有关,证明该墓地为贺兰部墓葬,而非学界普遍认为的东汉晚期至檀石槐迄轲比能鲜卑大联盟时期的鲜卑墓葬.石铭所反映出的
寺内内阁成立后,以寺内为首的政府要人及日本驻中国公使馆、领事馆、驻屯军等相关人士在复辟活动的前期或明或暗、或多或少都在背后给予了相当的支持.正是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刺激了国内欲行复辟的各势力积极行动,适时准备复辟,由此导致原本不稳的中国国内政局更加混乱.而随着中国参战问题的表面化,国内府院之争的矛盾凸显,日本上下内外虽然及时调整对华政策,不再对复辟表示支持,但是随着张勋的拥军北上,复辟大势已然形成,复辟已是箭在弦上.
1903年,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其到任仅两天便以雷霆之势参劾南海知县裴景福,称其为广东“贪吏之冠”.很快,裴景福被清政府革职.岑春煊要求裴景福缴足罚金,否则“军法从事”.裴景福携妻女逃往澳门,寻求澳葡当局庇护.岑春煊更为愤怒,追捕裴景福不遗余力,“密布侦探”,甚至派兵舰前往.于是,“粤督将兵变”的谣言不胫而走,海外不少报纸也竞相议论,直接导致清政府与澳葡当局之间关系紧张.本文将该事件称之为“裴景福事件”.从事件缘起及清政府的应对中,可见清末的治理困境,如内部管理混乱,政治斗争激烈;内政常与涉外事务纠缠不清
“地方路径”说的提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空间的思维突破和形式超越.走出过往文学史书写以京、沪为中心的“双城记”,发现更为多元、广阔的“地方”,打破以往线性叙事模式的单调与偏见,融入多元空间的要素与视域,将有助于重新考察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问题.澳门文学新旧文学并行共存、不分轩轾的现象,已然成为其区别于其他华文世界的城市文学的特色和传统.从“地方路径”的角度观察,澳门文学不仅能汇入文学史的大传统,且其本身就是文学史的传统,充满着自身的独特性与本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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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往来书信集》中收录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冯耿光致梅兰芳的九封书信,但信中并未标明年月,因而在编排时次序混乱,其价值亦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经由考释可知,这批书信写于1937年11月至1938年4月之间,信中披露了上海沦陷后梅兰芳酝酿南下香港演剧并避居该地的许多细节,为那段风雨如晦岁月中的世态人心留下了一份珍贵记录,可视作梅兰芳“蓄须明志”的前奏.对这九封书信的具体写作日期及信中提及的人物、事件等加以考释,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冯耿光与梅兰芳之间的关系,并为深入认识梅兰芳在“蓄须明志”前所面对的时代氛围、舆论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