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密阳是什么意思

　　韩国电影《密阳》的开头是女主人公申爱（全度妍饰）坐车进入小城密阳时看到的景色。她从首尔来，刚刚失去丈夫的她与来开车接她的当地人金老板有几句对白：
　　大叔，密阳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有什么意思，就凑合着过呗。

　　漢字的密是秘密，阳是阳光。密阳，就是秘密的阳光。
　　是吗？好啊。今天风真大。
　　明显无话可说的两个人相互看了一眼，又同时回避开对方，他们把目光移向车窗外—高速公路路面的尽头，是远方绵延的群山，山下是由高高低低的水泥建筑组成的城市，跟我们路过的许许多多的地方一样，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甚至有点枯燥。
　　这时舒缓的音乐声响起，给画面上逐渐接近并展开的密阳抹上几分明亮。申爱此时的心情，有几分柔情、几分期待。她带着幼子来到这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希望孩子能在亡夫的家乡成长，得到一份庇护。
　　当电影逐渐展开，当申爱，还有作为观众的我们，终于看到密阳生活的真实，再回首影片开头进入密阳的情景，才醒悟那越来越强的音乐中其实还隐藏着一份因不安而来的忧伤，让人想起马修·阿诺德的那首《多佛海滩》：“因为这个世界，这个似乎/如梦境般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这个如此多彩、美丽而新鲜的世界/其实并没有欢乐、光明和爱/也没有确信、安宁和对苦难的拯救……”
　　导演李沧东提出的问题是，在一个没有确信，充满惊恐的世界，一个人怎样才能在经受磨难之后还抱有希望，拥有爱的生存？

二、韩国人的“恨”

　　坦率地说，比较韩国和日本的电影，从情感上讲我更喜欢后者。从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到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即使是描写传统崩溃下逝去的生活方式或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日本电影中那些平凡却意味深长的细节，依然肯定着确认着人性的温馨和生活的久远。而韩国电影，不管是奉俊昊还是金基德，故事夸张暴力，人物乖张极端，情感浓度非常强烈，愤怒到扭曲。

　　这种区别可能跟韩日两个国族不同的历史经验有关。韩国近现代跟亚洲很多弱国小族一样，二十世纪独立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被殖民被操纵的屈辱。世纪初大韩帝国与日本签订《乙巳条约》，成为日本殖民地近半个世纪，而一九四八年朝鲜半岛独立不久就陷入南北战争。冷战下的政治和军事的“三八线”使民族分裂至今，此后美军常驻韩国。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全国范围学生运动和劳工运动一直没有停歇，其间一再出现流血冲突事件。暴力压制以及被人操控的痛苦和命运，自然成为现代韩国历史的一部分，亦植入了民众个人记忆，这都直接影响了韩国人的情感表现。
　　人类学者用“恨”（Han）来解释韩国人的情感模式和情感表达。“Han”是一种集结了悲哀愤怒，怨恨和渴望的心理及精神状态。从国族到个人，因为长期被不公平对待，对事件的反应经常以怨愤出现，被悲哀所填满，最后寻求复仇。近代史上，安重根刺杀日本伊藤博文的行动，最能代表了这种复仇为中心的“恨”的集体无意识。无论朝鲜还是韩国都尊安重根为义士为民族英雄，多次把他的故事搬上银幕。
　　我们小时候看过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和《金姬与银姬的命运》。女主人公悲惨的命运令台下观众哭声一片。而韩国战争历史大片《共同警备区》或者《太极旗飘扬》，以南北半岛分裂为背景的兄弟之情同样令人涕泪交流。

　　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明白韩国电影中的悲情和痛哭，以及暴力美学和复仇主题;才能明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韩国影视产业振兴中，电影如何成为一个民族的情感导泻净化（catharsis）的仪式。

