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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8日，在北京沙滩红楼北京大学旧址，由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台北胡适纪念馆联合主办了为期一个月的“胡适文物图片展”，展览分为“早年求学”、“文学革命”、“学界领袖”、“学者大使”、“北大校长”、“晚年身影”、“亲情·友情”等七个部分。
在“北大校长”部分的展室内，有幅胡适与众人合影的照片，图像下侧的注释文字为：
1948年6月，胡适与出席泰戈尔画展的来宾在孑民纪念堂前留影。前排左起：1季羡林、2黎锦熙、3朱光潜、8胡适、9徐悲鸿；二排左起：3饶毓泰、4邓懿、7郑天挺、8冯友兰、9廖静文；三排左5邓广铭。
这幅照片曾见于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编著《北京大学图史1898-2008》书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注释文字大致相同，只是拍摄日期上更加明确为“1948年6月15日”。仅就该照的拍摄日期及画展内容说明而言，经查阅相关资料断定有误，是毫无疑问的。
泰戈尔、徐悲鸿与两名印度留学生
1938年秋，徐悲鸿应泰戈尔的邀请，带上一批作品自重庆赴香港，并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举办画展，辗转达一年之久，终于在1939年的冬季抵达印度。是年12月14日，他在印度圣蒂尼克坦之国际大学拜见了举世尊为圣人之泰戈尔。在随后观看的该院美术展览中，徐悲鸿首次观赏了泰戈尔的画作，对这些略近中国文人画的作品，感觉构图设色奇古，幽逸深邃，充满意境。23日，正值国际大学第三十九周年纪念日，徐悲鸿个人画展在此举办，展出包括油画《田横五百士》、《广西三杰》，国画《九方皋》、《巴人汲水》等在内的作品百余幅。泰戈尔亲为揭幕，并致欢迎辞。1940年1月间，徐悲鸿多次为泰戈尔画像，有一幅至今仍挂在泰戈尔故居的墙上。2月17日，圣雄甘地到国际大学，徐悲鸿在欢迎会上为甘地画速写像两幅，并经泰戈尔介绍会见了甘地。同月在加尔各答的印度东方学社举行了徐悲鸿第二次个人作品展览会，泰戈尔亲笔在印制精美的目录上撰写序言。
通过举办画展，徐悲鸿成为印度美术界与文化界无人不晓的著名人物，还结识了许多印度朋友。他曾与印度大画家阿邦宁·泰戈尔（即诗翁泰戈尔的侄子）一起谈论艺术，欣赏绘画，有着深情厚谊；与当时国际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印度著名画家南达拉尔·卜斯也有很深交往，二人曾合作将泰戈尔的绘画作品精心加以检选，得精品370余幅，最精者70余幅，拟由国际大学出版，泰戈尔对此深表首肯。以后徐悲鸿曾陆续撰写发表了《怀念诗圣泰戈尔》、《漫记印度之天堂》、《悼泰戈尔先生并论及绘画》等文章，满怀深情地回忆这段在印度“呼吸和爱之空气，沾此光明之德泽”的美好时光，及对诗圣泰戈尔的缅怀之情。
1947年7月，印度临时政府派遣11名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国的语言、艺术、史地和哲学。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此格外重视，布置相关院校设置专门机构和专业班级来接待这些留学生。这在同年徐悲鸿致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信中（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版）有所反映：
适之先生惠鉴：
十月一日来示奉悉，承约参加印度学生辅导委员会，自当应命。不过鸿以体弱多病，不能随时到会，在成立会时当可出席一次，特先陈明，尚祈见谅。又印度学生Chowdhuri 等曾到敝校接洽，并早奉教部训令，当即开研究班一班，如该三印籍学生一面在贵校学习中文，一面来敝校补习绘画基础，则彼等将来学习更较便利也，不识尊意以为何如？专此即叩
