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魏之际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转型时期，也是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汉魏时期的思想变动与转型对身处其时的刘劭产生很大影响，刘劭的理论与思想迎合并反映现实社会的实际需要。刘劭所作的《人物志》是对汉末以来品评人物活动中所产生的问题和争论，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与提炼，是研究人物品评的理论文章。而《人物志》中的思想理论——才性论，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时代思想和人物品评法方面的转型。
　　关键词：刘劭；人物志；才性论；人物品评之法；转型
　　[中图分类号]：K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2
　　《人物志》为汉末魏初学者刘劭所作，据《三国志·魏书·刘劭传》记载，邵字孔才，广平邯郸（今河北邯郸）人。《人物志》共有三卷十二篇，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才性理论专著。《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论辨人才，以外见之符，验内藏之器，分别流品，研析疑似”。纵观《人物志》全书，可知刘劭顺应时代精神，在对人才的分析与思考基础上，进行儒法道思想的兼容与调和。在这部书中他系统地阐述反映时代思潮的人才思想，把人才理论与实践结合，力求从总体和全局上，研究人才的认识、发现与任用。《人物志》还继承和发挥曹氏政权的政治统治思想，对曹操提出的才行问题进行深思和阐释，为依附曹魏政权之人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成为玄学体系中讨论用人问题的重要理论著作。
　　一、《人物志》才性论的思想转型
　　1.儒道兼综与儒术新解
　　东汉末年时人对社会伦理的价值观念、生命意识、政权态度都产生巨大变化——汉儒的成分正在衰退，老庄思想复燃。儒家传统思想的地位动摇，与道家思想碰触交融，这种儒道兼综的局面是思想转型的特点之一。魏明帝曹叡时期，社会政治思想中儒法道融合的历史条件趋于成熟。曹叡本人心有抱负、励志强国，思想上他强化儒家教化作用，国家立法上又推行淳朴之风、反对严刑峻法。但社会阶层势力此消彼长，随着士族势力日益强大，使君主专权受到压力，社会上更有呼声要求君主无为，所依据的是《老子》思想。
　　士人重新思考尝试构建国家统治思想理论之时，儒学渐入困境，传统儒家思想在士人心中已有道家思想融入，儒道合流的思想转型在《人物志》中也就有所体现。刘劭以道家的“自然”与其相糅合，基于道家形而上思想上对于儒家学术概念重新阐释。《人物志》对汉魏以来一直研讨不休的才性之辨作了系统的理性总结，刘劭援道入儒的做法也反映儒道融合过渡时期的思想特征。正如唐长孺先生在《清谈与清议》一文中提出：“玄学乃是东汉政治理论的继承与批判。”结合魏晋玄学的发展轨迹来看，《人物志》同样是受到时代社会历史与政治思想影响的著作，是反映社会实际需要、服务于官方政治人才选举的文章，其在论述人才学时兼容儒道思想，是儒学玄学化过渡环节的一种表现。
　　但刘劭对于儒家传统思想仍然非常推崇，《人物志》的思想也是以儒为主。“中庸”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在许多篇章里都有所涉及。刘劭仍然恪守儒家传统伦理，将“中庸”作为提高内在道德修养重要方式。内心修为之高者可谓“圣人”，能够拥有“中庸”这样非凡的品质，而不属于偏材之类。刘劭定义“圣人”时，对于无名的阐释是平淡、无味。这种无名来自于圣人本身所具有的各种才能德行，不偏其一才而能中和其质，则无法用某一名来名之。刘劭所言的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无所不适，使这种指导思想有了更广的普遍适应性，比曾经的儒家思想更贴切当时社会政治的实际需要。而这些见解也与秦汉时期某些儒家规范和观念相比已有些新颖，并与道家思想有了更深的融合。
　　2.本体论与名理学
　　先秦以来，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已经有了对“性与天道”的本体论讨论，认为“天”是一个自然存在，也是一个“至善”的道德存在，具体表现有“天帝”或“道”等。而人的本源、人道、人性禀赋皆受于“天”，这二者的联接中介则是“人性”。但关于“天地之性”是人的本体这一思想，儒家的“天道”侧重于其道德根源性，是一种道德境界的形而上学。道家则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道本体论”。可见，道家之“道”是天地母、自本自根、生天生地，是事物道德、情状、形貌上的参照，也包含人类认知、情感、道德意志的对象。此“道”是一个天、地、人、物和谐统一的审美境界本体。古人将人的本体问题作为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据，与封建国家考察用人标准与方向密切相关，故而“性与天道”本体论问题为各家所重视。但随着汉代社会政治的腐败衰落而受到质疑与挑战，尤其东汉后期，汉代正统儒学中的“性与天道”的哲学本体论解构，也使士人失去精神支柱，思想无所归依，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急于重建宇宙本体和人格生命本体，而思想界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哲学体系来重构天人关系。
