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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追求的常态社会，应是社会有权，市场有序，政府有能，制度有力。社会不应单在物质上崛起，更应通过精神上的崛起，最终发展成为真正充满人文关怀的、真正现代性的社会。
如今，电脑变得越来越快，而且电脑变快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个隐喻，意味着科技革命的速度越来越快。速度越来越快的又岂止是科技革命，包括?济的、思想的乃至时尚的，都在加速变革之中，变革的周期越来越短。
政治社会领域当然不可能例外。30年（尤其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已?发生的变化，还只是更宏大、更持久的整个转型交响乐中的小乐章而已。它不仅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更是因为，我们已?不可逆地置身于全球化大潮之中。整个世界都在变，不进则退。
变是规律，变是常态。所有变化中最深刻的变化，是全球化和互联网冲击下的人心之变。而人心之变中最深刻的变化，则体现于对权利和尊严的高度敏感。这就要求治理机制同样深刻地变化，即与时俱进，尤其要及时因应人心对权利和尊严的高度敏感。
不能不遗憾地说，这正是中国所有社会问题中，最严峻的一个问题，即治理机制没有跟上去，以因应时代之变、人心之变。一方面，传统的治理机制无法承受不断增长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治理机制的升级换代又形格势禁千呼万唤出不来。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临时性的、局部的纯粹权宜之计，就越来越取代正式制度、常规性制度。由此形成的非常态治理格局，积重难返。
非常态治理当然有它的合理性，即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可以理解的，不等于是可以同意的。非常态治理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它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而在于它往往以治标为满足。所谓“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竟然会成为一些官员的普遍心态，就是最好的印证。于是，治标非但不能起到治理的作用，反而起到反作用，即掩盖真问题，掩盖深层次问题，因而延宕真问题和深层次问题的解决。
非常态治理最显著的特点，是拒绝对变化了的人心（即对权利和尊严高度敏感的人心），予以必要之回应和互动，基本上都是靠权去堵、靠钱去哄，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真问题、深层次问题因此不可能纾解，只能不断积瘀变形，导致社会生态越来越失调和失衡，社会症候越来越明显。
这必然会造成一个非常态社会。这样的社会治理难度和治理成本都高不可攀，令一些当权者更加恐惧，因而更偏向不作为，更偏向以非常态治理敷衍塞责。非常态治理不断极化，最终导致恶性?环，导致整个社会进入一种锁定的非常态之中，难以走出。这便是非常态治理最大的代价——它以制造更多问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以埋下更高危机的办法来应对危机，以牺牲未来的办法来对付当下。
非常态导致锁定，锁定如果不能打破，非常态震荡就是必然结局。这种非常态震荡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零和博弈，是未来中国不可承受的风险。如何打破锁定从而告别非常态震荡，避免社会的崩溃，就构成当下思考的时代主题。不断攀高而接近临界点的治理成本，不断深化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在在显示，以实质性的变革打破锁定，已到刻不容缓之时。我们别无选择。
这就需要给出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而它当然应该是公共讨论、多方博弈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的底线共识，而不能是一厢情愿的单边意志。因而首先需要让整个社会都来思考如何探索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尤其如何在治理机制上升级换代。以此作为变革的起点，昭示变革的诚意，提振和凝聚人心。
所谓路线图，至少应包括两个关键词，即社会重建与国家基础制度重建。这主要有如下意味：
第一，社会动荡的风险人所共知。社会重建的意义，从消极的层面说，首先是遏制风险，避免最坏的局面发生。
第二，从积极的、进取的角度说，社会重建的意义则在于做实社会的底盘。如果没有一个坚实的社会底盘，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皆无从谈起。社会底盘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各色各样的社会组织，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维护本族群的特定利益为使命的自治组织。表现为各种社区组织，如业主委员会等；各种行业组织，如自治性的商会、工会、农会，自治性的教师联合会、医师联合会、律师?会等。第二类，是超越族群利益，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使命的自治组织。表现为专业性质的NGO、NPO组织，等等。
