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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劳动致富”和“勤劳致富”在平常使用中并无明确界限，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却有着实质区别。经基层干部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提倡由“勤劳致富”代替“劳动致富”。这一代替反映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实践提出了将致富途径从“体力劳动”扩展到“技能、经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因而，在改革开放史研究和相关正式表述中，应使用更为准确和规范的“勤劳致富”表述。
[关键词]劳动致富；勤劳致富；改革开放；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 F316.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12-0008-03
“劳动致富”和“勤劳致富”，不管是当前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关于改革开放的相关表述中，都是使用比较频繁的词语，似乎并无明确界限。但从党的经济政策演进深化和党史国史研究的角度看，二者有着实质区别，经历了从二者混用到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提倡使用“勤劳致富”的过程。列宁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1]从“谈富色变”到“劳动致富”，再到“勤劳致富”，实质上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包括劳动价值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缩影。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对“劳动致富”的认识与争议
劳动或勤劳与致富能不能结合起来、如何结合起来，事关对“剥削”“平均主义”“共同富裕”等重要政治概念和政治理念的认识，长期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并引起一些争议。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不少相关的讨论。比如，1947年，围绕“穷人变成有，一富遮百丑”这个标语，就引起一场争鸣。最后，《人民日报》刊文表示，“穷人变成有，一富遮百丑”标语存在问题，赞同用“剥削发家是丑事，劳动致富才光荣”口号来提高劳动生产积极性。[2]这种不耻于谈论通过劳动发家致富的思想状况，一直持续到1951年，但在此过程中思想认识已经悄然变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前夕的6月29日，薄一波发表《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纪念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在此文中，薄一波尖锐地指出所谓“在互助组内逐渐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财产，来达到农业集体化”，这样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同时，他也驳斥和反对了“发家致富”思想，认为“发家致富”是针对华北老解放区在土地改革以后产生的“左”的思想而提出的，历史上曾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具有片面性，“这一口号实际上不是把农民引向前进，这就使农民失掉了正确的生产方向”[3]。此后，“劳动致富”和“勤劳致富”基本上不被作为宣传口号。此时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党内在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问题上出现分歧，毛泽东主张动摇农村的私有基础，由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显然，“劳动致富”和“勤劳致富”口号与毛泽东这一思想所追求的目标并不一致。到“文化大革命”中，则“谈富色变”，“致富”更是被冠以某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属性，“劳动致富”“劳动发财”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口号”[4]。
二、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提出与确认“勤劳致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逐渐摆脱平均主义的桎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在此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讲话中，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5]改革开放新思想、新政策，释放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生产激情。长期被压抑的发展经济、追求富庶生活的本能追求获得解放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中国大地不再谈富色变，涌现出一批率先致富的劳动者。农村改革率先取得巨大成功，使得一批农村“能人”走在时代前列，成为闻名乡里的“万元户”。
在此改革大背景下，报纸、广播、电视等开展了农民劳动致富的大规模宣传，报道了很多“先富”典型，有些地方政府还举行表彰大会，给“先富”代表颁发“劳动致富光荣证”“勤劳致富光荣证”等。在这些表彰和报道以及一些文件中，“劳动致富”和“勤劳致富”混淆使用。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反映时代的发展。根据实践的发展和需要，1983年5月16日，甘肃武都地委的彭效忠、陈启生致信邓力群、梅行（注：邓力群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梅行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主要负责经济方面的问题），对两个口号混用问题提出意见。他们指出：目前，除少数文章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群众依靠自己的技能、经验、经营本领和劳动日益富裕起来称为“勤劳致富”外，大多数称为“劳动致富”。建议用“勤劳致富”代替“劳动致富”。理由主要有：（一）“劳动”一词从广义讲，虽然既包括体力劳动，又包括脑力劳动，但当讲到生产时，一般是指狭义劳动，即体力劳动，所指的范围比较狭小，不能充分反映除体力劳动外的技能、经验、经营管理等内容。而“勤劳”则“心有所注”，从广度上不仅完全包括了“劳动”的含义，而且包括了技能、经验、经营管理等内容；从深度上含有不怕苦和不断努力的意思，比“劳动”更加形象深刻。（二）在今天的条件下，要致富，主要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经济头脑，四靠因地制宜，五靠辛勤劳动。这就不是单纯的拼体力，而只有正确地运用“投入产出法”，才能摆脱自给半自给经济，发展商品生产。因此，“勤劳致富”比“劳动致富”更具有科学性。（三）汉语中的“勤劳”一词是褒义词，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比如我们常讲“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勤劳的有智慧的伟大民族”等，所以使用“勤劳致富”一词有较大的鼓舞作用。[6]
