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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发现】
◆超半数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的目的是调和国家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而利益调和应该通过国际规制和有效的国际合作来实现。
◆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可了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对提升全球治理效果的作用，表达了改革全球治理机制的要求。
◆虽然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自主性在增加，合作解决全球问题的意识在不断增强，但全球治理的效果仍面临一系列风险。
【调查时间】2019年1月—2019年2月
【调查方式】通过人民智库微信公众号、《国家治理》周刊微信公众号“理事长”推送电子问卷。
【样本情况】 此次调查共回收问卷6243份。其中，从性别分布看，男性受访者占66.0%，女性受访者占34.0%；从年龄分布看，30岁以下的受访者占66.3%，31—60岁的受访者占33.1%。
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发展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但在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面临挑战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全球治理容易沦为公地悲剧。加之近年来民粹主义思潮和逆全球化现象在西方世界甚嚣尘上，导致全球治理失灵的状况频发，世界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前行的不确定性愈发明显，各国民众对全球治理和全球发展的忧虑情绪逐渐增长。面对各国出现的分歧、迷茫和忧虑，中国在迷局中拨开云雾，主动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方向，成为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为了解公众如何看待大变局之下全球治理面临的新问题，人民论坛发起了针对全球治理现状评价以及未来预期的问卷调查。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和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半数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的目的是调和国家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而实现利益调和的机制应该通过国际规制和有效的国际合作实现：超过六成（64.3%）的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是相互冲突的利益和诉求实现调和的过程”；超过半数（55.6%）的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要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和有效的国际合作实现”；超过三成（35.7%）的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要解决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生态、安全等若干问题”。
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国际社会开始探索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全球安全与合作体系，全球治理因此日益引起国際社会关注。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59.2%）的受访者认为，国际社会推动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展，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接近半数（47.9%）的受访者赞同“全球化飞速发展模糊了国内国际问题的精确界限”的观点；超过四成（41.3%）的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的发展与“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作用提高”密切相关。
二战后，在主权国家政府建立国际治理机制的过程中，美国和欧洲传统发达国家占据了重要国际治理机制的绝对主导权，而其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则被边缘化。一方面，受访者对中国自身的评价最高（8.25分），显示出公众强大的民族自信，也说明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的责任与担当。另一方面，受访者对G7/G8集团国家给予了较高评价（俄罗斯6.61分，德国6.53分，法国6.43分，美国6.39分，加拿大6.37分，英国6.33，意大利6.21分，日本5.69分），肯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全球治理机制。但来自贸易保护、生态环境、恐怖主义、极地太空等新兴领域的治理难题，挑战了传统治理机制的效力和合法性，世界各国对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的呼声日益高涨。
您认为全球治理整体可能面临哪些风险？（单位：分；最高分10分）
全球性问题空间范围广、负面影响大、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发展，其解决远远超出单个或少数国家的能力范围，因而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来应对。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在“全球性冲突管控”领域的作用最显著，有63.8%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项，57.1%的受访者选择了“资源能源安全”，56.6%的受访者选择了“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作用发挥相对有限的领域为“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国际移民难民”以及“毒品走私犯罪管控”。
从21世纪后全球治理发展的进程看，虽然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自主性在增加，合作解决全球问题的意识不断增强，但全球治理仍面临一系列风险。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当前面临最主要的宏观风险为：“贸易冲突扩大、泛化的风险”（6.56分）、“地区冲突集中爆发的风险”（6.31分）以及“全球经济长期衰退的风险”（6.27分）（如图所示）。中美之间可以加强在全球治理框架下的合作，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共同承担治理责任、推进治理机制改革方面达成共识；也可能因为贸易冲突的激化、升级导致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最为悲观的前景就是中美彻底“脱钩”，削减全球治理体系的效力。
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力量消长变化成为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坚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呼声成为了国际共识，68.7%的受访者认为“应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57.3%的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变革应该“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和政策空间”。“逆全球化”力量的加剧削弱了全球治理的政治支持力，影响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体系的运转，57.5%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56.9%的受访者赞同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战以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制，以制度规则协调国家关系和利益，让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55.3%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支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进展中发挥关键平台作用”。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刘明）
