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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互联网轻资产模式，建立标准化，与村庄共享收益，一个北方贫困村的民宿实验堪称一场新型乡建。
“口袋”村庄的新经济
来到河北省涞水县南峪村时，正是连绵秋雨过后，空气中混着乡野的清新，眼前群山如黛，云绕山巅。我住的“麻麻花的山坡”民宿7号院有四间房，环抱一片竹林。与院内的现代感形成反差，从院外看上去，倾斜的屋顶上覆着参差的青瓦，下面是饱经岁月的土墙，一派古朴的气象。
在南峪村，这样的民宿院有8套，除了一个位于山坳中的主村村口，其余都散落在两旁的山坡上，藏在密林里。走在村中，柏油马路齐整，路旁村舍院落的墙面是一水的青灰色，村里只有游客所住民宿保留下古旧。
与南方民宿大多处在国家级景区或古村落中不同，这个北方村庄散落在一座不起眼的山周围，民宿所在地更是藏在山坳的最深处。节假日游客络绎不绝，却只能完全依靠导航才能找到目的地。
“一年多以前，村里还破破烂烂的，遍地垃圾。”村民崔美涛是7号院的房主，他向我回忆闭塞的环境给家乡带来的贫穷。其实，南峪村的地理位置不错，最北端距离北京房山仅两公里，野三坡、十渡、百里峡景区也都在它周围。但地形成为发展旅游的最大阻碍，村子处在一个口袋地形上，又横着一条拒马河。抗日战争时，山拦水阻是逃难的村民定居至此的原因。但敌人发现不了的地方，和平年代游客也几乎过不来。即使2014年开通高速，南峪村又藏在了高速路穿过的山后，大量客流从野三坡的出口下来，根本看不到这里，以致去年以前，山坳里的村庄，没有一个游客来过。
村里发展不了旅游，村民纷纷外出谋生。上世纪80年代，野三坡景区逐渐兴盛。张润源是本县人，长年在南峪村扶贫，他向我介绍：“想离家近些的村民，就去周边景区做做工程，或是在饭店里谋份工作；想挣得多些的人，就去北京工地干活。”老旧的房子空置下来，不少就废弃了。当张润源来到村子考察时，200余户的村落，60余套院子已荒废，“有些连屋顶都没了”。村庄凋敝，2015年全村224户，有64户贫困户，人均年收入不足2300元。
“村里的劣勢，在我们看来却是优势。”2016年6月，民宿品牌“隐居乡里”创始人陈长春被中国扶贫基金会找来，商讨在村里发展民宿，他与合伙人金雷在此觅得商机。金雷告诉我，全年客流在旺季和节假日期间过度集中，是景区周边的农家乐普遍存在的问题，“客人多的时候，人手不够，客人少的时候，人手又富余，服务不好，成本还高”。为此，他们瞄向了周末度假的需求。
据他们调查，北京高消费阶层中，周末到周边休闲的家庭起码有200多万。“这些人消费能力惊人，他们不为看景儿，只为能找个幽静的地方，舒舒服服待两天。”南峪村到北京城区仅两小时车程，环境清幽，有许多闲置空房可改为民宿，又有不少四五十岁的妇女可培训为专业服务人员，正符合他们的要求。
同年初，河北省“美丽乡村”工程在南峪村整修道路、建排水系统、改造全村的房屋外立面。村中基础设施齐备，金雷只需改建房屋，打造民宿。他改建的标准是“体验胜于形式”。“我们的目的是让游客体验乡村优美的环境，所以室内尽量减少分散客人注意力的多余装饰，满足客人基本的住宿需求，与在城里居住同样方便即可。”刚起步，他们决定先做两个样板给村民们看看。1号院选在相对喧闹的村口，用作接待客人参观的样板间，2号院用于居住，选在安静的山上。
然而，不见先例，村民根本不信金雷描绘的前景。“景区周边的农家乐一宿也就80、100块。跟村民说一天能卖两三千，村民认为是在说笑话。”第一期选中的两处院址是村干部费尽口舌才谈妥的。
