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现实题材电影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不仅能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同时也具有不可估计的社会价值。本文以《我不是药神》现实题材电影为核心，讨论现实题材电影因引导观众感情投入而带来的观影愉悦和意识形态效果。
关键词：现实题材电影
前言：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性任务。在这个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社会主义电影强国建设是电影界的神圣职责和使命。不同类型的题材电影反映电影创作的水平，考察题材的演进，既有利于寻找当代中国电影不断向前的道路，满足观众对电影审美的需求，也可以分析电影视听语言的作用，进而从当代电影市场的出发，客观理性的进行思考和批评，推动我国电影的强国之路。
一、从引导观众的情感投入、提供观众观影愉悦来说
《我不是药神》由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聚焦于貧困人民因高额药费面临失去生命的问题，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这部电影的成功显现出现实主义题材片进入商业电影的光明前景。
首先，从观众的情感投入方面来说，当观众认同其中一位主人公及其人生经历欲望表达时，事实上是在为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及其欲望的发泄。通过移情，即通过观众与一个虚构电影中人物之间的同样的感受，使观众延伸了自己的人性”。当观众移情于剧中人物时，电影就成功地引起了观众的情感投入。
《我不是药神》前半部分对主人公程勇的塑造正是遵循这一原则。程勇因生活所迫开始走私印度仿制药，影片对他的个人困境和逐利欲望都表达得十分清晰，使人物形象很容易获得观众的认同。而且影片前半部分也通过细节将程勇性格中的重情义特质进行铺垫，分别是三次他直面白血病人的场景，每个场景都以程勇充满同情的面部特写作为场景的收尾。第一次是老吕告诉他自己在等药救命时;第二次是他与病友群的各群主见面，看到他们各自摘下自己的口罩时;第三次是到黄毛的住所，看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病人们时，为他后面的内容做了坚实的基础。
电影后半部分在人物塑造上最成功的是将人物陷入了“两难之择”，影片正是充分利用了这种两难之择来展现主人公从普通人变成英雄的过程。程勇一方面家里有年迈的老父亲与年幼的儿子，他并不想坐牢，另一方面朋友因缺药而死去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在这种两难选择中，不但揭示程勇的生活经历对他自身的影响，而且还在展现人物在事情发展过程中内在本性的变化。
《我不是药神》正是通过对情节和人物的精准把握使观众移情到主人公身上，产生强烈的情感投入。由此可见，现实主义题材进入商业电影的核心是故事与人物的扎实到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引导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产生情感的投入。
二、从意识形态效果来说
对于现实主义题材商业电影来说，这种社会问题讨论的功能显得尤为突出。《我不是药神》中讨论的穷人吃不起高价药的问题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讨论的问题。比如仿制药是否合法、它的存在是否合理？专利权与生命权哪个更大？诸多敏感的社会议题被纷纷讨论。讨论的高潮出现在7月18日，国家高层领导就这部电影引发的舆论热议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我不是药神》上映所引发的这些严肃的社会讨论甚至政府高层的直接政策决定，生动地展示出现实题材商业电影作为社会公共空间和社会议题讨论场的可能性。
商业电影不仅可以为社会议题的提供讨论场，还承担着化解社会文化矛盾的功能。现实题材商业电影因为直接触及社会的尖锐矛盾与冲突，其是否能够实现化解社会文化矛盾的功能显得更加重要。电影十分重要的一个操作手段是将现实事件中作为白血病患者的主人公变成了一个健康人。如果程勇本人作为患者，他就会因为争取个体生存权的急迫，成为一个抗争者，将个人的生存权作为首要的考虑要素。当程勇作为一个健康人进入到白血病患者的生活中时，他对他们由同情到甘愿牺牲自己的过程，使其英雄性得到极大提升。
