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祭祀的乱象表现在多个方面，很多地方都有祭祀黄帝的活动，争的内容也各有不同，有争黄帝出生地的，比如河南新郑、甘肃天水，如果算上《史记·五帝本纪》的注疏中关于“（黄帝）生于寿丘”的说法，还包括山东曲阜等。
　　还有争黄帝生日的，陕西黄帝陵网站依据“二月二，龙抬头”的民谣，声称黄帝诞于农历二月二，“黄帝是条龙”；而河南、安徽一些地方则断言黄帝生日是农历三月三，它的依据也与上述民谣有关，说是“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因为多出了一句，就把黄帝的生日推后了一个月。
　　最后有争陵地的，《史记·五帝本纪》有云：“黄帝崩，葬桥山。”在这之后各地出了不少“桥山”，比较有名的是北京西去150公里的河北省涿鹿县的桥山，还有甘肃一带的桥山，自然也包括陕西黄陵县（原名桥山县）的桥山。此外，像北京平谷、河南等地也号称有黄帝陵或冢。
　　上述说法，可以说九成都是言不足证，所有的根据其实都非信史。黄帝本来是个神话时代的形象。千百年来在各个地方口口相传，因而属于不同地域的民间创作和集体创作。但这些集体性创作如果要成为信史，必须经过严肃的历史考古和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虽然各地对黄帝属地争得热火朝天，黄帝公祭也闹得沸反盈天，但关于黄帝的严肃考据研究却十分冷清。这是很说明问题的。无论黄帝是否存在，关于黄帝存在的严肃证明首先是不存在的。
　　但从“黄帝”名称的内涵（“黄帝，土德”）以及黄帝传说所附会的一些重要特性来看，黄帝传说应当是“五行学说”成熟后才成型的。我们知道，五行学说作为一个天地人的解释系统，是在战国后期到秦汉时代成形的，在西汉时期获得长足发展。从黄帝传说中的大量内容推断，汉代应是它的繁盛期。
　　不管是黄帝生日、出生地、陵地等各种黄帝之争，到底争的是什么呢？争的是“中华民族的根”发源于哪儿，争的是圣地或圣域资源，争的是正统。这是因为，黄帝虽然是个上古传说，但却是一个涉及民族之根的传说。也正因为这样，它成为塑造民族主义认同的最大题材，由此会围绕着这个传说形成一系列仪式，最终形成了祭祀传统。
　　如果说黄帝存在与否还有待考证，那么不容否认的是，关于黄帝的祭祀传统确实是存在的。统治者出面祭祀的事例，古有大搞“封禅”祭祀的汉武帝，近代也有如孙中山祭拜黄帝，此外，1937年黄帝祭祀，当时的延安也派出代表参加。这些祭祀都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即都处在特殊的时代，都是需要民族凝聚力的时代。汉武帝是征匈奴，孙中山为“驱除鞑虏”，抗战时期祭祀黄帝陵，其含义更是不言自明。
　　虽然所有的黄帝祭祀都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但其动机大多是功利性的。由于这个原因，这些祭祀在对传统内容进行现代化转换方面缺乏意识。比如过于夸张民族“同根同系”、“血浓于水”等血缘联系观念，过于强化共同祖先的观念。将这些陈旧的民族观念拿到今天，再利用低俗传说包裹上地方政府的功利内核，由此而形成的祭祀，必然缺乏祖先崇拜中那最重要的虔诚。这种不虔诚是所有虔诚的人所不能容忍的。
　　黄帝崇拜和祖先崇拜一样，和宗法、血缘关系紧密。在传统时代中，人们谈族群，首先关注的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血缘、共同的地域等。在此背景下，西方早期的人类学在很长时间内曾经就是人种学或种族学，后来在德国纳粹的种族论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二战”以后，人们谈论民族的角度发生重大变化，更强调民族的文化、语言、信仰等方面，而淡化其血缘或种族纯粹的内容。从这个意义看，我们这几十年来围绕伏羲女娲、黄帝炎帝等祭祀而强调的祖先、根系、血缘的观念，确实有些过度了。
　　当然，共同祖先、共同血缘的说法，或许有利于吸引海外华人的向心意识。但由于目前中国各地的“争圣地”之战方兴未艾，许多著名海外华人像是赶场的演员，出席了这个仪式又要赶赴另一个仪式，虽然一个个仪式富丽堂皇，但是总能让人从中看到些许忙乱。
　　另外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政府搞这样的活动应该谨慎，不要滥用公权力、公共财政、公共影响力去支持和推动这样的活动。比如说财政问题，这些活动的经费是哪里来的？如说是民间自发筹集的，那自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是公共财政支付的，就是纳税人的钱，这些钱的使用又是否经过了必要的程序？此外，要真正彰显黄帝祭祀的文化内涵，对这种活动的“文化”就必须进行认真的梳理和论证。这样才能避免把“文化活动”搞成“没文化活动”，把弘扬传统文化搞成复活小传统的地方迷信传说。
　　对于应如何对待以黄帝为代表的文化传统，我们应该予以正确认知，文化传统可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那些与国家的政治发展有关的文化内容，比如中国汉代以后的“五行学说”，就属于大传统。由此界分，黄帝传说中包含一些大传统的内容，即为后世“立法”的内容。如许多史书讲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黄帝战胜炎帝，是土德代替火德。这种传说，显然把黄帝事迹当做“五行相克”解释体系的第一案例。也正是根据这种解释系统，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很关心自己的“五行之德”，并由此生成自己的服色及相关象征物。也正因为这一点，历史上也就有了天子祭祀黄帝的传说，例如汉武帝。但必须看到，黄帝传说中的更大部分内容与许多地域性的小传统有关，比如说黄帝面上有“龙纹”“龙须”、黄帝乘龙归去留下衣冠冢等，这些附会传说古已有之，当代为盛。如今各地争夺黄帝属地，开展祭黄活动，基本上全部依据均来自这些小传统。因此这里需要指出，“弘扬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要大量复活小传统的传说和迷信。更何况这些传说和迷信复活的背后，还充斥着浓烈的功利主义动机。
　　衡量一个民族精神发展的高度，其中一条就是是否追求超越性。而这种超越性需要精确的论证，需要逻辑、事实的支撑，对于超越性的解释，要有求真意识，不仅是逻辑上的真，事实上的真，还包括永恒的真。这就需要不迷信，不崇拜，多追问。如面对炎黄、伏羲女娲一类传说，就需要这样一类追问。
　　当然，有些人会说黄帝祭祀属于信仰范畴，不宜采用求真态度去对待。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信仰也有不同类型，也有低级和高级之分。从宗教史角度看，中国历史中那些小传统宗教，基本没超出原始宗教、地方迷信的范畴，进化程度较低。如今即使要复苏传统信仰，也需对这些原始题材进行改造升级。否则，让这样的大规模祭祀盛行，能否有益于这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尚不清楚，但肯定会强化目前民间的迷信气氛，强化官场中存在的“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气氛。少一些原始崇拜，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发展，是有利而非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