金雷看到的是山坡深处两个几乎并排的小院，一个院中有一片玉米地，一个种着几棵花椒树。经他考察，院中堆满杂物，屋前搭着棚子，两个院的房屋墙面斑驳，室内的墙体、梁柱开裂，屋中有灶有炕。他告诉我，这两个院子太小，不够他们的运营尺寸。为了做两卧室，他打算拆掉隔墙，把两个院子拼在一起，再借助两个院子原来的夹缝，做一个公共空间。房间内重新布局卫生间和卧室，把卫生间放在公共空间两侧，天然将两个卧室隔开。在卧室的端头和面对山坡的后墙开设窗户，使人在屋中能直面自然。同时，加固屋顶，保留房屋的主墙体和梁柱结构，复用钢结构加固。屋外，保留主墙面和门窗上的拱券结构，以及门前的花椒树。门前铺上木道，放上两把椅子。用石块重新垒砌院墙，在玉米地里种一排竹子，从大路口引一条石子路，铺洒进院里。
但是，本就将信将疑的房主看到金雷的图纸，发现旧房只改不拆，一下恼了。“有一天我带着助理到山上考察，被堵在了工地上，村民找人拿着家伙就要跟我们干仗。山上没信号，下山又只有一条路。”金雷对其中的一次冲突记忆犹新，“我装成油工，他们没发觉，才放我下去。”僵持之下，村书记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反复做工作，把“隐居乡里”之前做的民宿案例给村民看。村民不放心，跑过去亲自考察。直到金雷把建房的主料运来，村民看见几大车材料运进来，大部分是钢材，知道真有大动作，才从对抗转为观望。
2016年8月，两个小院终于完工，10月正式运营，村民的质疑烟消云散。年底，村合作社盈利20万元。今年6月，第二期的6套小院开始运营。8个小院，仅9月一个月，盈利二三十万。陈长春告诉我，他们即将修建第三期7个小院。
然而，莫干山等地民宿经营的问题提醒我，外来资本进入村庄，租用村民闲置的房屋做民宿，虽然民宿经营者获利颇丰，整体乡村得到的实惠却很有限。而那些出租房屋的村民，起初会被眼前每年上万元的租金打动，但眼见民宿的收益比租金丰厚得多，往往会觉得自己受骗，与民宿店主产生纠纷。在村里，法律起不了治本的作用，只会落得两败俱伤、一地鸡毛的结果。更别说这样的贫困村，凭什么能够把民宿卖出高价？建造一晚住宿费比村民一年收入还高的民宿，村民又会乐意吗？
“非标准”的标准化
“跟我们一起试菜吧！”在南峪村“隐居乡里”的办公室里，陈长春搬出马扎，招呼我围坐到两块砖头垫起来的火盆旁。火盆里烧着炭，上面架着一口砂锅，里面铺着豆腐，下面藏着酸菜和干菜。天要冷了，这个火盆锅是他们冬天为游客准备的主打菜。“这个菜特别适合聚会吃。首先，没有桌子，一群人坐着马扎围在一起，捧着碗，腾不出手看手机。而且，菜特别烫，逼着你坐在那里慢慢吃。”郝德旻演绎开来，陈长春在一旁笑。 其间，陈长春从锅里挑出一朵细碎的小花，“这就是我们民宿名字的由来”。他告诉我，刚来到村里时，没想好名字，在一次筛选管家的考核中，他在一盘炒南瓜里吃出了异香。村民告诉他，就是这朵花的味道。此花虽是土生土长，村民却不知它的名字。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郝德旻一下认出这种花在他的家乡叫作“麻麻花”，是一种长在山坡上的珍贵调料。陈长春便以此为民宿命名。
其实，村里也尝试过自己建民宿。“隐居乡里”进驻之前，村口还没有规划，崔美涛和六个村民合伙建了一个农家院，但“没有客人来，如今已经关张”。中国扶贫基金会找到陈长春，正是看上了“隐居乡里”的经营模式。在十多年的乡建中，陈长春发现一些系统谋划乡村发展的项目，虽然初衷良好，但改造成本过高，又缺乏固定盈利模式，始终存在旅游红利在村中分配不均、农家乐服务差、相互恶性竞争的顽疾，乡村发展难以持久。而他本人是IT出身，创办了“远方网”旅游平台，掌握了大量客流信息，便开始探索借助网络平台和标准化培训，解决高端民宿服务中资源方供给不足的问题。“农民自己做不来，但有劳动力，可以找人组织、培训、管理他们。”