在两位基层干部提出“勤劳致富”问题的同时，新闻媒体在宣传报道中也暴露出对如何正确致富注意不够、忽视揭露致富中出现的不良现象等问题。如何宣传“致富”，成为思想宣传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力群和中央宣传部对来信和宣传报道中出现的问题高度重视，集中对经济改革是“千改万改，围着钱改”、经济改革的动力是“一切向钱看”等观点进行了批判。中央宣传部在《宣传动态》连续刊发《要正确地进行关于改革的宣传》《农村的共产党员要不要带头劳动致富》《经济改革的动力是“一切向钱看”吗？》等一系列文章。1983年6月，中央宣传部就如何正确宣传农民致富问题提出，要在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前提下宣传个人勤劳致富，要讲清勤劳致富的正确途径，要注意宣传共同富裕的思想，反对为了个人发家致富，不惜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牟取暴利的行为。[7]这些措施从实际上支持了“勤劳致富”的提法。 “劳动致富”和“勤劳致富”虽然仅为“两字之差”，但事关改革政策的宣传，涉及到如何看待“致富”问题，中央宣传部郑重地将使用“勤劳致富”的建议呈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审定。1983年7月11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并同意了这一建议。7月28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使用“勤劳致富”提法的通知》。《通知》指出：同意彭效忠、陈启生关于用“勤劳致富”代替“劳动致富”提法的建议，并决定首先在中央、国务院及各部委的文件和中央一级广播、报纸、刊物中使用这个提法，然后逐步推广。但在基层、在群众中、在个人作品中，不必因之而不让使用“劳动致富”的提法。[8]
此后，因《通知》要求采取“逐步推广”的方法，“劳动致富”和“勤劳致富”依然存在混用现象，但中央的主要媒体逐渐用“勤劳致富”代替了“劳动致富”。随着时代的久远，“劳动致富”和“勤劳致富”的区别以及中央宣传部的《通知》已逐渐不為人所熟知。诚然如此，笔者以为，在改革开放史研究和相关正式表述中，应尊重实践发展和历史事实，采用更为准确和规范的“勤劳致富”表述。
三、从“劳动致富”到“勤劳致富”的演化，反映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历程
从“劳动致富”到“勤劳致富”的演化，只是改革开放历史大浪潮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甚至是一朵浪花荡漾开来留下的一丝涟漪。但它也折射和反映出当时历史的真实景况，可以窥察历史发展的一些蛛丝马迹：（一）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实践不断对理论提出要求。基层干部之所以提出以“勤劳致富”代替“劳动致富”，实际上是不断推进的改革开放实践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反映出的是，实践要求将“致富”的途径和方式不再限于“体力劳动”，应理直气壮地扩展到“体力劳动以外的技能、经验、经营管理”等方面。（二）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阻力是思想认识问题。改革的每一步推进，都是艰难的思想解放过程。因此，对涉及到分配问题、是否存在剥削问题、商品经济问题等政策的表述比较敏感、慎重，这是为什么“勤劳致富”提法，竟然要通过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不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一些争论，比如雇工7个人还是8个人，曾一度成为是不是存在剥削，是个体户还是私营业主的“标准”。（三）改革开放初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敏感期，也是思想解放的活跃期。两位基层干部的建议，因其合理性和现实针对性，迅速得到认可和重视，经中央领导机关讨论审定，成为重要的经济政策口号。这反映出当时中央和地方、组织和个人的沟通畅达、良性互动，也反映出各级党员干部具有强烈的参与制定和宣传改革开放政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综上所述，“劳动致富”和“勤劳致富”的命运，与党探索社会主义的艰辛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具体而言，它反映的是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历程，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历程。这一历史告诉我们，劳动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价值原则，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包括劳动价值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采取在坚持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态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既要不偏离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也要根据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最新成就、最新发展，大胆探索，开拓创新，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全集：第5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86.
[2]彦庆，袭曾，等.对一条标语的讨论[N].人民日报，1947-08-28.
[3]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9册[Z].323—324.
[4]金川连.“劳动发财”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N].人民日报，1967-09-16.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2.
[6]彭效忠、陈启生的建议[A].宕昌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宕昌县志[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618—619.
