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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高端实验室的材料化学博士到国际学校校长，深耕行业三十余年，在实践道路中求經索骥，培养出真正有品格的优秀学生。
文雅随和，彬彬有礼，是北京市中芯学校校董周宪明给人的第一印象。语速不快的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教育理念时像在从回忆中打捞珍宝，没有过分的修饰和夸张的情绪，只有一路走来的淡然与笃定。
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材料化学博士，到印尼雅加达和泰国曼谷的中华国际学校校长，再到如今的北京中芯学校的校董，三十余年来身份的变化，也是他一步步转变职业领域，逐步建立自成体系教育理念的最好标记。
一杯咖啡的指引发现兴趣所在
从台湾清华大学毕业并服完两年兵役后，在家排行第八，几位兄长姐姐已经创办企业的周宪明本不愿再出国深造，无需自己努力打拼，只要家人给他一点帮助和庇护，他的生活便能轻松无忧。但妻子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看法，也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我是被周太太拉去读书的。她说有一天你想出国出不去的时候，太老了，就后悔了，至少要做一件不后悔的事。”经过多方考虑和长时间的申请，夫妻两人一同赴美。周宪明进入了密歇根州立大学化学系和材料科学系就读，并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进入研究所工作。
远赴海外读书的经历让周宪明对教育的观念产生了深刻的转变。用他的话说，课堂上老师不会直接给出答案，只会让学生自主思考，并接受争论和反驳，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教育中是难以实现的。“我们过去很怕反对老师，反对老师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良好的学术气氛促使他在美国读书和做研究时打开思路，不断接触本学科之外的人和事，这也成为他最终离开科研事业，转向教育领域的契机。
说到从实验室到讲台的转变，周宪明端起手中的咖啡杯，一段心底的故事缓缓道来。“记得有个新来的英国教授，他带我去各个实验室串门，我们带着一杯咖啡跟人闲聊，而不是生硬地直切主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大家会放下戒备，跟你说一些实验室的事 情。”
一个月后，周宪明对15个实验室的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英国同事告诉他，用每次喝咖啡的时间就能时不时地帮助一下别人。“很多人在材料研究上碰到化学问题就会跑来找我，只要我有余力就会帮他们。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训练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借由这样的“咖啡社交”，周宪明常常为不同领域的同事们提供灵感，有一次，他甚至给残障轮椅设计提出了改进意见并被采纳。
在帮助了很多人之后，他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其实并不在科研领域，“美国的实验室条件非常优越，我做研究也很开心。但是有一个问题让我觉得不满足，我喜欢和人打交道胜过和机器打交道。”这让他开始思考是否应该转变职业方向，用妻子的话说，就是“做一件不会后悔的事”。
1992年，适逢台湾台商国际学校校长招募，带着妻子的支持，周宪明离开了密歇根州立的实验室，飞往半个地球外的印尼雅加达，开启了自己人生的另一段路程。
从零开始探索海外办学
本地化是实践所得经验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台湾地区鼓励企业南下开拓产业，到90年代初，已有几十万台商在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地落户扎根，促进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家庭分离、教育缺失等一系列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台湾开始着手在海外创办国际学校，周宪明便是首批登陆海外的校长之一。
学校初创，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周宪明走访了多所海外名校，将先进的教育理念引进办学。五年时间里，他历任小学、中学和高中校长，最终总结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海外办学经验。
