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缘起，与冯骥才先生有关。
　　他说，古村落已经处于最危急的状态：在2000年的时候，我国拥有360万个自然村，但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270万，也就是说，10年间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一个古村落就像一本大书，最恐怖的是，我们还来不及打开这本书，它就已经消失了。
　　冯先生说的古村落的危急状况却让我难以释怀。终于有了机会，我开始了一个济南古村落项目的踏查。两年半的时间，85个村落的调查，越到后期，感受越发明显，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历经“土改”“文革”，以及20世纪90年代经济建设大潮，留存在乡村的老建筑已经相对较少，不少村落中的大家族，原本的高门宅院，不是被扒，就是被分割成不同的小单元，虽仍隐隐可见雍容气度，却掩不住颓败和衰老。
　　与此同时，勾连在建筑这一有形物质上的无形的精神传统，也在时代的凶猛浪潮中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以我所调查的章丘普集镇杨官庄为例。村中有一处蔚为壮观的袭家大院，是袭家第十七代孙袭肇运于清朝嘉庆年间在杨官庄建造的宅院，至今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五个组合式四合院雍容大气。但随着家道中落，除了袭肇运长子之后一直住在第二进院落，其他几个院落都被袭氏后人卖给了村里别的财主。
　　与老建筑的颓败同样命运的，是袭家祠堂延续数百年的“春秋之祭”。据袭氏后人保存的家谱记载，明嘉靖二十五年九月，一位身为济南府儒学生员的袭氏后人，不仅力图恢复春秋之祭，还写下了“行会条约”，规定了祭祀祖先的贡品、过程等等内容。其详细程度可以作为明代社会风俗的一份研究样本。“行会条约”的最后写道：“圣谕族约内事理，不許分外生事，欺凌乡里，游惰失业，违者绝之，生不与祭，死不许入墓。”这份“条约”，形象说明了家族对其成员的道德约束力。如今，社会形态早已天翻地覆地改变，人伦秩序当然不能再指望族约这样的规定了，“春秋之祭”自然也早已荡然无存。
　　这是物质形态和传统精神的双重失落。因此，古村落的“危急形态”，绝不仅仅体现在一些老建筑、老手艺的消失，这是一种村落文化的整体性失落，它包括与自然的和谐，对传统的皈依，以及对族群的依靠和制约。
　　当然，情况也在逐渐改变。近些年，与城镇化进程同步滋长起来的，还有众多乡村对接续“根性文化”的渴望。修撰村志的村落增多，不少断裂的家谱开始被重新修订。走访一个个古村落，你也总能在每个村子里找到一两个对本村历史如数家珍的“乡土专家”。
　　上文提到的章丘普集镇杨官庄袭家大院，也有新的故事发生。2002 年，袭氏后人第八次续谱，至今依然有从北京、天津到袭家大院来寻根的人。一切都证明，族人之间依然有着家族向心力，家族的荣耀依然是村人心中默默涌动的需求。
　　与民间找寻“根”的荣光的自发行为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官方抢救古村落的行动。2012 年4月16日，国家几个部委联手，已经开始对古村落进行地毯式普查，到2016年，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已经评定。评定之后，国家将会拨出大额保护经费。
　　最近几年，国内不少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并践行新的乡村建设，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回归故乡，“抢救故乡”。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两难”也许永远存在，但唯其难，对乡村建设、对中国出路持之以恒地思考、实践，并且坚守，也许才显得尤为珍贵。
　　止庵先生《月札》诗，起首四句，“时针指向十二点半/没有什么不放心/在梦与梦之间就像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我们醒来就是流浪者”。
　　我多么希望，某一天醒来，不再是一个流浪者。
　　（本文节选自《古村落里的济南·序》，有删节。钱欢青，济南时报文化副刊部副主任，著有《济南老建筑寻踪》《考古济南——探寻一座城的文明坐标》《齐鲁国宝传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