[7]正确宣传农民勤劳致富的问题[A].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宣传动态（1983）[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209—211.
[8]关于使用“勤劳致富”提法的通知[A].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动态（1983）[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254.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副处长，编辑，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晏蔚青
[关键词]劳动致富；勤劳致富；改革开放；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 F316.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12-0008-03
“劳动致富”和“勤劳致富”，不管是当前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关于改革开放的相关表述中，都是使用比较频繁的词语，似乎并无明确界限。但从党的经济政策演进深化和党史国史研究的角度看，二者有着实质区别，经历了从二者混用到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提倡使用“勤劳致富”的过程。列宁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1]从“谈富色变”到“劳动致富”，再到“勤劳致富”，实质上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包括劳动价值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缩影。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对“劳动致富”的认识与争议
劳动或勤劳与致富能不能结合起来、如何结合起来，事关对“剥削”“平均主义”“共同富裕”等重要政治概念和政治理念的认识，长期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并引起一些争议。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不少相关的讨论。比如，1947年，围绕“穷人变成有，一富遮百丑”这个标语，就引起一场争鸣。最后，《人民日报》刊文表示，“穷人变成有，一富遮百丑”标语存在问题，赞同用“剥削发家是丑事，劳动致富才光荣”口号来提高劳动生产积极性。[2]这种不耻于谈论通过劳动发家致富的思想状况，一直持续到1951年，但在此过程中思想认识已经悄然变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前夕的6月29日，薄一波发表《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纪念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在此文中，薄一波尖锐地指出所谓“在互助组内逐渐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财产，来达到农业集体化”，这样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同时，他也驳斥和反对了“发家致富”思想，认为“发家致富”是针对华北老解放区在土地改革以后产生的“左”的思想而提出的，历史上曾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具有片面性，“这一口号实际上不是把农民引向前进，这就使农民失掉了正确的生产方向”[3]。此后，“劳动致富”和“勤劳致富”基本上不被作为宣传口号。此时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党内在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问题上出现分歧，毛泽东主张动摇农村的私有基础，由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显然，“劳动致富”和“勤劳致富”口号与毛泽东这一思想所追求的目标并不一致。到“文化大革命”中，则“谈富色变”，“致富”更是被冠以某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属性，“劳动致富”“劳动发财”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口号”[4]。
二、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提出与确认“勤劳致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逐渐摆脱平均主义的桎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在此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讲话中，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5]改革开放新思想、新政策，释放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生产激情。长期被压抑的发展经济、追求富庶生活的本能追求获得解放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中国大地不再谈富色变，涌现出一批率先致富的劳动者。农村改革率先取得巨大成功，使得一批农村“能人”走在时代前列，成为闻名乡里的“万元户”。
在此改革大背景下，报纸、广播、电视等开展了农民劳动致富的大规模宣传，报道了很多“先富”典型，有些地方政府还举行表彰大会，给“先富”代表颁发“劳动致富光荣证”“勤劳致富光荣证”等。在这些表彰和报道以及一些文件中，“劳动致富”和“勤劳致富”混淆使用。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反映时代的发展。根据实践的发展和需要，1983年5月16日，甘肃武都地委的彭效忠、陈启生致信邓力群、梅行（注：邓力群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梅行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主要负责经济方面的问题），对两个口号混用问题提出意见。他们指出：目前，除少数文章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群众依靠自己的技能、经验、经营本领和劳动日益富裕起来称为“勤劳致富”外，大多数称为“劳动致富”。建议用“勤劳致富”代替“劳动致富”。理由主要有：（一）“劳动”一词从广义讲，虽然既包括体力劳动，又包括脑力劳动，但当讲到生产时，一般是指狭义劳动，即体力劳动，所指的范围比较狭小，不能充分反映除体力劳动外的技能、经验、经营管理等内容。而“勤劳”则“心有所注”，从广度上不仅完全包括了“劳动”的含义，而且包括了技能、经验、经营管理等内容；从深度上含有不怕苦和不断努力的意思，比“劳动”更加形象深刻。（二）在今天的条件下，要致富，主要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经济头脑，四靠因地制宜，五靠辛勤劳动。这就不是单纯的拼体力，而只有正确地运用“投入产出法”，才能摆脱自给半自给经济，发展商品生产。因此，“勤劳致富”比“劳动致富”更具有科学性。（三）汉语中的“勤劳”一词是褒义词，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比如我们常讲“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勤劳的有智慧的伟大民族”等，所以使用“勤劳致富”一词有较大的鼓舞作用。[6]