谈到创办国际学校，特别是海外办学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和收获，周宪明将其总结为“本地化”三个字。看似简单的三个字，其实背后是实际教学过程中无数细节的堆砌。
甫一开始接触教学，周宪明就发现了低龄教学中一个问题—算数。印尼所使用的卢比币值低，面额大，学生至少需要掌握千位数才能学会使用纸币购物，这引起了家长的不满。对此，当时的周宪明也很是头疼，他告诉《留学》记者，“我们学校一直要到三年级才会教到千位数的加减法，换句话说，孩子要在学校学三年数学，才能在外面买东西。一百以内的加减法不够用，但教到千位数、万位数的加减运算属于教学上的超纲，这个理论上是不可以的。”
为了解决现实需求和教学规划之间的矛盾，周宪明决定去印尼本地的学校看一看。在那里，他发现本地学校一年级的算数教学便已经到“万”数量级，贴合实际使用需求的同时，也并未给小学生增加太多的负担。于是，他给台北教育部门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详细解释了改变教学进度的原因。后经过专家讨论，周宪明成功地在学校开展了因地制宜的教学方法。这看似不起眼的一件小事，却让他明白，无论多么精妙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都不可能照搬至所有学校。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坚定了他的看法。一位生物老师找到他，报告说自己教学的班级在完成作业时集体作弊，因为大家提交的答案出现了相同的错误。相信学生品格的周宪明没有选择轻信，“我说不会，这个班我认得。”
“作业的内容要求学生们回到家躺在草地上，记录下头朝北时看到的天空星象分布，学生们按照老师的布置，认真地画下自己看到的星图，却被老师批为错误甚至是作弊，孩子们都很委屈。”在了解事情原委之后，略加思考，周宪明发现了问题所在。
原来，生物老师使用的答案只适用于北半球，可印度尼西亚却位于赤道以南。为此，周宪明要求生物老师对全部学生道歉。“因为这个老师在给学生布置实验任务之前，自己没有提前验证，他教了十年，标准答案就是这样。”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它们让周宪明海外办学的历程中，逐渐认识到教育本地化的必要性，也促使他怀着谦卑的心态，不断学习、吸取着不同地域的教学经验，这让他受益良多。在回到中国办学后，他也非常注意拉近外籍教师与本地文化的距离。 志同道合结缘中芯
“快乐教育”理念促学校进步
辗转印尼雅加达、泰国曼谷等地的国际学校十几年后，周宪明接到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创始人张汝京博士的电话，对方邀请他担任由中芯国际投资建立的北京市中芯学校校长。
没有过多犹豫，他们一拍即合。谈起加入北京中芯的原因，周宪明说，他被张汝京所感动，很快便决定同意担任校长一职。
“首先我觉得他非常爱国。”周宪明对《留学》记者说，张汝京为能从美国回到国内，创办中芯国际，推动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做出了很多牺牲。这样的爱国情怀深深打动了他，也吸引着他从海外回到中国，为中国的国际教育事业作出一份贡献。
两人相近的教育理念，也是周宪明选择中芯的重要原因。“我2007年和张汝京见面，他已经回到中国七年了。他说中国的孩子非常苦，怎么苦法呢？我们的教育给孩子很大的压力。他希望办出一个快乐成长的学校。这和我的理念很接近。”
2008年，周宪明开始担任中芯学校幼儿园到初中学段的执行校长，秉承“快乐教育”的理念，他提倡理解学生，让学生们学习的同时得到放松的机会，以螺旋上升的方法不断提升。这是他二十余年教育实践得出的结论，“九九乘法表大家都学过，在教学中，如果让孩子九九乘法表懂六成之后，去打球或者去玩音乐，时间到了再回来，他很快就會了。”周宪明表示，如果一味让同年级却有年龄差的学生同时学会相同的内容，效果可能不会 很好。
像如此类的教学方式还有很多，这些教育理念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也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认可。经过三四年的发展，中芯不再是只面向员工子女的学校，周宪明表示，现在校内的2500名学生中有四分之三来自社会招生，学校名额变得“一位难求”，许多知名国际学校如清华附中、十一中学等，也很看重中芯学校的毕业生。周宪明的身份也转变为统管幼儿园至高中部几位校长的校董，负责统一规划学校教学和整体发展。
教育需要培养有“内驱力”的多线程人 才
从事教育事业以来，周宪明一直非常重视学生的品格培养，在他看来，优秀的品格让学生能自发、主动地学习，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被学校和家长催促甚至强迫学习。
