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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传统村落国家名录的发布，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迎来了历史性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科学判断并合理化解保护与开发之间的恒久矛盾，才能真正做到完整保护与科学开发并存。文化资本理论有助于在遵循历史文化遗产内在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实现真正的科学开发，并为开发过程中传统村落保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环巢湖地区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在合肥市“大湖名城”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在对村落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整理和提炼的基础上，通过兴建村庄历史博物馆、非遗剧场、乡愁故事开发、文创产品开发等多种形式，实现从文化到资本的价值转换，积极推动以洪疃村为代表的环巢湖地区传统村落历史文化的有效保护与传承。
关键词：传统村落;文化资本;环巢湖文化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2-0024-005
一、问题的缘起
传统村落是指形成历史悠久，集聚了物质和非物质形态历史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农耕文明在当代的传承与遗留，具有不可再生、遗产类型多样化等特点。保护传统村落中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传承繁荣民族文化、树立中国文化自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传统村落的生存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村落的保護存在多方面的困境：一是工业化、城镇化导致农村空心化日益严峻;二是对新农村建设的曲解导致村落遭到建设性破坏;三是以保护为由搬迁村民，大搞“博物馆式”开发;四是村民改善生活条件意愿与村落原真性保护之间矛盾凸显等。[1]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对传统村落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随着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工作的实施，传统村落的保护迎来新的历史机遇。2012年以来，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等四部局先后分五批将全国范围内共6799个村庄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1）在这五批名录中，安徽省共有395个村庄入选，合肥市共有4个村庄入选，分别是第三批的洪疃村（黄麓镇）、第五批的北闸老街（柘皋镇）、烔炀老街（烔炀镇）、张疃村（黄麓镇）。《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公布标志着传统村落保护在我国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大量拥有传统文化底蕴的古村古镇迎来了新的保护机遇。各地纷纷将传统村落保护开发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并专门制订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国家意志的介入是传统村落保护得以全力推进的根本动因。但就全国范围来说，传统村落的保护现状仍然很不乐观，面临着两个亟须解决的现实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解决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历来恒久。在当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传统村落固有的文化资源需要进行开发，以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入传统村落国家名录的名村名镇具有品牌吸附效应，但同时也使它们容易变成少数地区谋取经济利益的知识资源。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成为管理部门必须认真面对的大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局在《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建村〔2014〕61号）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村落保护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规划先行，禁止无序建设;坚持保护优先，禁止过度开发。（2）上述规定出台的目的就是避免少数利益相关者去肆意改造传统村落、遏制其投资开发和政绩冲动。此外，四部局在另一份文件《关于做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实施工作的意见》（建村[2014]135号）中，进一步明确要求严格控制旅游和商业开发项目，提出要加强村落活态保护，严格控制商业开发的面积，反对不顾现实条件一味发展旅游，反对整村开发和过度商业化，干扰村民生活，甚至将村民迁出由商业企业统一承包经营，将沿街民居一律改建商铺。（3）这样的要求，反映出文化与市场之间的内在张力。对于少数地区来说，利用传统村落的知名度开发旅游是错误政绩观驱动下的市场逻辑的必然行为结果。但传统村落作为历史文化遗存又具有保护要求高、保护性质特殊的特点，如何在文化保护与市场开发之间寻求平衡，值得我们深思。