“就像星巴克一样，我们要把农家乐标准化。”金雷告诉我，标准化的目标是可复制，由此才能形成固定的经营模式。而一个民宿院落建造半年多，动辄花费上百万是普遍现象，成本和时间都达不到可复制的要求。所以，从设计到施工监管一律精简、规范，把流程标准化。比如，每个院子里，看似随意放置的书籍，实际都是统一配置。“来这里的人群一般喜欢野外，我们会放一本《瓦尔登湖》、一本《国家地理》，又因为80%的客户是亲子人群，我们会备几本亲子绘本和一些给孩子们的玩具。”这个观念渗透到每一个细节，他们曾做过极端的试验，建筑、施工一切从简，花了不到30万元，用时30天，便建成了一座小院。于是，他们为自己划定了标准，修建一间小院成本要控制在30万到50万元之间，需一个月完工。
金雷称之为“非标准”的标准化。他向我解释，他们只会对原有房屋做改造，而村民自建的房子，从无重样的可能，房屋本身的特殊结构决定了改造后的民宿也必然独一无二。
这样的标准化也用在了管家培训上。管家在村中很醒目，无论是村中，还是在小院里，她们始终戴着帽子和围裙。除去在周围农家乐打工，或在县城照看孩子的人，常住本村的妇女有30多人，管家便从她们当中挑选。郝德旻向我介绍挑选管家的巧妙方法。2016年第一次选管家时，他们要吃“百家饭”，到报名的人家里，指定她们做馒头和当地的焖饭。“既能考察基本功，又能观察这个人爱不爱干净，会不会收拾家。”
与初建民宿时情况相同，村民不信管家能挣钱。张润源向我回忆当时的情景，第一次有十几人参加培训，有的妇女有手艺，在景區的农家乐掌勺，挣得本不太少。“培训不要钱，她们就来看看情况，见这么严格，来几次就不来了。”“我们都散养惯了，受不了。”许木娥参加了第二期培训，她坚持到了最后，如今是7号院的管家，许木娥对工作已是游刃有余，每月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旅游给孩子们也带来变化，村里提倡垃圾分类，孩子们成为主力。在许木娥迎接我的路上，路边的海报上有一个小女孩倒垃圾的照片，那是她上四年级的女儿。
在做管家前，许木娥虽然长年在村里照顾孩子，但每周末会到附近的农家乐帮厨。村中妇女像她这样的情况不少，能有机会留在村里挣取稳定的收入，她们很是珍惜。
许木娥向我介绍：“两居室小院的管家普遍同客人关系好。因为全程陪伴游客一家三口，游客走的时候都会知道管家的生日，给她寄礼物。”游客离开时，管家要朝游客的车挥手，直到车从视线中消失。陈长春回忆，有客人跟他说，临走时，山路已转过一道弯，车的后视镜里，还看到管家大姐在朝他挥手，觉得实在是温暖，像回到小时候离家与母亲离别时一样。
乡村凝聚的基石
“农民的思维是‘二进制’的。他判断事物的标准是挣钱、不挣钱，其他方面他不管。”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的第一印象。而当这一利益诉求被重视之后，经济之上的乡土人情也渐渐绵密起来。
“村里能发展旅游，是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段春亭从1999年便被选为村支书，他向我感慨。拒马河畔最初是土木桥，旅游旺季正是汛期，桥要拆掉。他上任后组织全村盖了座漫水桥，河边的村舍开起了农家乐。但是，更多的村子藏在山里，从没见过游客。2012年洪水冲毁了村庄，他们也算“因祸得福”。复建时段春亭扫清产权纠纷的障碍，修了标准的柏油马路。两年后，高速开通，却又因地形阻挡，村庄仍无人问津。2015年，终于时来运转。三星公司出资1000万元，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启动“美丽乡村”项目。经过三轮考察，他们脱颖而出，与另一个贫困村“对决”。经过培训，在村中造了一间展现自己乡建理念的“共享之家”小院，又通过面对面的陈述答辩，南峪村以微弱优势胜出。