道安
徐悲鸿顿首
十、六
不知是笔误还是中途变故，实际到国立艺专研习绘画的只有苏可拉（Y·K·Shukla）、周德立（N.R.chowdhur）两位。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印度艺术家，都具有相当成熟的印度绘画基础。苏克拉1907生于印度，在孟买学习美术，1934年赴意大利进修，入罗马艺术学院习版画，以优异成绩毕业。曾在英国伦敦举办过展览会，获得几次金牌和奖金，返国后从事教育工作。1947年考获政府奖学金，来中国研习美术。周德立（1910-？）曾创作过《现代印度教育》巨幅画作，解释了甘地提倡工业和教育的情形，在色调和笔触上很像我国敦煌壁画，但形式上又像手卷。他们抱着要发展印度绘画艺术的优秀传统这一个明确的目标，所以在学习和研究别一种绘画技巧的时候，就知道如何去批判和借鉴，为自己的创作汲取营养。进入国立艺专后，因为学习中文不久，随班听课不方便，徐悲鸿就指派王青芳做他们的绘画指导教师。
这两位印度留学生在徐悲鸿、王青芳和其他一些名画家如李苦禅、黄均、蒋兆和、启功等的指导、协助之下，对中国画的布局、造型和笔墨等特点，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并且通过写生和临摹相结合的练习，很快地掌握了水墨画基本技法。同时作了很多构图练习，这些构图的题材内容是印度的，表现方法则采用了中国的白描和水墨渲染，这种尝试以苏可拉做得最多。1948年5月1日，中国美术学院、国立北平艺专与北平美术作家协会联合举行美展时，徐悲鸿撰文《介绍几位作家的作品》，就其中最具性格之作，加以介绍：
印度之苏可拉君，已在其本国建立地位，昔曾留学意大利，尤精版画，去年来中国研究中国绘事，此次出陈王青芳像，气势勇强，与其另陈之小幅印度画大异其趣。另一位印度画家周德立，为印度当代大画家囊达拉·波司先生门下，画风略为浮动，但其印度作品甘地使命大横幅，则殊老到也。
苏可拉对中国文化艺术极为推崇，对绘画、篆刻乃至装裱都曾潜心学习，获有心得。他还曾多次获得徐悲鸿赠送的奔马、喜鹊、山水等画作，也得到过齐白石、黄君璧、傅抱石、王青芳等人作品馈赠。这些作品经他带回印度，直到1990年代后期方在英国伦敦释出。而在1948年11月下旬，经苏可拉努力，还促成将王青芳画品20幅运往印度展览、藉以沟通中印艺术交流之佳事。
合影的由来
1948年6月4日下午4时，在北京大学孑民纪念堂举行了中印绘画联合展茶会，也就是绘画展览的预展。故都文化界冯友兰、徐悲鸿、沈从文、叶浅予、季羡林、王青芳、朱光潜等中外人士八十余人出席。校长胡适主持并致词，介绍苏可拉、周德立两位美术家，申明这次画展是他们的毕业成绩预展，也是他们工作成绩的预展。徐悲鸿在发言中讲述了中印文化源远流长的关系，认为中印两国在两千年历史上的文化关系，是人类最理想的关系，这关系如不继续，是人类史上最可惜的事。如今在胡先生领导之下，大家从事这种工作，虽然发端不大，但在人类文化上一定大有贡献。演讲完毕，众人随即参观苏、周二人作品， 徐悲鸿、叶浅予留印作品、泰戈尔和卜斯赠送给胡适的绘画作品数幅也同时参加展出。叶浅予曾于1943年夏，应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邀请，以战地记者名义，前往印度兰伽中美训练营，并游览佛国，访问过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在幽雅肃穆极富诗意的环境中，接触到印度的美妙舞蹈，并产生出浓厚兴趣，画有大量舞蹈形象和印度风光写生。
会场中陈列着泰戈尔所画的三张画，一张是许多鬼脸，一张是女像，还有一张作烟云潮泛之状，徐悲鸿认为这几件作品正表现了诗翁极度的天真和完全的性灵。这是1924年4月间泰戈尔访华来京时，胡适将以往所作的《回向》一诗写成横幅作为64岁生日礼品送给诗翁的回报。此外，展出的卜斯作品内，有一幅水墨画《困象》，是他送给胡适的，上面有印度文的题字，胡氏在题跋中写着：