而另一大挑战则是对村落历史文化的挖掘、提炼与展示不够，妨碍了村落文化的活性保护。少数地区虽然也注意到解读文化遗产内涵的重要性，但其真实性、历史性、学术性不强，存在一味娱乐化现象，尤其是对具有独特历史记忆与文化肌理的村落整体文化的梳理及展示很不充分。多年来，我们对传统村落的整治、保护多侧重于其建筑、自然环境和生活空间，但事实上，传统村落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其历史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传统建筑风貌、村落选址和格局、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三个方面[2]。
对传统村落历史文化重视的欠缺不仅反映在现实工作中，也反映在政策顶层设计中。在上述四部局的两份文件中，对传统村落文化的挖掘与展示都着墨不多。特别是在项目实施文件中，将重点放在对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传统建筑的保护修缮、村庄道路及公共空间规划整治方面，而对无形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凝聚在村庄格局、古建筑内的文脉肌理、历史文化密码进行充分解读与完整阐释这方面的关注不够。问题在于，如果不对村落和地区历史文化有充分的了解，就无法读懂传统村落空间和格局背后的文化密码，也就无法真正保护和传承村落历史文化。村庄空间、传统建筑与区域历史文化是三位一体、同生共长的的密切关系。因此，在当前传统村落历史价值挖掘过程中，不仅应该在秉承真实性、学术性要求的前提下，对村落历史文化进行充分的研究，而且要解决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挖掘并活化传统村落作为历史文化遗存的经济资源。这就有必要引入文化资本概念，以解决文化资源与市场力量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文化资本与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
“文化资本” 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他把资本划分成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形式。（4）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较为宽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包括三种存在形式： （1）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2）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 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3）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3] 布尔迪厄所界定的三种类型的文化资本基本上都可以在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遗产形态找到相应的载体。首先，具体状态存在的文化资本是与个体的身体化相联系的，传统村落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所拥有的在特定文化方面的技能、技巧就是一种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对诸如剪纸、泥人、刺绣、说唱、戏曲等非遗文化技能的习得依赖于家族或社区的世代教授与传承，并积累和内化于个人的身体中，以个性化主体的习性、技能、修养、趣味、知识等文化形式得以展现。其次，传统村落中的物质文化遗产如民居建筑、亭台楼阁以及与之相关的书籍、绘画、雕刻等都属于客观状态的文化资本，基于文物的属性它们具有传递性和经济性，从而使得这种类型的文化资本具有附加值，能够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价值交换。第三，传统村落作为历史文化遗存具有珍稀性、不可复制性，这使得它的保护和传承在当代社会已经成为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衡量要素之一，已经作为体制化的外在结构反过来庇护传统村落本身。虽然，村落传统文化与学术资格或毕业文凭等由体制认可的关于某种文化能力的资格或证书相比有所区别，但传统村落能够入选国家名录恰恰反映了它也具有一种文化资格和文化能力，可以使其内涵与价值得到衍生，并通过产权授权和衍生性服务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
近年来，学界有不少研究专门使用文化资本概念分析历史文化问题，作为历史文化遗存的传统村落毫无疑问是一种文化资产，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它们的根本价值被人所遗忘，经济和社会的附加价值也体现不出来。从文化资本理论的视角来看，传统村落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以在遵循作为历史文化遗存属性要求的逻辑前提下对外溢出其经济价值，实现文化与资本的对接，这不仅能够使传统村落演化为社会发展资源，而且能够反过来直接促进文化遗产自身的保护与传承。这是因为，文化资本具有一种掩盖其自身可以与经济资本进行相互转换的功能。文化资本并非是可以量化的绝对价值，它仅仅在交换中拥有价值，而交换是一种社会较量，如同文化价值判断的较量一样。[4]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非常重要，但如果只看到它的文化属性，看不到它的资本和经济属性，同样会造成一种暴殄天物式的遗憾。
在当前的传统村落保护开发中，要善于将文化资产转换为文化资本。这就需要正确处理文化与资本的关系，摒弃三种倾向：一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过度消费传统村落的品牌资源，使之沦为大规模旅游休闲经济的牺牲品。二是过度挖掘传统村落的文化资源，以文化产业化为名，使传统文化丧失历史性和严肃性，走向功利化、过度娱乐化。三是假保护、真开发，乱保护、大开发。漠视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无视其保真性、完整性、独特性要求，无论是千篇一律的统一规划、统一修复，还是大规模的重建、仿建，都是以浩大气势、宏大场面来追求轰动效应，以吸引游客，体现政绩，其本质上仍是以保护为名的过度开发。
