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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京丰宾馆又迎来了来自全国的民营书商。今年的出版物交流会作为北京金秋书市的分会场,与热闹的地坛相比,会场整体气氛有点冷。
交流会的冷清从9月14日下午就能看出来。以往参展的供货方大多都提前布展,提前入住,但是14日下午却没有往昔的热闹。15日-16日两日,走廊里还是有些人的,不过总体上参会人数不如往年。而且,真正的客户来的不多,人群中混有订盒饭的、推销纸张的、推销礼品的、收特价书的,甚至还有上来拣矿泉水瓶子的。即使是如此鱼龙混杂的人群,到了17日也基本烟消云散了。这次订货会虽然是到18日上午,但是从17日中午参展商就开始陆续退房,17日晚上京丰就恢复了平静,根本看不出来是在开书会了。
是什么造成了如此的冷清?是什么导致了民营书业企业人员由原来的“必须要来”到今天的“可来可不来”?
十年之变
回顾十多年来的民营图书订货会,发现它的职能在悄悄转变,而且从这种转变里,也可以看出图书市场结构和销售的变化。
出版物的民营销售最早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报纸销售开始,然后慢慢扩展到图书、杂志。像其他商品一样,最早的图书市场也完全是卖方市场,当时参与图书策划的民营书商都是香饽饽。那时还没有图书市场,书商也没有联合会、行业协会,完全是散兵游勇。
最初订货会的雏形以个人举办为主。某个书商手里有书,便开始召集自己的销售商。因为北京交通便利,一般是在北京举行。出版商包个饭店,比较集中的是天坛体育宾馆,后来是赵家楼饭店、惠桥饭店。出版商为客户定了住所,包吃包住,客户来了,再招待游玩,看样交款发货后,拿着铁路快件的货票回家提货。客户回家卖书收款,供货商几天聚会结束就拿到了利润。别看供货商花费颇多,但那时可是全款不退货啊。相当于几天聚会后,一单生意就结束了,经过一两年后,供货商越来越集中在北京的这几个饭店,便开始几个人联合组织客户聚会,一起发书。这样大家分摊费用,费用低些。
到了九十年代,各地都慢慢有了图书市场,经销商也越来越多,小型聚会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而且市场上图书种类增多,也不是“是本书就能卖”了。这样,供货商和经销商彼此的选择性加强,原来相对稳定的、感情性的关系逐渐过渡到商业性关系。大型的订货会随之产生。不过那时的组织者还不是政府机构,而是几家热心、有人脉的供货商,办会也成了一项盈利的事情。
那时,民营图书订货会的功能是简单的看货交款订货。大多是全款,关系好的可以半款,或按照帐期结算,但是退货还不常见。当时无论发书的还是卖书的,都是小作坊,因此来的都是老板,最多有个伙计。老板亲自定货,当时就交錢拍板。不像现如今,逛会场的都是业务,不吭声不知道是哪家的。
那些年尽管订货会如火如荼,可是当地政府并不支持。随着大家意识到办会可以盈利,而且是厚利,许多地方政府也逐渐支持办会,最早开始是湖南省政府。随着长沙每年四月办会,北京每年元月办会,很多省会城市也开始自发组织办会,并且政府的支持越来越强,民营图书交流也逐渐从幕后到了台前。
进入新世纪以来,订货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订货会职能从看货订货,变成了看货加货对账,然后是看货加货聊天,现在是只聊天。所谓“看货加货对账”就是看货说个数量,反正常规新书不交现款。开会时主要是见面聊天,看看有什么书要补货,对对账,顺便结结旧款。相应的,后来的“看货加货聊天”便是把“俗气”的经济关系抛在一边,客户为了安全和方便,都愿意会前或者平时对账、结算,而不是像从前背着几十万现金上会交钱。如今的“只聊天”便是双方见面发发感慨,说说合作中的问题而已。
订货会的首要职能如果是聊天、交流,那就对从业人员构不成很强的吸引力,自然会场就失去了往日的热闹。
特价书来势汹汹
今年会场让人警醒的最大特点就是特价图书公司充斥。特价书商早已从最早山东收旧书的发展扩大为遍布全国的“装备公司”,无论从规模、实力、推销能力都远远强于一般发行公司,给原本就举步维艰的正价销售再次雪上加霜。
如今,一些图书馆装备公司很少从正价销售商采货,而且图书市场一些原本的正价销售商也转而从特价公司进货。同时,随着特价公司从单纯的销售商发展为供货商,他们的参会、充斥会场也影响了正价供货商的经营。图书市场的同质竞争开始转化为折扣拼杀、品质竞次的恶性竞争。
前几年的“大型高码洋低折扣的工具书”也曾对大众读物市场带来了不良影响,但是好在因为开本、内容的限制和销售渠道的不同,还不能太大地影响读者的选择。而今天特价图书却真正为正价图书带来了寒流,劣质的特价书已然让读者误以为中国图书的品质下滑如此。当然,抵制特价书从抵制让其参会远远不够,也不是根源。抵制特价书应该从出版社做起,从经销商做起,从各个环节引起注意和重视。否则,也许明年的民营书会就会成为民营特价书会了。
交流会的冷清从9月14日下午就能看出来。以往参展的供货方大多都提前布展,提前入住,但是14日下午却没有往昔的热闹。15日-16日两日,走廊里还是有些人的,不过总体上参会人数不如往年。而且,真正的客户来的不多,人群中混有订盒饭的、推销纸张的、推销礼品的、收特价书的,甚至还有上来拣矿泉水瓶子的。即使是如此鱼龙混杂的人群,到了17日也基本烟消云散了。这次订货会虽然是到18日上午,但是从17日中午参展商就开始陆续退房,17日晚上京丰就恢复了平静,根本看不出来是在开书会了。
是什么造成了如此的冷清?是什么导致了民营书业企业人员由原来的“必须要来”到今天的“可来可不来”?
