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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惠州市大亚湾一典型的异地安置农转居城市社区的深入访谈与观察,调查发现该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的过程中,社区环境、居民生存状况、社区文化、邻里关系和社区安全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由于政府职能的错位,社区正面临着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困境,而坚持社区自治与改革是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与出路。
关键词:异地安置;农转居;城市社区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43-02
一、社区的基本概况
上杨社区原身为大亚湾区东部一个行政村东联村,背山临海,以种地、捕鱼为业。1998年,某大型企业落户大亚湾,选址在此,于是东联村全部宅基地和大部分集体土地被征用。当时政府实行了异地安置的办法,把整个村搬迁到城市地区,并按照城市社区的标准,对社区进行了统一规划与建设。搬迁以后,上杨社区位于惠州市大亚湾区城市主干道一侧,南部紧邻响水工业区,距北部的惠阳中心城区淡水与西面大亚湾中心各为5和15分钟车程,周边是新建城市商品房。上杨社区面积44.6公顷,人口6 361,共1 400余户。主要以单家独户式楼房为主,沿主要街道两侧还有少量标准公寓房,配置了学校、市场、商业、医院和公共广场绿地等完善的配套设施。无论从其建筑类型、外观或是规划布局,上杨社区建设标准已经完全与城市中其他社区无异。2000年第一批居民入住社区,2004年搬迁基本完成。时隔八年,大亚湾政府认为上杨社区发展未达到规划预期效果,直接拨款三千万对社区进行环境整治,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二、社区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1.社区环境与设施质量下降。在建成之初,社区拥有良好的社区环境与完善的基础设施。发展至今,社区与城市联系进一步密切,外来人口增多,环境状况遭受过多压力,原有基础设施渐渐难以满足发展的需求。主要表现为:(1)公共绿化衰败,社区规划建设了六处公共广场与绿地,但却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纳入城市社区后,街道办下并未成立相应部门,上级政府也没有对绿化工作划拨财政预算,造成管理空白,导致所有街道与广场的行道树、灌丛与草地都倒塌、枯死,草地被占用变为菜地和堆放杂物,与果皮、垃圾为伍;(2)虽然专门聘用了16个环卫工人,但社区环境卫生条件仍然比较恶劣,私人衣物与物品被随便晾晒和堆放在公共街道,人流较多的街道围墙上乱七八糟地张贴广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与食品垃圾随处可见;(3)基础设施滞后于发展,活动设施又缺乏管理维护,除篮球场外,六处广场绿地基本无人使用。
2.居民生存状况迟迟未有明显改善。收入水平增长缓慢。异地安置后,社区居民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其家庭收入来源发生巨大的变化,主要来自三部分:农村股份集体经济的补贴、房屋出租收入、年青人外出务工收入和个别从商收入。
农村股份集体经济的补贴成为社区居民一个基础稳定的收入水源。社区虽不从事农业经济,但农村股份集体经济仍然保持运转,以社区居委会为载体,通过土地、建筑、水库等物业经营,每年能获得约270多万元收入,其中40%作为补贴直接发放给居民。此外,村委会下属的居民小组也把各自的土地经营收入全部发放给居民,这样,每个家庭每月能获得200元～300元不等的补贴。
房屋出租是影响家庭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异地安置时,政府统一建造面积为100平方米的一层独户住宅,大部分居民自己把房屋加盖到三层。后来,社区周边工业区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者,住宅需求急促增加。除了自己居住外,社区居民还把房屋出租给务工者以获得一定的收入。
就业情况不理想,限制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区位看,社区靠近惠阳中心区和大亚湾中心区,西南面有大片工业区,理论上存在大量就业机会。但由于居民就业适应性较低,使得普遍就业率不高。大批的年青劳动力外出打工,使得社区内部人口主要由少年、中年和老年构成,需抚养人口占到户籍人口41%,劳动力主要由中年人口构成。从学历结构上看,居民绝大多数从农民转变过来,受教育程度不高,大专以上人口只占总数2.59%,过半数(占户籍人口52.81%)只有初中文化水平。
消费水平快速提高。据较多居民反映,搬迁以后免费的生活资源都变成了商品,居民开始要支付各种水费、煤气费和卫生管理费等,生活开支大大增加。而且,社区逐渐纳入城市生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商业服务业态,包括饮食、超市、零售、电信、娱乐等,商业服务的业态和档次越来越多样化,消费水平与层次越来越多样化。新的物质消费环境慢慢改变了居民传统的消费观念,增加了居民的消费需求。