三、世纪末的逆行列车

　　这样的民族历史在韩国新电影中以个人伤痛的记忆出现，无辜纯洁和理想在遇到了现实后被埋葬的记忆。
　　在电影中最能把这种小人物的命运和大时代的现实用“恨”的情感线索表现出来的就是李沧东的《薄荷糖》。电影宣传海报上那个中年人投身迎向开来的火车的镜头，他脸上的绝望和怨愤，就是“恨”的形象。
　　导演用一种特别的叙事方法把这种个人的悲哀怨愤和时代的关系解释得很清楚。
　　故事是从一九九九年的春天开始，对生活绝望的中年男子金永浩参加同学会时，已经心神不宁，孤影徘徊。然后撕心裂肺地大叫“我要回去”，奔向铁道线上的列车。故事的结构就是逆行的时光的列车，每一小节是永浩生命的一个阶段。从这倒行的人生里，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辜青春理想一步步走向孤独绝望。这也是韩国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二十年间的历史。
　　一九七九年高中毕业，同学为了告别在田野中聚会，那时青涩温柔的永浩还能看到一朵野花的美，喜欢他的女孩送给想当摄影师的他一台相机;第二年，参军入伍的永浩惋惜在军队训练时丢失了女友送的薄荷糖，光州事件时误杀女学生使他几近崩溃;一九八七年，转业成为警察的他在审讯杀害学生的罪犯时已经不再发抖，而是借此宣泄心中的压抑;九十年代成为小商人的永浩从发财到破产，老婆出轨，身心疲惫，在冷漠外表下深藏着屈辱;最终，在初恋女友临终的床前，永浩意识到自己身体里那些支撑生命的东西已经在残酷岁月里一点点死去，野花、相机、薄荷糖…… 　　影片发生的一九九九年是一个世纪的结尾。这个年代对开始走向世界的韩国电影，有一种特别的残酷的美丽。对个人来说，再回首过去有一种生命无法承受的心痛。而对一代电影人，这种世纪的回顾给了他们的艺术一种厚实的分量。

四、韩国新电影

　　一九九六年朴正熙军人专权时代制定的《电影法》废除，电影不再需要审批而是通过分级制度进入市场。为电影人的创作自由提供可能。前一年《电影振兴法》明确将电影列为政府重点培植对象。经过二十年发展的韩国企业也开始投资影视业。韩国国内三大电影奖激励新锐导演，再加上一九九九年国产电影映演保障法，从一九九六年到二○○三年，韩国国产电影商业化成功的时刻，也是新锐导演上台亮相的时刻。
　　这一代韩国导演被电影史称为韩国新电影的一代，有名的导演包括洪常秀、奉俊昊、朴赞郁和金基德等。他们的成名处女作都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到新世纪初的几年。这些人跟中国的影碟一代相近，从小就看好莱坞香港的类型片或欧美的艺术片，多从韩国电影学院（KAFA）、韩国国立大学电影系毕业，受过专业训练。
　　这一代人从广义上讲也属于“三八六”世代，即出生在六十年代，成长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也就是三十岁以后开始在韩国政商以及文化娱乐界掌门的一代。韩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工业迅速发展，经济起飞，以及纵贯他们长大成人历史的民主化运动是一代人的背景。他们经历了韩国军人政治与经济发展，在抗争中成长。在世纪交替之际，他们每一位导演都得用自己的方式来回答一个灾难和新生交替的“充满肮脏和痛苦”的历史。