十年之变
回顾十多年来的民营图书订货会,发现它的职能在悄悄转变,而且从这种转变里,也可以看出图书市场结构和销售的变化。
出版物的民营销售最早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报纸销售开始,然后慢慢扩展到图书、杂志。像其他商品一样,最早的图书市场也完全是卖方市场,当时参与图书策划的民营书商都是香饽饽。那时还没有图书市场,书商也没有联合会、行业协会,完全是散兵游勇。
最初订货会的雏形以个人举办为主。某个书商手里有书,便开始召集自己的销售商。因为北京交通便利,一般是在北京举行。出版商包个饭店,比较集中的是天坛体育宾馆,后来是赵家楼饭店、惠桥饭店。出版商为客户定了住所,包吃包住,客户来了,再招待游玩,看样交款发货后,拿着铁路快件的货票回家提货。客户回家卖书收款,供货商几天聚会结束就拿到了利润。别看供货商花费颇多,但那时可是全款不退货啊。相当于几天聚会后,一单生意就结束了,经过一两年后,供货商越来越集中在北京的这几个饭店,便开始几个人联合组织客户聚会,一起发书。这样大家分摊费用,费用低些。
到了九十年代,各地都慢慢有了图书市场,经销商也越来越多,小型聚会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而且市场上图书种类增多,也不是“是本书就能卖”了。这样,供货商和经销商彼此的选择性加强,原来相对稳定的、感情性的关系逐渐过渡到商业性关系。大型的订货会随之产生。不过那时的组织者还不是政府机构,而是几家热心、有人脉的供货商,办会也成了一项盈利的事情。
那时,民营图书订货会的功能是简单的看货交款订货。大多是全款,关系好的可以半款,或按照帐期结算,但是退货还不常见。当时无论发书的还是卖书的,都是小作坊,因此来的都是老板,最多有个伙计。老板亲自定货,当时就交錢拍板。不像现如今,逛会场的都是业务,不吭声不知道是哪家的。
那些年尽管订货会如火如荼,可是当地政府并不支持。随着大家意识到办会可以盈利,而且是厚利,许多地方政府也逐渐支持办会,最早开始是湖南省政府。随着长沙每年四月办会,北京每年元月办会,很多省会城市也开始自发组织办会,并且政府的支持越来越强,民营图书交流也逐渐从幕后到了台前。
进入新世纪以来,订货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订货会职能从看货订货,变成了看货加货对账,然后是看货加货聊天,现在是只聊天。所谓“看货加货对账”就是看货说个数量,反正常规新书不交现款。开会时主要是见面聊天,看看有什么书要补货,对对账,顺便结结旧款。相应的,后来的“看货加货聊天”便是把“俗气”的经济关系抛在一边,客户为了安全和方便,都愿意会前或者平时对账、结算,而不是像从前背着几十万现金上会交钱。如今的“只聊天”便是双方见面发发感慨,说说合作中的问题而已。
订货会的首要职能如果是聊天、交流,那就对从业人员构不成很强的吸引力,自然会场就失去了往日的热闹。
特价书来势汹汹
今年会场让人警醒的最大特点就是特价图书公司充斥。特价书商早已从最早山东收旧书的发展扩大为遍布全国的“装备公司”,无论从规模、实力、推销能力都远远强于一般发行公司,给原本就举步维艰的正价销售再次雪上加霜。
如今,一些图书馆装备公司很少从正价销售商采货,而且图书市场一些原本的正价销售商也转而从特价公司进货。同时,随着特价公司从单纯的销售商发展为供货商,他们的参会、充斥会场也影响了正价供货商的经营。图书市场的同质竞争开始转化为折扣拼杀、品质竞次的恶性竞争。
前几年的“大型高码洋低折扣的工具书”也曾对大众读物市场带来了不良影响,但是好在因为开本、内容的限制和销售渠道的不同,还不能太大地影响读者的选择。而今天特价图书却真正为正价图书带来了寒流,劣质的特价书已然让读者误以为中国图书的品质下滑如此。当然,抵制特价书从抵制让其参会远远不够,也不是根源。抵制特价书应该从出版社做起,从经销商做起,从各个环节引起注意和重视。否则,也许明年的民营书会就会成为民营特价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