◆超半数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的目的是调和国家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而利益调和应该通过国际规制和有效的国际合作来实现。
◆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可了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对提升全球治理效果的作用，表达了改革全球治理机制的要求。
◆虽然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自主性在增加，合作解决全球问题的意识在不断增强，但全球治理的效果仍面临一系列风险。
【调查时间】2019年1月—2019年2月
【调查方式】通过人民智库微信公众号、《国家治理》周刊微信公众号“理事长”推送电子问卷。
【样本情况】 此次调查共回收问卷6243份。其中，从性别分布看，男性受访者占66.0%，女性受访者占34.0%；从年龄分布看，30岁以下的受访者占66.3%，31—60岁的受访者占33.1%。
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发展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但在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面临挑战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全球治理容易沦为公地悲剧。加之近年来民粹主义思潮和逆全球化现象在西方世界甚嚣尘上，导致全球治理失灵的状况频发，世界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前行的不确定性愈发明显，各国民众对全球治理和全球发展的忧虑情绪逐渐增长。面对各国出现的分歧、迷茫和忧虑，中国在迷局中拨开云雾，主动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方向，成为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为了解公众如何看待大变局之下全球治理面临的新问题，人民论坛发起了针对全球治理现状评价以及未来预期的问卷调查。
全球治理是通过国际规则和国际合作调和相互冲突的利益与诉求的过程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和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半数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的目的是调和国家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而实现利益调和的机制应该通过国际规制和有效的国际合作实现：超过六成（64.3%）的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是相互冲突的利益和诉求实现调和的过程”；超过半数（55.6%）的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要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和有效的国际合作实现”；超过三成（35.7%）的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要解决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生态、安全等若干问题”。
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国际社会开始探索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全球安全与合作体系，全球治理因此日益引起国際社会关注。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59.2%）的受访者认为，国际社会推动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展，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接近半数（47.9%）的受访者赞同“全球化飞速发展模糊了国内国际问题的精确界限”的观点；超过四成（41.3%）的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的发展与“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作用提高”密切相关。
二战后，在主权国家政府建立国际治理机制的过程中，美国和欧洲传统发达国家占据了重要国际治理机制的绝对主导权，而其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则被边缘化。一方面，受访者对中国自身的评价最高（8.25分），显示出公众强大的民族自信，也说明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的责任与担当。另一方面，受访者对G7/G8集团国家给予了较高评价（俄罗斯6.61分，德国6.53分，法国6.43分，美国6.39分，加拿大6.37分，英国6.33，意大利6.21分，日本5.69分），肯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全球治理机制。但来自贸易保护、生态环境、恐怖主义、极地太空等新兴领域的治理难题，挑战了传统治理机制的效力和合法性，世界各国对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的呼声日益高涨。
由于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当前全球治理面临最主要的宏观风险为贸易冲突扩大、泛化
全球性问题空间范围广、负面影响大、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发展，其解决远远超出单个或少数国家的能力范围，因而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来应对。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在“全球性冲突管控”领域的作用最显著，有63.8%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项，57.1%的受访者选择了“资源能源安全”，56.6%的受访者选择了“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作用发挥相对有限的领域为“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国际移民难民”以及“毒品走私犯罪管控”。
从21世纪后全球治理发展的进程看，虽然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自主性在增加，合作解决全球问题的意识不断增强，但全球治理仍面临一系列风险。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当前面临最主要的宏观风险为：“贸易冲突扩大、泛化的风险”（6.56分）、“地区冲突集中爆发的风险”（6.31分）以及“全球经济长期衰退的风险”（6.27分）（如图所示）。中美之间可以加强在全球治理框架下的合作，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共同承担治理责任、推进治理机制改革方面达成共识；也可能因为贸易冲突的激化、升级导致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最为悲观的前景就是中美彻底“脱钩”，削减全球治理体系的效力。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大势所趋
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力量消长变化成为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坚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呼声成为了国际共识，68.7%的受访者认为“应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57.3%的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变革应该“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和政策空间”。“逆全球化”力量的加剧削弱了全球治理的政治支持力，影响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体系的运转，57.5%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56.9%的受访者赞同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战以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制，以制度规则协调国家关系和利益，让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55.3%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支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进展中发挥关键平台作用”。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