一九二四年五月，印度艺术家卜斯先生（Nardaia Bois）作了这幅《困象》送给我。上方的题字大旨是：有待于外的，是痛苦之因；自足于心的，是快乐之源。
胡适
一九二四，六，十
徐悲鸿这次参加展出的作品有《泰戈尔翁像》、《世界第二高峰》和许多素描的照片；叶浅予的作品有在印度的素描多幅，以及印度人的舞姿等彩墨画。参观结束后，大家到院中合影留念，然后应胡适邀请去参观北京大学博物馆筹建处。
孑民堂故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原为清乾隆朝大学士傅恒宅第。清末，裔孙松椿承袭公爵，该府即称为“松公府”。民国初，此宅归并北京大学。1947年北京大学为纪念蔡元培，将宅第西部中间一院改成“孑民纪念堂”，以纪念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孑民为蔡元培的号）。孑民堂坐北朝南，三进四合院，南有垂花门，门内即为前院，院内北房五间，有正殿五间，带前后廊，前有月台三面出阶，硬山顶灰筒瓦过垄脊屋面，室内为井口天花，两侧有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院子四周有围廊相互。府内雕梁画栋，古槐参天。每到夏季，浓荫匝地，蝉声悠长，寂若古刹。院内的几棵松树，据说还是傅恒亲手栽种。这幅合影即在正殿台阶前所摄。对照现存的遗址照片来看，旧时围廊上方彩绘纹饰已荡然无存，往昔建筑的豪华景象、留影者风华正茂的身影，已随风雨飘逝、物是人非矣。
几位熟悉的面孔
如果对照片细加辨识，还是能认出几位熟悉的面孔：前排左6王青芳，依然是仰首远眺的习惯性姿态，居中的位置，也能说明人物的重要。紧邻的那位印度青年，该不会就是苏可拉吧？徐悲鸿右侧的那位戴印度帽者，从站位来讲，有可能为另一位画家周德立。因手边没有两位画家的照片可参照，留待考察。左10西装扎花纹领带者即叶浅予，画展的参与者之一，此时为国立艺专图案系主任。他的左上方那位着西装系领带者为法学院院长周炳琳，胡适离平后曾与郑天挺、汤用彤主持校务。二排右1陈梦家，著名诗人、考古学家。他的下方戴眼镜者为油画家卫天霖，不久之后便偕其子女奔赴西北解放区。而他的上方，即三排右1为杨振声，教育家、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三排中间邓广铭的左后方那位被遮挡的戴眼镜者，应当是史学家唐兰；右后侧稍有遮挡者为文学系教授沈从文，不久前刚刚为印度泰无量所译的印度彭加利文《中国小说》一书作序，同时参与了由胡适、汤用彤、韩寿萱等组织的北京大学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并在博物馆专修科任教。有着这样的背景，文学家之后竟以文博专家闻名，也就多了一层注解。沈的右侧身着西装、戴深色眼镜的那位，就是印度著名的中国学学者师觉月先生。他的《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论述中国的古代交通、佛教往来、佛教在中国、佛教文化在中国、印度艺术和科学在中国、两大文明的比较等问题，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重要篇章。此时，他正在首次来华讲学、荣任北大客座教授期间。
虽然孑民堂门口贴着“今天招待特别来宾，明日起公开展览”的通告，但许多北大学生都趁此机会一拥而进，落得先睹为快了。从事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史、美国史和拉美史的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当年还是历史系的在校生，因出生于书画世家，父亲罗文谟是彼时比较有名的画家，跟张大千、徐悲鸿、谢无量等人皆有往来。罗荣渠自己对美术有着浓厚的兴趣，曾参加过著名版画家李桦的木刻班，因此像这样的画展他一般不会放过。