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5月22日，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因病逝世，享年91岁。这颗巨星陨落，举国痛悼。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今天，袁隆平在田野间躬耕不辍，为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60多年来，凭借杂交水稻的研究成果，袁隆平收获了无数荣誉和奖励。而对于光环带来的附加值，袁隆平也并非全然接受。
不愿留名
袁隆平1930年出生于北京。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随父母居住天津、江西赣州、湖北武汉、重庆和南京等地，成长环境基本上都在大城市。父亲不理解他为何要学农，建议填报理工或者医学专业。母亲则劝他，学农很辛苦，将来要当农民。
但年少的袁隆平一意孤行，凭借对农业的兴趣，考入了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就读。也正是在大学时期看到当年农村的真实场景，袁隆平更坚定了学农的信念。袁隆平曾回忆道，“看到沿路举家逃难、面如菜色的同胞，看到荒芜的田野和满目疮痍的土地”，他下定决心要“多种点粮食”。
从开始研究，到成功育成并推广杂交水稻，袁隆平和他的团队经历了十余年的努力，过程并非一帆风顺。1960年，他在农校实验无意中发现了特殊性状水稻，但经过试种，稻谷却减产5%，稻草增产60%。当时有人讲风凉话，说“可惜人不吃草，人要是吃草，你这个杂交水稻大有发展前途”。
但袁隆平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关键，他力排众议，继续研究杂交水稻。1966年2月，33岁的“黔阳农校教师袁隆平”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一举引发关注，也获得了上级全力扶持。此后杂交水稻的研究一路突飞猛进，三系法杂交稻育种系统、两系法、超级稻，不断释放着杂交水稻的增产潜力。1976年，杂交水稻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丰衣足食的道路。
早年有人提出，中国农民说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二靠袁隆平。对此，袁隆平表示：“我不能和邓小平相提并论，他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功臣，我受不起，以后最好不要这样讲。”
袁隆平坦言，在申报项目时，“袁隆平”的名字能为团队争取更多科研经费，让杂交水稻的研究更加顺利。
作为研发团队的核心，人们都习惯于将杂交水稻的成就全部归于袁隆平。但袁隆平却说：“我觉得我的光环太多了一点点，这对团队里其他人也不公平。”所以在公开场合，他经常说这都是团队协作的结果。
事实上，即使是袁隆平直接参与的项目，他也习惯于把第一署名给团队或院所内部的新人，“我大概起了个部分带头作用，大家协作搞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总说自己“就是个研究员”。
他也曾自嘲自己“人怕出名猪怕壮”，“当我回老家时，书记、县长都来了，兴师动众反而不好。想要回趟家看看老家的变化，还得戴上口罩、帽子、眼镜、墨镜，很是麻烦。”
不愿发财
早在1999年，经专业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仅“袁隆平”这个品牌，市值就达1008.9亿元。2000年，我国第一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隆平高科”上市，袁隆平曾任公司名誉董事长。对于外界对自己“身价过亿”的说法，袁隆平曾调侃自己是“名义上的亿万富翁”。
“谁如果献身农业，却想成为富翁，或者地位很高的什么官，是不可能的。”2020年，在和主播薇娅直播推销农产品时，袁隆平透露了自己的收入，“我就是靠工资吃饭的，每个月工资6000块左右，加上一些其他的经费，一年大概只有30万吧。”
对于物质享受，袁隆平并不在意：“吃得饱，穿得暖，就行了。”他常年穿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在湖南农科院附近的小理发店剪头，一剪就是18年。有一次坐飞机发现买了头等舱，他坚持让助理换成经济舱。
在他潜心杂交水稻研究时，国家为他准备了一间坐落在青岛李沧区的住所。当“豪宅”照片公布后，真相却令人十分意外，本应该颐养天年的袁隆平，把这间别墅改成了科研中心，房间堆满了科研器械，出入往来的都是办公人员。
也就是在这栋办公楼内，海水种植耐盐碱水稻被成功育种。袁隆平曾表示，如果推广成功，按照我国15亿亩盐碱地来算，可增产500亿公斤粮食，如若在世界范围推广，将会大大改善受饥饿困扰的部分地区。
袁隆平偶尔“奢侈”一次也是把钱花在工作上。他早年骑一辆小摩托车，方便自己经常到实验田去查看水稻。年龄大了以后，为了他的安全和健康着想，家人决定给他买辆车代步。由于买车时袁隆平已经73岁高龄，无法申请驾照，但身体状态很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交通部门特事特办，为他颁发了一本特殊驾照——“驾田下车与荣誉驾照”，意指只能在家里与实验田之间这段路上开，不能驶入市区。不过对袁隆平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相比于物质上的花销，袁隆平更愿意把钱投入到科研之中。他曾说：“理想可以高雅一点，可以不用向钱看。”