在居住条件、设施环境都普遍改善的同时,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然而居民的收入水平却增长缓慢。有的居民为了贴补家用,私自占用了公共绿地而种菜,有的用家庭为了节省煤气费用,占用房前的过街通道,用柴木与煤火来替代煤气开灶煮饭。这些现象都反映出居民难以适应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3.整体邻里关系日趋淡漠。异地安置以后,社区老人之间仍然保持频繁的往来,大部分居民闲暇时间虽然增多,但是由于要照看房子、管理房屋出租,日常交往主要局限在邻里与亲戚之间,活动范围与规模都较小,并多以室内为主。通过排麻将、打牌和跳舞等一些自组织活动,社区内部小团体交往得到加强。然而,从大社区整体来看,除了社区老人与地缘近邻,其余的社区居民之间几乎不存在其他形式的日常接触与互动。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者在这里租房,社区内部的人口组成越来越复杂,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发生越来越多交集。
异地安置以前,大多数居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日常生活主要以耕种和捕鱼为主,很少有空闲的时间。搬到新社区以后,就业率急剧下降,大部分人没有工作,自由支配时间大大增加。许多居民表示,平常除了做家务和带小孩,但大部分时间都感到无事可做和无处可去。这种情况下,社区内部的文化建设几乎是一片空白,传统活动如打狮、做戏渐渐消失,而私人之间打牌、排麻将两项活动却日渐盛行。其中排麻将风气越来越重,已成为大部分居民的日常生活,甚至出现赌博的现象。为了抑制赌博的风气,居委会组织了每年一度的居民小组篮球赛,然而成效却不甚显著。
4.社区安全面临考验。危及社区安全的最大问题是偷盗行为猖狂,汽车摩托车接连被盗,市场与大街附近存在大量小偷小摸的现象。造成社区治安环境变差的原因主要是社区外来务工者非常多,流动性较大,另一方面,社区房屋主担心管理部门会向其收取房屋管理费,而不愿意登记和上报房屋出租者的情况。在2004年的时候,居委会曾经向区政府提出申请,希望对社区实施封闭式的管理,但最终没有得到批准。从这个侧面也可以反映,治安管理工作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三、社区面临的困境
1.社区转型期的尴尬。农村被整个搬迁到城市,是一个复杂的急剧的城市化过程,社区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农村环境在较短时间内过度为一个发展迅速又开放的城市环境。其人口构成、经济结构、社会状况、生活观念都受到来自城市的极大冲击,而处于急速转变的状态。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以上提到的失业、环境压力、出现赌博风气、治安危机等,这都是社区居民难以在短期内适应新城市社区环境的症状。
2.物质规划的失效。异地安置的村民形成的城市社区,在规划一开始就被简单定义为安置型城市工社区,而且规划的依据与原则完全按照城市社区的标准,缺少对农民生活特点和思想观念的深入考虑,也缺少对社区融入城市后变化与发展的长远考虑,从而导致社区环境恶化、社区设施未能满足居民需求等一系列问题。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看出,社区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单纯的物质规划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转居城市社区发展中的问题。
3.政府职能的错位。在社区尴尬的转型期中,政府在当中没有很好地发挥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根深蒂固的影响之下,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还处在起步阶段,法律制度存在很多漏洞,这使得社区在融入城市过程的管理存在很多的缺失。政府虽然解决了最基本的住房问题,但对社区建成以后的发展却没有投放更多的关注,在财力、人力和政策上都没有到位。一方面,政府作为上层次的管理部门,与居民缺乏有效联系与交流,难以真正代表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在具体社区事务的操作上,由于管理权限模糊不清、部门不完善、资金不足,政府在很多管理中显得力不从心。
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出路
在政府管理存在缺口的同时,以农村集体经济为核心而存在的社区居委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它代表了广大社区居民的利益,以代言人的身份与上级政府展开对话,为社区争取更多的利益;其次,作为经营者的角色,其集合了土地、劳动力等各种资源,集中统筹整合,使农村集体经济得到增值,从而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再次,东联村居委会成为社区实质上的事务管理者,维持了社区的正常秩序。
因此,坚持社区自治的改革是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居委会在城市社区的转型时期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作为一个自治型的组织,在社区自我发展完善过程中还具有很大的潜力。坚持东联村居委会的改革,有助于其在社区不断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应承担更多更积极的作用:首先,居委会应该突破自身较封闭的管理模式,寻求更多的社会合作,与政府、其他社会团体、企业等展开交流与合作,有利于居委会自身的提高;第二,充分调动自身拥有的各种资源,进行整合与优化,居委会本身拥有土地、劳动力、物业等资源,如何有效统合利用是社区能否在困境中突围的关键;第三,居委会应该突破传统中地域主义的狭隘,设法搭建各种平台,把社区新旧成员都调动起来,积极参与到社区的管理与发展事务中,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强化自身作为集体的社区功能,帮助社区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李俊夫.城中村的改造[M].北京:科学发展出版社,2004.
