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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的，你习惯生活在其中；最终，你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那就是体制化。”
这句话出自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辛宇（化名）最喜欢的一部电影，也是他眼中的酷派文化。如今他已是三星的某区域负责人，而曾经与他互为“战友”的酷派4个同事则分别去了中兴、华为、联想。
这帮兄弟来自天南海北，都是一毕业就进入了宇龙，5年朝夕相处令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就连彼此的家属之间都成为了知己。
“手机圈里一提国内领军企业就是‘中华酷联’（中兴、华为、酷派、联想），而现在我们在一个饭桌上就能实现。”如今，辛宇的这帮兄弟一聚会还是会延续以往的保留节目“斗地主”，但是交流的话题已经从酷派延展到了整个手机产业。
体制化出逃
谈到离开，辛宇开玩笑说“机缘巧合”，但话语间颇有些无奈：“从一毕业到公司，辗转各地，真的有些累了。”
其实从酷派到三星，辛宇的薪酬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升。据他了解，当初三星一直在他与另外一位华为的高管之间摇摆。最终在能力相当的前提下，华为的竞争者因为坚持过高的薪资而出局。
这个结果颇有些尴尬，酷派在智能手机领域的积淀远远高于华为，而早年间从华为到酷派，现任公司常务副总裁的李旺也费尽心思培养出一支极具“狼性”的营销团队。但如今，这些员工在业内的价码却与华为人有着极为反向的对比。
许多跳槽到其他公司的酷派员工说，过硬的执行力与较低的薪酬早已成为了“酷派人”吸引行业猎头的特质。加之在酷派工作需要牺牲员工许多自我的生活，所以一批又一批到达而立之年的“学生兵（一毕业就加入酷派的员工）”最终会因家庭、更好的平台等因素而选择离去。
2010年，辛宇因为在酷派的加班时间最长而拿到了公司的“天道酬勤”奖，为此，他得到了一次年终随领导出国的机会。光这一点也许并无特别，但是如果加上一个前提：除周六上班外，一般员工每个月至少加满四十个小时的“加班文化”，你就会明白辛宇的荣誉来之不易。
如今，这样的日子一去不返。刚到三星的时候，他甚至还因为晚上6点之前离开公司而惴惴不安，但现在他已经在当地买车买房，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这种安慰是他以前在酷派最不敢奢望的。
但选择继续的依然大有人在。
“出租车司机告诉我：深圳南山科技园片区晚十点后排队拉客的有两个地方，酷派信息港和腾讯大厦；晚十二点后等客的是酷派信息港。”
5月21日23点25分，宇龙酷派助理总裁周斌在自己微博上写下这样一段话。而另一位与辛宇几乎同一年进入公司的研发同事曾经一个月光加班就超过300个小时。
“酷派人因为自己的勤奋而格外自豪，但殊不知也正是因为只懂得勤奋，而束缚住了他们自己。”这是一位还在酷派就职的老员工的感慨。从最初的抗拒到习惯，再到最终的依赖，不知不觉间酷派人早已用“勤奋”为自己上了一道最沉重的枷锁。
在酷派，总监级以上的团队人事变动极小，这也是其长期以来对外标榜“稳定团结”的最好佐证。但在一些内部员工看来，酷派的高层中真正有能力的只是少数，大部分的人因为在酷派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公司找到了舒适的位子，加上“天道酬勤”对他们烙印般的影响，出去后未必能适应其他公司的多元化经营理念，所以权衡之后，“留下”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其实，酷派高层的稳定，还与一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2002~2003年酷派艰难的时期，公司总裁郭德英总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亲自给当时才毕业三四年的省级业务员打电话交流，希望他们能帮助酷派走出困境。而后来，这些人基本上都坐到了酷派总监及以上的职位。
