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京丰宾馆又迎来了来自全国的民营书商。今年的出版物交流会作为北京金秋书市的分会场，与热闹的地坛相比，会场整体气氛有点冷。
　　交流会的冷清从9月14日下午就能看出来。以往参展的供货方大多都提前布展，提前入住，但是14日下午却没有往昔的热闹。15日-16日两日，走廊里还是有些人的，不过总体上参会人数不如往年。而且，真正的客户来的不多，人群中混有订盒饭的、推销纸张的、推销礼品的、收特价书的，甚至还有上来拣矿泉水瓶子的。即使是如此鱼龙混杂的人群，到了17日也基本烟消云散了。这次订货会虽然是到18日上午，但是从17日中午参展商就开始陆续退房，17日晚上京丰就恢复了平静，根本看不出来是在开书会了。
　　是什么造成了如此的冷清？是什么导致了民营书业企业人员由原来的“必须要来”到今天的“可来可不来”？
　　
　　十年之变
　　
　　回顾十多年来的民营图书订货会，发现它的职能在悄悄转变，而且从这种转变里，也可以看出图书市场结构和销售的变化。
　　出版物的民营销售最早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报纸销售开始，然后慢慢扩展到图书、杂志。像其他商品一样，最早的图书市场也完全是卖方市场，当时参与图书策划的民营书商都是香饽饽。那时还没有图书市场，书商也没有联合会、行业协会，完全是散兵游勇。
　　最初订货会的雏形以个人举办为主。某个书商手里有书，便开始召集自己的销售商。因为北京交通便利，一般是在北京举行。出版商包个饭店，比较集中的是天坛体育宾馆，后来是赵家楼饭店、惠桥饭店。出版商为客户定了住所，包吃包住，客户来了，再招待游玩，看样交款发货后，拿着铁路快件的货票回家提货。客户回家卖书收款，供货商几天聚会结束就拿到了利润。别看供货商花费颇多，但那时可是全款不退货啊。相当于几天聚会后，一单生意就结束了，经过一两年后，供货商越来越集中在北京的这几个饭店，便开始几个人联合组织客户聚会，一起发书。这样大家分摊费用，费用低些。
　　到了九十年代，各地都慢慢有了图书市场，经销商也越来越多，小型聚会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而且市场上图书种类增多，也不是“是本书就能卖”了。这样，供货商和经销商彼此的选择性加强，原来相对稳定的、感情性的关系逐渐过渡到商业性关系。大型的订货会随之产生。不过那时的组织者还不是政府机构，而是几家热心、有人脉的供货商，办会也成了一项盈利的事情。
　　那时，民营图书订货会的功能是简单的看货交款订货。大多是全款，关系好的可以半款，或按照帐期结算，但是退货还不常见。当时无论发书的还是卖书的，都是小作坊，因此来的都是老板，最多有个伙计。老板亲自定货，当时就交錢拍板。不像现如今，逛会场的都是业务，不吭声不知道是哪家的。
　　那些年尽管订货会如火如荼，可是当地政府并不支持。随着大家意识到办会可以盈利，而且是厚利，许多地方政府也逐渐支持办会，最早开始是湖南省政府。随着长沙每年四月办会，北京每年元月办会，很多省会城市也开始自发组织办会，并且政府的支持越来越强，民营图书交流也逐渐从幕后到了台前。
　　进入新世纪以来，订货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订货会职能从看货订货，变成了看货加货对账，然后是看货加货聊天，现在是只聊天。所谓“看货加货对账”就是看货说个数量，反正常规新书不交现款。开会时主要是见面聊天，看看有什么书要补货，对对账，顺便结结旧款。相应的，后来的“看货加货聊天”便是把“俗气”的经济关系抛在一边，客户为了安全和方便，都愿意会前或者平时对账、结算，而不是像从前背着几十万现金上会交钱。如今的“只聊天”便是双方见面发发感慨，说说合作中的问题而已。
　　订货会的首要职能如果是聊天、交流，那就对从业人员构不成很强的吸引力，自然会场就失去了往日的热闹。
　　
　　特价书来势汹汹
　　
　　今年会场让人警醒的最大特点就是特价图书公司充斥。特价书商早已从最早山东收旧书的发展扩大为遍布全国的“装备公司”，无论从规模、实力、推销能力都远远强于一般发行公司，给原本就举步维艰的正价销售再次雪上加霜。
　　如今，一些图书馆装备公司很少从正价销售商采货，而且图书市场一些原本的正价销售商也转而从特价公司进货。同时，随着特价公司从单纯的销售商发展为供货商，他们的参会、充斥会场也影响了正价供货商的经营。图书市场的同质竞争开始转化为折扣拼杀、品质竞次的恶性竞争。
　　前几年的“大型高码洋低折扣的工具书”也曾对大众读物市场带来了不良影响，但是好在因为开本、内容的限制和销售渠道的不同，还不能太大地影响读者的选择。而今天特价图书却真正为正价图书带来了寒流，劣质的特价书已然让读者误以为中国图书的品质下滑如此。当然，抵制特价书从抵制让其参会远远不够，也不是根源。抵制特价书应该从出版社做起，从经销商做起，从各个环节引起注意和重视。否则，也许明年的民营书会就会成为民营特价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