他在1948年6月4日星期五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课毕过孑民堂，看正在举办的中印画展。中外仕女来宾不少，由胡适主持，作者为Sukola（即苏可拉）、叶浅予、徐悲鸿等氏，还有几幅泰戈尔作的很有灵性的作品。我们特别注意印度画家画中国画，他们有西洋的技巧训练，也多少有创作天才，不过在以线条胜出的白描方面，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笔力太差。”（罗荣渠著《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这是颇有见地的艺术品评，也是一篇极为难得的史料，来自于中印文化交流活动的目击者，它印证了这幅合影拍照的时间、画展内容。
这并非为“泰戈尔画展”，确切说来是一个中印绘画的联合展，有印度人画的中国画，也有中国人画的印度风物，前者是这个展览的主体——艺专印度留学生苏可拉、周德立二人的毕业作品展。后者是徐悲鸿、叶浅予二氏在印度的作品。另外还陈列着一部分更为珍贵的印度名人的作品。其正式展出时间只有五六两日。据王青芳告记者：“他们的作品下礼拜二（八日）起，将移到前门箭楼公开展览一周，展出作品比这次还要多些。”这样推算，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在15日这天合影于孑民纪念堂的。
这年8月间，苏可拉个人画展还曾在南京中央大学举办过一次，徐悲鸿的推荐不容置疑，而作为著名画家的傅抱石将自存赏玩之作《柳荫美人》图题赠这位印度画家，看得出视同知己、以艺会友的那份情谊。图中弱柳依依，轻掠画面，枝稍下，褐衣仕女折梅，踽踽独行，回首凝望，若有所盼。该作设色清丽，着重描绘出仕女气质优雅、含蓄动人的意态，写来细致用心，应属1945-46年间惬意之作。款识：“抱石写于东川。苏可拉先生法家教正，戊子秋金陵并记。”
巧合的是，与北京“胡适文物图片展”遥相呼应的“泰戈尔：远行的罗曼史”泰戈尔画展彼时正在云南大学举行，展出泰戈尔高仿真绘画作品45幅，分肖像静物、自然风光、戏剧场景和艺术之语4个系列。这些作品的选择，是否出于70年前由中国的美术大师徐悲鸿与印度著名画家南达拉尔·卜斯精心检选所得那批泰戈尔绘画精品之中呢？胡适先生倘若在世，又能否亲自出席泰戈尔画展呢？
（本文编辑 谢宁）
在“北大校长”部分的展室内，有幅胡适与众人合影的照片，图像下侧的注释文字为：
1948年6月，胡适与出席泰戈尔画展的来宾在孑民纪念堂前留影。前排左起：1季羡林、2黎锦熙、3朱光潜、8胡适、9徐悲鸿；二排左起：3饶毓泰、4邓懿、7郑天挺、8冯友兰、9廖静文；三排左5邓广铭。
这幅照片曾见于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编著《北京大学图史1898-2008》书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注释文字大致相同，只是拍摄日期上更加明确为“1948年6月15日”。仅就该照的拍摄日期及画展内容说明而言，经查阅相关资料断定有误，是毫无疑问的。
泰戈尔、徐悲鸿与两名印度留学生
1938年秋，徐悲鸿应泰戈尔的邀请，带上一批作品自重庆赴香港，并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举办画展，辗转达一年之久，终于在1939年的冬季抵达印度。是年12月14日，他在印度圣蒂尼克坦之国际大学拜见了举世尊为圣人之泰戈尔。在随后观看的该院美术展览中，徐悲鸿首次观赏了泰戈尔的画作，对这些略近中国文人画的作品，感觉构图设色奇古，幽逸深邃，充满意境。23日，正值国际大学第三十九周年纪念日，徐悲鸿个人画展在此举办，展出包括油画《田横五百士》、《广西三杰》，国画《九方皋》、《巴人汲水》等在内的作品百余幅。泰戈尔亲为揭幕，并致欢迎辞。1940年1月间，徐悲鸿多次为泰戈尔画像，有一幅至今仍挂在泰戈尔故居的墙上。2月17日，圣雄甘地到国际大学，徐悲鸿在欢迎会上为甘地画速写像两幅，并经泰戈尔介绍会见了甘地。同月在加尔各答的印度东方学社举行了徐悲鸿第二次个人作品展览会，泰戈尔亲笔在印制精美的目录上撰写序言。
