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南风窗
　　H-郝金伦
　　N：改革过程中，你感觉最孤独的是什么时候？
　　H：就是课改被叫停那个晚上，从睡梦中惊醒，坐了起来，心里很悲凉，感觉自己一片赤诚，但别人不珍惜。
　　N：你流过泪吗？
　　H：没有，一直都是兴致盎然的，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虽然难，但它是对的，这样一想，所有压力都能得到平衡。唯一一次落泪就是辞职演讲那天，说到我和同志们共同浴血奋战的情景，看到下面的老师校长们热泪盈眶，我也有大约两分钟左右泪光闪闪，哈哈。其他时候，被冤枉被指责或者有困难，都没有流泪。
　　N：对于你的改革，涿鹿以外也有不同的声音。
　　H：有，比如熊丙奇说我这是行政干预。我只能说，在书斋里坐而论道很容易，但他不明白基层情况的错综复杂。一个局长如果对改革立场不坚定、态度不鲜明，暧昧模糊，摇摆不定，（改革）一下子就会死掉。事实上，我的改革是专家们和骨干老师们引领的，我就是负责给他们提供好的舆论环境，排除困难，给予资金保障，做一个后勤部长。
　　N：也有人说，你是外行领导内行。
　　H：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因为我没有教过书，所以才得以在一个密切的旁观者的角度发现很多问题。我当了这么多年乡镇书记和团委书记，练就的一点就是犀利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这决定了我可以办好这件事情。你让我去上一堂物理课、数学课，我上不了，但我知道模式的问题在哪里。
　　N：“三疑三探”起源于南阳西峡，你怎么认定它是一种好的模式？
　　H：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全面了解和评估。我说一个简单的事实，西峡县的学生，有600多项国家科技发明创造专利，我们涿鹿是多少呢？没有。
　　N：课程改革涉及的相关方，学生、家长和老师，你认为他们对改革的态度如何？认同改革的能占到多大比例？
　　H：多大比例没有统计，从少到多，不断在增加。
　　N：那么到了后期，能占多数吗？
　　H：能，绝对能，而且是压倒性多数。
　　N：那为什么最后却是这样的结局？
　　H：主要原因是基层政治生态里的利益纠缠，但我不便多说。至于老百姓方面，你觉得200多个家长能代表涿鹿县的民意吗？举个例子，在我这个局机关，100来人，他们年底有一次绩效工资的发放。100个人中有5个人觉得不公平，你就会发现机关那段时间非常乱，这5个人就能把房顶弄翻。另外那95个人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会站出来为领导说句话，说领导是对的，你们别闹了。没有这样的人，只有领导自己去面对这5个人的指责和谩骂。这个例子适用于“三疑三探”改革。有记者去采访家长，有的家长号啕大哭，说这件事很可惜，哭完之后又说，你不要写我的名字。有人落水被救，救人的被淹死，被救的上岸就回家了，警都不报，这种事还少吗？
　　N：这种状况是不是让你很失望，有没有一种不值得的感觉？
　　H：我对普通百姓都是很耐心的，民智待开，但需要时间。我辞职原因主要就是对改革叫停的失望，不是对老百姓。
　　N：你已经在官场工作20年，不应该现在才认识到这个问题。
　　H：这种感觉是慢慢加深的。起初在乡镇，在团委，都没有激烈的改革，当你做一件事对他们而言是无关痛痒的，他们就不会管你，只有真正危及利益才会爆发出来。
　　N：改革被叫停之后，相关的官员有这类表现吗？
　　H：我的两个同事，原来都是我推行改革的左臂右膀，并肩作战的，在改革被叫停之后马上倒戈，加入了对我的批判。我说你们怎么能这样见风使舵，他们说我们能怎么办。我说你们应该和真相保持一致。我能理解他们，但我的性格是，看不惯的事情，总要拍案而起。
　　N：我很好奇，你这样的性格却在大学毕业后从政，当时是一种自主选择还是被动分配的结果？
　　H：有个工作就干了，没想那么多。事实证明我不适合仕途。很多人说我政治不成熟，我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N：但还是坚持了20年。
　　H：坚持到现在，是因为党的干部中大部分还是忠厚而有党性的，有很多领导做出了让人非常感动的事情，代表了共产党员的风骨。
　　N：出来以后去哪里？20年从未离开体制，还能适应外界的工作吗？
　　H：去哪里还没有想好，面对社会，我能驾轻就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