无论是文化资本还是文化资产，既然与文化相关，就应遵循文化的内在属性，遵守文化遗存传承保护的基本要求，在转化的过程中，至少要坚持两个原则，其一是以保护和传承原汁原味的、完整真实的村落传统文化为首要目标，既不能湮灭、损坏村落传统文化遗存，也不能搞虚假的、割裂的文化再造;其二是防止对村落传统文化的戏谑化开发。因此，将文化转化为资本，科学解决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以挖掘传统村落文化的经济效益重点应该定位于：（1）挖掘、整理传统村落自然环境、空间格局和传统建筑所隐藏的历史传承和文脉肌理，在此基础上揭示每个传统村落独特的历史文化密码，概括提炼出传统村落特有的文化内涵，并以精当的语言文字、圖片、视频等各种形式在村庄活化历史博物馆、陈列馆等予以展示。（2）挖掘、整理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无形的村庄传统文化资源，包括各类非遗技能、口述传说、民风民俗，从活化的形式与村庄休闲观光的角度考虑，可以通过兴建非遗剧场予以活态展现。（3）利用传统村落IP（知识）资源，设计开发并公开发售与村庄历史文化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4）整理提炼传统村落历史故事，充实村落历史文化内涵，增强村落吸引力，在此基础上，考虑与影视剧、大众出版等行业资源对接，使之成为流行文化的IP资源。
任何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都包括文化历史价值和经济社会价值，其中文化历史价值应该是其核心价值、本真价值，而经济社会价值则是其附加价值、衍生价值，附加价值应该服从核心价值。从文化资本的视角来看，开发保护传统村落文化资产的重点是要挖掘其附加价值，但前提是不损害甚至要传播、延伸其核心价值。以上四个方面的定位都是密切围绕如何不损害传统村落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开发，是一种尊重村庄历史内在规律、尊重文化遗存内核属性的科学、有效、审慎的开发。它开发的是文化形态中的资本属性，以不损害文化内核为前提，开展与之相关的经济与商业服务，使资产变为资本，把文化的附加价值、衍生价值体现出来。
从文化资本的视角来看，在村落文化形态中，三种文化资本样式都是存在的，第一种是以精神和身体化形态等具体状态存在，包括各类非物质文化形态，它们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例如，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各类民间工艺、技艺、民风民俗的传承人、民间老艺人，这些非遗文化需要通过他们的身体化存在和技艺精神的传承才能得到保护与展示，这种保护与展示是村落文化遗存活态化的关键组成部分。第二种是以客观的状态，如村落中的古建筑、古道路、古井、古桥、古墓等，它们可以通过转化为旅游观光的场域空间，联动开发，产生经济附加价值。第三种是文化资本的制度形态，就是将行动者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以某种形式正式予以承认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和资格证书等社会公认的方式将其制度化。[5]
三、文化资本视野下的环巢湖传统村落保护
“大湖名城”是当前合肥城市建设的响亮名片，合肥城市发展的总体战略和顶层设计是要实现五大淡水湖之一——巢湖的自然品牌与合肥城市品牌二者同生共长、互相辉映。可以说，巢湖对合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对合肥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巢湖的文明价值上，其中巢湖的文明价值又可以细分为生态价值、景观价值与文化价值三个组成部分。 对于合肥来说，巢湖的首要价值是其生态价值，只有保住一湖清水，才能使大湖名城共生共长。景观价值是巢湖文明价值的提升，巢湖的湖光山色、环巢湖的山水景观与合肥相依相傍，能够显著提升合肥城市的美观度、吸引力。文化价值是城市的风骨，没有文化，城市就没有灵魂，环巢湖文化尤其是历史文化是合肥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构成了合肥城市文化的风骨与灵魂。在此过程中，诸如环湖十二镇、传统村落等古镇古村将起到承载、诠释环巢湖历史文化内涵的关键作用。如果历史文化得到有效挖掘与激发，就能倍增巢湖的品牌价值，提升合肥的城市价值。只有生态价值、景观价值、文化价值三位一体构建成功，才能成功建设巢湖文明。
巢湖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对合肥城市发展十分重要，因此，在合肥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中要充分认识并挖掘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当前环巢湖总体规划中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再造与挖掘仍然不够充分，尤其是在传统村落的整治规划中，重建筑轻历史、重空间轻文化现象明显;对村落的外在空间、建筑空间的整治与再造着力较多，但对村落所体现的历史文化脉胳、肌理与内涵挖掘开发不够，特别是对特定村落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形成的融民居宗族建筑、村落空间、传统民风民俗等于一体的村落文化内涵的共性与特性表征形态挖掘不够。事实上，传统村落中的建筑、道路、村庄空间形态等有形资源与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形成了相互制约、共生共存的关系。精神是物质世界的隐喻，与物质世界本身构成一个无休止相互反映的循环。脱离了当地民居特点就无法深刻体会居民的精神追求与乡愿心理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历史文化密码。
