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战故事发生在河北省定县叮咛店镇的梅家庄村。
　　日本鬼子占领华北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母亲为了有点儿安全感，在我12岁那年就把我嫁进了何家大院，成了小媳妇。
　　对日本鬼子的恐惧，加剧了我对这帮禽兽的仇恨。在我们家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不断壮大，很多人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斗争，支援抗日部队，我也是其中一员。
　　15岁那年，我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我才知道，在我入党之前家中已有6名共产党员，他们分别是何德修（梅家庄村党支部书记）、何德茂（武委会主任）、何冠英、何雪子、何缺子、马瑞凤。由于我的党员身份需要保密，包括对家人，所以在执行秘密任务时历尽了艰难险阻。有一次，因为传递紧急情报误了家里的农活，被不知情的丈夫打得头破血流；还有一次，我进城打探情报，日军用刺刀挑开了包裹儿子的棉被，吓得我腿都软了……
　　当时，日本鬼子为了消灭坚决抗日的共产党，对共产党员“宁可错杀一百，决不放走一个”。日军还在梅家庄村外的东半里地、西三里地、北五里地分别建了岗楼，挖了封锁沟，任何人想要过封锁沟，必须从日伪军设下的检查站通过。只要下面一有动静，岗楼上的日伪军就会开枪。
　　不仅如此，日伪特务还时常装扮成村民进庄，要是在谁家的门上画了一个“圆圈”，就表示这家有共产党员；要是“圆圈”上再画个“叉”，就暗示这家的党员是干部。这些人家就成为日伪军搜捕打击的重点对象。为了防止特务进村，我带领几个妇女轮流在村口放哨，见到想进村的陌生人就用唱歌的方式问道：“同志你哪里去？过来我问问你。通行证大概你也带着呢，拿过来看看。拿过来看看，我再让你过；没有，对不起，你回去再开去，我不能让过去！”任何没有通行证的陌生人坚决不许进村。
　　1944年早秋的一天，上级党组织派定县叮咛店区委书记丁健和一位姓苏的同志来梅家庄何家大院开情报工作会，并传达任务。接到通知后，为防止被村内的汉奸发现，党支部书记何德修决定，在第二天正午前他和何德茂前往村外的高粱地接应丁、苏二人进何家大院；开会期间，由我抱着孩子在大院门口望风，一旦有情况，立即吆喝进院；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员借助地道，陆续进入何家大院。
　　第二天，何德修、何德茂把丁、苏二人悄悄接进了何家大院。直到黄昏，何德修与丁健等人才从屋里出来。何德修对丁健说：“天还没黑，现在过岗子很危险，等午夜再走吧。”
　　丁健摇摇头：“不行！时间太紧，还有其他事儿要办，要尽可能争取时间。”
　　何德修交代了几句后，大家便分头离开。
　　不到一刻钟，村外突然传来机枪声。我心想：“坏了，丁书记他们肯定被敌人发现了，可千万别出事儿呀！”
　　过了一袋烟的工夫，只见丁健气喘吁吁地夺门而入，直奔院内的驴棚，迅速把枪扔进驴棚下的地道中，随即倒在地上。当时村上各家都有地道藏身，就像电影《地道战》那样，“房连房、街连街、村连村”，每家的地道口只有自家人知道，外人很难找到。
　　见丁健倒在地上，我吓坏了，忙问：“还能动不？”
　　丁健摇摇头，呼呼直喘粗气。
　　为争取时间，我把怀中的二儿子放在草堆上，迅速掀开驴棚内的地道夹板，抬起丁健双腿，使劲儿把他拖进了地道。然后，我把拴在驴棚左侧的毛驴牵到夹板的正上方，用碎草掩盖住夹板。
　　伪装好现场后我却发现，只要有人站在驴棚边上，就能清楚地听见丁健的喘息声。为了防止敌人在搜查时听见丁健的呼吸声，我在二儿子的大腿上狠狠掐了一把，孩子的哭声立即掩盖了丁健的呼吸声。
　　此时，日伪军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他们进庄后见到人就开枪，不少村民被吓得躲进了自家的地道，有的村民在路上不幸被乱枪击中，倒在路边惨叫。一个腰间挎着军刀的日本军官用中国话喊道：“有两个可疑人，一个被我们打死在村外，活着的那个跑进了你们村……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都要交出来。要是没了，你们村也就没了，抓着了送到岗楼去，你们就平安了……”日本军官喊完话并没有下令挨家挨户搜查，而是撤退了，村口只剩下平日里帮日伪军跑腿的伪村政。
　　见日军撤退了，我总算松了一口气。这时，何德修从隔壁的墙里钻了过来，问道：“人是否安全？”
　　我点了点头，指了指驴棚。何德修走过去趴在夹板上说：“我让你出来你再出来，你先在里面待会儿。”
　　对日本人交代的事，伪村政不敢不办。不一会儿，伪村政就来了：“何大哥忙什么呢？外面的枪声你听见了吧。有没有看见日本人说的人呀？要是看见了可要告诉弟弟呀！日本人的凶狠你也是知道的。”
　　何德修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说：“我哪敢藏皇军要的人呀，我是啥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
　　临走时，伪村政突然转身问我：“妹子，你看见没？”
　　我摇了摇头，抱着怀中的孩子摇了起来。伪村政看了孩子一眼，悻悻地走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见伪村政没有回来，何德修才小心翼翼地把丁健从地道里拉出来。进屋后，丁健说：“从你这儿出去后，我和小苏打算从东半里地的封锁沟去沙河子，没承想，在过封锁沟时被岗楼下的汉奸发现了。他喊话让我们过去，可我俩身上都有枪，只好装作没听见转身往回走。汉奸一见我们转身，就吹响了哨子，然后岗楼上的日本兵就用机枪对我们扫射。我俩撒腿就往回跑，可小苏被机枪击中，牺牲了，只有我跑了出来……”
　　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为确保丁健安全前往下一个工作地点，何德修决定冒一把险——午夜时与何德茂通过村内的地道把乔装成农民的丁健送往沙河子；同时让我打探小苏同志遗体的位置。
　　第二天早上，传来消息，小苏同志的遗体被日伪军从东半里的岗楼运到了北五里地的东车寄（地名），身首分家，挂在封锁沟边儿的电线杆上。得知这一消息，我非常悲痛、满腔愤恨。等何德修、何德茂回来后，我向何德修汇报了此事。在小苏同志遗首被悬挂第10天的午夜，我与何德修等五名党员前往东车寄封锁沟，借助木梯剪断了电线，封锁沟顿时一片漆黑。岗楼里的哨子声立刻响了起来。趁着敌人慌乱之际，我们把小苏同志的遗首摘了下来，回来后埋在提前挖好墓坑的高粱地里。
　　在日伪军大围捕期间，一些被抓的党员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叛变，使得何家的党员全部暴露。汉奸带领一支日军小分队对何家进行了一个礼拜的抓捕，因为抓不到人，放火焚烧了何家大院。我带着几个孩子整天躲在何家坟地里，总算逃过一劫。
　　新中国成立后，我和家人来到了黑龙江，如今居住在哈尔滨市道外区华北社区。每当给孩子们讲起这些往事，心里就难过——为了打跑日本鬼子，我们死了多少亲人、多少同志啊！
　　（焦宗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