2016年4月，中国扶贫基金会手握巨额捐款来到村里。“现在中国农村其实并不缺钱，各方对农村的扶贫力度很大。但如果直接给个人，村民容易挥霍，分散的钱也无法变成资本。”郝德旻有多年的乡村工作经验，他们决定同村民一起建立旅游合作社，办公室就设在“共享之家”里。“通过合作社的方式，把全体村民联合起来，各家的房屋可以流转，为合作社所用。”村民的反应非常积极，崔美涛回忆当时的情景，“终于申下来了，我们都很高兴，办合作社成了村民们聚在一起必谈的话题”。
各方协商后决定，所有村民每人出一元作为股金，入股合作社，现在共有671股。三星的捐款和村民的股金全部作为合作社的基金，村庄建设和日常运营的成本都从里面出。村里建民宿小院，村民提出申请，经合作社初选、运营方复选，确认房源后，村民把房屋的承包权流给合作社，房屋的所有权不变，而房主每年获得租金。起初，合作社想将房屋的承包权流转20年，但考虑到房主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村中重土观念强，老人逝世后，会要回老房子办丧事，最终决定流转15年。2016年底，合作社公开向所有社员分红，贫困户得双份。被合作社雇用的村民，还能额外得到一份工资。
合作社相当于一个村民们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隐居乡里”则相当于合作社为民宿旅游项目雇的运营商，只负责建造民宿、培训管家、产品研发、民宿经营。陈长春对这样的分工非常认同。在他看来，作为互联网运营商，类似“滴滴平台”的轻资产模式最合适，他们不负担房屋租赁、改造的成本，只负责资源的管理和分配。“三权分离。所有权归村民，承包权归合作社，运营权归我们。”他告诉我，“民宿的盈利，我们按照3∶4∶3的比例分成。30%是给合作社的流水，40%是用来做布草、水电费、管家工资的开支，剩下30%是运营方营销和管理开支。”
但是，游客进入村庄，难免与村民发生摩擦。“狗咬鸡”事件已在村中成为一桩公案，当我问及游客与村民的关系，各方均会向我讲述：一日，游客的宠物狗咬死了村民的鸡。村民拿着镰刀，想让狗一命抵一命。管家向经理报告，与游客、村民探讨赔偿事宜。村民向经理讲起了“愚公移山”的逻辑，子子孙孙无穷匮的愚公可以移山，村民的鸡能生蛋，复能生鸡，也成了无价之宝。经理没有办法，只有请通晓村情的书记出马，解决了问题。此事之后，合作社规定，如果游客造成村民经济利益受损，一律找管家反映，管家报运营商，由合作社来补偿，不得与游客直接接触。
不过，村民的收益与民宿的运营联系得日益紧密，村民也愿意迁就些自己的利益。原来这里农产品卖不出去，现在游客进到村里来，再不愁销路。陈长春通过互联网平台把这个效益放大：“没人愿采的山楂，经过我们研发，一斤山楂可以熬出两瓶山楂汁，一瓶能卖几十元。送出一瓶给客人免费品尝外，大部分客人临走时都要带上几瓶。甚至有客人回去后，仍通过我们的平台购买大量山楂汁。”
每个月，合作社都要开例会，把营收情况张榜公示。郝德旻说：“小到交了多少水电费，用了多少铅笔、纸、本，都要公开。这个月合作社挣了多少钱，有多少开支，村民都能看到。”但起初，村民对此并不关心。直到去年底，经营的民宿挣了钱，给大伙分了红，全村600多人，每人收了100元，贫困户分了200元，村民们才知道这些报表跟他们有些关系。“持续做了近两年，村民们越来越喜欢看。”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口袋”村庄的新经济