　　《人物志》的哲学思想将“情性”作为构建人之德性与才干的根本，也是和谐统一的人格生命本体。刘劭提出“元一”是天地万物之始与本体，“性”和“质”是其属性。“中和”是凡人质量中最贵者，此“中和之质”即德性、性。刘劭更为关注将人的“精神”，并将其抽象为人物之本的“情性”，并将人之“情性”作为构成人本质的德性与才干，更将“情性”作为宇宙之源的“道”，和万物之本的“元一”。同时，《人物志》重视人物考察的学问。循名责实以求正名而归于无名，在政治上的思想映射则是，检察形名的最高执行者是君道，应该出于无名而没有限制性与区别性；有名就是器，是用，是有限制性的，在政治上表现为臣道。《材能》篇中尤为着重研讨才与能的关系，提出“才不同量”而应才、能二者相辅相成，且“能出于才”并做到“量才授官”。名理学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目的在于使人才与职位配合，达到“官无废职，位无非人”。这种追求名理，考察人物要求循名责实使人位相称的做法，在后期也转入道家。
　　历史上有为道德为主的察举征辟制度，有九品官人法，汉末魏初政治和道德人伦品鉴的标准则偏向于以人为本，关注天生才质与情性。将人物的外貌、仪容、声色与神态、精神、才性、禀赋等联系起来，不仅从道德品行察举人格，更考虑到由人的外贸举止细致深入到内在修养素质，足见新意。 　　二、《人物志》才性论的人物品评之法转型
　　1.《人物志》人物品鉴思路
　　首先纵观《人物志》全书，我们可以简要概括书中对于人物品鉴的几个思路。
　　第一点，识别人才的原则和标准。这是从品德与才干角度来考察人才的思维，刘劭对于才性两种因素的态度是可分离也可结合。首先刘劭将人的精神、感情、筋腱、骨骼、气息、脸色、仪表、容貌、语言九种外在的表现概括为“九征”，把仁、义、礼、智、信五种内在的品质概括为“五常”，指出二者即为人的表与里关系，并根据二者和谐程度划分人才等级。“九征”与“五常”若能和谐并达到高度一致，这种中和的境界称为中庸，具有这种境界的人才是最高品第之才。表里大体一致则为德行，较中庸次之。表里部分一致则为偏才，又次之。表里不和谐之人是为末流。刘劭还提出“人才不同，能各有异”的观点，指出除了末流之外，其他种类的人才都属于可用之才，统治者应使人才各尽其用，这也体现了刘劭才德并重不可偏废的观点。
　　第二点，如何发现人才，也是发掘人才的方法指导。刘劭提出的观点是由表及里发现人才，通过对人的外部表现的观察来了解人内在的品质，对此刘劭还总结了“八观”的方法。当然，这种观察并非仅凭借一言一行，而是需要全面长期的过程，与对于考察人才误判的谨慎与避免。《人物志·七缪》一章中就提到了刘劭总结的七种对于人物考察容易产生的谬误，反映的是作者出色的辩证思想，具有积极的实践指导意义。
　　第三，如何使用人才。刘劭对于人才是抱有才德并重不可偏废观点的，他支持人才各得其用，共同为治理国家出力，同时避免人才在不合适的职位上浪费或误用才干，而导致政有所失、国不得安。掌权者需要“量才用人”，需要慧眼识人，妥善安排人才，使社会秩序安定，人才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有效治理国家。
　　2.人物品鉴内容转变：重视德行到才德兼备
　　人物品评早在先秦的主要标准是对才性的评析。才性一词最早见于《荀子·修身》：“彼人之才性之相悬也，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先秦时期儒道两家都看重人的才能与禀赋，儒家对于人物的评选将德行至于根本，孔子有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孟子也有“性善”言论，荀子论“性恶”。可见此时的“才性”之“性”多指伦理道德之性，关于人之道德品质。道家则主张自然无为，清静自正，“才性”之“性”重在保全人性中的自然天性，不受外界所累。
　　两汉时期的才性之论逐渐往人物品评方向发展。王充的《论衡》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并根据当时社会重视文吏轻视儒生的思想背景，将“才”分为“儒生”与“文吏”，提出二者皆有才智然受时代思想影响而有所轻重的看法。同时，王充推崇以独到的眼光与思想著述并“成一家之言”，这种推崇著述为文的思想对后世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东汉末“相互题拂，品核公卿”的人物品鉴之风盛行，才能与德行都受到了关注。魏时人物品评中对于伦理道德品质的要求逐渐淡化，对人物的才能、气质更为看重。如曹操三次下达求贤令，高举“唯才是举”大旗，主张选举注重才能而轻视德行。
　　才性论的发展与人物品鉴思想和方法紧密相关，品鉴之流深入学者士人之心，这在中古文论中体现为“文品”理论的发展。对作家和相关作品的品评是“文品”理论两个重要的方面，汉魏士人在文学创作和审美上的创作意识与审美态度从“言志”不断走向“缘情”，将自身的思考与才性融入作品，以独特的自身个性气质与内容情感影响作品风貌，也以作品展现多元化的个体情性体现。可以说，作家的气质情性为“性”，才能智慧为“才”，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为“文”，三者构成“性——才——文”的关系链条，相互影响。人物品评重视探讨人的才性问题，而“文品”也能理解为“人品”，这种品鉴的审美与思考态度自然也与文学批评有了自然而然紧密的联系。
　　刘劭的才性观与品鉴思想反映的是汉魏之际选拔人才、品鉴人物思想的转型与从道德人伦品鉴向人格审美、才性之辩的人物品评方法的转型特征。刘劭在《人物志》中关于才性论的思想顺应了时代潮流，有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吸收和改造和援道入儒的倾向，并综合名法等各家思想；又迎合实际政治需求反映曹魏统治者“唯才是举”用人方略，成为一部反映官方意识形态的人才学著作，为依附曹魏政权之人与政府选拔人才提供了理论依据。《人物志》总结前人人物品评之得失，为时人提供了新的思考范式，为重视人才的思想提供了严密、系统的才性理论。
　　参考文献：
　　[1]梁满仓译注：《人物志》，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刘剑康：《〈人物志〉的人才学思想和它的理论特征》，《湖湘论坛》，1995年第2期。
　　[6]李建中：《转型时期的才性理论——刘劭〈人物志〉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7]张欣：《〈人物志〉与汉魏思想转型》，硕士学位论文，青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