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在西方短短一两百年时间里，改变了整个西方政治、文化、社会的格局，成为了现代民主自由的思想源泉。这个重要的社会转折表明：信息是自由的温床，传播是民主的工具。任何一个社会，如何没有信息的自由，没有传播的自由，就基本上从根源上扼杀了民主与自由
　　作为传播学中的一项重要的技术革新，源于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在中国默默无闻，在西方却兴风作浪，把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搅得天翻地覆，成为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值得玩味的是，这项技术是中国人发明的，为什么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没有如此深远呢？
　　活字印刷术是大宋王朝的工匠毕昇大概在公元1041-1049年发明的。这项技术并不是中国社会所需的革新。当时的帝王，满足于那些抄抄写写的作坊工艺，并没有意识到这项技术的重要性。或许连毕昇自己也没有想到，这项发明对人类的贡献居然如此深远流长。否则，他也会申请技术专利：一万年不变。从此，毕昇氏家族就可以坐在金山上吃上千年万年，日进斗金，富比南山，现代比尔·盖茨恐怕也望尘莫及。
　　没有申请专利的活字印刷术传到国外后，开始对历史产生影响。首先，它传到当时的近邻朝鲜。在那里得到进一步的改造，金属活字代替了陶瓷活字，活字寿命得到延长，印刷成本也开始下降。1403年，朝鲜王骄傲地宣布：“我们的意愿和原则就是生产大量的书本，保证知识能够更大范围地传播，满足无穷尽的要求。”同是封建社会，大宋王朝对知识与信息的理解与推广，就没有这样的勇气与魄力。
　　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印刷术都没有产生私人出版业，也没有产生社会自由运动。印刷术对社会政治的革命性影响，偏偏是由西方国家来完成的。当然，西方人用一种完全迥异于中国的理解和实践，成全了这项人类杰出发明对社会文明的贡献。像GUTENBERG等人完善与改进了这项来自于东方的发明，并且很快推广到整个地中海及西欧国家。作为崇尚商业文化的西方文明，他们首先想到如何利用这项技术来赚钱。于是，出版业成为十五世纪末期西方社会亮丽的风景线。从1490年到1501年，意大利的威尼斯就有268个印刷工人，生产了大概200万卷书籍。与此同时，当时的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也成为印刷中心，集中了大量的印刷工匠，生产、销售各种书籍。
　　活字印刷术连同纸张等系列的发明，使书本大批量生产成为可能。这种规模生产，加快了信息与知识传播的速率，开始削弱统治阶级对知识的垄断。当书本不再是贵族、神职人员等社会特殊阶层的奢侈品，当技术使信息成为大众消费品时，知识成为开发民智的最好的工具。可以想像，当普通老百姓可以轻易地读到《圣经》时，人们不再需要牧师当额外的解释者与传播者了。这样，罗马教皇的地位开始弱化。
　　事实上，任何一个统治者，无论是精神统治还是行政统治，都不愿看到自己的地位在弱化。这种思维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一样存在，因为所有的统治者都有一个共性：对权威的顶膜。罗马教皇意识到活字印刷术对他们神圣地位的威胁后，立即采取措施来限制这项发明的推广。欧洲各个国家的统治者也开始行动了。1529年，德国开始实施审查制度。1557年，英国对一些书籍的出版进行限制。在十六世纪末，英国只给两所大学及伦敦的二十一家商店发放出版及发行许开证。从出版许可证到印刷重税，英国人为出版自由斗争了漫长的两个世纪，直到十八世纪才以自由的胜利而告终。毕昇播下了现代大众媒体的种子，成长为大规模生产报纸与杂志等文化产业。
　　《圣经》的扩大发行弱化了教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书本的规模生产促使更多民众接受教育；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的诞生更是催生了“民主”与“自由”这两大现代文明的基础要素。印刷术在西方短短一两百年时间里，改变了整个西方政治、文化、社会的格局，成为了现代民主自由的思想源泉。这个重要的社会转折表明：信息是自由的温床，传播是民主的工具。任何一个社会，如何没有信息的自由，没有传播的自由，就基本从根源上扼杀了民主与自由。
　　一个抄誊者一年只能抄写一两本书籍；一台印刷机一天就能生产一本书。其实，我们现代人不要把宋王朝的统治者想得弱智无比。也许他们心中十分清楚大规模传播信息对他们的统治意味着什么。他们对毕昇这项发明没有给予支持是可以想像的。从某个角度来看，毕昇氏还是幸运的。他生在一个还算开明的王朝里，统治者对这项“危险革新”只是沒有支持而已，并没有赶尽杀绝，毁尸灭迹。如果他生在秦始皇、康熙这样聪明的帝王时期，就算他有九个脑袋，也在劫难逃。史吏还是把他的发明载入史册。
　　当时统治者没有把活字印刷术进一步改造、完善，一方面是出于文化精神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汉文字的原因。由于汉文字的造型独特，其复杂构成是西方字母远远不能相比的。从经济学的投入产出比来看，显然汉字活字的成本远远高于西方文字活字的成本。当然，古人并没有像我们这么精明去计算商业利润了。
　　另外，印刷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的另一个理由也许是与中国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东为大海，北、西、南为高山，自然而成相对封闭的大陆。在这么一个大陆里，人们丰衣足食，并没有奢望太多的国际竞争。在当时交通条件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大多数民众无法突破地理条件的隔绝，与外界进行联系。从汉到唐，从宋到清，数千年的文明大多数只是自娱自乐。这是中国强调“硬统治”、忽视“软统治”的历史根源。秦的“焚书坑儒”和清的“文字狱”就是明证。武力杀戮造成了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退化。那些没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理所当然反对印刷术大规模生产书本，让普通老百姓接受教育；否则，他们的特殊地位就受到威胁了。
　　西方社会则不然。他们争相利用印刷技术来进行“软统治”。《圣经》的大量生产，虽然削弱了罗马教皇的直接权威，却使宗教思想流传更广，拥趸更多。与此同时，欧洲各国的统治者，更是利用印刷术进行自己的文化渗透。这一点在法国与英国表现得十分明显。书本规模，语言渗透，意识控制。“软统治”不费太多的精力，在世界上营造出几大语言区域。这是我们的老祖宗孙子说的“兵不刃血，上上计也”。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好好利用印刷术，不停地大规模生产书本，输往世界各国，也许今天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不是英语，而是汉语了。这样，中国的学子们再也不用挑灯夜战托福、GRE，火了那个对现代教育具有讽刺意味的“新东方”学校。
　　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以及其他的三大发明，确实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这种深远的影响起初表现在技术的改良与推广。在这个过程中，影响了政治、军事、文化、社会、宗教等社会的各个层面。令人扼腕惊叹的是，深远的影响并非在始源地，倒成了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推动器。
　　以史为鉴，我们应该检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