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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灵气有才情，更有观察力和睿智头脑。
“白云一点在空中，一走西来一走东；雾云已散斜光照，日起青山满目融。”1950年，年仅九岁的戴秉国走在贵州印江山区的山路上，写下了这首颇具意韵的诗作。数年后，凭着这份才情和无数个挑灯苦读的夜晚，他先是考上了当时县里的“最高学府”印江初中，后来又考上了四川大学外语系。当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再次走在这条山路上时，却因无力负担学费而心情沉重。他不得不走几百里路，最终才在贵州铜仁行署文教局的帮助下拿到15块钱。然而，仍是不够。父母和兄长闻讯，拼了命筹措了30元钱电汇过来，才勉强凑足费用。当他背上行囊再次沿着熟悉的山路往外走，眼神里满是喜悦和坚定。这一走，就走出了一个大使，走出了一个高级外交官，走出了一个共和国的国务委员。
驻苏使馆的年轻“笔杆子”
到校上课的第一天，戴秉国就被考“糊”：五分制的俄文听写考试，他只得两分!接下来的五年时间，戴秉国泡在川大的教室和图书馆里苦读。“学海无涯苦作舟”，很快，他的各门功课成绩均是优良。毕业前夕，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外交学院在全国选拔招收研究生班学员。经学校推荐，戴秉国参加了考试，外交学院择优录取了50人，他是其中之一。
1966年，经组织选调，25岁的戴秉国来到外交部苏欧司工作，正式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在前辈们的悉心教导下，他的工作能力很快提高。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国内根据中苏两国总理的谅解恢复了两国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戴秉国也正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被派往驻苏使馆工作，一呆就是四年。
“戴秉国是有名的‘笔杆子’”，一位当时在驻苏使馆跟戴秉国共事的外交官说，“他是当时使馆许多重要文电的主笔人之一”，撰写了许多有份量的重要报告。如果说童年时的小诗体现了戴秉国的灵气和才情，那么这些使馆呈送的报告就体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睿智的头脑。在使馆期间，戴秉国潜心钻研外交业务，刻苦研究了中苏双边关系、中苏美三角关系以及驻在国国情等许多课题。
在苏东的波诡云谲中历练
1973年，戴秉国结束驻苏工作，返回外交部苏欧司工作，并逐步升迁为副处长、处长。1980年～1982年，戴秉国参加了中苏边界谈判，担任外交部中苏谈判办公室副组长。1985年，戴秉国出任苏欧司副司长。
1985年的一个冬日，苏联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被劫持迫降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某农场。此时中苏关系非常敏感，这又是第一架被劫持到中国的苏联飞机，戴秉国接到任务立即带队连夜赶到现场。在中央的直接指挥和有关方面的积极配合下，戴秉国处险不惊，有条不紊，与工作组的同志们一起紧张有序地处理问题。整整40多个小时未曾合眼后，他带领工作组圆满地处理了此次事件。
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对中苏关系透露出更积极的信息，戴秉国也恰在此时升为苏欧司司长。
为了推动苏联更向前迈进一步，中国政府还邀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塔雷津访华，而负责此次礼宾接待任务的自然是苏欧司。后来担任驻蒙古大使的高树茂其时正在礼宾司工作，在这次接待任务中与戴秉国共事。“戴秉国工作起来特别认真负责，而且十分平易近人”，他说，“这是我第一次与他工作，凡是我不懂的他都会详细地给我解释。他给我详细讲述了苏联的历史文化和礼宾特点。最终我们很好地完成了接待工作。”
1988年12月1日至3日，时任外长钱其琛应邀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57年之后，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可以说是一次破冰之旅，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身为苏欧司司长的戴秉国也陪同访问。正值严冬，莫斯科大雪纷飞，寒风刺骨。鉴于两国关系的特殊和环境的复杂，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不便在室内商议谈判对策，只好冒着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宾馆的庭院里不停地漫步商谈。外交工作者的这些艰辛怕是普通人想不到的。