2016年，袁隆平获得吕志和奖，奖金高达2000万港元，约合人民币1700万元。袁隆平把这笔奖金全部拿出来作为奖励，团队里谁的稻田产量超过目标，就奖励100万元。袁隆平还成立了一个基金，把自己在项目中得到的奖金放进去，用以奖励在科研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团队成员。
不愿做官
在秘书辛业芸访问整理的《袁隆平口述自传》里称，因为凭兴趣和爱好的性情，到毕业时，大学同学们给了袁隆平一个鉴定：爱好——自由;特长——散漫，合起来就是自由散漫。“说实话，直到现在我也还是这样。我不爱拘礼节，不喜欢古板，不愿意一本正经，不想受到拘束。”袁隆平说。
1978年，袁隆平参加完全国科学大会并获奖，回到湖南后，各种荣誉和社会职务邀约纷至沓来。
当时，湖南省委组织部的一名领导找上门来，告诉袁隆平组织已经考虑安排他担任湖南省农科院院长，行政级别正厅级。袁隆平立马回绝：“我是个搞科研的工作人员，一不懂政治，二不会管理，怎么能当农科院院长？”但为了体现国家对突出贡献者的政策，他当了省农科院“不管事”的名誉院长。
不过，先例一开，袁隆平的身上也多了不少象征性的头衔。到了21世纪初，袁隆平身兼20多个职务，每周需要花两天时间处理相关事务，这让他不堪其扰。他制定了一个“辞官计划”，很快辞去了隆平高科名誉董事长以及湖南省农学会会长等职位。
2013年，袁隆平当选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不过他和有关组织“约法三章”，那就是除了特别重要的会议之外，一般活动一律不要通知他参加，即使通知了，他也可以不参加。
尽管如此，袁隆平也面临着一个两难题，每年全国“两会”召开的时间正好是海南水稻育种和攻关的关键时机，而他分身乏术。到了2016年，他已经连续缺席三次。这一年，袁隆平主动辞去了省政协副主席一职。
就在此前一年，为了响应国家学科带头人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政策，袁隆平辞去担任了31年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一职，这是他任职时间最长的岗位。但在杂交水稻研究上，他继续负责具体工作。
“精神上要丰富一点，物质生活上则要看得淡一点。”袁隆平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他對名利视若“浮云”，却对水稻的产量永不满足。
“终身成就奖意味着奋斗终生”，这是袁隆平在2008年获得“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时的获奖感言。而在2019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时，他依然表示“我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他把自己与杂交水稻这场旷日持久的“赛跑”坚持到了生命终点。生前挚友钟南山为他写下悼词：“你已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今天，袁隆平在田野间躬耕不辍，为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60多年来，凭借杂交水稻的研究成果，袁隆平收获了无数荣誉和奖励。而对于光环带来的附加值，袁隆平也并非全然接受。
不愿留名
袁隆平1930年出生于北京。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随父母居住天津、江西赣州、湖北武汉、重庆和南京等地，成长环境基本上都在大城市。父亲不理解他为何要学农，建议填报理工或者医学专业。母亲则劝他，学农很辛苦，将来要当农民。
但年少的袁隆平一意孤行，凭借对农业的兴趣，考入了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就读。也正是在大学时期看到当年农村的真实场景，袁隆平更坚定了学农的信念。袁隆平曾回忆道，“看到沿路举家逃难、面如菜色的同胞，看到荒芜的田野和满目疮痍的土地”，他下定决心要“多种点粮食”。
从开始研究，到成功育成并推广杂交水稻，袁隆平和他的团队经历了十余年的努力，过程并非一帆风顺。1960年，他在农校实验无意中发现了特殊性状水稻，但经过试种，稻谷却减产5%，稻草增产60%。当时有人讲风凉话，说“可惜人不吃草，人要是吃草，你这个杂交水稻大有发展前途”。
但袁隆平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关键，他力排众议，继续研究杂交水稻。1966年2月，33岁的“黔阳农校教师袁隆平”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一举引发关注，也获得了上级全力扶持。此后杂交水稻的研究一路突飞猛进，三系法杂交稻育种系统、两系法、超级稻，不断释放着杂交水稻的增产潜力。1976年，杂交水稻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丰衣足食的道路。
早年有人提出，中国农民说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二靠袁隆平。对此，袁隆平表示：“我不能和邓小平相提并论，他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功臣，我受不起，以后最好不要这样讲。”
袁隆平坦言，在申报项目时，“袁隆平”的名字能为团队争取更多科研经费，让杂交水稻的研究更加顺利。
作为研发团队的核心，人们都习惯于将杂交水稻的成就全部归于袁隆平。但袁隆平却说：“我觉得我的光环太多了一点点，这对团队里其他人也不公平。”所以在公开场合，他经常说这都是团队协作的结果。