当前在环巢湖传统村落的保护中，对于传统文化背后的资本价值也缺乏有效研究。传统村落所遗留的大量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保护，但地方社会又存在着利用古村古镇的品牌效应拉动旅游观光的冲动，随着大量游客的进入，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侵蚀着古村古镇的历史面貌。古村古镇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古建筑、古艺术，而且有古风、古俗、古韵，能够折射展现当代社会无法复制的古代生活。同时，很多地区的仿古性保护、破坏性保护也往往给古村古镇带来毁灭性打击。但是遗产保护与经济开发二者并非完全对立，遗产保护所捍卫的是文化属性，开发则体现市场与资本的力量，二者之间并非没有交集与互动。如古村古镇的保护开发过程中，市场经济的进入虽然会对传统建筑产生影响，但古村古镇这类活性历史遗存之所以能够存续下来，关键是其活化性，这取决于遗存体系中的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间的密切互动关系，如果只是简单地定位于对物质遗产的整治、修复与保护，就会陷入事务主义窠臼，陷入为保护而保护的怪圈。事实上，非物质遗产与物质遗产之间是共依共附、互相生长的。例如，开平碉楼的存在是近现代广东华侨史、移民史变迁的鲜活见证，福建土楼的价值则在于反映了闽西南聚族而居、团结御侮的生活方式。皖南地区的徽文化则更是融近代建筑、地区历史变迁、社区人群特质等各种文化元素融合一体的产物。这些地方完美地实现了传统文化向资本价值的转换和溢出，也可以说是文化资本概念在当代的典型阐释。
洪疃村于2014年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位于巢湖北岸西黄山南麓，是环巢湖地区传统村落的突出代表，也是“和平将军”张治中的故里。全村現有农户216户，人口780余人，村域面积2.85平方公里，村庄占地面积135亩，属山地丘陵村落。村落建造格局呈现“九龙攒珠”形制，村内保留有始建于唐朝贞观年间的相隐寺、明代庄氏居住时留下的“庄氏井”，还有原汁原味的洪氏古祠堂以及张治中创办的黄麓师范。村庄文风浓厚、民风淳朴，素有“文化之乡”之称。
从文化资本角度来看，在洪疃村的保护开发中，除了建筑的修复、基础设施的完善等硬件工作外，至少有以下文化资源可以通过适当的转换途径挖掘其资本价值和经济收益。首先，挖掘整理洪疃村的历史文化密码和文化故事，主要包括“九龙攒珠”的村庄构造样式文化、家族文化与移民文化以及和平文化三个方面。其次，在对以上文化传承进行精深学术研究并获取丰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改建或扩建洪疃村历史文化博物馆，通过实物、图片、声光电技术充分展示村落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传承，增强广大民众对村庄的认知与理解，村民“接受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个体差异又反作用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6]，这既可以使广大参观者以洪疃村为折射体进一步深入了解环巢湖区域的历史文化和农耕文明，从而发挥其社会价值，也可以通过文化内涵的“加持 ”，提升洪疃村的休闲观光层次，即文化层次的消费，提升其经济价值。最后，还原活化洪疃村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如庐戏、剪纸等，挖掘整理有关历史传说和传奇故事，并通过大鼓书等当地艺术形式予以展现。对于部分能够具有可转换性的非遗资源或者特色食品、特色工艺品等，还可以尝试进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与销售。
四、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7]，不搞大拆大建，不搞重建仿建，更不搞搭台唱戏和观光休闲一条龙式产业开发，而将工作的重心放在踏踏实实展示村落历史，展现村庄文化，讲好村落故事，演好村落活剧，就是当前形势下对传统村落历史文化的一种创造性转化，也是一种创新性发展，不但能够保护珍贵的、不可再生的优秀村落文化资源，也可以在尊重文化遗产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实现对村庄文化的有效开发，并在开发中实现真正的保护。
注释：
（1）2012年以来中国传统村落共进行了五批遴选，第一批646个、第二批915个、第三批994个、第四批1598个、第五批2646个。其中安徽省每批的入选村庄数分别为25、40、46、158、237个，主要集中在皖南黄山市、宣城市等地。
（2）住房城乡建设部 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 财政部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建村〔2014〕61号，http：//www.gov.cn/zhengce/2016-05/22/content_5075656.htm。
（3）住房城乡建设部 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做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实施工作的意见，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409/t20140912_218993.html。
（4）关于资本的分类有不同的主张。戴维·思罗斯比认为资本有四大类：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文化资本，前三者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分类。见[澳]戴维·思罗斯比著，潘飞编译：《什么是文化资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刘馨秋，王思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农史，2015，（4）：99-108.
[2]胡燕，陈晟，曹玮，曹昌智.传统村落的概念和文化内涵[J].城市发展研究，2014，（1）：10-13.
[3][法]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3.
[4]朱伟珏.“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J].社会科学，2005，（6）：117-123.