1989年，戴秉国被任命为驻匈牙利大使。这一年正是苏东剧变和匈牙利历史上风云变幻、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在此风云动荡的时刻，作为大使必须有清晰的判断力和有前瞻性的超强分析能力。戴秉国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自_己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戴秉国的岳父，曾任文化部部长和外交部副部长的黄镇也曾担任驻匈牙利大使。“翁婿大使”的故事在外交圈中被传为一段佳话。
引领政党外交新局面
在外交部工作了29年后，戴秉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和党委委员。1995年，中央调他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任副部长。1995年～2003年，他在中联部一千就是八年，其中副部长两年，正部长六年。这在中联部历届部长中也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段。
戴秉国到任时正逢中国政党外交蓬勃发展的时候，他又将政党外交引领向新的局面。“五年来，我党派出约400个代表团组出访世界各国，接待了800多个来访的外国政党代表团。”戴秉国2002年接受采访时说。随着形势的发展，政党外交的内容不断扩大，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党际交往四原则以来，中国的政党外交先是突破了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限制，在交往内容上也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正如许多人评价的，戴秉国是“时代转折中的高手”、善于“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政策”，这都得益于他一直以深入研究理论和形势为进行外交工作的前提。戴秉国到任后还特别注意提高党的外事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培养了一支能准确跟踪把握国际形势发展的研究人才队伍。
“特使”的魅力
2003年，戴秉国从中联部部长调任外交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从正部长到副部长，这似乎是个让人费解的调动。不久疑问解开，原来戴秉国另有重任，这便是后来被外媒称为“成功的穿梭外交”，促成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任务。
2003年4月第一次朝核问题三方会谈后，朝美双方就会谈是“多边”还是“双边”这一问题僵持不下。美国国内的强硬派提议要把朝核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而朝鲜认为这无异于宣战，双方剑拔弩张。为再次使朝美能够坐在一起对话，促成三方会谈的中国又展开了频繁的穿梭外交。7月12日，身负特使使命的戴秉国飞往平壤，并给金正日带去胡锦涛主席的一封信。三天后，戴秉国又飞赴美国并带去胡锦涛主席致布什总统的信。据报道，在7月18日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长达2小时40分钟的会见中，戴秉国提出一项建议，根据这项建议，会谈总体将采取多边形式，但多边会谈期间美国和朝鲜将有机会进行双边会谈。积极的斡旋使美朝双方终于各退一步。7月29日，胡锦涛主席在与布什总统通电话时告知，朝鲜已经同意举行六方会谈。僵局被打破，六方会谈最终成功举行并成为十分重要的东北亚安全对话机制。
2004年11月，戴秉国又一次作为特使访问美国，并给布什总统带去胡锦涛主席的亲笔信，落实两国元首在智利会晤时达成的重要共识，即在中美两国间举行战略对话。2005年8月，第一轮中美战略对话由戴秉国和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共同主持，并以固定的对话机制延续下来，最终结出上月成功举办的中美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硕果。
不喜欢别人写他的事
2008年，戴秉国被选举为分管外交的国务委员。
据说，在戴秉国的家中挂着一幅字，上面写着“正正派派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他正是这样来对待工作和生活的。
在苏欧司工作期间，一次，我国家领导人率团前往苏联参加一位领导人的悼念活动，戴秉国陪同前往。连续几天几夜的紧张忙碌后在返回北京的飞机上，领导同志要在下飞机时带走有关这件事情的报告。泡上一杯浓浓的咖啡，戴秉国揉揉红肿的眼睛，立即动手工作。结果是报告准时送到领导手中，而他却在回家的车上将那杯咖啡吐了个干干净净。
“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岳父去世时，他和夫人都正在匈牙利使馆工作。最终还是没能回来。”他昔日的同事说。
而在生活上，戴秉国一直很俭朴。“外交部分下新房后，一直到当副部长期间，戴秉国家中一直都没装修。”事实上，外交人员并不像普通人臆想的那样光鲜亮丽。“在各种宴会场合其实都顾不上吃饭的，需要去跟人交际获取信息，往往一场晚宴下来还要回去吃面条呢。”
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圆满落下帷幕，但当笔者想写出一个鲜活的戴秉国时，却发现手头关于他的资料少得可怜。当笔者终于联系到他以前的一位同事时，他说：“戴国委就是不太喜欢人家写他的事的呀。”