事实上，即使是袁隆平直接参与的项目，他也习惯于把第一署名给团队或院所内部的新人，“我大概起了个部分带头作用，大家协作搞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总说自己“就是个研究员”。
他也曾自嘲自己“人怕出名猪怕壮”，“当我回老家时，书记、县长都来了，兴师动众反而不好。想要回趟家看看老家的变化，还得戴上口罩、帽子、眼镜、墨镜，很是麻烦。”
不愿发财
早在1999年，经专业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仅“袁隆平”这个品牌，市值就达1008.9亿元。2000年，我国第一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隆平高科”上市，袁隆平曾任公司名誉董事长。对于外界对自己“身价过亿”的说法，袁隆平曾调侃自己是“名义上的亿万富翁”。
“谁如果献身农业，却想成为富翁，或者地位很高的什么官，是不可能的。”2020年，在和主播薇娅直播推销农产品时，袁隆平透露了自己的收入，“我就是靠工资吃饭的，每个月工资6000块左右，加上一些其他的经费，一年大概只有30万吧。”
对于物质享受，袁隆平并不在意：“吃得饱，穿得暖，就行了。”他常年穿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在湖南农科院附近的小理发店剪头，一剪就是18年。有一次坐飞机发现买了头等舱，他坚持让助理换成经济舱。
在他潜心杂交水稻研究时，国家为他准备了一间坐落在青岛李沧区的住所。当“豪宅”照片公布后，真相却令人十分意外，本应该颐养天年的袁隆平，把这间别墅改成了科研中心，房间堆满了科研器械，出入往来的都是办公人员。
也就是在这栋办公楼内，海水种植耐盐碱水稻被成功育种。袁隆平曾表示，如果推广成功，按照我国15亿亩盐碱地来算，可增产500亿公斤粮食，如若在世界范围推广，将会大大改善受饥饿困扰的部分地区。
袁隆平偶尔“奢侈”一次也是把钱花在工作上。他早年骑一辆小摩托车，方便自己经常到实验田去查看水稻。年龄大了以后，为了他的安全和健康着想，家人决定给他买辆车代步。由于买车时袁隆平已经73岁高龄，无法申请驾照，但身体状态很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交通部门特事特办，为他颁发了一本特殊驾照——“驾田下车与荣誉驾照”，意指只能在家里与实验田之间这段路上开，不能驶入市区。不过对袁隆平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相比于物质上的花销，袁隆平更愿意把钱投入到科研之中。他曾说：“理想可以高雅一点，可以不用向钱看。”
2016年，袁隆平获得吕志和奖，奖金高达2000万港元，约合人民币1700万元。袁隆平把这笔奖金全部拿出来作为奖励，团队里谁的稻田产量超过目标，就奖励100万元。袁隆平还成立了一个基金，把自己在项目中得到的奖金放进去，用以奖励在科研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团队成员。
不愿做官
在秘书辛业芸访问整理的《袁隆平口述自传》里称，因为凭兴趣和爱好的性情，到毕业时，大学同学们给了袁隆平一个鉴定：爱好——自由;特长——散漫，合起来就是自由散漫。“说实话，直到现在我也还是这样。我不爱拘礼节，不喜欢古板，不愿意一本正经，不想受到拘束。”袁隆平说。
1978年，袁隆平参加完全国科学大会并获奖，回到湖南后，各种荣誉和社会职务邀约纷至沓来。
当时，湖南省委组织部的一名领导找上门来，告诉袁隆平组织已经考虑安排他担任湖南省农科院院长，行政级别正厅级。袁隆平立马回绝：“我是个搞科研的工作人员，一不懂政治，二不会管理，怎么能当农科院院长？”但为了体现国家对突出贡献者的政策，他当了省农科院“不管事”的名誉院长。
不过，先例一开，袁隆平的身上也多了不少象征性的头衔。到了21世纪初，袁隆平身兼20多个职务，每周需要花两天时间处理相关事务，这让他不堪其扰。他制定了一个“辞官计划”，很快辞去了隆平高科名誉董事长以及湖南省农学会会长等职位。
2013年，袁隆平当选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不过他和有关组织“约法三章”，那就是除了特别重要的会议之外，一般活动一律不要通知他参加，即使通知了，他也可以不参加。
尽管如此，袁隆平也面临着一个两难题，每年全国“两会”召开的时间正好是海南水稻育种和攻关的关键时机，而他分身乏术。到了2016年，他已经连续缺席三次。这一年，袁隆平主动辞去了省政协副主席一职。
就在此前一年，为了响应国家学科带头人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政策，袁隆平辞去担任了31年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一职，这是他任职时间最长的岗位。但在杂交水稻研究上，他继续负责具体工作。
“精神上要丰富一点，物质生活上则要看得淡一点。”袁隆平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他對名利视若“浮云”，却对水稻的产量永不满足。
“终身成就奖意味着奋斗终生”，这是袁隆平在2008年获得“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时的获奖感言。而在2019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时，他依然表示“我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他把自己与杂交水稻这场旷日持久的“赛跑”坚持到了生命终点。生前挚友钟南山为他写下悼词：“你已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