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伊始，谈公益跟10年前已经大不一样了。那时，“非政府组织”这种表述一度成为敏感词。与此同时，公益人的“身份意识”觉醒，标志性事件是2011年李连杰抱怨“壹基金”名分问题，最终促成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成立。
把公益做对，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否则不仅社会问题没获得解决，公益人还会制造出新的社会问题来。
伴随着用什么样的理念和身份来做公益的争论，中国公益少年初长成。
十年流变
概念变迁的背后，反映着中国公益生态在冲撞与妥协之间，匍匐前进。
在中国，非政府组织曾是一股冲撞势力，它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之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但它的行为同时又会对政府和资本形成一种压力，有时候这种压力可以让官员落马，让企业止步。
2004年，“绿色和平”“导演”了印尼金光集团APP“环保风暴”。“绿色和平”发布报告称，这家总部在印尼的全球造纸大鳄云南圈地毁林，并称其是“著名的毁林者之一”。一场新闻发布会之后，金光集团APP迅速成为众矢之的，云南省相关官员亦被问责和罢官，此后金光集团APP已无法在云南扩大浆纸林版图，设立造纸厂的申请亦变得虚无缥缈。
2009年金光集团APP中国林务事业部一位负责人谈起“绿色和平”时，依然“义愤填膺”。他说，金光人很委屈，对林地的开发与生态保护，金光集团APP在全球造纸厂里算做得非常好了。我把这番话转达给卢思骋（时任“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他同意，金光集团APP并不是最差的那个“坏孩子”，但环保舆论风暴策略是“擒贼先擒王”，于是金光集团APP“挨枪”了。
此后，中国环保组织学习了这种方法，掀起一场又一场“环保风暴”。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个案例是，9家环保组织调查国内银行“绿色信贷”，发现2011年深圳发展银行排名倒数第一名。微博上的口诛笔伐，给该行造成极大影响。
列数这十年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史”，还不得不提及亚洲动物基金会对“活熊取胆”的抨击，这一次撞上枪口的是福建“归真堂”。亚洲动物基金会利用“归真堂”准备上市的时机，发起舆论风暴，声称“任何一种活熊取胆方式都是不人道的”，认为中国养熊业应被取缔。于是，“活熊取胆”的企业归真堂该不该上市，成为舆论风暴的暴风眼。
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个事实，过去十年非政府组织“败事有余成事不足”。
尤其是国际组织，很多项目半途而废，或者项目推进很慢很浅，主要的原因是碰到了“與政府的相处”的壁垒。以乐施会为例，这个创立于英国的国际组织，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就很不顺利。
雷励青年公益发展中心是一个好例子，雷励也是一个全球组织，但雷励中国创始人陆丰很有智慧，他只要雷励文化，自立门户，不接受境外领导，如此在中国大陆开展活动越来越深入。
在僵持的局面下，精明的英国公益人开始向中国传播一套新公益观念——社会企业。英国文化协会，在中国变通为英国驻华使馆文化教育处，其实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从2009年起在中国大陆办班培训“社会企业家”，他们传播的是这样一种新理念：“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它鼓励NGO、NPO转型经营一些社会企业，亦鼓励一些社会创业者创办社会企业，同时鼓励企业家用社会创投的方式支持社会企业，当然也鼓励政府用减税、免税等政策支持社会企业。
在英国确实是这样，每个部门都可以支持社会企业发展，首相还亲自颁布政策支持社会企业。
问题是，社会企业适合中国土壤吗？起初人们还这样怀疑，但是5年下来，英国文化协会已经在中国培养了1000多名“社会企业家”学员，2012年中国社会企业深圳残友集团获得英国社会企业联盟颁发的“年度国际社会企业”大奖。
社会企业在中国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局面，2012年11月11日，上海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社会创业和社会创投高峰论坛”吸引了近300人参会，论坛最后阶段的社会企业路演环节，吸引了全国上百家社会企业报名。把2012年称之为“中国社会企业元年”也许过了，但社会企业热潮真的来临了。
比起非政府组织，社会企业是一股相对中性而柔软的力量，至少它已经让中国公益生态变得更多元，并把“多元合作”的平台和价值带进来了。
草根待扶持
伴随着社会企业的兴起，各种社会创投竞赛此起彼伏。此外，还有很多公益项目竞赛，类似“选秀”，五花八门，撒钱的主很多，但拿到钱的不一定是最能做事的人，反而是最会写文案的人。
