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画的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哲学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画思想的发展。而儒、道、禅的思想又对文人画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其中道家与禅宗的影响尤为显著。本文以文人画家徐渭的写意花鸟为代表，重点分析他花鸟画中的水墨、道家思想，认识他水墨画中的禅风画境，从而引申到中国画禅学的艺术境界。
　　关键词：禅意；徐渭；花鸟画
　　一、徐渭的大写意花鸟
　　说起徐渭，他的思想状态和性格特点的形成与他的家世及曲折多舛的命运有关，也和他生活的环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徐渭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遭逢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人生不幸，一生坎坷，少年丧父，生母离家，八次落帝，精神失常，七年牢狱，九死一生，晚年穷困潦倒，疾病缠身，他胸中积累了太多的辛酸和悲愤。他把他的感情倾泻在他的画作上，完全不去计较前人绘画的技法。
　　徐渭对他的画并没有做出过高的评价，他说起他的成就，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章第三，绘画第四。他作画不过是闲着无聊的消遣，不过是情绪忽来时的信手涂抹游戏之作。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徐渭在绘画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写形到写意的变化，从具体到抽象的变化，他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推动者。明代末的大画家陈洪绶推崇徐渭的绘画，想方设法住进青藤书屋旧址，继承他的衣钵。郑板桥也对徐渭佩服的五体投地，在一方印章里他自称为“青藤门下牛马走”。齐白石甚至说，他如果能够为徐渭铺纸磨墨也是人生的幸事。可见后人对徐渭的推崇之大。
　　徐渭早期受到吴门画风的影响，十分欣赏沈周秀雅细致的风格，从他的折枝花卉、蔬果中也可以看出是吴门画派传人最为流行的横卷形式。他的狂躁张扬的个性，也可能是因为他自身的经历，使他不可能走吴门温雅秀丽的画风。他用墨挥洒似大雨倾泻，运笔劲疾如舞枪挥剑，最终呈现出与之个性相适应的“用墨颇侈，笔力劲健，酣畅淋漓”的狂纵特征。纵观他的画作，他突破了横纵有列的规矩排列方式，而是形成墨点纵横、跳跃的美感，犹如狂风夹着细雨，扑面而来。他反对东施效颦、矫揉造作，强调“表现创作者真情实感的自然本色”。其用笔精炼粗放、气韵生动、侧锋疾扫、气势磅礴，形成纵逸狂放风格，开创了对其之后四百余年都产生极大影响的大写意水墨画。萧平曾将沈周、陈淳、徐渭的写意花鸟意境做过比较：“沈周——天然质朴——寄托式；陈淳——自由奔放——抒发式；徐渭——任意恣纵——宣泄式。”[1]他的画经常笔墨放纵无定式，淡墨浓抹交相辉映，随意交织出曲曲弯弯的藤蔓，再用墨线勾勒看似杂乱无章的线条。纸上随意泼染的线条叶片，画面看似不经意，信手涂抹，却充满着豪放跌宕的苍茫之气。徐渭的作品从切身生活方式出发在痴情率真当中传达出朴实动人的生命感受，他的绘画常表现出一种纵心天成的高超境界而致使他文人境界的个性化的超逸，并将这种超逸表现在其艺术作品当中。
　　二、徐渭花鸟画中的禅意思想
　　禅学起源于印度，意为“静虑”，即思维真理，静修念虑之法。“以‘见性成佛’为宗旨，把返归自然的外在超越變成反求诸心的内向追求。”[2]禅在人际关系上，强调对个性的追求，在这点上迎合了许多艺术家个性的需要，徐渭也是其中一员。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提到“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黄庭坚也曾自言因参禅而悟画的经历。禅宗不是枯寂呆板、墨守成规的宗教，是强调创造力、想象力的，他们不拘泥于教条主张大胆革新，这与徐渭的性格适相投契。
　　明朝建立之后，一方面尊崇理學，以孔孟思想强化封建统治，另一方面又对思想进行严格控制。文人学士们在这种环境下希冀用禅的意境寻觅一块无边风月的佳境，即使其超然之姿，于禅的意境中寻觅一个轻清祥和之美，抒发几许销魂的浪漫情怀。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陈朱理学已趋于衰弱，王阳明的心学以倡导人性自由为出发点，适合了当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徐渭曾拜王阳明的弟子为师，就学术方面来看，对徐渭影响尤深的是季本、王畿二人。据《畸谱》记载，徐渭儿时曾受业十三位塾师，八岁即“稍解经义”，能作“程文”，受到绍兴学官陶曾蔚的赞赏。在他的文集中“圣人”、“吾孔子”、“吾孟子”的亲热称呼不绝于耳篇。但于徐渭而言尊崇权威与对追求精神自由并非背道而驰，为了调和二者的矛盾，他潜心学习道家学术，认为“孔子未尝斥老子非，不斥也，且尊之，故曰：‘老子其犹龙'。”从这可以看出，徐渭是一位集儒道佛思想于一身的艺术家。《自为墓志铭》一开首，徐渭便说自己“少知慕古文词，及长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谓道类禅。又去扣禅。久之，人稍许之。然文与道终两无得也。”
　　显然徐渭从为心主义中领悟到了更多生命的真谛，并将自己的率真个性和对生活的感悟贯注于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徐渭的艺术整体上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这是艺术的动态美。禅学对于“青藤道人”徐渭的影响，突出体现至少有二：一是独造师心之“悟”；二是挥毫写意之“扫”。他研习禅学乃至倡导“狂扫”、“狂墨”的书画创作自有由来。徐渭的绘画成就与他独特的画论以及文艺理论分不开，徐渭的文艺观以抒写真我为特色，决定了徐渭的艺术理论带有鲜明的阳明色彩。
　　他在《枯木石竹》中题诗道：“道人写竹并枯丛，却与禅家气味同。大抵绝无花叶相，一团苍老莫烟中。”他的意思是，他的水墨写意已经没有了花叶的常相，只有水墨淋漓的轮廓，虚其形而得其神，这就是他得禅家“实相无相”的要旨，既不凭借模仿自然形象，也不凭借模仿前人笔墨，更不凭借规矩法则，而是任用于一心，其气质灵性皆在其中，达到了一种得意忘形的境界。诗与禅，自从禅宗立门以来，似乎便未曾分离。禅与诗一体，是二也是一，也许两者都表现了人的自由意志。
　　【参考文献】
　　[1]萧平.陈淳[M].吉林：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
　　[2]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3][美]高居翰著，李佩桦译.江岸送别[M].北京：三联书店，2009.
　　[4]马良书.中国画形态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5]王彬.中国花鸟画通鉴：舍形悦影[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2008.
　　[6]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中国美术简史（新修订本）[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
　　[7]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顾欣，女，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