电影另一个操作手段是降低说理的内容，而是着重写情。关于正品药物与仿制药物之间的问题十分复杂，《我不是药神》虽然将程勇作为英雄，但是他与代表邪恶一方的制药公司之间在影片中没有构成直接的冲突。影片着重刻画的是程勇与病人之间的情。程勇周围聚集的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白血病患者。老吕代表的是普通知识分子，思慧是跳色情舞蹈的单亲妈妈，黄毛是农村到城市打工的青年，他们的生存本就艰难，昂贵的药价几乎让他们失去了生存的可能性。
影片第三个操作手段是对代表政府的警察形象的设置，尤其是警官曹斌的形象设置。他一方面作为政府公职人员，需要追查卖仿制药的嫌疑人，一方面影片又让他具有与程勇一样的同情心，同情那些贫穷的病人，最终他与程勇和病人们站在一起。电影最后也是由他作为政府代言人告诉程勇，政府已将这种抗白血病的药纳入医保。由此，以程勇、曹斌为结点，政府与病人一起站在了正义的一方。《我不是药神》的这种英雄是一个将正义一方的力量不断汇聚的过程。
《我不是药神》的英雄以情感作为正义战胜邪恶的巨大力量。电影中的英雄是具有强烈的同情心，英雄强烈同情心能够唤起更多人的同情心，最终情感的力量让正义的一方不断壮大并取得胜利。这种英雄没有如好莱坞电影中对秩序本身的怀疑，而是帮助巩固了社会秩序。
结论：
我们从情感投入和观影愉悦、意识形态效果两方面具体分析了《我不是药神》将现实主义题材走进商业电影采取的方法和策略。为了吸引观众的情感投入，现实题材既可以助力于传统的类型，也可以凭借扎实的剧情和人物设置来实现，但后者显然是核心。现实题材商业电影是中国电影强国之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不仅能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同时也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迎.人类反观自身的明镜——灾难电影类型模式分析[J] 山东师范大学 电影学
[2] 徐晓东镜中野兽的醒来--论电影“奇观”[J] 浙江大学 2005
[3]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R].新华社，2016.11。30
[4] 桂林.国产现实题材电影的商业想象力——从《亲爱的》到《我不是药神》[D].《中国文艺评论》2018.10.
关键词：现实题材电影
前言：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性任务。在这个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社会主义电影强国建设是电影界的神圣职责和使命。不同类型的题材电影反映电影创作的水平，考察题材的演进，既有利于寻找当代中国电影不断向前的道路，满足观众对电影审美的需求，也可以分析电影视听语言的作用，进而从当代电影市场的出发，客观理性的进行思考和批评，推动我国电影的强国之路。
一、从引导观众的情感投入、提供观众观影愉悦来说
《我不是药神》由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聚焦于貧困人民因高额药费面临失去生命的问题，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这部电影的成功显现出现实主义题材片进入商业电影的光明前景。
首先，从观众的情感投入方面来说，当观众认同其中一位主人公及其人生经历欲望表达时，事实上是在为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及其欲望的发泄。通过移情，即通过观众与一个虚构电影中人物之间的同样的感受，使观众延伸了自己的人性”。当观众移情于剧中人物时，电影就成功地引起了观众的情感投入。
《我不是药神》前半部分对主人公程勇的塑造正是遵循这一原则。程勇因生活所迫开始走私印度仿制药，影片对他的个人困境和逐利欲望都表达得十分清晰，使人物形象很容易获得观众的认同。而且影片前半部分也通过细节将程勇性格中的重情义特质进行铺垫，分别是三次他直面白血病人的场景，每个场景都以程勇充满同情的面部特写作为场景的收尾。第一次是老吕告诉他自己在等药救命时;第二次是他与病友群的各群主见面，看到他们各自摘下自己的口罩时;第三次是到黄毛的住所，看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病人们时，为他后面的内容做了坚实的基础。