郭德英心思细腻，管理起企业来也是事必躬亲。直到现在，他还一直保留着一个习惯，就是不定时会在某个清晨打给与自己层级相差许多的某省分总亲自了解当地的业务状况。但凡与郭德英有过深入接触的员工，无一不受其执着的民族使命感所影响。久而久之，“天道酬勤”在这一批人的心中更添加了一种“与兄弟同打拼，为中国树品牌”的豪情。
郭德英这样有些“家长制”的作风，在中国很多民营企业中颇为多见，但是快速的发展似乎没能给他在人才的“传帮带”上留下太多思考的时间。在笼络核心团队的同时，更多一毕业就加入酷派的员工并没有等到自己期望的发展。去与留，将酷派的架构勾勒出一个怪异的现状：金字塔上端稳稳当当，但中下层却成为了一个行业人才的流动“生产车间”。但如今，金字塔的顶端也面临着一股新势力的侵袭。
2011年下半年，郭德英从诺基亚高薪挖来了其新兴市场总经理康亮任公司副总裁，随后康亮从诺基亚带来了大批的人马及外企特有的职业经理人管理风格。这对于酷派的管理团队、酷派的企业文化，都将是一次不小的碰撞。
价值缺失
再谈起当时的抉择，辛宇依旧是充满纠结。在酷派奋斗的5年曾令他对自己与公司的未来满怀希望，但最后仅仅是因为公司不愿去尝试在家庭与工作之间给予其一个折中的平衡，令酷派再一次丢掉了这样一个亲手塑造了5年的“学生兵”。
“记得有一次参加某省电信的会议，最后坐在一起开会的三星、酷派、摩托罗拉区域负责人竟然全是前酷派的同事。”在辛宇看来，这样的结果对于他把握竞争对手的动态肯定会有积极的帮助，但于私而言，这场面多少会令他有些感伤。
与辛宇不同，早年间就从酷派离开的张文（化名）现在已在另一家通信企业位居高职，他的离开是当时没有合适的成长机会。同样是“学生兵”，那时的张文被安排在公司比较“鸡肋”的边缘部门，专做一些大客户的团购业务。他越来越躁动不安，在几次争取未果之后，他选择了放弃。
现在，酷派的“学生兵”聚会，依旧会调侃一些过往的趣事，这也是他们对于酷派所难以割舍的情结。即便是某些在当时不太认同公司企业文化的员工，在谈起酷派对自己的培养时，依然是充满感谢。其实，若细问起酷派培养人才的方法，这帮“学生兵”几乎都说不出。“如果说实践出真知，那我们就是实战长本事吧。”张文说。
2010年，为进入安卓手机市场，郭德英从北京和深圳调拨了300个工程师到东莞的一个招待所封闭研发，一待就是8个月。与世隔绝的日子让很多员工都产生了撤退的想法，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郭德英的决心。
据后来很多业内人士分析，郭德英的这种执拗虽令酷派保住了自主研发的荣誉，却错失了进入市场的最佳时机。但正是许多类似这种有些“犯傻”的执拗，令酷派的员工在秉承自主创新的平台上迅速成长。
岁月如梭，酷派人就这么一拨又一拨地被廉价“输出”到整个行业，占据了圈内通信企业或高或低的职位。这群从一开始就被注入了酷派DNA的群体在业内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种隐形的标志。
有猎头在谈到华为人与酷派人的区别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华为人’的价值有时候是因为‘华为’；而“酷派人”的价值则需要他们自己去争取。如果说手机品牌的排行榜上，酷派能进入前三；而酷派人的行业地位离三甲还有很大的距离。”
正因如此，从酷派出来的人多少显得有些“饥渴”。有时候一个略显不错的薪酬就能比良好的发展平台更能令他们心动不已。看着自己的一些兄弟去了业内三流的公司，张文由衷替他们不值。但取代这种情绪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手机行业有各种圈子，华为、摩托、HTC。但我们没有，我们一直是在孤身奋斗！”
酷派人的出走还在继续，但能做到大牌通信企业高管的几乎没有。酷派人的执行力被业界认可，但管理能力却不被大公司所器重。正如《肖申克的救赎》结尾那样，男主人公越狱之后虽重获自由的生活，却只能在某个小岛上开始“隐形”般的生活。