[2]李津逵.中国:加速城市化的考验:第1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3]廖小军.中国失地农民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5]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关键词:异地安置;农转居;城市社区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43-02
一、社区的基本概况
上杨社区原身为大亚湾区东部一个行政村东联村,背山临海,以种地、捕鱼为业。1998年,某大型企业落户大亚湾,选址在此,于是东联村全部宅基地和大部分集体土地被征用。当时政府实行了异地安置的办法,把整个村搬迁到城市地区,并按照城市社区的标准,对社区进行了统一规划与建设。搬迁以后,上杨社区位于惠州市大亚湾区城市主干道一侧,南部紧邻响水工业区,距北部的惠阳中心城区淡水与西面大亚湾中心各为5和15分钟车程,周边是新建城市商品房。上杨社区面积44.6公顷,人口6 361,共1 400余户。主要以单家独户式楼房为主,沿主要街道两侧还有少量标准公寓房,配置了学校、市场、商业、医院和公共广场绿地等完善的配套设施。无论从其建筑类型、外观或是规划布局,上杨社区建设标准已经完全与城市中其他社区无异。2000年第一批居民入住社区,2004年搬迁基本完成。时隔八年,大亚湾政府认为上杨社区发展未达到规划预期效果,直接拨款三千万对社区进行环境整治,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二、社区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1.社区环境与设施质量下降。在建成之初,社区拥有良好的社区环境与完善的基础设施。发展至今,社区与城市联系进一步密切,外来人口增多,环境状况遭受过多压力,原有基础设施渐渐难以满足发展的需求。主要表现为:(1)公共绿化衰败,社区规划建设了六处公共广场与绿地,但却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纳入城市社区后,街道办下并未成立相应部门,上级政府也没有对绿化工作划拨财政预算,造成管理空白,导致所有街道与广场的行道树、灌丛与草地都倒塌、枯死,草地被占用变为菜地和堆放杂物,与果皮、垃圾为伍;(2)虽然专门聘用了16个环卫工人,但社区环境卫生条件仍然比较恶劣,私人衣物与物品被随便晾晒和堆放在公共街道,人流较多的街道围墙上乱七八糟地张贴广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与食品垃圾随处可见;(3)基础设施滞后于发展,活动设施又缺乏管理维护,除篮球场外,六处广场绿地基本无人使用。
2.居民生存状况迟迟未有明显改善。收入水平增长缓慢。异地安置后,社区居民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其家庭收入来源发生巨大的变化,主要来自三部分:农村股份集体经济的补贴、房屋出租收入、年青人外出务工收入和个别从商收入。
农村股份集体经济的补贴成为社区居民一个基础稳定的收入水源。社区虽不从事农业经济,但农村股份集体经济仍然保持运转,以社区居委会为载体,通过土地、建筑、水库等物业经营,每年能获得约270多万元收入,其中40%作为补贴直接发放给居民。此外,村委会下属的居民小组也把各自的土地经营收入全部发放给居民,这样,每个家庭每月能获得200元～300元不等的补贴。
房屋出租是影响家庭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异地安置时,政府统一建造面积为100平方米的一层独户住宅,大部分居民自己把房屋加盖到三层。后来,社区周边工业区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者,住宅需求急促增加。除了自己居住外,社区居民还把房屋出租给务工者以获得一定的收入。
就业情况不理想,限制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区位看,社区靠近惠阳中心区和大亚湾中心区,西南面有大片工业区,理论上存在大量就业机会。但由于居民就业适应性较低,使得普遍就业率不高。大批的年青劳动力外出打工,使得社区内部人口主要由少年、中年和老年构成,需抚养人口占到户籍人口41%,劳动力主要由中年人口构成。从学历结构上看,居民绝大多数从农民转变过来,受教育程度不高,大专以上人口只占总数2.59%,过半数(占户籍人口52.81%)只有初中文化水平。
消费水平快速提高。据较多居民反映,搬迁以后免费的生活资源都变成了商品,居民开始要支付各种水费、煤气费和卫生管理费等,生活开支大大增加。而且,社区逐渐纳入城市生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商业服务业态,包括饮食、超市、零售、电信、娱乐等,商业服务的业态和档次越来越多样化,消费水平与层次越来越多样化。新的物质消费环境慢慢改变了居民传统的消费观念,增加了居民的消费需求。
在居住条件、设施环境都普遍改善的同时,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然而居民的收入水平却增长缓慢。有的居民为了贴补家用,私自占用了公共绿地而种菜,有的用家庭为了节省煤气费用,占用房前的过街通道,用柴木与煤火来替代煤气开灶煮饭。这些现象都反映出居民难以适应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3.整体邻里关系日趋淡漠。异地安置以后,社区老人之间仍然保持频繁的往来,大部分居民闲暇时间虽然增多,但是由于要照看房子、管理房屋出租,日常交往主要局限在邻里与亲戚之间,活动范围与规模都较小,并多以室内为主。通过排麻将、打牌和跳舞等一些自组织活动,社区内部小团体交往得到加强。然而,从大社区整体来看,除了社区老人与地缘近邻,其余的社区居民之间几乎不存在其他形式的日常接触与互动。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者在这里租房,社区内部的人口组成越来越复杂,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发生越来越多交集。
