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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中医将信将疑的人，突然爱上了中医；
一个春风得意的律师，放下律师业务改行治病救人；
一个既无家学渊源又无科班学习经历的外行，成了一代中医大宗师的入室弟子，并成为他的独门验方的传承人；
一个半路出家的医生，要建一所专门收治各大医院判定不治的白血病患者医院，还要在网络上与疗程同步发布病患者的康复情况，以证明中医治疗的可验证；
一个喜欢穿西装的人，却热爱太极拳并颇有造诣，相信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武医一体之说，打算为中医复兴献出后半生。
集以上种种戏剧化冲突于一身的人，叫侯巍。类似这样相互冲突却又融合得浑然一体的东西，在侯巍身上还可以找出很多。比如：他会很激动地谈理性思考，很理性地谈感性的得失；很圆融地坚持原则，很原则地融化分歧。
也许就是由于这种多面性，侯巍面对不同的来访者时，会根据对方的身份，给出两种不同的名片：一种是某医院的筹备人，另一种则是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虽然两张名片上的身份差异悬殊，但不可否认，两个身份都是真实的，名片背后的侯巍都是真实的、真诚的。
20年前，侯巍不会想到自己会与中医结下不解之缘，更不会想到他的名字会和中医宗师施今墨先生扯上关系，不会想到他能成为当代大医孙一民先生的高足和传承人，并成为两位先生一脉相承的仁心医术的守护者，成为守护生命和优秀中医文化传统的人。
20年后的今天，侯巍同样没办法设想自己能离开中医，放下肩上这副光荣沉重的担子，放下孙先生对他的付托，放下他对孙先生的承诺，放下对生命和文化传统的责任。
面对侯巍，很容易让人想起汉朝一代良相张良。
当年，张良在圯上偶遇黄石公，以三纳履的谦卑，赢得“孺子可教”的赞誉。黄石公授张良以兵家绝学不传之秘《素书》（又称为《黄石公兵法》）。张良发奋研读后，深明韬略，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张良也因之成为山东六国灭秦兴汉这出大戏中的主角之一，为西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
侯巍与孙一民先生的偶然相识，所得的评价则是“孺子可托”。孙先生纳其为入室弟子，带他行医四方，并授以独创的“四鲜汤”之方。“四鲜汤”是孙一民先生的苦心孤诣之作，该方1999年曾获得河南省科技成果奖，并申报了国家专利。如果把行医视为保卫生命的战争，孙先生的这一创见，大概也可视为黄石公的兵家奇书了。
与张良不同的是，张良已经功成身退青史标名，而侯巍却仍在踽踽前行，面对着西医、中医之争，面对着“治疗不治之症”之疑，面对着病患者和他们家人的渴望，面对着实现恩师托付所必经的种种挑战。
侯巍说：“我知道建医院这事儿不容易。就是孙先生自己，以他在医界的地位和声望，也不是想建就建的，由我来实现他的愿望，就更不容易。我既然答应要做这件事，就一定会做下去，至于结果如何，反倒不重要了。就算不建医院，病还是要治的，路还是要走的。但是，努力过，争取了，总比不争取要好。”
对侯巍和孙一民先生、孙一民先生的恩师施今墨先生以及他们背后的近代和现代中医的发展了解越多，就越能明白，侯巍是一个守护者，他在守护生命，守护被很多人质疑、放弃的传统，守护一段曾经的辉煌。
他相信那些宝贵的生命应该被尊重，相信那些蒙尘的珠玉会再度发光。他愿意为之守护，不管作一个守护者所要面对的夜有多长，不管守护者的背影多么孤独。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理解侯巍这份守护的沉重，要先从施今墨、孙一民这两位中医大师说起。他们的相逢相识，从一个侧面映照出中医的近百年历史，构成了关于文化传承的传奇。
施今墨，原名施毓黔，生于1881年，13岁时即从他的舅父、名医李可亭学习中医，20岁左右已经通晓中医理论，可以独立行医。施今墨求学于京师法政学堂，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以医疗为掩护，随黄兴奔走革命。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施今墨作为山西代表，在南京参加孙中山先生就职大总统的典礼，并以客卿身份协助陆军总长黄兴制定陆军法典。在《陆军刑法》《陆军惩罚令》《陆军审判章程》中都有施今墨的手笔。后来袁世凯篡权，孙中山出走，黄兴病故，施先生辗转官场一段时间之后，渐感时世虽异，官员仍不改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作风，大为失望，慨叹不已。既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从此弃政从医。他为自己更名为“今墨”，取义有三：其一，纪念诞生之地，“今墨”同“黔”；其二，崇习墨子，行兼爱之道，治病不论贵与贱，施爱不分富与贫；其三，要在医术上勇于革新，要成为当代医学绳墨（今之墨准之意），为中医建立新度，为后学者立范式。