如今，酷派的Logo只有印在手机上才有其高贵的价值，但在更多酷派人的身上，它只能隐形。
这句话出自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辛宇（化名）最喜欢的一部电影，也是他眼中的酷派文化。如今他已是三星的某区域负责人，而曾经与他互为“战友”的酷派4个同事则分别去了中兴、华为、联想。
这帮兄弟来自天南海北，都是一毕业就进入了宇龙，5年朝夕相处令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就连彼此的家属之间都成为了知己。
“手机圈里一提国内领军企业就是‘中华酷联’（中兴、华为、酷派、联想），而现在我们在一个饭桌上就能实现。”如今，辛宇的这帮兄弟一聚会还是会延续以往的保留节目“斗地主”，但是交流的话题已经从酷派延展到了整个手机产业。
体制化出逃
谈到离开，辛宇开玩笑说“机缘巧合”，但话语间颇有些无奈：“从一毕业到公司，辗转各地，真的有些累了。”
其实从酷派到三星，辛宇的薪酬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升。据他了解，当初三星一直在他与另外一位华为的高管之间摇摆。最终在能力相当的前提下，华为的竞争者因为坚持过高的薪资而出局。
这个结果颇有些尴尬，酷派在智能手机领域的积淀远远高于华为，而早年间从华为到酷派，现任公司常务副总裁的李旺也费尽心思培养出一支极具“狼性”的营销团队。但如今，这些员工在业内的价码却与华为人有着极为反向的对比。
许多跳槽到其他公司的酷派员工说，过硬的执行力与较低的薪酬早已成为了“酷派人”吸引行业猎头的特质。加之在酷派工作需要牺牲员工许多自我的生活，所以一批又一批到达而立之年的“学生兵（一毕业就加入酷派的员工）”最终会因家庭、更好的平台等因素而选择离去。
2010年，辛宇因为在酷派的加班时间最长而拿到了公司的“天道酬勤”奖，为此，他得到了一次年终随领导出国的机会。光这一点也许并无特别，但是如果加上一个前提：除周六上班外，一般员工每个月至少加满四十个小时的“加班文化”，你就会明白辛宇的荣誉来之不易。
如今，这样的日子一去不返。刚到三星的时候，他甚至还因为晚上6点之前离开公司而惴惴不安，但现在他已经在当地买车买房，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这种安慰是他以前在酷派最不敢奢望的。
但选择继续的依然大有人在。
“出租车司机告诉我：深圳南山科技园片区晚十点后排队拉客的有两个地方，酷派信息港和腾讯大厦；晚十二点后等客的是酷派信息港。”
5月21日23点25分，宇龙酷派助理总裁周斌在自己微博上写下这样一段话。而另一位与辛宇几乎同一年进入公司的研发同事曾经一个月光加班就超过300个小时。
“酷派人因为自己的勤奋而格外自豪，但殊不知也正是因为只懂得勤奋，而束缚住了他们自己。”这是一位还在酷派就职的老员工的感慨。从最初的抗拒到习惯，再到最终的依赖，不知不觉间酷派人早已用“勤奋”为自己上了一道最沉重的枷锁。
在酷派，总监级以上的团队人事变动极小，这也是其长期以来对外标榜“稳定团结”的最好佐证。但在一些内部员工看来，酷派的高层中真正有能力的只是少数，大部分的人因为在酷派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公司找到了舒适的位子，加上“天道酬勤”对他们烙印般的影响，出去后未必能适应其他公司的多元化经营理念，所以权衡之后，“留下”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其实，酷派高层的稳定，还与一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2002~2003年酷派艰难的时期，公司总裁郭德英总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亲自给当时才毕业三四年的省级业务员打电话交流，希望他们能帮助酷派走出困境。而后来，这些人基本上都坐到了酷派总监及以上的职位。