通过举办画展，徐悲鸿成为印度美术界与文化界无人不晓的著名人物，还结识了许多印度朋友。他曾与印度大画家阿邦宁·泰戈尔（即诗翁泰戈尔的侄子）一起谈论艺术，欣赏绘画，有着深情厚谊；与当时国际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印度著名画家南达拉尔·卜斯也有很深交往，二人曾合作将泰戈尔的绘画作品精心加以检选，得精品370余幅，最精者70余幅，拟由国际大学出版，泰戈尔对此深表首肯。以后徐悲鸿曾陆续撰写发表了《怀念诗圣泰戈尔》、《漫记印度之天堂》、《悼泰戈尔先生并论及绘画》等文章，满怀深情地回忆这段在印度“呼吸和爱之空气，沾此光明之德泽”的美好时光，及对诗圣泰戈尔的缅怀之情。
1947年7月，印度临时政府派遣11名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国的语言、艺术、史地和哲学。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此格外重视，布置相关院校设置专门机构和专业班级来接待这些留学生。这在同年徐悲鸿致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信中（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版）有所反映：
适之先生惠鉴：
十月一日来示奉悉，承约参加印度学生辅导委员会，自当应命。不过鸿以体弱多病，不能随时到会，在成立会时当可出席一次，特先陈明，尚祈见谅。又印度学生Chowdhuri 等曾到敝校接洽，并早奉教部训令，当即开研究班一班，如该三印籍学生一面在贵校学习中文，一面来敝校补习绘画基础，则彼等将来学习更较便利也，不识尊意以为何如？专此即叩
道安
徐悲鸿顿首
十、六
不知是笔误还是中途变故，实际到国立艺专研习绘画的只有苏可拉（Y·K·Shukla）、周德立（N.R.chowdhur）两位。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印度艺术家，都具有相当成熟的印度绘画基础。苏克拉1907生于印度，在孟买学习美术，1934年赴意大利进修，入罗马艺术学院习版画，以优异成绩毕业。曾在英国伦敦举办过展览会，获得几次金牌和奖金，返国后从事教育工作。1947年考获政府奖学金，来中国研习美术。周德立（1910-？）曾创作过《现代印度教育》巨幅画作，解释了甘地提倡工业和教育的情形，在色调和笔触上很像我国敦煌壁画，但形式上又像手卷。他们抱着要发展印度绘画艺术的优秀传统这一个明确的目标，所以在学习和研究别一种绘画技巧的时候，就知道如何去批判和借鉴，为自己的创作汲取营养。进入国立艺专后，因为学习中文不久，随班听课不方便，徐悲鸿就指派王青芳做他们的绘画指导教师。
这两位印度留学生在徐悲鸿、王青芳和其他一些名画家如李苦禅、黄均、蒋兆和、启功等的指导、协助之下，对中国画的布局、造型和笔墨等特点，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并且通过写生和临摹相结合的练习，很快地掌握了水墨画基本技法。同时作了很多构图练习，这些构图的题材内容是印度的，表现方法则采用了中国的白描和水墨渲染，这种尝试以苏可拉做得最多。1948年5月1日，中国美术学院、国立北平艺专与北平美术作家协会联合举行美展时，徐悲鸿撰文《介绍几位作家的作品》，就其中最具性格之作，加以介绍：
印度之苏可拉君，已在其本国建立地位，昔曾留学意大利，尤精版画，去年来中国研究中国绘事，此次出陈王青芳像，气势勇强，与其另陈之小幅印度画大异其趣。另一位印度画家周德立，为印度当代大画家囊达拉·波司先生门下，画风略为浮动，但其印度作品甘地使命大横幅，则殊老到也。
苏可拉对中国文化艺术极为推崇，对绘画、篆刻乃至装裱都曾潜心学习，获有心得。他还曾多次获得徐悲鸿赠送的奔马、喜鹊、山水等画作，也得到过齐白石、黄君璧、傅抱石、王青芳等人作品馈赠。这些作品经他带回印度，直到1990年代后期方在英国伦敦释出。而在1948年11月下旬，经苏可拉努力，还促成将王青芳画品20幅运往印度展览、藉以沟通中印艺术交流之佳事。