来到河北省涞水县南峪村时，正是连绵秋雨过后，空气中混着乡野的清新，眼前群山如黛，云绕山巅。我住的“麻麻花的山坡”民宿7号院有四间房，环抱一片竹林。与院内的现代感形成反差，从院外看上去，倾斜的屋顶上覆着参差的青瓦，下面是饱经岁月的土墙，一派古朴的气象。
在南峪村，这样的民宿院有8套，除了一个位于山坳中的主村村口，其余都散落在两旁的山坡上，藏在密林里。走在村中，柏油马路齐整，路旁村舍院落的墙面是一水的青灰色，村里只有游客所住民宿保留下古旧。
与南方民宿大多处在国家级景区或古村落中不同，这个北方村庄散落在一座不起眼的山周围，民宿所在地更是藏在山坳的最深处。节假日游客络绎不绝，却只能完全依靠导航才能找到目的地。
“一年多以前，村里还破破烂烂的，遍地垃圾。”村民崔美涛是7号院的房主，他向我回忆闭塞的环境给家乡带来的贫穷。其实，南峪村的地理位置不错，最北端距离北京房山仅两公里，野三坡、十渡、百里峡景区也都在它周围。但地形成为发展旅游的最大阻碍，村子处在一个口袋地形上，又横着一条拒马河。抗日战争时，山拦水阻是逃难的村民定居至此的原因。但敌人发现不了的地方，和平年代游客也几乎过不来。即使2014年开通高速，南峪村又藏在了高速路穿过的山后，大量客流从野三坡的出口下来，根本看不到这里，以致去年以前，山坳里的村庄，没有一个游客来过。
村里发展不了旅游，村民纷纷外出谋生。上世纪80年代，野三坡景区逐渐兴盛。张润源是本县人，长年在南峪村扶贫，他向我介绍：“想离家近些的村民，就去周边景区做做工程，或是在饭店里谋份工作；想挣得多些的人，就去北京工地干活。”老旧的房子空置下来，不少就废弃了。当张润源来到村子考察时，200余户的村落，60余套院子已荒废，“有些连屋顶都没了”。村庄凋敝，2015年全村224户，有64户贫困户，人均年收入不足2300元。
“村里的劣勢，在我们看来却是优势。”2016年6月，民宿品牌“隐居乡里”创始人陈长春被中国扶贫基金会找来，商讨在村里发展民宿，他与合伙人金雷在此觅得商机。金雷告诉我，全年客流在旺季和节假日期间过度集中，是景区周边的农家乐普遍存在的问题，“客人多的时候，人手不够，客人少的时候，人手又富余，服务不好，成本还高”。为此，他们瞄向了周末度假的需求。
据他们调查，北京高消费阶层中，周末到周边休闲的家庭起码有200多万。“这些人消费能力惊人，他们不为看景儿，只为能找个幽静的地方，舒舒服服待两天。”南峪村到北京城区仅两小时车程，环境清幽，有许多闲置空房可改为民宿，又有不少四五十岁的妇女可培训为专业服务人员，正符合他们的要求。
同年初，河北省“美丽乡村”工程在南峪村整修道路、建排水系统、改造全村的房屋外立面。村中基础设施齐备，金雷只需改建房屋，打造民宿。他改建的标准是“体验胜于形式”。“我们的目的是让游客体验乡村优美的环境，所以室内尽量减少分散客人注意力的多余装饰，满足客人基本的住宿需求，与在城里居住同样方便即可。”刚起步，他们决定先做两个样板给村民们看看。1号院选在相对喧闹的村口，用作接待客人参观的样板间，2号院用于居住，选在安静的山上。
然而，不见先例，村民根本不信金雷描绘的前景。“景区周边的农家乐一宿也就80、100块。跟村民说一天能卖两三千，村民认为是在说笑话。”第一期选中的两处院址是村干部费尽口舌才谈妥的。