郭德英心思细腻，管理起企业来也是事必躬亲。直到现在，他还一直保留着一个习惯，就是不定时会在某个清晨打给与自己层级相差许多的某省分总亲自了解当地的业务状况。但凡与郭德英有过深入接触的员工，无一不受其执着的民族使命感所影响。久而久之，“天道酬勤”在这一批人的心中更添加了一种“与兄弟同打拼，为中国树品牌”的豪情。
郭德英这样有些“家长制”的作风，在中国很多民营企业中颇为多见，但是快速的发展似乎没能给他在人才的“传帮带”上留下太多思考的时间。在笼络核心团队的同时，更多一毕业就加入酷派的员工并没有等到自己期望的发展。去与留，将酷派的架构勾勒出一个怪异的现状：金字塔上端稳稳当当，但中下层却成为了一个行业人才的流动“生产车间”。但如今，金字塔的顶端也面临着一股新势力的侵袭。
2011年下半年，郭德英从诺基亚高薪挖来了其新兴市场总经理康亮任公司副总裁，随后康亮从诺基亚带来了大批的人马及外企特有的职业经理人管理风格。这对于酷派的管理团队、酷派的企业文化，都将是一次不小的碰撞。
价值缺失
再谈起当时的抉择，辛宇依旧是充满纠结。在酷派奋斗的5年曾令他对自己与公司的未来满怀希望，但最后仅仅是因为公司不愿去尝试在家庭与工作之间给予其一个折中的平衡，令酷派再一次丢掉了这样一个亲手塑造了5年的“学生兵”。
“记得有一次参加某省电信的会议，最后坐在一起开会的三星、酷派、摩托罗拉区域负责人竟然全是前酷派的同事。”在辛宇看来，这样的结果对于他把握竞争对手的动态肯定会有积极的帮助，但于私而言，这场面多少会令他有些感伤。
与辛宇不同，早年间就从酷派离开的张文（化名）现在已在另一家通信企业位居高职，他的离开是当时没有合适的成长机会。同样是“学生兵”，那时的张文被安排在公司比较“鸡肋”的边缘部门，专做一些大客户的团购业务。他越来越躁动不安，在几次争取未果之后，他选择了放弃。
现在，酷派的“学生兵”聚会，依旧会调侃一些过往的趣事，这也是他们对于酷派所难以割舍的情结。即便是某些在当时不太认同公司企业文化的员工，在谈起酷派对自己的培养时，依然是充满感谢。其实，若细问起酷派培养人才的方法，这帮“学生兵”几乎都说不出。“如果说实践出真知，那我们就是实战长本事吧。”张文说。
2010年，为进入安卓手机市场，郭德英从北京和深圳调拨了300个工程师到东莞的一个招待所封闭研发，一待就是8个月。与世隔绝的日子让很多员工都产生了撤退的想法，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郭德英的决心。
据后来很多业内人士分析，郭德英的这种执拗虽令酷派保住了自主研发的荣誉，却错失了进入市场的最佳时机。但正是许多类似这种有些“犯傻”的执拗，令酷派的员工在秉承自主创新的平台上迅速成长。
岁月如梭，酷派人就这么一拨又一拨地被廉价“输出”到整个行业，占据了圈内通信企业或高或低的职位。这群从一开始就被注入了酷派DNA的群体在业内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种隐形的标志。
有猎头在谈到华为人与酷派人的区别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华为人’的价值有时候是因为‘华为’；而“酷派人”的价值则需要他们自己去争取。如果说手机品牌的排行榜上，酷派能进入前三；而酷派人的行业地位离三甲还有很大的距离。”
正因如此，从酷派出来的人多少显得有些“饥渴”。有时候一个略显不错的薪酬就能比良好的发展平台更能令他们心动不已。看着自己的一些兄弟去了业内三流的公司，张文由衷替他们不值。但取代这种情绪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手机行业有各种圈子，华为、摩托、HTC。但我们没有，我们一直是在孤身奋斗！”
酷派人的出走还在继续，但能做到大牌通信企业高管的几乎没有。酷派人的执行力被业界认可，但管理能力却不被大公司所器重。正如《肖申克的救赎》结尾那样，男主人公越狱之后虽重获自由的生活，却只能在某个小岛上开始“隐形”般的生活。
如今，酷派的Logo只有印在手机上才有其高贵的价值，但在更多酷派人的身上，它只能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