2012年4月，无锡第四届春晖青年公益发展论坛上，公益圈选秀泛滥的现象引起了与会者的反思，其中一个恶果是诱发非理性的公益创业。民间公益行动者寇延丁每年都问现场的大学生，没有拿到资助就做公益创业的请举手，结果，90%以上是举手者。
由于无法获得资助机构的可持续支持和长期陪伴，公益创业或社会创业死在沙滩上的案例多得不计其数。以谷歌“益暖中华——大学生公益创新”项目为例，每年收到2万多个参赛项目，最终评出30多个获奖项目，再深究30多个项目有几个转化为公益创业或社会创业，答案是少得可怜。有些大学生团队获奖后，将奖金瓜分了事。
在春晖论坛上，有人直接批评说“益暖中华”就是一个“选秀活动”。黑苹果青年公益发展中心总干事沈旻直言，愿意支持青年公益或社会创业并“扶上马送一程”的机构或基金会太少了。
很多时候，“选秀机构”把“秀才”们选出来，奖金也发出去后，却缺乏团队来陪伴“秀才”们成长，亦没有配套相关社会资本支持“秀才”们把项目做起来。一家航空公司与媒体联合举办社会创新创投竞赛，一支海南大学的学生创业团队拿到了二等奖和5万元奖金。之后，那名学生领导到全国各地进行公益考察就把奖金花完了，问他项目呢，他答：破产了，也解散团队了。
社会创投的目标是，选拨和资助一批优秀人才，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并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公益考察对这名学生的成长有价值，却不是办竞赛的出发点。 英国文化协会的“社会企业家”培训班也与国内几家公益基金会合作，联合举行“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奖励资助计划”竞赛，历届学员可以竞投，2012年设立4项大奖，其中只有增爱基金会有“长期陪伴”的理念，它承诺提供至少连续3年的资助，给予每个获奖社会企业总额6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根据获奖社会企业的发展态势，还可以酌情提高奖金总额及资助时间上限。同时，还注重提供智力支持，将会聘请各界专家组成专门的顾问委员会为获奖机构提供长期咨询服务，并不定期地向被资助机构提供专门培训、讲座等机会。
像增爱基金会这样“选秀”和陪伴，公益“秀才”们才能慢慢成长起来。面整个中国草根公益创业组织和社会创业组织都处在起步阶段，给一笔钱是远远不够的。反过来说，大学生和青年公益或社会創业者，也要懂得说“不要”，如果资助方没有长期陪伴的理念和支持，是一锤子买卖，宁可说不。
“长期陪伴”这个理念，需要形成整个社会的共识，公益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出发，不是为了竞赛而竞赛，也不是为了做公益而做公益。
深耕一亩田
万通董事长、阿拉善生态协会会长冯仑希望公益人士从简单做慈善，转变成更多去推动公益事业，通过组织、制度、效率的改善，通过治理结构的提升，通过专业人才的努力服务，逐步扩大公益的覆盖面，使它在被考核、被监督的前提下，更好更有效地开展工作。他说，这对公民社会的建设具基础性作用，是近百年来社会进步的重要创新。
2012年底“黑苹果青年”项目提出未来3年的“三千万计划”，即资助300个青年公益项目，支持1000名青年公益领袖，培育10000名青年社会化积极分子，为此需要募款2700万元。对于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这样一个年轻的公益组织，总干事沈旻亦坦言自己是“公益新兵”。
黑苹果青年项目运作也不过2年多，就提出这么大的目标，沈旻凭什么有这个胆魄？“黑苹果青年”项目的定位，即“推动青年社会参与”。因此说，黑苹果青年的“三千万计划”，是一场广度运动，它的价值在于为公益的深度运动提供社会资本，它把原子化的大学生和白领网络化，同时陪伴他们成熟，就如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理事长袁岳所说，黑苹果青年的特质是“冲动”，“冲出来还能行动”。“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提供深度公益的平台，让他们有“冲动”的去处。
海南返乡大学生所做的社区营造事业即是一场深度运动，胡诗泽已经带领海南大学生返乡做公益10年，以自己老家村庄和小学为原点，开辟现实版“开心农场”等社区营造项目，为城乡儿童互动，城乡公益资源互动搭设了一个多元合作平台。胡诗泽也是一名“黑苹果青年”，胡诗泽这类人多起来，“黑苹果青年”项目才会具备“深度运动”，成就“T型公益”。
中国公益需要“广度运动”，也需要“深度运动”，尤其需要有人愿意埋头深耕一亩田。过去10年，南都基金会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受到公益人士的欣赏，它不是资助具体的公益项目，而是资助草根公益机构的领导人或创始人，同时本着“长期陪伴”的理念，至少连续资助3年，每年10万元。这个项目资助的人数虽然很少，但包括立人图书馆创始人李英强、雷励中国创始人陆丰等人，在基金会的持续资助下，他们和他们的机构都成长起来了，所做的公益事业亦越来越大。
“深度运动”正是把“把公益做对”的那把钥匙。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是丰富多彩的，但无论哪一个方案，都需要“深耕一亩田”，都需要“了事”思维，光“做事”是不够的，必须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因为这是公益人的使命。