[5]张志亮.旅游开发背景下大寨的文化资本及其再生产[J].旅游学刊，2009，（12）：36-41.
[6]陈燕.二元结构下乡村文化变迁的差序传播与重构[J]. 新闻界， 2017，（9）：44-45.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4.
（责任编辑 郭 清）
关键词：传统村落;文化资本;环巢湖文化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2-0024-005
一、问题的缘起
传统村落是指形成历史悠久，集聚了物质和非物质形态历史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农耕文明在当代的传承与遗留，具有不可再生、遗产类型多样化等特点。保护传统村落中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传承繁荣民族文化、树立中国文化自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传统村落的生存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村落的保護存在多方面的困境：一是工业化、城镇化导致农村空心化日益严峻;二是对新农村建设的曲解导致村落遭到建设性破坏;三是以保护为由搬迁村民，大搞“博物馆式”开发;四是村民改善生活条件意愿与村落原真性保护之间矛盾凸显等。[1]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对传统村落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随着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工作的实施，传统村落的保护迎来新的历史机遇。2012年以来，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等四部局先后分五批将全国范围内共6799个村庄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1）在这五批名录中，安徽省共有395个村庄入选，合肥市共有4个村庄入选，分别是第三批的洪疃村（黄麓镇）、第五批的北闸老街（柘皋镇）、烔炀老街（烔炀镇）、张疃村（黄麓镇）。《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公布标志着传统村落保护在我国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大量拥有传统文化底蕴的古村古镇迎来了新的保护机遇。各地纷纷将传统村落保护开发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并专门制订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国家意志的介入是传统村落保护得以全力推进的根本动因。但就全国范围来说，传统村落的保护现状仍然很不乐观，面临着两个亟须解决的现实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解决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历来恒久。在当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传统村落固有的文化资源需要进行开发，以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入传统村落国家名录的名村名镇具有品牌吸附效应，但同时也使它们容易变成少数地区谋取经济利益的知识资源。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成为管理部门必须认真面对的大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局在《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建村〔2014〕61号）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村落保护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规划先行，禁止无序建设;坚持保护优先，禁止过度开发。（2）上述规定出台的目的就是避免少数利益相关者去肆意改造传统村落、遏制其投资开发和政绩冲动。此外，四部局在另一份文件《关于做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实施工作的意见》（建村[2014]135号）中，进一步明确要求严格控制旅游和商业开发项目，提出要加强村落活态保护，严格控制商业开发的面积，反对不顾现实条件一味发展旅游，反对整村开发和过度商业化，干扰村民生活，甚至将村民迁出由商业企业统一承包经营，将沿街民居一律改建商铺。（3）这样的要求，反映出文化与市场之间的内在张力。对于少数地区来说，利用传统村落的知名度开发旅游是错误政绩观驱动下的市场逻辑的必然行为结果。但传统村落作为历史文化遗存又具有保护要求高、保护性质特殊的特点，如何在文化保护与市场开发之间寻求平衡，值得我们深思。
而另一大挑战则是对村落历史文化的挖掘、提炼与展示不够，妨碍了村落文化的活性保护。少数地区虽然也注意到解读文化遗产内涵的重要性，但其真实性、历史性、学术性不强，存在一味娱乐化现象，尤其是对具有独特历史记忆与文化肌理的村落整体文化的梳理及展示很不充分。多年来，我们对传统村落的整治、保护多侧重于其建筑、自然环境和生活空间，但事实上，传统村落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其历史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传统建筑风貌、村落选址和格局、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三个方面[2]。
