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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高考制度的恢复使得一代人的命运又发生了巨变，同时也改变了之后几代人的命运，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四十年来的家国，屡创奇迹的山河！
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争取“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仔细勘察这40年中国的发展变化，会发现一根奇妙的数据曲线——高考录取比例。
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国570万人参加考试，仅录取27万人，录取比例不到5%。然而，这是全国统一高考中断11年后的首次考试，这一步的跨出，殊为不易！最近几年，中国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近千万，录取比例则已经攀升到75%左右。全国高校数量也从1977年的404所，达到目前的2600所左右，各高校综合实力正在进一步增强。40年来，更多国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在个体拥有更高学历水平的同时，中国也为自身的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
未来的中国，无论民富还是国强，都亟需提高整体教育水平，其中当然包括提高高等教育水平。而就提高高等教育水平来说，高考制度改革，则吹响了中国大学积蓄力量、冲刺国际前沿的“冲锋号”。
上海正走在高考改革的前沿。诚如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所说：“上海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事关千家万户、社会关注度很高，中央要求我们确保初战告捷、落地生根、推广辐射。我们必须把准改革方向，努力为全国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当前，要牢牢把握工作节奏，从考试、评卷、填报志愿到投档录取等每个阶段都要聚焦重点，严而又严、慎而又慎、细而又细抓好各环节工作。”
从恢复高考，到大学扩招
5月31日，韩正前往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检查高考各项准备和保障工作。他强调，高考综合改革意义重大、社会关注度很高，必须按照严而又严、慎而又慎、细而又细的要求抓好各环节工作，切实营造公平、有序、安全的考试环境，让考生和家长有更大获得感，圆满完成中央交给上海的这项重大改革试点任务。
同一天，参与今年综合评价录取、报考上海大学的同学们纷纷登录“报名系统”，查看是否通过初审。通过初审且高考成绩达到上海市自主招生录取控制线的考生，开始准备填报志愿了。
今年，与上海大学一样实施“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的学校，在上海还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和东华大学。
2017年6月5日，安徽六安，素有“亚洲最大高考工厂”之称的毛坦厂中学再度迎来传统的“送考节”。
高考投档成绩占60%、面试成绩占30%、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占10%，这是这九所高校招生择优录取的评价体系。依据统一高考成绩，也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兼顾公平性与科学性，既看分又看人，把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重要指标纳入人才选拔的过程，此种招生方案，自2015年在复旦、上海交大推出，去年已扩大到上海的九所高校。今年，这九所高校继续采用此种“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
而在2015年之前，高校5%的自主招生试点已经开展了十多年。
从2003年开始，复旦、上海交大成为首批有5%自主招生名额的高校。之后，全国陆续有高校纳入自主选拔录取试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5%的上限只在高校第一年试点时不得突破，此后，如果是生源较好的高校，往往没有什么限制。以北京为例，北京大学早在2008年自主招生比例就达到10%。
无论是当年5%自主招生试点，还是如今综合评价錄取改革试点，都是在希图改革统一高考，建立普通本科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
有网友评价认为，这是在“饱受公众质疑的‘唯分数论’高墙之上崩开了一个巨大的裂口”。
然而，对于从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以来一路的变化，真的只是一直在纠错吗？全国统一高考一直只有饱受公众质疑的份吗？显然不是！
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那是结束“文革”，拨乱反正的具体体现之一。
2008年从江都县中学退休后返聘扬州市江都县国际学校的徐德培，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原本，1966年他将参加高考。从农村一路考学到江都中学的徐德培，在1966年初的新年心愿，就是要考取大学，“鲤鱼跃龙门”，成为一名大学生。然而，随着“文革”爆发，到了1966年6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学校的广播喇叭里播送了高考推迟半年的消息。“同学们一下子都愣住了。大串联、大字报、大辩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将高考冲刷得无影无踪。当半年日历撕光的时候，谁也没有傻乎乎地再追问高考的时间安排。”徐德培说，“就这样，没有进过高考考场的‘老三届’，带着一份无奈和遗憾，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偶尔在‘知青屋’的稻草铺上做一回‘高考梦’，都舍不得醒来。”