把公益做对，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否则不仅社会问题没获得解决，公益人还会制造出新的社会问题来。
伴随着用什么样的理念和身份来做公益的争论，中国公益少年初长成。
十年流变
概念变迁的背后，反映着中国公益生态在冲撞与妥协之间，匍匐前进。
在中国，非政府组织曾是一股冲撞势力，它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之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但它的行为同时又会对政府和资本形成一种压力，有时候这种压力可以让官员落马，让企业止步。
2004年，“绿色和平”“导演”了印尼金光集团APP“环保风暴”。“绿色和平”发布报告称，这家总部在印尼的全球造纸大鳄云南圈地毁林，并称其是“著名的毁林者之一”。一场新闻发布会之后，金光集团APP迅速成为众矢之的，云南省相关官员亦被问责和罢官，此后金光集团APP已无法在云南扩大浆纸林版图，设立造纸厂的申请亦变得虚无缥缈。
2009年金光集团APP中国林务事业部一位负责人谈起“绿色和平”时，依然“义愤填膺”。他说，金光人很委屈，对林地的开发与生态保护，金光集团APP在全球造纸厂里算做得非常好了。我把这番话转达给卢思骋（时任“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他同意，金光集团APP并不是最差的那个“坏孩子”，但环保舆论风暴策略是“擒贼先擒王”，于是金光集团APP“挨枪”了。
此后，中国环保组织学习了这种方法，掀起一场又一场“环保风暴”。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个案例是，9家环保组织调查国内银行“绿色信贷”，发现2011年深圳发展银行排名倒数第一名。微博上的口诛笔伐，给该行造成极大影响。
列数这十年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史”，还不得不提及亚洲动物基金会对“活熊取胆”的抨击，这一次撞上枪口的是福建“归真堂”。亚洲动物基金会利用“归真堂”准备上市的时机，发起舆论风暴，声称“任何一种活熊取胆方式都是不人道的”，认为中国养熊业应被取缔。于是，“活熊取胆”的企业归真堂该不该上市，成为舆论风暴的暴风眼。
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个事实，过去十年非政府组织“败事有余成事不足”。
尤其是国际组织，很多项目半途而废，或者项目推进很慢很浅，主要的原因是碰到了“與政府的相处”的壁垒。以乐施会为例，这个创立于英国的国际组织，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就很不顺利。
雷励青年公益发展中心是一个好例子，雷励也是一个全球组织，但雷励中国创始人陆丰很有智慧，他只要雷励文化，自立门户，不接受境外领导，如此在中国大陆开展活动越来越深入。
在僵持的局面下，精明的英国公益人开始向中国传播一套新公益观念——社会企业。英国文化协会，在中国变通为英国驻华使馆文化教育处，其实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从2009年起在中国大陆办班培训“社会企业家”，他们传播的是这样一种新理念：“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它鼓励NGO、NPO转型经营一些社会企业，亦鼓励一些社会创业者创办社会企业，同时鼓励企业家用社会创投的方式支持社会企业，当然也鼓励政府用减税、免税等政策支持社会企业。
在英国确实是这样，每个部门都可以支持社会企业发展，首相还亲自颁布政策支持社会企业。
问题是，社会企业适合中国土壤吗？起初人们还这样怀疑，但是5年下来，英国文化协会已经在中国培养了1000多名“社会企业家”学员，2012年中国社会企业深圳残友集团获得英国社会企业联盟颁发的“年度国际社会企业”大奖。
社会企业在中国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局面，2012年11月11日，上海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社会创业和社会创投高峰论坛”吸引了近300人参会，论坛最后阶段的社会企业路演环节，吸引了全国上百家社会企业报名。把2012年称之为“中国社会企业元年”也许过了，但社会企业热潮真的来临了。
比起非政府组织，社会企业是一股相对中性而柔软的力量，至少它已经让中国公益生态变得更多元，并把“多元合作”的平台和价值带进来了。
草根待扶持
伴随着社会企业的兴起，各种社会创投竞赛此起彼伏。此外，还有很多公益项目竞赛，类似“选秀”，五花八门，撒钱的主很多，但拿到钱的不一定是最能做事的人，反而是最会写文案的人。
2012年4月，无锡第四届春晖青年公益发展论坛上，公益圈选秀泛滥的现象引起了与会者的反思，其中一个恶果是诱发非理性的公益创业。民间公益行动者寇延丁每年都问现场的大学生，没有拿到资助就做公益创业的请举手，结果，90%以上是举手者。