“白云一点在空中，一走西来一走东；雾云已散斜光照，日起青山满目融。”1950年，年仅九岁的戴秉国走在贵州印江山区的山路上，写下了这首颇具意韵的诗作。数年后，凭着这份才情和无数个挑灯苦读的夜晚，他先是考上了当时县里的“最高学府”印江初中，后来又考上了四川大学外语系。当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再次走在这条山路上时，却因无力负担学费而心情沉重。他不得不走几百里路，最终才在贵州铜仁行署文教局的帮助下拿到15块钱。然而，仍是不够。父母和兄长闻讯，拼了命筹措了30元钱电汇过来，才勉强凑足费用。当他背上行囊再次沿着熟悉的山路往外走，眼神里满是喜悦和坚定。这一走，就走出了一个大使，走出了一个高级外交官，走出了一个共和国的国务委员。
驻苏使馆的年轻“笔杆子”
到校上课的第一天，戴秉国就被考“糊”：五分制的俄文听写考试，他只得两分!接下来的五年时间，戴秉国泡在川大的教室和图书馆里苦读。“学海无涯苦作舟”，很快，他的各门功课成绩均是优良。毕业前夕，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外交学院在全国选拔招收研究生班学员。经学校推荐，戴秉国参加了考试，外交学院择优录取了50人，他是其中之一。
1966年，经组织选调，25岁的戴秉国来到外交部苏欧司工作，正式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在前辈们的悉心教导下，他的工作能力很快提高。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国内根据中苏两国总理的谅解恢复了两国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戴秉国也正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被派往驻苏使馆工作，一呆就是四年。
“戴秉国是有名的‘笔杆子’”，一位当时在驻苏使馆跟戴秉国共事的外交官说，“他是当时使馆许多重要文电的主笔人之一”，撰写了许多有份量的重要报告。如果说童年时的小诗体现了戴秉国的灵气和才情，那么这些使馆呈送的报告就体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睿智的头脑。在使馆期间，戴秉国潜心钻研外交业务，刻苦研究了中苏双边关系、中苏美三角关系以及驻在国国情等许多课题。
在苏东的波诡云谲中历练
1973年，戴秉国结束驻苏工作，返回外交部苏欧司工作，并逐步升迁为副处长、处长。1980年～1982年，戴秉国参加了中苏边界谈判，担任外交部中苏谈判办公室副组长。1985年，戴秉国出任苏欧司副司长。
1985年的一个冬日，苏联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被劫持迫降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某农场。此时中苏关系非常敏感，这又是第一架被劫持到中国的苏联飞机，戴秉国接到任务立即带队连夜赶到现场。在中央的直接指挥和有关方面的积极配合下，戴秉国处险不惊，有条不紊，与工作组的同志们一起紧张有序地处理问题。整整40多个小时未曾合眼后，他带领工作组圆满地处理了此次事件。
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对中苏关系透露出更积极的信息，戴秉国也恰在此时升为苏欧司司长。
为了推动苏联更向前迈进一步，中国政府还邀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塔雷津访华，而负责此次礼宾接待任务的自然是苏欧司。后来担任驻蒙古大使的高树茂其时正在礼宾司工作，在这次接待任务中与戴秉国共事。“戴秉国工作起来特别认真负责，而且十分平易近人”，他说，“这是我第一次与他工作，凡是我不懂的他都会详细地给我解释。他给我详细讲述了苏联的历史文化和礼宾特点。最终我们很好地完成了接待工作。”
1988年12月1日至3日，时任外长钱其琛应邀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57年之后，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可以说是一次破冰之旅，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身为苏欧司司长的戴秉国也陪同访问。正值严冬，莫斯科大雪纷飞，寒风刺骨。鉴于两国关系的特殊和环境的复杂，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不便在室内商议谈判对策，只好冒着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宾馆的庭院里不停地漫步商谈。外交工作者的这些艰辛怕是普通人想不到的。
1989年，戴秉国被任命为驻匈牙利大使。这一年正是苏东剧变和匈牙利历史上风云变幻、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在此风云动荡的时刻，作为大使必须有清晰的判断力和有前瞻性的超强分析能力。戴秉国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自_己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戴秉国的岳父，曾任文化部部长和外交部副部长的黄镇也曾担任驻匈牙利大使。“翁婿大使”的故事在外交圈中被传为一段佳话。