徐德培的经历，自然不是个案。包括如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曾是下乡知青中的一员。
当年的知青，许多人渴望恢复高考。特别是“老三届”高中生，比如徐德培，原本高中阶段学得还不错，总希望有朝一日恢复高考，自己能像1966年以前的老大学生一样——顺利进入普通高校学习。一方面，成就个人理想;另一方面，报国有门。
一位绍兴白马湖春晖学校1975届的毕业生满怀诗情地回忆说：“恢复高考的1977年冬天是温暖的。当时我在百官大队第五生产队的‘社队企业’五金螺丝厂做仪表车床工。当我听说恢复高考了，一下子就惊呆了，激动得眼泪马上夺眶而出，那是渴望了太久的梦想！” “1977年10月21日，当我从广播里听到中断了十多年的高等院校恢复招生的消息后，激动得彻夜难眠。第二天，我连忙把这一消息告诉给几位好友，谁知他们早已知道了。我们在一起彻夜长谈，谈未来谈理想，一直谈到天明。人生能有几回搏，改变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只有高考，大家都决定去搏上一搏。”这是一位生活在豫北小城、当年在农场劳作的青年事后的回忆。
1976年粉碎“四人帮”，十年浩劫彻底结束。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从1977年起，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高考制度的恢复使得一代人的命运又发生了巨变，同时也改变了之后几代人的命运，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然而，并非经国务院批转一份意见，全国各地便都统一执行。大多数的知青只不过将手头有限的残余课本复习一遍，甚至可以说是学习一遍，就临时抱佛脚般走上了高考的战场。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多年以后，即便改革的序幕即将拉开，对许多基层干部来说，想要改脑筋，也殊非易事。“农场主要领导曾在全场知青大会上宣布过，谁要是劳动表现不好，只要他一句话，就是考上了大学的也走不成。”“在当时那样的政治形势下，‘政审’一关何等重要，是现在的人所想象不到的。那时别说是上学，就是在报上发表一首四行小诗，报社也要给单位来公函调查作者是否有政治问题。”当年参加高考者如此回忆。
即便有幸获准参加高考，比如前述那位河南考生，因白天在农场劳作，复习资料的搜集成了母亲代劳的重要工作。“母亲为了我少跑路，便用五天六夜时间把那本三百多页厚的书全部抄了下来。当我从母亲手中接过那厚厚的手抄本时，眼睛立时湿润了。没想到几天后，农场的一个知青竟趁我出工不在屋时把我的那些复习资料全偷走了。我立即扒了辆拉煤车追了七八公里才把他追上，幸亏当场人‘赃’俱获，不然他就死不承认。”毕竟，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几乎唯一机会，竞争到了非常“残忍”的地步。
1977年，积压了11年的高中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力者参加高考，报考人数为570万人，最后录取了27万人。录取率不到5%。时隔半年多，当1978年夏天到来的时候，全国统一高考逐步走上正轨。这一年，报考总人数是610万人。这是一个空前惊人的数字——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每年参加高考的考生都没有超过200万人。直到2003年，参加全国高考的人数才又一次达到610万人以上。而1978年参加考试的610万人，最终录取者仅有40.2万人，录取比例不到7%。难怪当时的大学生，特别是本科生，被人称为“天之骄子”。而2003年，经历了大扩招后，全国613万考生，录取了382万，录取比例高达62%。
从跟跑者，到领跑者
从十来个人中挑选出一个有资格进入本专科院校学习者，到二选一，强国路上，高校招生不仅录取比例大大提高，亦经历了数次改革。
比如1990年代末以来实施的高校扩招。
1999年，当时的国家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文件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直至2012年4月，教育部发布《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今后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保持相对稳定。高校有意识的扩招持续了长达13年多。
尽管在师资、生源质量上，当年的高校持续扩招带来过一些负面影响，但确实提高了国人高中升学率，使更多学生圆了大学梦。同时，高校扩招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学历，缩小与国外受教育水平差距，使得中国初步进入到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在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阎海峰教授看来，高等院校招生模式也好，高校培养人才的方式也罢，都有随着时代发展岁月变迁而变化的过程。