由于无法获得资助机构的可持续支持和长期陪伴，公益创业或社会创业死在沙滩上的案例多得不计其数。以谷歌“益暖中华——大学生公益创新”项目为例，每年收到2万多个参赛项目，最终评出30多个获奖项目，再深究30多个项目有几个转化为公益创业或社会创业，答案是少得可怜。有些大学生团队获奖后，将奖金瓜分了事。
在春晖论坛上，有人直接批评说“益暖中华”就是一个“选秀活动”。黑苹果青年公益发展中心总干事沈旻直言，愿意支持青年公益或社会创业并“扶上马送一程”的机构或基金会太少了。
很多时候，“选秀机构”把“秀才”们选出来，奖金也发出去后，却缺乏团队来陪伴“秀才”们成长，亦没有配套相关社会资本支持“秀才”们把项目做起来。一家航空公司与媒体联合举办社会创新创投竞赛，一支海南大学的学生创业团队拿到了二等奖和5万元奖金。之后，那名学生领导到全国各地进行公益考察就把奖金花完了，问他项目呢，他答：破产了，也解散团队了。
社会创投的目标是，选拨和资助一批优秀人才，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并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公益考察对这名学生的成长有价值，却不是办竞赛的出发点。 英国文化协会的“社会企业家”培训班也与国内几家公益基金会合作，联合举行“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奖励资助计划”竞赛，历届学员可以竞投，2012年设立4项大奖，其中只有增爱基金会有“长期陪伴”的理念，它承诺提供至少连续3年的资助，给予每个获奖社会企业总额6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根据获奖社会企业的发展态势，还可以酌情提高奖金总额及资助时间上限。同时，还注重提供智力支持，将会聘请各界专家组成专门的顾问委员会为获奖机构提供长期咨询服务，并不定期地向被资助机构提供专门培训、讲座等机会。
像增爱基金会这样“选秀”和陪伴，公益“秀才”们才能慢慢成长起来。面整个中国草根公益创业组织和社会创业组织都处在起步阶段，给一笔钱是远远不够的。反过来说，大学生和青年公益或社会創业者，也要懂得说“不要”，如果资助方没有长期陪伴的理念和支持，是一锤子买卖，宁可说不。
“长期陪伴”这个理念，需要形成整个社会的共识，公益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出发，不是为了竞赛而竞赛，也不是为了做公益而做公益。
深耕一亩田
万通董事长、阿拉善生态协会会长冯仑希望公益人士从简单做慈善，转变成更多去推动公益事业，通过组织、制度、效率的改善，通过治理结构的提升，通过专业人才的努力服务，逐步扩大公益的覆盖面，使它在被考核、被监督的前提下，更好更有效地开展工作。他说，这对公民社会的建设具基础性作用，是近百年来社会进步的重要创新。
2012年底“黑苹果青年”项目提出未来3年的“三千万计划”，即资助300个青年公益项目，支持1000名青年公益领袖，培育10000名青年社会化积极分子，为此需要募款2700万元。对于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这样一个年轻的公益组织，总干事沈旻亦坦言自己是“公益新兵”。
黑苹果青年项目运作也不过2年多，就提出这么大的目标，沈旻凭什么有这个胆魄？“黑苹果青年”项目的定位，即“推动青年社会参与”。因此说，黑苹果青年的“三千万计划”，是一场广度运动，它的价值在于为公益的深度运动提供社会资本，它把原子化的大学生和白领网络化，同时陪伴他们成熟，就如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理事长袁岳所说，黑苹果青年的特质是“冲动”，“冲出来还能行动”。“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提供深度公益的平台，让他们有“冲动”的去处。
海南返乡大学生所做的社区营造事业即是一场深度运动，胡诗泽已经带领海南大学生返乡做公益10年，以自己老家村庄和小学为原点，开辟现实版“开心农场”等社区营造项目，为城乡儿童互动，城乡公益资源互动搭设了一个多元合作平台。胡诗泽也是一名“黑苹果青年”，胡诗泽这类人多起来，“黑苹果青年”项目才会具备“深度运动”，成就“T型公益”。
中国公益需要“广度运动”，也需要“深度运动”，尤其需要有人愿意埋头深耕一亩田。过去10年，南都基金会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受到公益人士的欣赏，它不是资助具体的公益项目，而是资助草根公益机构的领导人或创始人，同时本着“长期陪伴”的理念，至少连续资助3年，每年10万元。这个项目资助的人数虽然很少，但包括立人图书馆创始人李英强、雷励中国创始人陆丰等人，在基金会的持续资助下，他们和他们的机构都成长起来了，所做的公益事业亦越来越大。
“深度运动”正是把“把公益做对”的那把钥匙。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是丰富多彩的，但无论哪一个方案，都需要“深耕一亩田”，都需要“了事”思维，光“做事”是不够的，必须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因为这是公益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