对传统村落历史文化重视的欠缺不仅反映在现实工作中，也反映在政策顶层设计中。在上述四部局的两份文件中，对传统村落文化的挖掘与展示都着墨不多。特别是在项目实施文件中，将重点放在对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传统建筑的保护修缮、村庄道路及公共空间规划整治方面，而对无形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凝聚在村庄格局、古建筑内的文脉肌理、历史文化密码进行充分解读与完整阐释这方面的关注不够。问题在于，如果不对村落和地区历史文化有充分的了解，就无法读懂传统村落空间和格局背后的文化密码，也就无法真正保护和传承村落历史文化。村庄空间、传统建筑与区域历史文化是三位一体、同生共长的的密切关系。因此，在当前传统村落历史价值挖掘过程中，不仅应该在秉承真实性、学术性要求的前提下，对村落历史文化进行充分的研究，而且要解决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挖掘并活化传统村落作为历史文化遗存的经济资源。这就有必要引入文化资本概念，以解决文化资源与市场力量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文化资本与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
“文化资本” 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他把资本划分成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形式。（4）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较为宽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包括三种存在形式： （1）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2）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 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3）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3] 布尔迪厄所界定的三种类型的文化资本基本上都可以在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遗产形态找到相应的载体。首先，具体状态存在的文化资本是与个体的身体化相联系的，传统村落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所拥有的在特定文化方面的技能、技巧就是一种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对诸如剪纸、泥人、刺绣、说唱、戏曲等非遗文化技能的习得依赖于家族或社区的世代教授与传承，并积累和内化于个人的身体中，以个性化主体的习性、技能、修养、趣味、知识等文化形式得以展现。其次，传统村落中的物质文化遗产如民居建筑、亭台楼阁以及与之相关的书籍、绘画、雕刻等都属于客观状态的文化资本，基于文物的属性它们具有传递性和经济性，从而使得这种类型的文化资本具有附加值，能够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价值交换。第三，传统村落作为历史文化遗存具有珍稀性、不可复制性，这使得它的保护和传承在当代社会已经成为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衡量要素之一，已经作为体制化的外在结构反过来庇护传统村落本身。虽然，村落传统文化与学术资格或毕业文凭等由体制认可的关于某种文化能力的资格或证书相比有所区别，但传统村落能够入选国家名录恰恰反映了它也具有一种文化资格和文化能力，可以使其内涵与价值得到衍生，并通过产权授权和衍生性服务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
近年来，学界有不少研究专门使用文化资本概念分析历史文化问题，作为历史文化遗存的传统村落毫无疑问是一种文化资产，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它们的根本价值被人所遗忘，经济和社会的附加价值也体现不出来。从文化资本理论的视角来看，传统村落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以在遵循作为历史文化遗存属性要求的逻辑前提下对外溢出其经济价值，实现文化与资本的对接，这不仅能够使传统村落演化为社会发展资源，而且能够反过来直接促进文化遗产自身的保护与传承。这是因为，文化资本具有一种掩盖其自身可以与经济资本进行相互转换的功能。文化资本并非是可以量化的绝对价值，它仅仅在交换中拥有价值，而交换是一种社会较量，如同文化价值判断的较量一样。[4]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非常重要，但如果只看到它的文化属性，看不到它的资本和经济属性，同样会造成一种暴殄天物式的遗憾。
在当前的传统村落保护开发中，要善于将文化资产转换为文化资本。这就需要正确处理文化与资本的关系，摒弃三种倾向：一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过度消费传统村落的品牌资源，使之沦为大规模旅游休闲经济的牺牲品。二是过度挖掘传统村落的文化资源，以文化产业化为名，使传统文化丧失历史性和严肃性，走向功利化、过度娱乐化。三是假保护、真开发，乱保护、大开发。漠视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无视其保真性、完整性、独特性要求，无论是千篇一律的统一规划、统一修复，还是大规模的重建、仿建，都是以浩大气势、宏大场面来追求轰动效应，以吸引游客，体现政绩，其本质上仍是以保护为名的过度开发。
