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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解放战争时期群众医疗卫生工作是民主革命时期医疗卫生工作的最后一环，同时也关系到新中国成立后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顺利开展，为研究这一时期群众医疗卫生工作，从各解放区医疗卫生实际情况出发：民众受疾病困扰的局面依然存在，医疗卫生资源极其匮乏，卫生宣传工作不到位;挖掘群众医疗卫生工作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各解放区总体医疗资源处于紧缺状态，解放区不断扩大加重医疗卫生工作负担。
关键词：解放战争时期;军队;医疗卫生
一、解放区医疗卫生问题概况
1. 民众受疾病困扰的局面依然存在
民主革命时期，国家长期处于战争和动乱状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依然受到各种疾病及传染病的困扰，尤以东北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为典型，医疗水平低下使一些流行性疾病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近代以来，东北地区备受战争摧残，医疗水平低下，民众遭受疾病困扰，苦不堪言。因此，东北成为急性传染病和地方疾病多发地区，旧社会已知的各种疫病东北地区都有遭重，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猩红热等，这类疫病具有传播快、突发性强、致死率高的特征，给东北解放区带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
2. 晋察冀边区的疫病形式
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流行病泛滥，除上述流行病外，还包括痢疾、梅毒、回归热等，给当地群众生活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疟疾是晋察冀边区发病最多的疾病，如：“1949年，交河县仅五、八两个区，七个村的统计，小孩因疟疾死亡者92人，献县垒头村不到六天时间即死亡小孩50个。”;痢疾在晋察冀边区是发病率仅次于疟疾的一种流行疾病，多为饮食不卫生所致。抗战末期至解放战争初期，平山县患病者竟达三成以上，井陘县八个村患病人数也达到总人口数两成，徐水县部分村庄患病人数竟高达百分之七十，有的村庄一天内都会有三到四例死亡。[1]其他如霍乱现象也都十分严重。
3. 医疗卫生资源极其匮乏
解放战争时期，医疗卫生资源仍然匮乏，以河南为例，各地方公立医疗机构运转不正常。地方卫生机构包括县卫生院、区分院、乡镇卫生所等，在实际运转过程当中，医护人员紧缺，医疗技术和设备落后。如隶属焦作市的修武县创办的县医院主打西医治疗，负责两季种痘，并组织防疫巡回队。然而，每月活动经费仅一百元，且医疗设备简陋，药品不全;[2]省会郑州市下辖县中牟县的县卫生院医护人员仅6人，办公室为两间租赁房，只为公务人员开放;[3]荥阳市广武县县卫生院所有工作人员共7人，医疗设备不齐全，无病床可容纳病患，西药种类少，1946年，年总经费仅435.12元。以上仅仅以河南省三个地方的实际情况为例，就足见当时无论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其医疗卫生体系亟待健全。
4. 卫生宣传工作不到位
不洁的个人卫生是各种疫病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家庭卫生方面，晋察冀边区一般的农民家庭“上房普遍都是3间，两边两间是卧房，当中的一间是厨房，也往往同时是牲口房。所以有时这一边做饭做菜，那一边就喂马喂驴。这一边骡马粪尿，堆了满地，臭气熏人。那一边小菜水饭，萝卜菜粥”[4];个人卫生方面，很多农民群众不注意衣服的换洗，也不勤洗手、洗澡，也没有刷牙漱口的习惯，很容易细菌感染;妇女生活方面，据记载，万全、承德、涞源等地统计的299名经期妇女中，仅有32名使用卫生纸，且这32人是相对有文化水平的学生，其余妇女都是使用烂布或其他代替。[5]总之，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关系到医疗卫生工作是否能够落实到位，医疗卫生工作不能以处理紧急性事务而展开，必须要提高预防意识。
二解放区医疗卫生问题的成因分析
1. 各解放区总体医疗资源处于紧缺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农村卫生事业极其落后，在全国2000多个县当中，仅仅1300个左右的县设立了卫生院（卫生院是国统时期的名称）。
而全国床位也仅仅只有13000张左右，平均每个县10张床位，并且只能医治简单病症，卫生防疫工作更是鲜少有专门部门去实施。[6]农村更甚，除极少数乡镇外，绝大部分乡镇没有专门的医生、药店以及医药设施。医务人员稀缺，在西医还未推广前，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还是以中医为主，同时农村封建迷信疗法盛行。
2. 解放区不断扩大加重医疗卫生工作负担
中国解放军进入战略防御状态前后，解放区的人口已由原来的一亿人扩大到一亿四千九百万，约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面积扩大到239万多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解放区城市增至506座，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三中国共产党解决解放区医疗卫生问题的政策措施
1. 防疫工作制度的形成