这些社会基础设施或者说社会组织之必不可少，不仅因为它们是最好的利益表达平台，也不仅因为它们是最好的公民课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们可以是精神上的“小教堂”，让自己的成员找到归宿，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共同体。在信仰严重缺失之当下，“小教堂”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犹如烈日下的绿荫，它对人心的荫蔽不言而喻。所以，社会组织不仅把人们组织起来，最重要的是把人心组织起来，让人心有方向、有依托，从人心上奠定社会的基本秩序。这是社会重建最重要的贡献。
第三，社会重建固然是第一要务，但也需要别的努力，尤其是体制内努力的配合。非常态治理使国家合法制度尤其是基础性制度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失去正常机能，往往处于休眠甚至锈蚀状态，无力从事基本的公共治理，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社会重建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治理真空，但不能取代国家基础制度的整体功能；而且社会重建本身，也有赖国家提供基本稳定的秩序和起码的公共资源。
这就注定了社会重建不可能是单一的进程。实际上，社会重建和国家基础制度的重建，二者当然是相辅相成的，因而也应当双向并进。任何一个方向的滞后，都必然对另一个方向构成强大牵制。
第四，社会重建和国家基础制度重建的总目标，是国家、社会和市场合理分工，各司其能，良性互动；实现社会有权，市场有序，政府有能，制度有力。直至终结非常态治理，恢复常态治理，回归常态社会。
但所有这些需要一个总的前提，那就是权利的重建。
权利分为?济社会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济社会权利是以一个国家居民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为标准的。很大程度上，它更多关注的是居民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也就是基本的民生权利。而公民政治权利则有更广泛的意义，它是以政治民主和社会开放为基础的。如果要对当下中国人的权利状况进行解释的话，显然还处于?济社会权利相对缺失阶段。
如何调整当前中国基本的社会政策，从?济社会权利出发，向公民政治权利推进，就构成了转型时代的主题。这个主题的核心，其实是价值——权利是价值层面的权利；重建权利，实质上是重建价值。而价值，正是我们社会最大的紧缺品。重建权利最重要的意义，则在于满足我们社会对这个紧缺品的需求，给人赋予灵魂，给社会赋予灵魂。让我们的社会不单在物质上崛起，更通过精神上的崛起，最终发展成为真正充满人文关怀的，即健康的、温暖的社会——一言以蔽之，一个真正现代性的社会。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如今，电脑变得越来越快，而且电脑变快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个隐喻，意味着科技革命的速度越来越快。速度越来越快的又岂止是科技革命，包括?济的、思想的乃至时尚的，都在加速变革之中，变革的周期越来越短。
政治社会领域当然不可能例外。30年（尤其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已?发生的变化，还只是更宏大、更持久的整个转型交响乐中的小乐章而已。它不仅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更是因为，我们已?不可逆地置身于全球化大潮之中。整个世界都在变，不进则退。
变是规律，变是常态。所有变化中最深刻的变化，是全球化和互联网冲击下的人心之变。而人心之变中最深刻的变化，则体现于对权利和尊严的高度敏感。这就要求治理机制同样深刻地变化，即与时俱进，尤其要及时因应人心对权利和尊严的高度敏感。
不能不遗憾地说，这正是中国所有社会问题中，最严峻的一个问题，即治理机制没有跟上去，以因应时代之变、人心之变。一方面，传统的治理机制无法承受不断增长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治理机制的升级换代又形格势禁千呼万唤出不来。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临时性的、局部的纯粹权宜之计，就越来越取代正式制度、常规性制度。由此形成的非常态治理格局，积重难返。
非常态治理当然有它的合理性，即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可以理解的，不等于是可以同意的。非常态治理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它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而在于它往往以治标为满足。所谓“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竟然会成为一些官员的普遍心态，就是最好的印证。于是，治标非但不能起到治理的作用，反而起到反作用，即掩盖真问题，掩盖深层次问题，因而延宕真问题和深层次问题的解决。
非常态治理最显著的特点，是拒绝对变化了的人心（即对权利和尊严高度敏感的人心），予以必要之回应和互动，基本上都是靠权去堵、靠钱去哄，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真问题、深层次问题因此不可能纾解，只能不断积瘀变形，导致社会生态越来越失调和失衡，社会症候越来越明显。