异地安置以前,大多数居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日常生活主要以耕种和捕鱼为主,很少有空闲的时间。搬到新社区以后,就业率急剧下降,大部分人没有工作,自由支配时间大大增加。许多居民表示,平常除了做家务和带小孩,但大部分时间都感到无事可做和无处可去。这种情况下,社区内部的文化建设几乎是一片空白,传统活动如打狮、做戏渐渐消失,而私人之间打牌、排麻将两项活动却日渐盛行。其中排麻将风气越来越重,已成为大部分居民的日常生活,甚至出现赌博的现象。为了抑制赌博的风气,居委会组织了每年一度的居民小组篮球赛,然而成效却不甚显著。
4.社区安全面临考验。危及社区安全的最大问题是偷盗行为猖狂,汽车摩托车接连被盗,市场与大街附近存在大量小偷小摸的现象。造成社区治安环境变差的原因主要是社区外来务工者非常多,流动性较大,另一方面,社区房屋主担心管理部门会向其收取房屋管理费,而不愿意登记和上报房屋出租者的情况。在2004年的时候,居委会曾经向区政府提出申请,希望对社区实施封闭式的管理,但最终没有得到批准。从这个侧面也可以反映,治安管理工作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三、社区面临的困境
1.社区转型期的尴尬。农村被整个搬迁到城市,是一个复杂的急剧的城市化过程,社区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农村环境在较短时间内过度为一个发展迅速又开放的城市环境。其人口构成、经济结构、社会状况、生活观念都受到来自城市的极大冲击,而处于急速转变的状态。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以上提到的失业、环境压力、出现赌博风气、治安危机等,这都是社区居民难以在短期内适应新城市社区环境的症状。
2.物质规划的失效。异地安置的村民形成的城市社区,在规划一开始就被简单定义为安置型城市工社区,而且规划的依据与原则完全按照城市社区的标准,缺少对农民生活特点和思想观念的深入考虑,也缺少对社区融入城市后变化与发展的长远考虑,从而导致社区环境恶化、社区设施未能满足居民需求等一系列问题。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看出,社区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单纯的物质规划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转居城市社区发展中的问题。
3.政府职能的错位。在社区尴尬的转型期中,政府在当中没有很好地发挥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根深蒂固的影响之下,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还处在起步阶段,法律制度存在很多漏洞,这使得社区在融入城市过程的管理存在很多的缺失。政府虽然解决了最基本的住房问题,但对社区建成以后的发展却没有投放更多的关注,在财力、人力和政策上都没有到位。一方面,政府作为上层次的管理部门,与居民缺乏有效联系与交流,难以真正代表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在具体社区事务的操作上,由于管理权限模糊不清、部门不完善、资金不足,政府在很多管理中显得力不从心。
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出路
在政府管理存在缺口的同时,以农村集体经济为核心而存在的社区居委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它代表了广大社区居民的利益,以代言人的身份与上级政府展开对话,为社区争取更多的利益;其次,作为经营者的角色,其集合了土地、劳动力等各种资源,集中统筹整合,使农村集体经济得到增值,从而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再次,东联村居委会成为社区实质上的事务管理者,维持了社区的正常秩序。
因此,坚持社区自治的改革是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居委会在城市社区的转型时期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作为一个自治型的组织,在社区自我发展完善过程中还具有很大的潜力。坚持东联村居委会的改革,有助于其在社区不断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应承担更多更积极的作用:首先,居委会应该突破自身较封闭的管理模式,寻求更多的社会合作,与政府、其他社会团体、企业等展开交流与合作,有利于居委会自身的提高;第二,充分调动自身拥有的各种资源,进行整合与优化,居委会本身拥有土地、劳动力、物业等资源,如何有效统合利用是社区能否在困境中突围的关键;第三,居委会应该突破传统中地域主义的狭隘,设法搭建各种平台,把社区新旧成员都调动起来,积极参与到社区的管理与发展事务中,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强化自身作为集体的社区功能,帮助社区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李俊夫.城中村的改造[M].北京:科学发展出版社,2004.
[2]李津逵.中国:加速城市化的考验:第1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3]廖小军.中国失地农民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5]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