由于过去的革命战争中积累的种种经验，以及卫生技术的不断改进，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防疫工作已大为进步。随着全国解放形势地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国统区得到解放，一方面的确加重了防疫工作的负担，但另一方面，原有卫生建设的经验和成果也可以被解放区借鉴和吸收，从而使防疫工作越来越科学。
2. 城市卫生的综合整治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城市部分是抗战时期日军的占领区，部分是解放的“国统区”城市。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都面临着需要对城市进行管理和建设的任务。
城市相对于农村各方面差异很大，中共来说城市管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各级卫生工作者大力发扬革命精神，审时度势，逐步掌握城市卫生的综合管理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张家口是解放较早的城市，解放后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在卫生管理工作上获得了一些成就，恢复了城市的卫生秩序。第一，处理和清扫日军残余的垃圾，规范公共卫生清扫制度。当时全市召集了200名清洁工，每个区分30人为一队，由卫生股长兼任队长。每队又分组，对街道进行每日一次的打扫，并将垃圾倒入指定地点。第二，市民粪便直接由各区农会会员或城郊农民共同承包，无代价，全面清除和保持厕所的卫生清洁即可。第三，为保持更好的城市生活环境，解决公共厕所的如厕紧张问题，在原有17座厕所的基础上又新建了24座公厕。第三，重建牲畜屠宰场，规范屠宰场所;第四，改造新建医疗机构，即改造日占时期的医院为市立医院，医大附属医院和铁路医院转为公立医院，并新建三座私人医院。第五，登记和组织医疗从业人员。
3. 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
解放战争前，对食品安全卫生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虽然也有一些相关规定，但基本都是一些日常饮食习惯的知识宣传，如吃熟食、不吃变质食品等，更为专业的食品安全卫生规定比较少。到解放战争时期，城市政权陆续建立，城市管理工作也随之展开，在牲畜生鲜、冷饮冷食等方面忌口较多，疾病易发的食品开始出现了专门制度规定。其中，以天津市最为典型。
牲畜屠宰方面。1949年，天津市政府公布了《屠宰牲畜暂行规则》，对猪、牛、羊等长食肉类屠宰条件有所规定。从食品安全角度，实现了两种规定：第一，定点屠宰，所有牲畜的屠宰场都须为政府所属，否则按私屠论。二是建立检验制度，指定屠宰场同时担任检验场作用，牲畜由卫生员检验，不符标准的，不允许食用的，并由牲畜所有人掩埋或炼油。同时规则还进一步制定了处罚措施，凡是违反规定者，据情节轻重处相应罚金或没收货品，并移至司法机关。
冷饮冷食方面。1949年，天津市政府就因地制宜地公布了《清凉饮食物品业卫生管理暂行办法》。办法指出，汽水、果汁等清凉饮料，冰激凌、冰棍、销售中西瓜等清凉食物，此类商品的售卖必须持有登记许可证，相关食品的制作工厂、店铺、摊贩的卫生设备需符合一定的标准才能取得登记证。登记经营后，卫生局可随时随地派卫生技术人员进行抽提样品实行检验;在防疫的关键时期，卫生局可按疫情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某种清凉饮食品的制造销售与否。
关键词：解放战争时期;军队;医疗卫生
一、解放区医疗卫生问题概况
1. 民众受疾病困扰的局面依然存在
民主革命时期，国家长期处于战争和动乱状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依然受到各种疾病及传染病的困扰，尤以东北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为典型，医疗水平低下使一些流行性疾病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近代以来，东北地区备受战争摧残，医疗水平低下，民众遭受疾病困扰，苦不堪言。因此，东北成为急性传染病和地方疾病多发地区，旧社会已知的各种疫病东北地区都有遭重，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猩红热等，这类疫病具有传播快、突发性强、致死率高的特征，给东北解放区带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
2. 晋察冀边区的疫病形式
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流行病泛滥，除上述流行病外，还包括痢疾、梅毒、回归热等，给当地群众生活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疟疾是晋察冀边区发病最多的疾病，如：“1949年，交河县仅五、八两个区，七个村的统计，小孩因疟疾死亡者92人，献县垒头村不到六天时间即死亡小孩50个。”;痢疾在晋察冀边区是发病率仅次于疟疾的一种流行疾病，多为饮食不卫生所致。抗战末期至解放战争初期，平山县患病者竟达三成以上，井陘县八个村患病人数也达到总人口数两成，徐水县部分村庄患病人数竟高达百分之七十，有的村庄一天内都会有三到四例死亡。[1]其他如霍乱现象也都十分严重。
3. 医疗卫生资源极其匮乏
解放战争时期，医疗卫生资源仍然匮乏，以河南为例，各地方公立医疗机构运转不正常。地方卫生机构包括县卫生院、区分院、乡镇卫生所等，在实际运转过程当中，医护人员紧缺，医疗技术和设备落后。如隶属焦作市的修武县创办的县医院主打西医治疗，负责两季种痘，并组织防疫巡回队。然而，每月活动经费仅一百元，且医疗设备简陋，药品不全;[2]省会郑州市下辖县中牟县的县卫生院医护人员仅6人，办公室为两间租赁房，只为公务人员开放;[3]荥阳市广武县县卫生院所有工作人员共7人，医疗设备不齐全，无病床可容纳病患，西药种类少，1946年，年总经费仅435.12元。以上仅仅以河南省三个地方的实际情况为例，就足见当时无论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其医疗卫生体系亟待健全。