说到这里，他伸手推了一下桌上放着的纸巾盒，“它为什么会动？因为有外力。如果不推它就不会动。就像这个纸巾盒一样，很多优秀的年轻人，他们的工作、学习的动力很多是外力。”相反，中芯学校要培养的正是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力，让学生学会自主规划时间，去追求真正想学的知识，“我们认为动力应该慢慢自己起来，就像开车一样，动力系统是最重要的。”
为配合这一教育思想，让学生们有能力追求和坚持兴趣，中芯学校在小学阶段便引入时间管理和理财教育。“我们安排很多活动，甚至会排到12月底，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爱心义卖活动。”周宪明告诉《留学》记者，这个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九年，全校学生集体参与，大家有的制作手工艺品，有的负责上台表演，还有很多孩子要通过自己的口才把手工推销出去，“我们的手工制品有大概两千件，能募到二十几万元捐给孤儿院。这不是家长买的，是靠着同学们自己的能力赚钱，真正推销给来询问的附近居民。”
中芯举办的活动一方面锻炼了孩子们的口才和理财能力，另一方面，学生要在学习之余兼顾喜爱的活动，便要学会合理分配时间，做到不一味埋首书本学习，也不因课外活动耽误课程。
有时家长也会对这样的安排产生疑虑，特别是在临近期末考试时，家长会担心过多活动会影响孩子学习。周宪明表示，其实这样的活动时间决定是有意为之，意在锻炼孩子们多线程处理事情的能力。“玩一颗球很简单，玩两颗球就有点儿困难，玩三颗球就需要全神贯注。我认为未来的人才一定不是single task型而是multiple task型。”说到这里，周宪明信心满满，“我们的学生活动结束，第二天马上就准备期末考，成绩很 好。”
家庭教育占据重要地位
“家校共育”让学生和家长受益
从加入中芯开始，周宪明便一直坚持与每位候选学生及其父母面谈，根据面谈结果录取学生。“我认为教育成不成功，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重要。我们要求家长一定要配合。”第一年有78名小学生报名，经过思虑周密的筛选，他从中录取了50个。
那时，学校刚开办不久，招生是个关键问题，加之2008年发生世界经济危机，学校出资方中芯国际经营面临困难，周宪明这样做也给自己增添了不少压力，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念。
时间证明了他的正确。从第二年开始，学校的招生比例逐渐变为2：1，3：1，到2019年已是8：1，度过最初的一段艰难时光后，中芯学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家庭，报名人数再不是问题。
谈起多年来的面试经历，周宪明感触良多。他回忆道，曾有一个孩子在招生考试中考了298分，距满分300只差两分，且孩子的父亲有生物、医学两个博士学位，母亲拥有双硕士学位，家庭背景不可谓不优秀，但却没有被他录取。
“孩子的爸爸来学校讨说法，我给他解释了原因。我说你的孩子因为错了一道题就大发脾气，骂老师，推其他同学，临走时还踢翻了学校的垃圾桶。但最严重的是，孩子的妈妈就在旁边，却没有管教孩子，直接走人。如果母亲这样教育孩子，我不敢收这个学生。”周宪明的解释让那位父亲心服口服。
严格挑选家长的同时，在周宪明的倡导下，中芯学校采取了很多措施帮助家长了解学校，缓解家长在择校和家庭教育方面的焦 虑。
“我们开办了大量的家长课堂，让家长知道我们的期盼。其实很多家长只听说国际学校很好很洋气，不了解学校，一旦出现他们不能理解的情况就会很紧张。所以我们会建议家长至少听三四堂课程，然后参观学校。”正是这样的双向选择，让中芯学校能与家长互相信任，以统一的教育理念共同培养孩子。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下，忙碌的人们生活空间相对封闭，常常缺乏与他人的有效沟通，家庭教育如暗夜行舟，家长总是“单打独斗”，这也成为了焦虑的来源。“就像在一条无人山路上开车，开两个小时后，如果没有导航就容易怀疑‘我是不是开错了’，但如果有很多车跟在身后，心态就会不一样。”周宪明一直鼓励家长读书、交流，在聚会的气氛中互通有无，“我请家长以班级为单位，常常聚在一起喝下午茶。这样能让大家彼此熟悉，清楚孩子的朋友和他们的父母，不会有教育的死角。”
借鉴国外社区和学校的模式，周宪明推出了名为“一家一菜”的活动，在家长群体中收获了很好的反响。“一个家庭负责提供场地和餐具，其他参加活动的家庭各带一个菜去做客，”聚餐的形式拉近了家庭之间的关系，让很多学生的父母成为好朋友，“他们无所不谈，甚至有些一时解不开的教育问题，家长们不会直接来找校长，而是会先自己商量着解决。”
这种“家校共育”的理念，促使家长与学校交流，理解学校教学实践，很多家庭开始主动组织学生在社区举办活动，如手工绘制蛋壳义卖、学生自主安排出游活动等，家长的反馈让周宪明备受感动。