金雷看到的是山坡深处两个几乎并排的小院，一个院中有一片玉米地，一个种着几棵花椒树。经他考察，院中堆满杂物，屋前搭着棚子，两个院的房屋墙面斑驳，室内的墙体、梁柱开裂，屋中有灶有炕。他告诉我，这两个院子太小，不够他们的运营尺寸。为了做两卧室，他打算拆掉隔墙，把两个院子拼在一起，再借助两个院子原来的夹缝，做一个公共空间。房间内重新布局卫生间和卧室，把卫生间放在公共空间两侧，天然将两个卧室隔开。在卧室的端头和面对山坡的后墙开设窗户，使人在屋中能直面自然。同时，加固屋顶，保留房屋的主墙体和梁柱结构，复用钢结构加固。屋外，保留主墙面和门窗上的拱券结构，以及门前的花椒树。门前铺上木道，放上两把椅子。用石块重新垒砌院墙，在玉米地里种一排竹子，从大路口引一条石子路，铺洒进院里。
但是，本就将信将疑的房主看到金雷的图纸，发现旧房只改不拆，一下恼了。“有一天我带着助理到山上考察，被堵在了工地上，村民找人拿着家伙就要跟我们干仗。山上没信号，下山又只有一条路。”金雷对其中的一次冲突记忆犹新，“我装成油工，他们没发觉，才放我下去。”僵持之下，村书记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反复做工作，把“隐居乡里”之前做的民宿案例给村民看。村民不放心，跑过去亲自考察。直到金雷把建房的主料运来，村民看见几大车材料运进来，大部分是钢材，知道真有大动作，才从对抗转为观望。
2016年8月，两个小院终于完工，10月正式运营，村民的质疑烟消云散。年底，村合作社盈利20万元。今年6月，第二期的6套小院开始运营。8个小院，仅9月一个月，盈利二三十万。陈长春告诉我，他们即将修建第三期7个小院。
然而，莫干山等地民宿经营的问题提醒我，外来资本进入村庄，租用村民闲置的房屋做民宿，虽然民宿经营者获利颇丰，整体乡村得到的实惠却很有限。而那些出租房屋的村民，起初会被眼前每年上万元的租金打动，但眼见民宿的收益比租金丰厚得多，往往会觉得自己受骗，与民宿店主产生纠纷。在村里，法律起不了治本的作用，只会落得两败俱伤、一地鸡毛的结果。更别说这样的贫困村，凭什么能够把民宿卖出高价？建造一晚住宿费比村民一年收入还高的民宿，村民又会乐意吗？
“非标准”的标准化
“跟我们一起试菜吧！”在南峪村“隐居乡里”的办公室里，陈长春搬出马扎，招呼我围坐到两块砖头垫起来的火盆旁。火盆里烧着炭，上面架着一口砂锅，里面铺着豆腐，下面藏着酸菜和干菜。天要冷了，这个火盆锅是他们冬天为游客准备的主打菜。“这个菜特别适合聚会吃。首先，没有桌子，一群人坐着马扎围在一起，捧着碗，腾不出手看手机。而且，菜特别烫，逼着你坐在那里慢慢吃。”郝德旻演绎开来，陈长春在一旁笑。 其间，陈长春从锅里挑出一朵细碎的小花，“这就是我们民宿名字的由来”。他告诉我，刚来到村里时，没想好名字，在一次筛选管家的考核中，他在一盘炒南瓜里吃出了异香。村民告诉他，就是这朵花的味道。此花虽是土生土长，村民却不知它的名字。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郝德旻一下认出这种花在他的家乡叫作“麻麻花”，是一种长在山坡上的珍贵调料。陈长春便以此为民宿命名。
其实，村里也尝试过自己建民宿。“隐居乡里”进驻之前，村口还没有规划，崔美涛和六个村民合伙建了一个农家院，但“没有客人来，如今已经关张”。中国扶贫基金会找到陈长春，正是看上了“隐居乡里”的经营模式。在十多年的乡建中，陈长春发现一些系统谋划乡村发展的项目，虽然初衷良好，但改造成本过高，又缺乏固定盈利模式，始终存在旅游红利在村中分配不均、农家乐服务差、相互恶性竞争的顽疾，乡村发展难以持久。而他本人是IT出身，创办了“远方网”旅游平台，掌握了大量客流信息，便开始探索借助网络平台和标准化培训，解决高端民宿服务中资源方供给不足的问题。“农民自己做不来，但有劳动力，可以找人组织、培训、管理他们。”