合影的由来
1948年6月4日下午4时，在北京大学孑民纪念堂举行了中印绘画联合展茶会，也就是绘画展览的预展。故都文化界冯友兰、徐悲鸿、沈从文、叶浅予、季羡林、王青芳、朱光潜等中外人士八十余人出席。校长胡适主持并致词，介绍苏可拉、周德立两位美术家，申明这次画展是他们的毕业成绩预展，也是他们工作成绩的预展。徐悲鸿在发言中讲述了中印文化源远流长的关系，认为中印两国在两千年历史上的文化关系，是人类最理想的关系，这关系如不继续，是人类史上最可惜的事。如今在胡先生领导之下，大家从事这种工作，虽然发端不大，但在人类文化上一定大有贡献。演讲完毕，众人随即参观苏、周二人作品， 徐悲鸿、叶浅予留印作品、泰戈尔和卜斯赠送给胡适的绘画作品数幅也同时参加展出。叶浅予曾于1943年夏，应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邀请，以战地记者名义，前往印度兰伽中美训练营，并游览佛国，访问过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在幽雅肃穆极富诗意的环境中，接触到印度的美妙舞蹈，并产生出浓厚兴趣，画有大量舞蹈形象和印度风光写生。
会场中陈列着泰戈尔所画的三张画，一张是许多鬼脸，一张是女像，还有一张作烟云潮泛之状，徐悲鸿认为这几件作品正表现了诗翁极度的天真和完全的性灵。这是1924年4月间泰戈尔访华来京时，胡适将以往所作的《回向》一诗写成横幅作为64岁生日礼品送给诗翁的回报。此外，展出的卜斯作品内，有一幅水墨画《困象》，是他送给胡适的，上面有印度文的题字，胡氏在题跋中写着：
一九二四年五月，印度艺术家卜斯先生（Nardaia Bois）作了这幅《困象》送给我。上方的题字大旨是：有待于外的，是痛苦之因；自足于心的，是快乐之源。
胡适
一九二四，六，十
徐悲鸿这次参加展出的作品有《泰戈尔翁像》、《世界第二高峰》和许多素描的照片；叶浅予的作品有在印度的素描多幅，以及印度人的舞姿等彩墨画。参观结束后，大家到院中合影留念，然后应胡适邀请去参观北京大学博物馆筹建处。
孑民堂故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原为清乾隆朝大学士傅恒宅第。清末，裔孙松椿承袭公爵，该府即称为“松公府”。民国初，此宅归并北京大学。1947年北京大学为纪念蔡元培，将宅第西部中间一院改成“孑民纪念堂”，以纪念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孑民为蔡元培的号）。孑民堂坐北朝南，三进四合院，南有垂花门，门内即为前院，院内北房五间，有正殿五间，带前后廊，前有月台三面出阶，硬山顶灰筒瓦过垄脊屋面，室内为井口天花，两侧有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院子四周有围廊相互。府内雕梁画栋，古槐参天。每到夏季，浓荫匝地，蝉声悠长，寂若古刹。院内的几棵松树，据说还是傅恒亲手栽种。这幅合影即在正殿台阶前所摄。对照现存的遗址照片来看，旧时围廊上方彩绘纹饰已荡然无存，往昔建筑的豪华景象、留影者风华正茂的身影，已随风雨飘逝、物是人非矣。
几位熟悉的面孔
如果对照片细加辨识，还是能认出几位熟悉的面孔：前排左6王青芳，依然是仰首远眺的习惯性姿态，居中的位置，也能说明人物的重要。紧邻的那位印度青年，该不会就是苏可拉吧？徐悲鸿右侧的那位戴印度帽者，从站位来讲，有可能为另一位画家周德立。因手边没有两位画家的照片可参照，留待考察。左10西装扎花纹领带者即叶浅予，画展的参与者之一，此时为国立艺专图案系主任。他的左上方那位着西装系领带者为法学院院长周炳琳，胡适离平后曾与郑天挺、汤用彤主持校务。二排右1陈梦家，著名诗人、考古学家。他的下方戴眼镜者为油画家卫天霖，不久之后便偕其子女奔赴西北解放区。