电影后半部分在人物塑造上最成功的是将人物陷入了“两难之择”，影片正是充分利用了这种两难之择来展现主人公从普通人变成英雄的过程。程勇一方面家里有年迈的老父亲与年幼的儿子，他并不想坐牢，另一方面朋友因缺药而死去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在这种两难选择中，不但揭示程勇的生活经历对他自身的影响，而且还在展现人物在事情发展过程中内在本性的变化。
《我不是药神》正是通过对情节和人物的精准把握使观众移情到主人公身上，产生强烈的情感投入。由此可见，现实主义题材进入商业电影的核心是故事与人物的扎实到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引导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产生情感的投入。
二、从意识形态效果来说
对于现实主义题材商业电影来说，这种社会问题讨论的功能显得尤为突出。《我不是药神》中讨论的穷人吃不起高价药的问题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讨论的问题。比如仿制药是否合法、它的存在是否合理？专利权与生命权哪个更大？诸多敏感的社会议题被纷纷讨论。讨论的高潮出现在7月18日，国家高层领导就这部电影引发的舆论热议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我不是药神》上映所引发的这些严肃的社会讨论甚至政府高层的直接政策决定，生动地展示出现实题材商业电影作为社会公共空间和社会议题讨论场的可能性。
商业电影不仅可以为社会议题的提供讨论场，还承担着化解社会文化矛盾的功能。现实题材商业电影因为直接触及社会的尖锐矛盾与冲突，其是否能够实现化解社会文化矛盾的功能显得更加重要。电影十分重要的一个操作手段是将现实事件中作为白血病患者的主人公变成了一个健康人。如果程勇本人作为患者，他就会因为争取个体生存权的急迫，成为一个抗争者，将个人的生存权作为首要的考虑要素。当程勇作为一个健康人进入到白血病患者的生活中时，他对他们由同情到甘愿牺牲自己的过程，使其英雄性得到极大提升。
电影另一个操作手段是降低说理的内容，而是着重写情。关于正品药物与仿制药物之间的问题十分复杂，《我不是药神》虽然将程勇作为英雄，但是他与代表邪恶一方的制药公司之间在影片中没有构成直接的冲突。影片着重刻画的是程勇与病人之间的情。程勇周围聚集的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白血病患者。老吕代表的是普通知识分子，思慧是跳色情舞蹈的单亲妈妈，黄毛是农村到城市打工的青年，他们的生存本就艰难，昂贵的药价几乎让他们失去了生存的可能性。
影片第三个操作手段是对代表政府的警察形象的设置，尤其是警官曹斌的形象设置。他一方面作为政府公职人员，需要追查卖仿制药的嫌疑人，一方面影片又让他具有与程勇一样的同情心，同情那些贫穷的病人，最终他与程勇和病人们站在一起。电影最后也是由他作为政府代言人告诉程勇，政府已将这种抗白血病的药纳入医保。由此，以程勇、曹斌为结点，政府与病人一起站在了正义的一方。《我不是药神》的这种英雄是一个将正义一方的力量不断汇聚的过程。
《我不是药神》的英雄以情感作为正义战胜邪恶的巨大力量。电影中的英雄是具有强烈的同情心，英雄强烈同情心能够唤起更多人的同情心，最终情感的力量让正义的一方不断壮大并取得胜利。这种英雄没有如好莱坞电影中对秩序本身的怀疑，而是帮助巩固了社会秩序。
结论：
我们从情感投入和观影愉悦、意识形态效果两方面具体分析了《我不是药神》将现实主义题材走进商业电影采取的方法和策略。为了吸引观众的情感投入，现实题材既可以助力于传统的类型，也可以凭借扎实的剧情和人物设置来实现，但后者显然是核心。现实题材商业电影是中国电影强国之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不仅能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同时也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迎.人类反观自身的明镜——灾难电影类型模式分析[J] 山东师范大学 电影学
[2] 徐晓东镜中野兽的醒来--论电影“奇观”[J] 浙江大学 2005
[3]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R].新华社，2016.11。30
[4] 桂林.国产现实题材电影的商业想象力——从《亲爱的》到《我不是药神》[D].《中国文艺评论》2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