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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井会破坏“龙脉”？为方便老百姓用水，毛泽东带领战士挖井，他说：“你们信风水，我不怕，如果旱龙王怪罪下来，让它来找我算账好了。”百年间，科学的旗帜是如何飘扬起来的？如何让科学走进人民，深入心灵？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文盲率曾高达80%。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写道：“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人是迷信家。他们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
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文盲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降为2.67%，且文盲人口多为70岁以上老年人。另一个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56%，比开始普查此项数据的2001年的1.4%增幅巨大。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波澜壮阔的100年里，科学的旗帜是如何飘扬起来的？如何让科学走进人民，深入心灵？
用一口井破除迷信
很多人都听过“吃水不忘挖井人”，但“挖井”背后的科学普及，却鲜有人知。
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从江西瑞金的叶坪村迁到沙洲坝。住在沙洲坝的老百姓，一直喝的是又脏又臭的塘水。他们迷信风水，当地流传着沙洲坝是旱龙王地盘的说法，挖井会破坏“龙脉”。所以，老百姓宁愿喝脏水，也不敢得罪“龙王爷”。
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况后，带领战士为老百姓挖了一口井。他说：“你们信风水，我不怕，如果旱龙王怪罪下来，让它来找我算账好了！”
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红井”。有了井，当地老百姓终于结束了祖祖辈辈喝塘水的历史。
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挺说，“红井”代表了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深情，成为共产党“让科学造福人民”的见证和精神传承载体。
彼时类似的科普活动有很多。
当时的医药卫生科普，也是为了民众健康。1933年，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亲自编写了《简略卫生常识》，提出了八项卫生注意事项。在中央内务部与军委总部联合编印的《卫生常识》一书中，明确提出：“为减少苏区革命群众的疾病与痛苦，加强我们的战斗力量，必须使一般工农劳动群众了解普通卫生知识，加强卫生工作。”
后来，科普事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40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成立。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
据一位在延安生活过的老人回忆，那时的延安其实是一个“先进”的地方。报刊刊登了很多科普类文章，知名的科技工作者也在延安积极开展科学大众化运动。比如，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高士奇，1935年就创作了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
还有一幅抗战年代的小孩撒尿的图例被用来为战士们普及子弹飞行的抛物线原理，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后来，科普事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40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成立。1941年，当时的《解放日报》还开辟了《科学园地》专栏，成为传播自然科学的重要阵地。
新中国成立后科普建制化发展
新中国从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视科普。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明确提出“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这其实是将科普工作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科技创新和普及工作的重视，也揭开了新中国科普事业的新篇章。
1949年11月1日，文化部设立科学普及局，将科普纳入了国家统一管理。
1958年9月，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成立，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由地质学家李四光任主席。
在这期间，中国科协出版了一系列至今还颇有影响力的优秀科普作品。如1956年《知识就是力量》创刊;1961年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出版，第一版共印刷530多万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致力于优选法和统筹法的推广和应用。
1964年，华罗庚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认为可以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毛泽东回信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1965年，华罗庚把深奥的数学原理转变为朴素易懂、易操作的“双法”，写成了大白话的小册子《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在20多个省份进行培训、推广。
一位当年听过华罗庚讲课的战士回忆：“上课时，华罗庚把高深的数学问题简约化、通俗化、形象化了。把优选法、统筹法形象化为淘米做饭、煮茶等日常事务中各道工序的合理排列，就连普通农妇都能听得懂。”
“世界独一无二”的科普所与科普法
改革開放以来，我国科普事业迎来新春。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1979年中国科普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成立了中国科普创作协会（1991年更名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1980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国科普研究所”，成为国家级唯一科普专业研究机构）。
“以‘科普’为名的研究所，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每当和外国朋友交流时，王挺都觉得很自豪，“这说明我们党非常重视科学在全社会的普及。”
2002年，我国通过了科学普及法，这是全世界唯一一部关于科普的专门法律，标志着我国科普事业在法治轨道上迈出坚实步伐。