引领政党外交新局面
在外交部工作了29年后，戴秉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和党委委员。1995年，中央调他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任副部长。1995年～2003年，他在中联部一千就是八年，其中副部长两年，正部长六年。这在中联部历届部长中也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段。
戴秉国到任时正逢中国政党外交蓬勃发展的时候，他又将政党外交引领向新的局面。“五年来，我党派出约400个代表团组出访世界各国，接待了800多个来访的外国政党代表团。”戴秉国2002年接受采访时说。随着形势的发展，政党外交的内容不断扩大，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党际交往四原则以来，中国的政党外交先是突破了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限制，在交往内容上也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正如许多人评价的，戴秉国是“时代转折中的高手”、善于“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政策”，这都得益于他一直以深入研究理论和形势为进行外交工作的前提。戴秉国到任后还特别注意提高党的外事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培养了一支能准确跟踪把握国际形势发展的研究人才队伍。
“特使”的魅力
2003年，戴秉国从中联部部长调任外交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从正部长到副部长，这似乎是个让人费解的调动。不久疑问解开，原来戴秉国另有重任，这便是后来被外媒称为“成功的穿梭外交”，促成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任务。
2003年4月第一次朝核问题三方会谈后，朝美双方就会谈是“多边”还是“双边”这一问题僵持不下。美国国内的强硬派提议要把朝核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而朝鲜认为这无异于宣战，双方剑拔弩张。为再次使朝美能够坐在一起对话，促成三方会谈的中国又展开了频繁的穿梭外交。7月12日，身负特使使命的戴秉国飞往平壤，并给金正日带去胡锦涛主席的一封信。三天后，戴秉国又飞赴美国并带去胡锦涛主席致布什总统的信。据报道，在7月18日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长达2小时40分钟的会见中，戴秉国提出一项建议，根据这项建议，会谈总体将采取多边形式，但多边会谈期间美国和朝鲜将有机会进行双边会谈。积极的斡旋使美朝双方终于各退一步。7月29日，胡锦涛主席在与布什总统通电话时告知，朝鲜已经同意举行六方会谈。僵局被打破，六方会谈最终成功举行并成为十分重要的东北亚安全对话机制。
2004年11月，戴秉国又一次作为特使访问美国，并给布什总统带去胡锦涛主席的亲笔信，落实两国元首在智利会晤时达成的重要共识，即在中美两国间举行战略对话。2005年8月，第一轮中美战略对话由戴秉国和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共同主持，并以固定的对话机制延续下来，最终结出上月成功举办的中美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硕果。
不喜欢别人写他的事
2008年，戴秉国被选举为分管外交的国务委员。
据说，在戴秉国的家中挂着一幅字，上面写着“正正派派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他正是这样来对待工作和生活的。
在苏欧司工作期间，一次，我国家领导人率团前往苏联参加一位领导人的悼念活动，戴秉国陪同前往。连续几天几夜的紧张忙碌后在返回北京的飞机上，领导同志要在下飞机时带走有关这件事情的报告。泡上一杯浓浓的咖啡，戴秉国揉揉红肿的眼睛，立即动手工作。结果是报告准时送到领导手中，而他却在回家的车上将那杯咖啡吐了个干干净净。
“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岳父去世时，他和夫人都正在匈牙利使馆工作。最终还是没能回来。”他昔日的同事说。
而在生活上，戴秉国一直很俭朴。“外交部分下新房后，一直到当副部长期间，戴秉国家中一直都没装修。”事实上，外交人员并不像普通人臆想的那样光鲜亮丽。“在各种宴会场合其实都顾不上吃饭的，需要去跟人交际获取信息，往往一场晚宴下来还要回去吃面条呢。”
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圆满落下帷幕，但当笔者想写出一个鲜活的戴秉国时，却发现手头关于他的资料少得可怜。当笔者终于联系到他以前的一位同事时，他说：“戴国委就是不太喜欢人家写他的事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