“中芯不把家长当成顾客，我们是合伙人。”这是周宪明三十余年来教育理念的总结，也是中芯学校一直秉承的价值观。与家庭一道，培养出真正有品格的优秀学生，是中芯学校不变的坚持。
文雅随和，彬彬有礼，是北京市中芯学校校董周宪明给人的第一印象。语速不快的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教育理念时像在从回忆中打捞珍宝，没有过分的修饰和夸张的情绪，只有一路走来的淡然与笃定。
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材料化学博士，到印尼雅加达和泰国曼谷的中华国际学校校长，再到如今的北京中芯学校的校董，三十余年来身份的变化，也是他一步步转变职业领域，逐步建立自成体系教育理念的最好标记。
一杯咖啡的指引发现兴趣所在
从台湾清华大学毕业并服完两年兵役后，在家排行第八，几位兄长姐姐已经创办企业的周宪明本不愿再出国深造，无需自己努力打拼，只要家人给他一点帮助和庇护，他的生活便能轻松无忧。但妻子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看法，也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我是被周太太拉去读书的。她说有一天你想出国出不去的时候，太老了，就后悔了，至少要做一件不后悔的事。”经过多方考虑和长时间的申请，夫妻两人一同赴美。周宪明进入了密歇根州立大学化学系和材料科学系就读，并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进入研究所工作。
远赴海外读书的经历让周宪明对教育的观念产生了深刻的转变。用他的话说，课堂上老师不会直接给出答案，只会让学生自主思考，并接受争论和反驳，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教育中是难以实现的。“我们过去很怕反对老师，反对老师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良好的学术气氛促使他在美国读书和做研究时打开思路，不断接触本学科之外的人和事，这也成为他最终离开科研事业，转向教育领域的契机。
说到从实验室到讲台的转变，周宪明端起手中的咖啡杯，一段心底的故事缓缓道来。“记得有个新来的英国教授，他带我去各个实验室串门，我们带着一杯咖啡跟人闲聊，而不是生硬地直切主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大家会放下戒备，跟你说一些实验室的事 情。”
一个月后，周宪明对15个实验室的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英国同事告诉他，用每次喝咖啡的时间就能时不时地帮助一下别人。“很多人在材料研究上碰到化学问题就会跑来找我，只要我有余力就会帮他们。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训练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借由这样的“咖啡社交”，周宪明常常为不同领域的同事们提供灵感，有一次，他甚至给残障轮椅设计提出了改进意见并被采纳。
在帮助了很多人之后，他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其实并不在科研领域，“美国的实验室条件非常优越，我做研究也很开心。但是有一个问题让我觉得不满足，我喜欢和人打交道胜过和机器打交道。”这让他开始思考是否应该转变职业方向，用妻子的话说，就是“做一件不会后悔的事”。
1992年，适逢台湾台商国际学校校长招募，带着妻子的支持，周宪明离开了密歇根州立的实验室，飞往半个地球外的印尼雅加达，开启了自己人生的另一段路程。
从零开始探索海外办学
本地化是实践所得经验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台湾地区鼓励企业南下开拓产业，到90年代初，已有几十万台商在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地落户扎根，促进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家庭分离、教育缺失等一系列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台湾开始着手在海外创办国际学校，周宪明便是首批登陆海外的校长之一。
学校初创，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周宪明走访了多所海外名校，将先进的教育理念引进办学。五年时间里，他历任小学、中学和高中校长，最终总结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海外办学经验。
谈到创办国际学校，特别是海外办学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和收获，周宪明将其总结为“本地化”三个字。看似简单的三个字，其实背后是实际教学过程中无数细节的堆砌。