就普及率更高的本科教育而言，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上海师大教育学院院长夏惠贤教授日前在该校第100场“人生导师”专题沙龙上说到：“本科期间，就像记笔记一样，要学会从简单的事情做起，不断储备自我表达、逻辑思维和沟通交流的能力。”可以说，如今的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正在从知识积累、知识储备型转变为——储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储备更多潜在甚至现实的创新能力。如何更优化选择高中毕业生，让更多人得以到更合适的学校、专业深造，是目下高校招生改革的目标。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正式拉开了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序幕。上海市和浙江省高考招生制度综合改革方案随之出台，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在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看来，这次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深入的一次改革。
如果说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改变了“一考定终身”的话，那么，一年之后，中央深改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则标志着国务院政策已经开始真正落地，也预示着我国高考改革已经全面进入了深水区。
2017年，教育部的这一系列高考改革方案开始落地。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传出的消息是，北京已启动2017年高考综合改革。根据方案要求，北京将从秋季入学的普通高中起始年级开始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行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将取消本科第三批录取，与本科第二批录取合并;英语（精品课）听力考试从笔试中分离，一年两次實施机考等。上海将深化高考综合改革，合并一本、二本招生批次。广东则不设文理科，一年一科多考。江苏高考新方案实行“3 3”模式，宣布于2021年高考开始实施。包括江西、浙江、山东等省的高考改革方案，亦陆续出炉。
这一切的变革，围绕的目标不再是高考录取比例是该提高还是该降低，也不再是因为经济运行周期影响下的局部调整，更非跟上发达国家教育普及率的成就。
改革的目标，在于到2020年，中国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诚如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所说：“以前的建设中，明确提出了要建设世界高水平的大学这一宏观目标，但对高水平大学的具体要求没有做出界定。《方案》第一次提出大学、学科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进入世界一流前列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换言之，以前的跟跑者中国，将成为领跑者中国。
四十年来的家国，屡创奇迹的山河！
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争取“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仔细勘察这40年中国的发展变化，会发现一根奇妙的数据曲线——高考录取比例。
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国570万人参加考试，仅录取27万人，录取比例不到5%。然而，这是全国统一高考中断11年后的首次考试，这一步的跨出，殊为不易！最近几年，中国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近千万，录取比例则已经攀升到75%左右。全国高校数量也从1977年的404所，达到目前的2600所左右，各高校综合实力正在进一步增强。40年来，更多国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在个体拥有更高学历水平的同时，中国也为自身的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
未来的中国，无论民富还是国强，都亟需提高整体教育水平，其中当然包括提高高等教育水平。而就提高高等教育水平来说，高考制度改革，则吹响了中国大学积蓄力量、冲刺国际前沿的“冲锋号”。
上海正走在高考改革的前沿。诚如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所说：“上海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事关千家万户、社会关注度很高，中央要求我们确保初战告捷、落地生根、推广辐射。我们必须把准改革方向，努力为全国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当前，要牢牢把握工作节奏，从考试、评卷、填报志愿到投档录取等每个阶段都要聚焦重点，严而又严、慎而又慎、细而又细抓好各环节工作。”
从恢复高考，到大学扩招
5月31日，韩正前往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检查高考各项准备和保障工作。他强调，高考综合改革意义重大、社会关注度很高，必须按照严而又严、慎而又慎、细而又细的要求抓好各环节工作，切实营造公平、有序、安全的考试环境，让考生和家长有更大获得感，圆满完成中央交给上海的这项重大改革试点任务。
同一天，参与今年综合评价录取、报考上海大学的同学们纷纷登录“报名系统”，查看是否通过初审。通过初审且高考成绩达到上海市自主招生录取控制线的考生，开始准备填报志愿了。