在两位基层干部提出“勤劳致富”问题的同时，新闻媒体在宣传报道中也暴露出对如何正确致富注意不够、忽视揭露致富中出现的不良现象等问题。如何宣传“致富”，成为思想宣传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力群和中央宣传部对来信和宣传报道中出现的问题高度重视，集中对经济改革是“千改万改，围着钱改”、经济改革的动力是“一切向钱看”等观点进行了批判。中央宣传部在《宣传动态》连续刊发《要正确地进行关于改革的宣传》《农村的共产党员要不要带头劳动致富》《经济改革的动力是“一切向钱看”吗？》等一系列文章。1983年6月，中央宣传部就如何正确宣传农民致富问题提出，要在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前提下宣传个人勤劳致富，要讲清勤劳致富的正确途径，要注意宣传共同富裕的思想，反对为了个人发家致富，不惜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牟取暴利的行为。[7]这些措施从实际上支持了“勤劳致富”的提法。 “劳动致富”和“勤劳致富”虽然仅为“两字之差”，但事关改革政策的宣传，涉及到如何看待“致富”问题，中央宣传部郑重地将使用“勤劳致富”的建议呈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审定。1983年7月11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并同意了这一建议。7月28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使用“勤劳致富”提法的通知》。《通知》指出：同意彭效忠、陈启生关于用“勤劳致富”代替“劳动致富”提法的建议，并决定首先在中央、国务院及各部委的文件和中央一级广播、报纸、刊物中使用这个提法，然后逐步推广。但在基层、在群众中、在个人作品中，不必因之而不让使用“劳动致富”的提法。[8]
此后，因《通知》要求采取“逐步推广”的方法，“劳动致富”和“勤劳致富”依然存在混用现象，但中央的主要媒体逐渐用“勤劳致富”代替了“劳动致富”。随着时代的久远，“劳动致富”和“勤劳致富”的区别以及中央宣传部的《通知》已逐渐不為人所熟知。诚然如此，笔者以为，在改革开放史研究和相关正式表述中，应尊重实践发展和历史事实，采用更为准确和规范的“勤劳致富”表述。
三、从“劳动致富”到“勤劳致富”的演化，反映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历程
从“劳动致富”到“勤劳致富”的演化，只是改革开放历史大浪潮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甚至是一朵浪花荡漾开来留下的一丝涟漪。但它也折射和反映出当时历史的真实景况，可以窥察历史发展的一些蛛丝马迹：（一）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实践不断对理论提出要求。基层干部之所以提出以“勤劳致富”代替“劳动致富”，实际上是不断推进的改革开放实践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反映出的是，实践要求将“致富”的途径和方式不再限于“体力劳动”，应理直气壮地扩展到“体力劳动以外的技能、经验、经营管理”等方面。（二）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阻力是思想认识问题。改革的每一步推进，都是艰难的思想解放过程。因此，对涉及到分配问题、是否存在剥削问题、商品经济问题等政策的表述比较敏感、慎重，这是为什么“勤劳致富”提法，竟然要通过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不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一些争论，比如雇工7个人还是8个人，曾一度成为是不是存在剥削，是个体户还是私营业主的“标准”。（三）改革开放初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敏感期，也是思想解放的活跃期。两位基层干部的建议，因其合理性和现实针对性，迅速得到认可和重视，经中央领导机关讨论审定，成为重要的经济政策口号。这反映出当时中央和地方、组织和个人的沟通畅达、良性互动，也反映出各级党员干部具有强烈的参与制定和宣传改革开放政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综上所述，“劳动致富”和“勤劳致富”的命运，与党探索社会主义的艰辛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具体而言，它反映的是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历程，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历程。这一历史告诉我们，劳动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价值原则，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包括劳动价值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采取在坚持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态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既要不偏离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也要根据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最新成就、最新发展，大胆探索，开拓创新，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全集：第5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86.
[2]彦庆，袭曾，等.对一条标语的讨论[N].人民日报，1947-08-28.
[3]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9册[Z].323—324.
[4]金川连.“劳动发财”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N].人民日报，1967-09-16.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2.
[6]彭效忠、陈启生的建议[A].宕昌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宕昌县志[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618—619.
[7]正确宣传农民勤劳致富的问题[A].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宣传动态（1983）[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209—211.
[8]关于使用“勤劳致富”提法的通知[A].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动态（1983）[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254.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副处长，编辑，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