“就像星巴克一样，我们要把农家乐标准化。”金雷告诉我，标准化的目标是可复制，由此才能形成固定的经营模式。而一个民宿院落建造半年多，动辄花费上百万是普遍现象，成本和时间都达不到可复制的要求。所以，从设计到施工监管一律精简、规范，把流程标准化。比如，每个院子里，看似随意放置的书籍，实际都是统一配置。“来这里的人群一般喜欢野外，我们会放一本《瓦尔登湖》、一本《国家地理》，又因为80%的客户是亲子人群，我们会备几本亲子绘本和一些给孩子们的玩具。”这个观念渗透到每一个细节，他们曾做过极端的试验，建筑、施工一切从简，花了不到30万元，用时30天，便建成了一座小院。于是，他们为自己划定了标准，修建一间小院成本要控制在30万到50万元之间，需一个月完工。
金雷称之为“非标准”的标准化。他向我解释，他们只会对原有房屋做改造，而村民自建的房子，从无重样的可能，房屋本身的特殊结构决定了改造后的民宿也必然独一无二。
这样的标准化也用在了管家培训上。管家在村中很醒目，无论是村中，还是在小院里，她们始终戴着帽子和围裙。除去在周围农家乐打工，或在县城照看孩子的人，常住本村的妇女有30多人，管家便从她们当中挑选。郝德旻向我介绍挑选管家的巧妙方法。2016年第一次选管家时，他们要吃“百家饭”，到报名的人家里，指定她们做馒头和当地的焖饭。“既能考察基本功，又能观察这个人爱不爱干净，会不会收拾家。”
与初建民宿时情况相同，村民不信管家能挣钱。张润源向我回忆当时的情景，第一次有十几人参加培训，有的妇女有手艺，在景區的农家乐掌勺，挣得本不太少。“培训不要钱，她们就来看看情况，见这么严格，来几次就不来了。”“我们都散养惯了，受不了。”许木娥参加了第二期培训，她坚持到了最后，如今是7号院的管家，许木娥对工作已是游刃有余，每月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旅游给孩子们也带来变化，村里提倡垃圾分类，孩子们成为主力。在许木娥迎接我的路上，路边的海报上有一个小女孩倒垃圾的照片，那是她上四年级的女儿。
在做管家前，许木娥虽然长年在村里照顾孩子，但每周末会到附近的农家乐帮厨。村中妇女像她这样的情况不少，能有机会留在村里挣取稳定的收入，她们很是珍惜。
许木娥向我介绍：“两居室小院的管家普遍同客人关系好。因为全程陪伴游客一家三口，游客走的时候都会知道管家的生日，给她寄礼物。”游客离开时，管家要朝游客的车挥手，直到车从视线中消失。陈长春回忆，有客人跟他说，临走时，山路已转过一道弯，车的后视镜里，还看到管家大姐在朝他挥手，觉得实在是温暖，像回到小时候离家与母亲离别时一样。
乡村凝聚的基石
“农民的思维是‘二进制’的。他判断事物的标准是挣钱、不挣钱，其他方面他不管。”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的第一印象。而当这一利益诉求被重视之后，经济之上的乡土人情也渐渐绵密起来。
“村里能发展旅游，是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段春亭从1999年便被选为村支书，他向我感慨。拒马河畔最初是土木桥，旅游旺季正是汛期，桥要拆掉。他上任后组织全村盖了座漫水桥，河边的村舍开起了农家乐。但是，更多的村子藏在山里，从没见过游客。2012年洪水冲毁了村庄，他们也算“因祸得福”。复建时段春亭扫清产权纠纷的障碍，修了标准的柏油马路。两年后，高速开通，却又因地形阻挡，村庄仍无人问津。2015年，终于时来运转。三星公司出资1000万元，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启动“美丽乡村”项目。经过三轮考察，他们脱颖而出，与另一个贫困村“对决”。经过培训，在村中造了一间展现自己乡建理念的“共享之家”小院，又通过面对面的陈述答辩，南峪村以微弱优势胜出。