甫一开始接触教学，周宪明就发现了低龄教学中一个问题—算数。印尼所使用的卢比币值低，面额大，学生至少需要掌握千位数才能学会使用纸币购物，这引起了家长的不满。对此，当时的周宪明也很是头疼，他告诉《留学》记者，“我们学校一直要到三年级才会教到千位数的加减法，换句话说，孩子要在学校学三年数学，才能在外面买东西。一百以内的加减法不够用，但教到千位数、万位数的加减运算属于教学上的超纲，这个理论上是不可以的。”
为了解决现实需求和教学规划之间的矛盾，周宪明决定去印尼本地的学校看一看。在那里，他发现本地学校一年级的算数教学便已经到“万”数量级，贴合实际使用需求的同时，也并未给小学生增加太多的负担。于是，他给台北教育部门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详细解释了改变教学进度的原因。后经过专家讨论，周宪明成功地在学校开展了因地制宜的教学方法。这看似不起眼的一件小事，却让他明白，无论多么精妙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都不可能照搬至所有学校。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坚定了他的看法。一位生物老师找到他，报告说自己教学的班级在完成作业时集体作弊，因为大家提交的答案出现了相同的错误。相信学生品格的周宪明没有选择轻信，“我说不会，这个班我认得。”
“作业的内容要求学生们回到家躺在草地上，记录下头朝北时看到的天空星象分布，学生们按照老师的布置，认真地画下自己看到的星图，却被老师批为错误甚至是作弊，孩子们都很委屈。”在了解事情原委之后，略加思考，周宪明发现了问题所在。
原来，生物老师使用的答案只适用于北半球，可印度尼西亚却位于赤道以南。为此，周宪明要求生物老师对全部学生道歉。“因为这个老师在给学生布置实验任务之前，自己没有提前验证，他教了十年，标准答案就是这样。”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它们让周宪明海外办学的历程中，逐渐认识到教育本地化的必要性，也促使他怀着谦卑的心态，不断学习、吸取着不同地域的教学经验，这让他受益良多。在回到中国办学后，他也非常注意拉近外籍教师与本地文化的距离。 志同道合结缘中芯
“快乐教育”理念促学校进步
辗转印尼雅加达、泰国曼谷等地的国际学校十几年后，周宪明接到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创始人张汝京博士的电话，对方邀请他担任由中芯国际投资建立的北京市中芯学校校长。
没有过多犹豫，他们一拍即合。谈起加入北京中芯的原因，周宪明说，他被张汝京所感动，很快便决定同意担任校长一职。
“首先我觉得他非常爱国。”周宪明对《留学》记者说，张汝京为能从美国回到国内，创办中芯国际，推动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做出了很多牺牲。这样的爱国情怀深深打动了他，也吸引着他从海外回到中国，为中国的国际教育事业作出一份贡献。
两人相近的教育理念，也是周宪明选择中芯的重要原因。“我2007年和张汝京见面，他已经回到中国七年了。他说中国的孩子非常苦，怎么苦法呢？我们的教育给孩子很大的压力。他希望办出一个快乐成长的学校。这和我的理念很接近。”
2008年，周宪明开始担任中芯学校幼儿园到初中学段的执行校长，秉承“快乐教育”的理念，他提倡理解学生，让学生们学习的同时得到放松的机会，以螺旋上升的方法不断提升。这是他二十余年教育实践得出的结论，“九九乘法表大家都学过，在教学中，如果让孩子九九乘法表懂六成之后，去打球或者去玩音乐，时间到了再回来，他很快就會了。”周宪明表示，如果一味让同年级却有年龄差的学生同时学会相同的内容，效果可能不会 很好。
像如此类的教学方式还有很多，这些教育理念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也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认可。经过三四年的发展，中芯不再是只面向员工子女的学校，周宪明表示，现在校内的2500名学生中有四分之三来自社会招生，学校名额变得“一位难求”，许多知名国际学校如清华附中、十一中学等，也很看重中芯学校的毕业生。周宪明的身份也转变为统管幼儿园至高中部几位校长的校董，负责统一规划学校教学和整体发展。
教育需要培养有“内驱力”的多线程人 才
从事教育事业以来，周宪明一直非常重视学生的品格培养，在他看来，优秀的品格让学生能自发、主动地学习，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被学校和家长催促甚至强迫学习。