无论是文化资本还是文化资产，既然与文化相关，就应遵循文化的内在属性，遵守文化遗存传承保护的基本要求，在转化的过程中，至少要坚持两个原则，其一是以保护和传承原汁原味的、完整真实的村落传统文化为首要目标，既不能湮灭、损坏村落传统文化遗存，也不能搞虚假的、割裂的文化再造;其二是防止对村落传统文化的戏谑化开发。因此，将文化转化为资本，科学解决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以挖掘传统村落文化的经济效益重点应该定位于：（1）挖掘、整理传统村落自然环境、空间格局和传统建筑所隐藏的历史传承和文脉肌理，在此基础上揭示每个传统村落独特的历史文化密码，概括提炼出传统村落特有的文化内涵，并以精当的语言文字、圖片、视频等各种形式在村庄活化历史博物馆、陈列馆等予以展示。（2）挖掘、整理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无形的村庄传统文化资源，包括各类非遗技能、口述传说、民风民俗，从活化的形式与村庄休闲观光的角度考虑，可以通过兴建非遗剧场予以活态展现。（3）利用传统村落IP（知识）资源，设计开发并公开发售与村庄历史文化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4）整理提炼传统村落历史故事，充实村落历史文化内涵，增强村落吸引力，在此基础上，考虑与影视剧、大众出版等行业资源对接，使之成为流行文化的IP资源。
任何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都包括文化历史价值和经济社会价值，其中文化历史价值应该是其核心价值、本真价值，而经济社会价值则是其附加价值、衍生价值，附加价值应该服从核心价值。从文化资本的视角来看，开发保护传统村落文化资产的重点是要挖掘其附加价值，但前提是不损害甚至要传播、延伸其核心价值。以上四个方面的定位都是密切围绕如何不损害传统村落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开发，是一种尊重村庄历史内在规律、尊重文化遗存内核属性的科学、有效、审慎的开发。它开发的是文化形态中的资本属性，以不损害文化内核为前提，开展与之相关的经济与商业服务，使资产变为资本，把文化的附加价值、衍生价值体现出来。
从文化资本的视角来看，在村落文化形态中，三种文化资本样式都是存在的，第一种是以精神和身体化形态等具体状态存在，包括各类非物质文化形态，它们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例如，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各类民间工艺、技艺、民风民俗的传承人、民间老艺人，这些非遗文化需要通过他们的身体化存在和技艺精神的传承才能得到保护与展示，这种保护与展示是村落文化遗存活态化的关键组成部分。第二种是以客观的状态，如村落中的古建筑、古道路、古井、古桥、古墓等，它们可以通过转化为旅游观光的场域空间，联动开发，产生经济附加价值。第三种是文化资本的制度形态，就是将行动者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以某种形式正式予以承认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和资格证书等社会公认的方式将其制度化。[5]
三、文化资本视野下的环巢湖传统村落保护
“大湖名城”是当前合肥城市建设的响亮名片，合肥城市发展的总体战略和顶层设计是要实现五大淡水湖之一——巢湖的自然品牌与合肥城市品牌二者同生共长、互相辉映。可以说，巢湖对合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对合肥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巢湖的文明价值上，其中巢湖的文明价值又可以细分为生态价值、景观价值与文化价值三个组成部分。 对于合肥来说，巢湖的首要价值是其生态价值，只有保住一湖清水，才能使大湖名城共生共长。景观价值是巢湖文明价值的提升，巢湖的湖光山色、环巢湖的山水景观与合肥相依相傍，能够显著提升合肥城市的美观度、吸引力。文化价值是城市的风骨，没有文化，城市就没有灵魂，环巢湖文化尤其是历史文化是合肥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构成了合肥城市文化的风骨与灵魂。在此过程中，诸如环湖十二镇、传统村落等古镇古村将起到承载、诠释环巢湖历史文化内涵的关键作用。如果历史文化得到有效挖掘与激发，就能倍增巢湖的品牌价值，提升合肥的城市价值。只有生态价值、景观价值、文化价值三位一体构建成功，才能成功建设巢湖文明。
巢湖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对合肥城市发展十分重要，因此，在合肥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中要充分认识并挖掘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当前环巢湖总体规划中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再造与挖掘仍然不够充分，尤其是在传统村落的整治规划中，重建筑轻历史、重空间轻文化现象明显;对村落的外在空间、建筑空间的整治与再造着力较多，但对村落所体现的历史文化脉胳、肌理与内涵挖掘开发不够，特别是对特定村落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形成的融民居宗族建筑、村落空间、传统民风民俗等于一体的村落文化内涵的共性与特性表征形态挖掘不够。事实上，传统村落中的建筑、道路、村庄空间形态等有形资源与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形成了相互制约、共生共存的关系。精神是物质世界的隐喻，与物质世界本身构成一个无休止相互反映的循环。脱离了当地民居特点就无法深刻体会居民的精神追求与乡愿心理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历史文化密码。
当前在环巢湖传统村落的保护中，对于传统文化背后的资本价值也缺乏有效研究。传统村落所遗留的大量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保护，但地方社会又存在着利用古村古镇的品牌效应拉动旅游观光的冲动，随着大量游客的进入，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侵蚀着古村古镇的历史面貌。古村古镇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古建筑、古艺术，而且有古风、古俗、古韵，能够折射展现当代社会无法复制的古代生活。同时，很多地区的仿古性保护、破坏性保护也往往给古村古镇带来毁灭性打击。但是遗产保护与经济开发二者并非完全对立，遗产保护所捍卫的是文化属性，开发则体现市场与资本的力量，二者之间并非没有交集与互动。如古村古镇的保护开发过程中，市场经济的进入虽然会对传统建筑产生影响，但古村古镇这类活性历史遗存之所以能够存续下来，关键是其活化性，这取决于遗存体系中的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间的密切互动关系，如果只是简单地定位于对物质遗产的整治、修复与保护，就会陷入事务主义窠臼，陷入为保护而保护的怪圈。事实上，非物质遗产与物质遗产之间是共依共附、互相生长的。例如，开平碉楼的存在是近现代广东华侨史、移民史变迁的鲜活见证，福建土楼的价值则在于反映了闽西南聚族而居、团结御侮的生活方式。皖南地区的徽文化则更是融近代建筑、地区历史变迁、社区人群特质等各种文化元素融合一体的产物。这些地方完美地实现了传统文化向资本价值的转换和溢出，也可以说是文化资本概念在当代的典型阐释。