这必然会造成一个非常态社会。这样的社会治理难度和治理成本都高不可攀，令一些当权者更加恐惧，因而更偏向不作为，更偏向以非常态治理敷衍塞责。非常态治理不断极化，最终导致恶性?环，导致整个社会进入一种锁定的非常态之中，难以走出。这便是非常态治理最大的代价——它以制造更多问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以埋下更高危机的办法来应对危机，以牺牲未来的办法来对付当下。
非常态导致锁定，锁定如果不能打破，非常态震荡就是必然结局。这种非常态震荡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零和博弈，是未来中国不可承受的风险。如何打破锁定从而告别非常态震荡，避免社会的崩溃，就构成当下思考的时代主题。不断攀高而接近临界点的治理成本，不断深化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在在显示，以实质性的变革打破锁定，已到刻不容缓之时。我们别无选择。
这就需要给出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而它当然应该是公共讨论、多方博弈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的底线共识，而不能是一厢情愿的单边意志。因而首先需要让整个社会都来思考如何探索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尤其如何在治理机制上升级换代。以此作为变革的起点，昭示变革的诚意，提振和凝聚人心。
所谓路线图，至少应包括两个关键词，即社会重建与国家基础制度重建。这主要有如下意味：
第一，社会动荡的风险人所共知。社会重建的意义，从消极的层面说，首先是遏制风险，避免最坏的局面发生。
第二，从积极的、进取的角度说，社会重建的意义则在于做实社会的底盘。如果没有一个坚实的社会底盘，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皆无从谈起。社会底盘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各色各样的社会组织，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维护本族群的特定利益为使命的自治组织。表现为各种社区组织，如业主委员会等；各种行业组织，如自治性的商会、工会、农会，自治性的教师联合会、医师联合会、律师?会等。第二类，是超越族群利益，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使命的自治组织。表现为专业性质的NGO、NPO组织，等等。
这些社会基础设施或者说社会组织之必不可少，不仅因为它们是最好的利益表达平台，也不仅因为它们是最好的公民课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们可以是精神上的“小教堂”，让自己的成员找到归宿，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共同体。在信仰严重缺失之当下，“小教堂”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犹如烈日下的绿荫，它对人心的荫蔽不言而喻。所以，社会组织不仅把人们组织起来，最重要的是把人心组织起来，让人心有方向、有依托，从人心上奠定社会的基本秩序。这是社会重建最重要的贡献。
第三，社会重建固然是第一要务，但也需要别的努力，尤其是体制内努力的配合。非常态治理使国家合法制度尤其是基础性制度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失去正常机能，往往处于休眠甚至锈蚀状态，无力从事基本的公共治理，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社会重建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治理真空，但不能取代国家基础制度的整体功能；而且社会重建本身，也有赖国家提供基本稳定的秩序和起码的公共资源。
这就注定了社会重建不可能是单一的进程。实际上，社会重建和国家基础制度的重建，二者当然是相辅相成的，因而也应当双向并进。任何一个方向的滞后，都必然对另一个方向构成强大牵制。
第四，社会重建和国家基础制度重建的总目标，是国家、社会和市场合理分工，各司其能，良性互动；实现社会有权，市场有序，政府有能，制度有力。直至终结非常态治理，恢复常态治理，回归常态社会。
但所有这些需要一个总的前提，那就是权利的重建。
权利分为?济社会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济社会权利是以一个国家居民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为标准的。很大程度上，它更多关注的是居民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也就是基本的民生权利。而公民政治权利则有更广泛的意义，它是以政治民主和社会开放为基础的。如果要对当下中国人的权利状况进行解释的话，显然还处于?济社会权利相对缺失阶段。
如何调整当前中国基本的社会政策，从?济社会权利出发，向公民政治权利推进，就构成了转型时代的主题。这个主题的核心，其实是价值——权利是价值层面的权利；重建权利，实质上是重建价值。而价值，正是我们社会最大的紧缺品。重建权利最重要的意义，则在于满足我们社会对这个紧缺品的需求，给人赋予灵魂，给社会赋予灵魂。让我们的社会不单在物质上崛起，更通过精神上的崛起，最终发展成为真正充满人文关怀的，即健康的、温暖的社会——一言以蔽之，一个真正现代性的社会。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