说到这里，他伸手推了一下桌上放着的纸巾盒，“它为什么会动？因为有外力。如果不推它就不会动。就像这个纸巾盒一样，很多优秀的年轻人，他们的工作、学习的动力很多是外力。”相反，中芯学校要培养的正是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力，让学生学会自主规划时间，去追求真正想学的知识，“我们认为动力应该慢慢自己起来，就像开车一样，动力系统是最重要的。”
为配合这一教育思想，让学生们有能力追求和坚持兴趣，中芯学校在小学阶段便引入时间管理和理财教育。“我们安排很多活动，甚至会排到12月底，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爱心义卖活动。”周宪明告诉《留学》记者，这个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九年，全校学生集体参与，大家有的制作手工艺品，有的负责上台表演，还有很多孩子要通过自己的口才把手工推销出去，“我们的手工制品有大概两千件，能募到二十几万元捐给孤儿院。这不是家长买的，是靠着同学们自己的能力赚钱，真正推销给来询问的附近居民。”
中芯举办的活动一方面锻炼了孩子们的口才和理财能力，另一方面，学生要在学习之余兼顾喜爱的活动，便要学会合理分配时间，做到不一味埋首书本学习，也不因课外活动耽误课程。
有时家长也会对这样的安排产生疑虑，特别是在临近期末考试时，家长会担心过多活动会影响孩子学习。周宪明表示，其实这样的活动时间决定是有意为之，意在锻炼孩子们多线程处理事情的能力。“玩一颗球很简单，玩两颗球就有点儿困难，玩三颗球就需要全神贯注。我认为未来的人才一定不是single task型而是multiple task型。”说到这里，周宪明信心满满，“我们的学生活动结束，第二天马上就准备期末考，成绩很 好。”
家庭教育占据重要地位
“家校共育”让学生和家长受益
从加入中芯开始，周宪明便一直坚持与每位候选学生及其父母面谈，根据面谈结果录取学生。“我认为教育成不成功，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重要。我们要求家长一定要配合。”第一年有78名小学生报名，经过思虑周密的筛选，他从中录取了50个。
那时，学校刚开办不久，招生是个关键问题，加之2008年发生世界经济危机，学校出资方中芯国际经营面临困难，周宪明这样做也给自己增添了不少压力，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念。
时间证明了他的正确。从第二年开始，学校的招生比例逐渐变为2：1，3：1，到2019年已是8：1，度过最初的一段艰难时光后，中芯学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家庭，报名人数再不是问题。
谈起多年来的面试经历，周宪明感触良多。他回忆道，曾有一个孩子在招生考试中考了298分，距满分300只差两分，且孩子的父亲有生物、医学两个博士学位，母亲拥有双硕士学位，家庭背景不可谓不优秀，但却没有被他录取。
“孩子的爸爸来学校讨说法，我给他解释了原因。我说你的孩子因为错了一道题就大发脾气，骂老师，推其他同学，临走时还踢翻了学校的垃圾桶。但最严重的是，孩子的妈妈就在旁边，却没有管教孩子，直接走人。如果母亲这样教育孩子，我不敢收这个学生。”周宪明的解释让那位父亲心服口服。
严格挑选家长的同时，在周宪明的倡导下，中芯学校采取了很多措施帮助家长了解学校，缓解家长在择校和家庭教育方面的焦 虑。
“我们开办了大量的家长课堂，让家长知道我们的期盼。其实很多家长只听说国际学校很好很洋气，不了解学校，一旦出现他们不能理解的情况就会很紧张。所以我们会建议家长至少听三四堂课程，然后参观学校。”正是这样的双向选择，让中芯学校能与家长互相信任，以统一的教育理念共同培养孩子。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下，忙碌的人们生活空间相对封闭，常常缺乏与他人的有效沟通，家庭教育如暗夜行舟，家长总是“单打独斗”，这也成为了焦虑的来源。“就像在一条无人山路上开车，开两个小时后，如果没有导航就容易怀疑‘我是不是开错了’，但如果有很多车跟在身后，心态就会不一样。”周宪明一直鼓励家长读书、交流，在聚会的气氛中互通有无，“我请家长以班级为单位，常常聚在一起喝下午茶。这样能让大家彼此熟悉，清楚孩子的朋友和他们的父母，不会有教育的死角。”
借鉴国外社区和学校的模式，周宪明推出了名为“一家一菜”的活动，在家长群体中收获了很好的反响。“一个家庭负责提供场地和餐具，其他参加活动的家庭各带一个菜去做客，”聚餐的形式拉近了家庭之间的关系，让很多学生的父母成为好朋友，“他们无所不谈，甚至有些一时解不开的教育问题，家长们不会直接来找校长，而是会先自己商量着解决。”
这种“家校共育”的理念，促使家长与学校交流，理解学校教学实践，很多家庭开始主动组织学生在社区举办活动，如手工绘制蛋壳义卖、学生自主安排出游活动等，家长的反馈让周宪明备受感动。
“中芯不把家长当成顾客，我们是合伙人。”这是周宪明三十余年来教育理念的总结，也是中芯学校一直秉承的价值观。与家庭一道，培养出真正有品格的优秀学生，是中芯学校不变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