今年，与上海大学一样实施“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的学校，在上海还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和东华大学。
高考投档成绩占60%、面试成绩占30%、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占10%，这是这九所高校招生择优录取的评价体系。依据统一高考成绩，也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兼顾公平性与科学性，既看分又看人，把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重要指标纳入人才选拔的过程，此种招生方案，自2015年在复旦、上海交大推出，去年已扩大到上海的九所高校。今年，这九所高校继续采用此种“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
而在2015年之前，高校5%的自主招生试点已经开展了十多年。
从2003年开始，复旦、上海交大成为首批有5%自主招生名额的高校。之后，全国陆续有高校纳入自主选拔录取试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5%的上限只在高校第一年试点时不得突破，此后，如果是生源较好的高校，往往没有什么限制。以北京为例，北京大学早在2008年自主招生比例就达到10%。
无论是当年5%自主招生试点，还是如今综合评价錄取改革试点，都是在希图改革统一高考，建立普通本科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
有网友评价认为，这是在“饱受公众质疑的‘唯分数论’高墙之上崩开了一个巨大的裂口”。
然而，对于从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以来一路的变化，真的只是一直在纠错吗？全国统一高考一直只有饱受公众质疑的份吗？显然不是！
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那是结束“文革”，拨乱反正的具体体现之一。
2008年从江都县中学退休后返聘扬州市江都县国际学校的徐德培，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原本，1966年他将参加高考。从农村一路考学到江都中学的徐德培，在1966年初的新年心愿，就是要考取大学，“鲤鱼跃龙门”，成为一名大学生。然而，随着“文革”爆发，到了1966年6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学校的广播喇叭里播送了高考推迟半年的消息。“同学们一下子都愣住了。大串联、大字报、大辩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将高考冲刷得无影无踪。当半年日历撕光的时候，谁也没有傻乎乎地再追问高考的时间安排。”徐德培说，“就这样，没有进过高考考场的‘老三届’，带着一份无奈和遗憾，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偶尔在‘知青屋’的稻草铺上做一回‘高考梦’，都舍不得醒来。”
徐德培的经历，自然不是个案。包括如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曾是下乡知青中的一员。
当年的知青，许多人渴望恢复高考。特别是“老三届”高中生，比如徐德培，原本高中阶段学得还不错，总希望有朝一日恢复高考，自己能像1966年以前的老大学生一样——顺利进入普通高校学习。一方面，成就个人理想;另一方面，报国有门。
一位绍兴白马湖春晖学校1975届的毕业生满怀诗情地回忆说：“恢复高考的1977年冬天是温暖的。当时我在百官大队第五生产队的‘社队企业’五金螺丝厂做仪表车床工。当我听说恢复高考了，一下子就惊呆了，激动得眼泪马上夺眶而出，那是渴望了太久的梦想！” “1977年10月21日，当我从广播里听到中断了十多年的高等院校恢复招生的消息后，激动得彻夜难眠。第二天，我连忙把这一消息告诉给几位好友，谁知他们早已知道了。我们在一起彻夜长谈，谈未来谈理想，一直谈到天明。人生能有几回搏，改变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只有高考，大家都决定去搏上一搏。”这是一位生活在豫北小城、当年在农场劳作的青年事后的回忆。
1976年粉碎“四人帮”，十年浩劫彻底结束。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从1977年起，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高考制度的恢复使得一代人的命运又发生了巨变，同时也改变了之后几代人的命运，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然而，并非经国务院批转一份意见，全国各地便都统一执行。大多数的知青只不过将手头有限的残余课本复习一遍，甚至可以说是学习一遍，就临时抱佛脚般走上了高考的战场。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多年以后，即便改革的序幕即将拉开，对许多基层干部来说，想要改脑筋，也殊非易事。“农场主要领导曾在全场知青大会上宣布过，谁要是劳动表现不好，只要他一句话，就是考上了大学的也走不成。”“在当时那样的政治形势下，‘政审’一关何等重要，是现在的人所想象不到的。那时别说是上学，就是在报上发表一首四行小诗，报社也要给单位来公函调查作者是否有政治问题。”当年参加高考者如此回忆。
即便有幸获准参加高考，比如前述那位河南考生，因白天在农场劳作，复习资料的搜集成了母亲代劳的重要工作。“母亲为了我少跑路，便用五天六夜时间把那本三百多页厚的书全部抄了下来。当我从母亲手中接过那厚厚的手抄本时，眼睛立时湿润了。没想到几天后，农场的一个知青竟趁我出工不在屋时把我的那些复习资料全偷走了。我立即扒了辆拉煤车追了七八公里才把他追上，幸亏当场人‘赃’俱获，不然他就死不承认。”毕竟，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几乎唯一机会，竞争到了非常“残忍”的地步。