洪疃村于2014年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位于巢湖北岸西黄山南麓，是环巢湖地区传统村落的突出代表，也是“和平将军”张治中的故里。全村現有农户216户，人口780余人，村域面积2.85平方公里，村庄占地面积135亩，属山地丘陵村落。村落建造格局呈现“九龙攒珠”形制，村内保留有始建于唐朝贞观年间的相隐寺、明代庄氏居住时留下的“庄氏井”，还有原汁原味的洪氏古祠堂以及张治中创办的黄麓师范。村庄文风浓厚、民风淳朴，素有“文化之乡”之称。
从文化资本角度来看，在洪疃村的保护开发中，除了建筑的修复、基础设施的完善等硬件工作外，至少有以下文化资源可以通过适当的转换途径挖掘其资本价值和经济收益。首先，挖掘整理洪疃村的历史文化密码和文化故事，主要包括“九龙攒珠”的村庄构造样式文化、家族文化与移民文化以及和平文化三个方面。其次，在对以上文化传承进行精深学术研究并获取丰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改建或扩建洪疃村历史文化博物馆，通过实物、图片、声光电技术充分展示村落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传承，增强广大民众对村庄的认知与理解，村民“接受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个体差异又反作用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6]，这既可以使广大参观者以洪疃村为折射体进一步深入了解环巢湖区域的历史文化和农耕文明，从而发挥其社会价值，也可以通过文化内涵的“加持 ”，提升洪疃村的休闲观光层次，即文化层次的消费，提升其经济价值。最后，还原活化洪疃村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如庐戏、剪纸等，挖掘整理有关历史传说和传奇故事，并通过大鼓书等当地艺术形式予以展现。对于部分能够具有可转换性的非遗资源或者特色食品、特色工艺品等，还可以尝试进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与销售。
四、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7]，不搞大拆大建，不搞重建仿建，更不搞搭台唱戏和观光休闲一条龙式产业开发，而将工作的重心放在踏踏实实展示村落历史，展现村庄文化，讲好村落故事，演好村落活剧，就是当前形势下对传统村落历史文化的一种创造性转化，也是一种创新性发展，不但能够保护珍贵的、不可再生的优秀村落文化资源，也可以在尊重文化遗产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实现对村庄文化的有效开发，并在开发中实现真正的保护。
注释：
（1）2012年以来中国传统村落共进行了五批遴选，第一批646个、第二批915个、第三批994个、第四批1598个、第五批2646个。其中安徽省每批的入选村庄数分别为25、40、46、158、237个，主要集中在皖南黄山市、宣城市等地。
（2）住房城乡建设部 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 财政部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建村〔2014〕61号，http：//www.gov.cn/zhengce/2016-05/22/content_5075656.htm。
（3）住房城乡建设部 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做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实施工作的意见，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409/t20140912_218993.html。
（4）关于资本的分类有不同的主张。戴维·思罗斯比认为资本有四大类：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文化资本，前三者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分类。见[澳]戴维·思罗斯比著，潘飞编译：《什么是文化资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刘馨秋，王思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农史，2015，（4）：99-108.
[2]胡燕，陈晟，曹玮，曹昌智.传统村落的概念和文化内涵[J].城市发展研究，2014，（1）：10-13.
[3][法]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3.
[4]朱伟珏.“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J].社会科学，2005，（6）：117-123.
[5]张志亮.旅游开发背景下大寨的文化资本及其再生产[J].旅游学刊，2009，（12）：36-41.
[6]陈燕.二元结构下乡村文化变迁的差序传播与重构[J]. 新闻界， 2017，（9）：44-45.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4.
（责任编辑 郭 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