　　二○○○年朴赞郁的《共同警备区》直接面对南北分裂，以朝鲜半岛南北关系为背景，讲述了韩朝士兵从对立的驻守军人发展为好友却又兵戎相见的故事。此后，姜帝圭的《实尾岛风云》《太极旗飘扬》都以五六十年代朝鲜半岛南北对立的历史为题材，揭示兄弟兵戎相见的悲哀;奉俊昊从第二部长片《杀人回忆》开始，虽走类型电影的路线，却加入对社会风习、政治气氛以及民族性格的描述与批判。从《汉江怪物》到《寄生虫》，在一流的商业技法中加载沉痛的集体反思和社会评论：社会发展中的弱势人群，经济繁荣下的贫富分化，还有政治制度转型中的腐败与失措。
　　电影甚至成为社会活动抗议的有效手段：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熔炉》《素媛》对社会中未成年人性侵性暴力的揭露，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抗议，直接引发了具体法律《性暴力特别法修正案》（又称“熔炉法”）的修正与改善。
　　这一群人中最年长的李沧东出生在大邱。毕业于庆北大学国语教育系，毕业后成为高中老师，醉心写作，从影前曾撰写过多本小说。九十年代中期为朴光洙导演的电影《星光岛》编写剧本后开始进入电影业。处女作《绿鱼》（1997）获韩国电影青龙奖。二○○二年的《绿洲》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金狮奖。二○○三年被任命为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官，但次年六月就辞去部长一职。
　　本质上，他更有诗人的气质。也许因为他是通过写作剧本而不是商业电影训练进入电影，李沧东的作品跟奉俊昊、金知云或朴赞郁这些相对年轻一些的导演相比，更带有个人印记和主题。也是韩国“作者电影”（auteur film）或艺术电影的代表。获戛纳大奖的《密阳》就是他回归电影后的重要作品。

五、在密阳重建信仰

　　密阳不是申爱想象的那样，这个小城市庸俗没有品位，坚守自己人的圈子，对外来者怀疑嘲笑。密阳人的代表，就是有着一张大饼脸的汽车修理铺的金老板，由韩国大叔宋康昊扮演的金老板讲荤段子，挂假奖状，有点低俗，但也热心。他对申爱好奇，甚至有几分爱慕，但对生活的失望也可以实事求是地接受。

　　申爱当然看不上金老板。这个骄傲、矜持、自尊，几乎有着洁癖的首尔女人，以自己的优越感掩饰着她作为单身母亲和异乡人的困境。
　　她在密阳开钢琴教室，是谋生，也以此为自己营造幻想。她不与周围邻居来往，也只是在需要时才联系金老板，虽然他是唯一关心她的人。
　　她与密阳的关系就是这样若即若离：一方面，她用自己编织的对亡夫的怀念给密阳几分幻象，另一方面却拒绝成为密阳真实生活的一部分。
　　直到一场致命的悲剧让她不得不接受密阳的丑陋现实。申爱的儿子被绑架并被杀害，她却无法痛哭出来。因为她置身于一片陌生的土地，没有亲人。
　　开药店的牧师太太曾经对她说：“这每一缕阳光下，都有着上帝的旨意。”
　　骄傲的她不相信而且嘲笑：“哪有什么上帝，这不就是阳光嘛！
　　但在教堂里放声痛哭的申爱终于低下头，短暂地接受了基督教，她以为宗教的宽恕是可以让她与世界和解的一条捷径。但是当这和解的幻想被罪犯的自我原谅又一次打破后，申爱再次放弃，她决定成为恶人：破坏布道，勾引牧师，仇恨邻人。她把自己逼到信仰的深渊。
　　有人说李沧东用这部影片批判韩国人盲信基督教。在韩国，基督徒占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李滄东否认：“在《密阳》中我并不是要单纯地谈宗教信仰，或者上帝，我要讲的是人，是人的生命以及人生。”
　　《密阳》最后的镜头耐人寻味，自杀后又求救最后被救活的申爱在自己杂乱的院子里理发，金老板站在身边殷勤地帮她拿着镜子。她默默地接受了这一事实，默默剪掉了自己的头发，然后一阵风将发丝吹到地面上，有一束阳光打在上面。
　　李沧东用他的镜头让我们思考申爱经历的痛苦的意义。这部电影的第一个镜头，是申爱隔着车窗仰望天空，最后一个镜头恰恰相反，是俯拍的地面，在居家的庭院，中间没有隔离物。 　　申爱终于能够感受到密阳的阳光。