1977年，积压了11年的高中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力者参加高考，报考人数为570万人，最后录取了27万人。录取率不到5%。时隔半年多，当1978年夏天到来的时候，全国统一高考逐步走上正轨。这一年，报考总人数是610万人。这是一个空前惊人的数字——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每年参加高考的考生都没有超过200万人。直到2003年，参加全国高考的人数才又一次达到610万人以上。而1978年参加考试的610万人，最终录取者仅有40.2万人，录取比例不到7%。难怪当时的大学生，特别是本科生，被人称为“天之骄子”。而2003年，经历了大扩招后，全国613万考生，录取了382万，录取比例高达62%。
从跟跑者，到领跑者
从十来个人中挑选出一个有资格进入本专科院校学习者，到二选一，强国路上，高校招生不仅录取比例大大提高，亦经历了数次改革。
比如1990年代末以来实施的高校扩招。
1999年，当时的国家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文件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直至2012年4月，教育部发布《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今后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保持相对稳定。高校有意识的扩招持续了长达13年多。
尽管在师资、生源质量上，当年的高校持续扩招带来过一些负面影响，但确实提高了国人高中升学率，使更多学生圆了大学梦。同时，高校扩招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学历，缩小与国外受教育水平差距，使得中国初步进入到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在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阎海峰教授看来，高等院校招生模式也好，高校培养人才的方式也罢，都有随着时代发展岁月变迁而变化的过程。
就普及率更高的本科教育而言，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上海师大教育学院院长夏惠贤教授日前在该校第100场“人生导师”专题沙龙上说到：“本科期间，就像记笔记一样，要学会从简单的事情做起，不断储备自我表达、逻辑思维和沟通交流的能力。”可以说，如今的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正在从知识积累、知识储备型转变为——储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储备更多潜在甚至现实的创新能力。如何更优化选择高中毕业生，让更多人得以到更合适的学校、专业深造，是目下高校招生改革的目标。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正式拉开了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序幕。上海市和浙江省高考招生制度综合改革方案随之出台，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在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看来，这次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深入的一次改革。
如果说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改变了“一考定终身”的话，那么，一年之后，中央深改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则标志着国务院政策已经开始真正落地，也预示着我国高考改革已经全面进入了深水区。
2017年，教育部的这一系列高考改革方案开始落地。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传出的消息是，北京已启动2017年高考综合改革。根据方案要求，北京将从秋季入学的普通高中起始年级开始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行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将取消本科第三批录取，与本科第二批录取合并;英语（精品课）听力考试从笔试中分离，一年两次實施机考等。上海将深化高考综合改革，合并一本、二本招生批次。广东则不设文理科，一年一科多考。江苏高考新方案实行“3 3”模式，宣布于2021年高考开始实施。包括江西、浙江、山东等省的高考改革方案，亦陆续出炉。
这一切的变革，围绕的目标不再是高考录取比例是该提高还是该降低，也不再是因为经济运行周期影响下的局部调整，更非跟上发达国家教育普及率的成就。
改革的目标，在于到2020年，中国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诚如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所说：“以前的建设中，明确提出了要建设世界高水平的大学这一宏观目标，但对高水平大学的具体要求没有做出界定。《方案》第一次提出大学、学科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进入世界一流前列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换言之，以前的跟跑者中国，将成为领跑者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