4. 卫生宣传工作不到位
不洁的个人卫生是各种疫病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家庭卫生方面，晋察冀边区一般的农民家庭“上房普遍都是3间，两边两间是卧房，当中的一间是厨房，也往往同时是牲口房。所以有时这一边做饭做菜，那一边就喂马喂驴。这一边骡马粪尿，堆了满地，臭气熏人。那一边小菜水饭，萝卜菜粥”[4];个人卫生方面，很多农民群众不注意衣服的换洗，也不勤洗手、洗澡，也没有刷牙漱口的习惯，很容易细菌感染;妇女生活方面，据记载，万全、承德、涞源等地统计的299名经期妇女中，仅有32名使用卫生纸，且这32人是相对有文化水平的学生，其余妇女都是使用烂布或其他代替。[5]总之，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关系到医疗卫生工作是否能够落实到位，医疗卫生工作不能以处理紧急性事务而展开，必须要提高预防意识。
二解放区医疗卫生问题的成因分析
1. 各解放区总体医疗资源处于紧缺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农村卫生事业极其落后，在全国2000多个县当中，仅仅1300个左右的县设立了卫生院（卫生院是国统时期的名称）。
而全国床位也仅仅只有13000张左右，平均每个县10张床位，并且只能医治简单病症，卫生防疫工作更是鲜少有专门部门去实施。[6]农村更甚，除极少数乡镇外，绝大部分乡镇没有专门的医生、药店以及医药设施。医务人员稀缺，在西医还未推广前，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还是以中医为主，同时农村封建迷信疗法盛行。
2. 解放区不断扩大加重医疗卫生工作负担
中国解放军进入战略防御状态前后，解放区的人口已由原来的一亿人扩大到一亿四千九百万，约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面积扩大到239万多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解放区城市增至506座，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三中国共产党解决解放区医疗卫生问题的政策措施
1. 防疫工作制度的形成
由于过去的革命战争中积累的种种经验，以及卫生技术的不断改进，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防疫工作已大为进步。随着全国解放形势地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国统区得到解放，一方面的确加重了防疫工作的负担，但另一方面，原有卫生建设的经验和成果也可以被解放区借鉴和吸收，从而使防疫工作越来越科学。
2. 城市卫生的综合整治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城市部分是抗战时期日军的占领区，部分是解放的“国统区”城市。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都面临着需要对城市进行管理和建设的任务。
城市相对于农村各方面差异很大，中共来说城市管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各级卫生工作者大力发扬革命精神，审时度势，逐步掌握城市卫生的综合管理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张家口是解放较早的城市，解放后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在卫生管理工作上获得了一些成就，恢复了城市的卫生秩序。第一，处理和清扫日军残余的垃圾，规范公共卫生清扫制度。当时全市召集了200名清洁工，每个区分30人为一队，由卫生股长兼任队长。每队又分组，对街道进行每日一次的打扫，并将垃圾倒入指定地点。第二，市民粪便直接由各区农会会员或城郊农民共同承包，无代价，全面清除和保持厕所的卫生清洁即可。第三，为保持更好的城市生活环境，解决公共厕所的如厕紧张问题，在原有17座厕所的基础上又新建了24座公厕。第三，重建牲畜屠宰场，规范屠宰场所;第四，改造新建医疗机构，即改造日占时期的医院为市立医院，医大附属医院和铁路医院转为公立医院，并新建三座私人医院。第五，登记和组织医疗从业人员。
3. 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
解放战争前，对食品安全卫生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虽然也有一些相关规定，但基本都是一些日常饮食习惯的知识宣传，如吃熟食、不吃变质食品等，更为专业的食品安全卫生规定比较少。到解放战争时期，城市政权陆续建立，城市管理工作也随之展开，在牲畜生鲜、冷饮冷食等方面忌口较多，疾病易发的食品开始出现了专门制度规定。其中，以天津市最为典型。
牲畜屠宰方面。1949年，天津市政府公布了《屠宰牲畜暂行规则》，对猪、牛、羊等长食肉类屠宰条件有所规定。从食品安全角度，实现了两种规定：第一，定点屠宰，所有牲畜的屠宰场都须为政府所属，否则按私屠论。二是建立检验制度，指定屠宰场同时担任检验场作用，牲畜由卫生员检验，不符标准的，不允许食用的，并由牲畜所有人掩埋或炼油。同时规则还进一步制定了处罚措施，凡是违反规定者，据情节轻重处相应罚金或没收货品，并移至司法机关。
冷饮冷食方面。1949年，天津市政府就因地制宜地公布了《清凉饮食物品业卫生管理暂行办法》。办法指出，汽水、果汁等清凉饮料，冰激凌、冰棍、销售中西瓜等清凉食物，此类商品的售卖必须持有登记许可证，相关食品的制作工厂、店铺、摊贩的卫生设备需符合一定的标准才能取得登记证。登记经营后，卫生局可随时随地派卫生技术人员进行抽提样品实行检验;在防疫的关键时期，卫生局可按疫情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某种清凉饮食品的制造销售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