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末。厦门市文化局负责人陈某借着到博物馆检查工作之机，偷走了一些旧书画。这些书画都是“文革”中红卫兵查抄来的，“文革”后，因一時找不到事主，暂时放在博物馆的。
　　案发后，陈某被抓。在给陈某量刑时，需要参考这些书画的价值。于是，当地公安机关就请厦门市文物部门对这些书画进行了鉴定，估价为1万元。但有人提出估价偏低，不符合“严打”精神，又到外省去鉴定，估价为15万元。由于两份鉴定相差过于悬殊，厦门方面叉找到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对两份鉴定进行仲裁。接受任务的是三位相当有名的权威人士，一位是启功先生、一位是刘东瑞先生，还有一位姓史的先生。他们对这些书画逐件进行了鉴定和评估，最后鉴定下来，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给出了一个7万元的估价。
　　但7万元也达到了死刑标准。启功先生动了恻隐之心。经过一夜思忖，启功先生于次日召集大家重新讨论。他说：文物估价这东西从来就没有一个定准，陈某第一次盗窃发生在1971年，不能以现在的价格来估价。“该打屁股的事不要砍脑袋，1万太少，15万太高，我们说7万元，是否就很公允呢，恐怕也很难讲。咱们今天的鉴定无须再出新的结论，也无须出新的证书，推翻昨天的证书。但我原是想在昨天的鉴定结论上，写几个字，算是有个最后意见。”专家们一致赞同启功先生的看法，于是，启功先生就在那份鉴定结论上写了“太劣、值高，抬举了他”8个字，并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接着，启功先生叉以他一贯的幽默开玩笑说：“这些东西哪儿值这么多钱（7万元）？真是抬举他了，卜回再偷，不如请我当顾问。”在场的人都笑了。 最后，厦门方面采纳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意见，陈某没有被判死刑。启功先生在得知判决结果后，叉同刘东瑞先生念叨了一遍：“该打屁股的千万不要砍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