近年来，通过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青少年科普、中国公众科学素质促进联合体、中国科幻大会等体系的不断推进，我国的科普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人民政协报》2021.9.23 王硕/文等）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文盲率曾高达80%。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写道：“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人是迷信家。他们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
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文盲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降为2.67%，且文盲人口多为70岁以上老年人。另一个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56%，比开始普查此项数据的2001年的1.4%增幅巨大。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波澜壮阔的100年里，科学的旗帜是如何飘扬起来的？如何让科学走进人民，深入心灵？
用一口井破除迷信
很多人都听过“吃水不忘挖井人”，但“挖井”背后的科学普及，却鲜有人知。
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从江西瑞金的叶坪村迁到沙洲坝。住在沙洲坝的老百姓，一直喝的是又脏又臭的塘水。他们迷信风水，当地流传着沙洲坝是旱龙王地盘的说法，挖井会破坏“龙脉”。所以，老百姓宁愿喝脏水，也不敢得罪“龙王爷”。
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况后，带领战士为老百姓挖了一口井。他说：“你们信风水，我不怕，如果旱龙王怪罪下来，让它来找我算账好了！”
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红井”。有了井，当地老百姓终于结束了祖祖辈辈喝塘水的历史。
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挺说，“红井”代表了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深情，成为共产党“让科学造福人民”的见证和精神传承载体。
彼时类似的科普活动有很多。
当时的医药卫生科普，也是为了民众健康。1933年，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亲自编写了《简略卫生常识》，提出了八项卫生注意事项。在中央内务部与军委总部联合编印的《卫生常识》一书中，明确提出：“为减少苏区革命群众的疾病与痛苦，加强我们的战斗力量，必须使一般工农劳动群众了解普通卫生知识，加强卫生工作。”
后来，科普事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40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成立。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
据一位在延安生活过的老人回忆，那时的延安其实是一个“先进”的地方。报刊刊登了很多科普类文章，知名的科技工作者也在延安积极开展科学大众化运动。比如，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高士奇，1935年就创作了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
还有一幅抗战年代的小孩撒尿的图例被用来为战士们普及子弹飞行的抛物线原理，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后来，科普事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40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成立。1941年，当时的《解放日报》还开辟了《科学园地》专栏，成为传播自然科学的重要阵地。
新中国成立后科普建制化发展
新中国从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视科普。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明确提出“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这其实是将科普工作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科技创新和普及工作的重视，也揭开了新中国科普事业的新篇章。
1949年11月1日，文化部设立科学普及局，将科普纳入了国家统一管理。
1958年9月，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成立，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由地质学家李四光任主席。
在这期间，中国科协出版了一系列至今还颇有影响力的优秀科普作品。如1956年《知识就是力量》创刊;1961年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出版，第一版共印刷530多万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致力于优选法和统筹法的推广和应用。
1964年，华罗庚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认为可以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毛泽东回信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1965年，华罗庚把深奥的数学原理转变为朴素易懂、易操作的“双法”，写成了大白话的小册子《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在20多个省份进行培训、推广。
一位当年听过华罗庚讲课的战士回忆：“上课时，华罗庚把高深的数学问题简约化、通俗化、形象化了。把优选法、统筹法形象化为淘米做饭、煮茶等日常事务中各道工序的合理排列，就连普通农妇都能听得懂。”
“世界独一无二”的科普所与科普法
改革開放以来，我国科普事业迎来新春。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1979年中国科普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成立了中国科普创作协会（1991年更名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1980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国科普研究所”，成为国家级唯一科普专业研究机构）。
“以‘科普’为名的研究所，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每当和外国朋友交流时，王挺都觉得很自豪，“这说明我们党非常重视科学在全社会的普及。”
2002年，我国通过了科学普及法，这是全世界唯一一部关于科普的专门法律，标志着我国科普事业在法治轨道上迈出坚实步伐。
近年来，通过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青少年科普、中国公众科学素质促进联合体、中国科幻大会等体系的不断推进，我国的科普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人民政协报》2021.9.23 王硕/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