六、生命之诗

　　申爱这种对生命和痛苦的体验也是李沧东自己的领悟。李沧东曾说他虽然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个有宗教性的人，“因为我觉得人生中经历过的痛苦是有意义的”。痛苦或说受难如果没有信仰，可以毁掉一个人、一个民族;但如果认识到痛苦作为生命无法回避的经验，恰恰是苦难让我们在发现生活的真实后再寻找生命的意义。
　　这也是李沧东在《生命之诗》（2010）里继续《密阳》探讨的主题。
　　在小城中，六十六岁的美子（尹静姬饰）与众不同，她穿戴优雅，酷爱生活。虽然确诊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但她却依然报名诗歌写作班，开始学习写诗。随身携带一个小本，以便记录下生活中的美好细节和可能出现的灵感。
　　这个看上去有点轻飘的文艺老年的生活其实并非表面那样轻松和容易：美子靠做钟点工赚些小钱，与读初中的外孫独自生活，日子清贫。尤其当外孙卷入强奸女生案后被迫筹钱还债，她简单却平衡的生活被打破。老人为了外孙不被监禁，走了很远的路去见受害家庭，接受帮佣家庭老人的性交易，被其他年轻富裕的家庭侮辱，内心被羞耻和不安困扰。最痛苦的是这一切没有分担者，只有她一个人默默承受。
　　电影把美子参加诗歌班的活动和她日常生活的经历穿插叙述，让我们意识到诗对美子的意义。诗是对困窘生活的逃脱，对不美满的母女和祖孙关系的弥补，对开始到来的病痛和死亡的回避，以及对童年和亲人的思念。凭着一种直觉，这个在生活中经历着无数日常磨难的女性，从写诗和捕捉诗的灵感中寻求精神上的滋养和超越。
　　终于凑够赔偿金后，六个家庭代表跟受害人家庭私了。当受害人郝珍的母亲接受赔偿，同意不会让警察介入调查未成年的男孩子时，其他家庭都松了口气。他们喝酒庆祝，只有美子满腹心事地离开。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她看到：这些男孩子根本没有意识到错误并毫无愧疚之心，他们的父母也都以为用钱就可以摆平一切，学校和媒体在接受了贿赂后保持沉默。
　　美子参加诗歌班聚会，饭桌上问老师：“你说我们心中都有诗，我怎么写不出诗？”内心郁闷的她在餐馆外痛哭，把外孙涉入的强奸案告诉了来安慰她的同班同学—做侦探的同学。
　　电影结尾，美子目送外孙被警察带走，而她因为自己没有教管好外孙，愧对女儿，内疚地决定“是时候告别了”。
　　她在最后一课上交出了《Agnes之歌》。
　　最后的镜头，是被强奸的女生投水而亡的岸边。流水伴着美子的温柔轻诵《Agnes之歌》，童稚未脱的郝珍的声音逐渐加入：
　　你那里， 好吗？
　　还是那么美吗？
　　夕阳是否依然红彤彤？
　　鸟儿是否还在树林里歌唱？
　　你能收到我没敢寄出的信吗？
　　我能表达自己不敢承认的忏悔吗？
　　时间会流逝，玫瑰会枯萎吗……
　　这天堂人间的对话，是美子的告别，这位在生活中寻找诗的老人最终用生命成就了一首诗，使得这道德可疑人性沦丧的世界不至于成为彻底的荒原。
　　李沧东用耐心而充满深情的镜头慢慢追踪一个认真生活的老年女性身上所散发的现实质感和人性光芒。对比一九九九年的《薄荷糖》和十年后的《生命之诗》，他对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不倦拷问和孜孜探寻最终引向的不是虚无，而是对人性的坚韧以及不懈追求美和信仰的精神的颂扬。他的电影让我看到人生残酷之下的诗意。这种诗意不是浮在表面的风光或者奇迹，而是在种种日常苦难下面的温柔、执着、同情、良知和可能的忏悔与救赎。
　　就像密阳这个名字，在黑暗中，几缕秘密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