2016年4月，中国扶贫基金会手握巨额捐款来到村里。“现在中国农村其实并不缺钱，各方对农村的扶贫力度很大。但如果直接给个人，村民容易挥霍，分散的钱也无法变成资本。”郝德旻有多年的乡村工作经验，他们决定同村民一起建立旅游合作社，办公室就设在“共享之家”里。“通过合作社的方式，把全体村民联合起来，各家的房屋可以流转，为合作社所用。”村民的反应非常积极，崔美涛回忆当时的情景，“终于申下来了，我们都很高兴，办合作社成了村民们聚在一起必谈的话题”。
各方协商后决定，所有村民每人出一元作为股金，入股合作社，现在共有671股。三星的捐款和村民的股金全部作为合作社的基金，村庄建设和日常运营的成本都从里面出。村里建民宿小院，村民提出申请，经合作社初选、运营方复选，确认房源后，村民把房屋的承包权流给合作社，房屋的所有权不变，而房主每年获得租金。起初，合作社想将房屋的承包权流转20年，但考虑到房主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村中重土观念强，老人逝世后，会要回老房子办丧事，最终决定流转15年。2016年底，合作社公开向所有社员分红，贫困户得双份。被合作社雇用的村民，还能额外得到一份工资。
合作社相当于一个村民们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隐居乡里”则相当于合作社为民宿旅游项目雇的运营商，只负责建造民宿、培训管家、产品研发、民宿经营。陈长春对这样的分工非常认同。在他看来，作为互联网运营商，类似“滴滴平台”的轻资产模式最合适，他们不负担房屋租赁、改造的成本，只负责资源的管理和分配。“三权分离。所有权归村民，承包权归合作社，运营权归我们。”他告诉我，“民宿的盈利，我们按照3∶4∶3的比例分成。30%是给合作社的流水，40%是用来做布草、水电费、管家工资的开支，剩下30%是运营方营销和管理开支。”
但是，游客进入村庄，难免与村民发生摩擦。“狗咬鸡”事件已在村中成为一桩公案，当我问及游客与村民的关系，各方均会向我讲述：一日，游客的宠物狗咬死了村民的鸡。村民拿着镰刀，想让狗一命抵一命。管家向经理报告，与游客、村民探讨赔偿事宜。村民向经理讲起了“愚公移山”的逻辑，子子孙孙无穷匮的愚公可以移山，村民的鸡能生蛋，复能生鸡，也成了无价之宝。经理没有办法，只有请通晓村情的书记出马，解决了问题。此事之后，合作社规定，如果游客造成村民经济利益受损，一律找管家反映，管家报运营商，由合作社来补偿，不得与游客直接接触。
不过，村民的收益与民宿的运营联系得日益紧密，村民也愿意迁就些自己的利益。原来这里农产品卖不出去，现在游客进到村里来，再不愁销路。陈长春通过互联网平台把这个效益放大：“没人愿采的山楂，经过我们研发，一斤山楂可以熬出两瓶山楂汁，一瓶能卖几十元。送出一瓶给客人免费品尝外，大部分客人临走时都要带上几瓶。甚至有客人回去后，仍通过我们的平台购买大量山楂汁。”
每个月，合作社都要开例会，把营收情况张榜公示。郝德旻说：“小到交了多少水电费，用了多少铅笔、纸、本，都要公开。这个月合作社挣了多少钱，有多少开支，村民都能看到。”但起初，村民对此并不关心。直到去年底，经营的民宿挣了钱，给大伙分了红，全村600多人，每人收了100元，贫困户分了200元，村民们才知道这些报表跟他们有些关系。“持续做了近两年，村民们越来越喜欢看。”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