而他的上方，即三排右1为杨振声，教育家、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三排中间邓广铭的左后方那位被遮挡的戴眼镜者，应当是史学家唐兰；右后侧稍有遮挡者为文学系教授沈从文，不久前刚刚为印度泰无量所译的印度彭加利文《中国小说》一书作序，同时参与了由胡适、汤用彤、韩寿萱等组织的北京大学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并在博物馆专修科任教。有着这样的背景，文学家之后竟以文博专家闻名，也就多了一层注解。沈的右侧身着西装、戴深色眼镜的那位，就是印度著名的中国学学者师觉月先生。他的《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论述中国的古代交通、佛教往来、佛教在中国、佛教文化在中国、印度艺术和科学在中国、两大文明的比较等问题，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重要篇章。此时，他正在首次来华讲学、荣任北大客座教授期间。
虽然孑民堂门口贴着“今天招待特别来宾，明日起公开展览”的通告，但许多北大学生都趁此机会一拥而进，落得先睹为快了。从事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史、美国史和拉美史的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当年还是历史系的在校生，因出生于书画世家，父亲罗文谟是彼时比较有名的画家，跟张大千、徐悲鸿、谢无量等人皆有往来。罗荣渠自己对美术有着浓厚的兴趣，曾参加过著名版画家李桦的木刻班，因此像这样的画展他一般不会放过。他在1948年6月4日星期五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课毕过孑民堂，看正在举办的中印画展。中外仕女来宾不少，由胡适主持，作者为Sukola（即苏可拉）、叶浅予、徐悲鸿等氏，还有几幅泰戈尔作的很有灵性的作品。我们特别注意印度画家画中国画，他们有西洋的技巧训练，也多少有创作天才，不过在以线条胜出的白描方面，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笔力太差。”（罗荣渠著《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这是颇有见地的艺术品评，也是一篇极为难得的史料，来自于中印文化交流活动的目击者，它印证了这幅合影拍照的时间、画展内容。
这并非为“泰戈尔画展”，确切说来是一个中印绘画的联合展，有印度人画的中国画，也有中国人画的印度风物，前者是这个展览的主体——艺专印度留学生苏可拉、周德立二人的毕业作品展。后者是徐悲鸿、叶浅予二氏在印度的作品。另外还陈列着一部分更为珍贵的印度名人的作品。其正式展出时间只有五六两日。据王青芳告记者：“他们的作品下礼拜二（八日）起，将移到前门箭楼公开展览一周，展出作品比这次还要多些。”这样推算，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在15日这天合影于孑民纪念堂的。
这年8月间，苏可拉个人画展还曾在南京中央大学举办过一次，徐悲鸿的推荐不容置疑，而作为著名画家的傅抱石将自存赏玩之作《柳荫美人》图题赠这位印度画家，看得出视同知己、以艺会友的那份情谊。图中弱柳依依，轻掠画面，枝稍下，褐衣仕女折梅，踽踽独行，回首凝望，若有所盼。该作设色清丽，着重描绘出仕女气质优雅、含蓄动人的意态，写来细致用心，应属1945-46年间惬意之作。款识：“抱石写于东川。苏可拉先生法家教正，戊子秋金陵并记。”
巧合的是，与北京“胡适文物图片展”遥相呼应的“泰戈尔：远行的罗曼史”泰戈尔画展彼时正在云南大学举行，展出泰戈尔高仿真绘画作品45幅，分肖像静物、自然风光、戏剧场景和艺术之语4个系列。这些作品的选择，是否出于70年前由中国的美术大师徐悲鸿与印度著名画家南达拉尔·卜斯精心检选所得那批泰戈尔绘画精品之中呢？胡适先生倘若在世，又能否亲自出席泰戈尔画展呢？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