施先生悬壶济世的经历，不乏传奇色彩。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重，曾延请施今墨诊病。1930年，施先生应邀为杨虎城将军治病，药到病除，当时传为佳话。何香凝、溥仪、李宗仁等人都多次延请施先生看病。1932年中央国医馆成立，施先生任副馆长。1931年，施先生筹办了华北国医学院。
施今墨办学的十几年，培养学生600余人，可谓桃李满天下。当代中医名家多出其门下，构成了近数十年中医界的骨干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以中医泰斗之身份，数次获毛泽东接见。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遭受迫害，后得周恩来保护。l969年春，施先生病危，口述关于中医工作的建议，呈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他被尊为近代中医的四大名医之一，经门人整理出版的《施今墨临床经验集》《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等书，更被视为中医学术宝库中的奇珍瑰宝。
孙一民，1919年出生于河南安阳一个中医世家，青年时就读于施今墨先生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因学业优异，一毕业就被校方聘为学院的董事，毕业前即拜施今墨先生为师，并随恩师在北京、南京行医多年。孙一民原名孙逸民，因为师兄中有一位叫逸民的，施今墨提议他改个名字，并亲自为他改名为“孙一民”，意思是让他牢记医者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希望他永做普通一民；1953年施先生应周恩来总理之邀进京，临行前，他特将南京诊所委托给孙一民管理，并亲自用毛笔在宣纸书写了醒脑汤、气管炎、妇科、胃病四张在临床上具有独特疗效的秘方赠予爱徒孙一民。施今墨先生亲笔留世的药方本来就不多，这四张加盖了施今墨先生私印的药方是仅有的四张。 施先生与孙先生之间的薪火相传，几十年后，又在孙先生与侯巍之间重演了一次。不同的是，侯巍在认识孙先生之前，与中医并无任何渊源，既不是出身杏林世家，又不是任何医者的高徒。他是一位律师，在北京与人合伙开办律师事务所，业绩蒸蒸日上。他接受现代教育，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对中医不了解，也不太信任，生病了更习惯于去医院吃药打针，而不是找中医煎几服汤药。他在北京替人解决法律问题，已经退休的孙先生在北京颐养天年，偶尔为慕名上门的患者接诊。两人互不相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然而，命运不允许侯巍和孙一民先生井水不犯河水。2008年，孙一民先生在退休多年并卸下政协职务之后，不顾已是80岁高龄，打算在全国进一步推广他的四鲜汤治疗白血病中医疗法，邀请众多朋友帮他出主意。应邀的《解放军报》常务副总编辑阚士英将军和侯巍是朋友，他认为多年的律师生涯让侯巍见多识广，也许对孙先生有所帮助，就拉上侯巍一起出席。侯巍认为老人是智慧宝库，多打交道能得到很多人生智慧，天性就喜欢和年长者打交道，后又知道和孙先生住得很近，一来二去，就和孙先生成了忘年交。
大学者卢嘉锡与孙一民先生交往甚密，对他的为人和学识很是赞赏，两人经常论古谈今。孙一民的博学令卢嘉锡钦佩不已，称他为“高人”。“不敢当，不敢当，我个子高（一米八），年龄高（当时80岁），是真的高。”孙先生的幽默、豁达、谦逊之风跃然纸上。这种不为俗规俗见所拘的豁达风格，让他与弟子们相聚论道时，不会因为侯巍不是他的弟子而有所回避。相反，他会要侯巍坐下来一起讨论，听听这个年青人的意见。
一次聚会中，孙先生要弟子们就四鲜汤的推广各抒已见。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多从发扬光大的角度来谈。侯巍却说：“四鲜汤不为太多人知道，甚至还有很多人对中医持不信任态度，这时谈发扬光大，为时过早。让更多人了解中医，用统计数据对四鲜汤的治疗效果进行量化评估，让它可以和西医的治疗效果相比较，才是当务之急。”侯巍的这种看法，让孙先生看到了他的务实和严谨，于是，孙先生就要求侯巍起草四鲜汤的推广方案。侯巍自然不能违命，但顾忌自己不是孙先生的门徒，不好太过介入，就写了一个方案交给孙先生的其他学生，请代为转交。过了一段时间，孙先生问他为什么迟迟不交功课，侯巍说早就交过了。孙先生查问下来，才知道其他学生认为侯巍不是孙先生的弟子，让侯巍写方案只是孙先生一时之兴，就没把方案交给孙先生。之后不几天，侯巍陪孙先生小酌，孙先生喝到高兴时，突然笑问侯巍：“你愿意当我的徒弟吗？”侯巍说：“我没有医学功底，年龄又这么大了，学医会不会太晚了？”孙先生说：“你的年龄不过是我的一半，哪里谈得上晚？！” 侯巍回答：“如果您老人家不嫌，我当然愿意拜师了。”孙先生就大笑说：“想拜师，还不快跪下磕头？”侯巍想，这个世界上少他一个律师算不得什么，能被孙先生主动收入门下，这样的机会却不可能有第二次，于是，他立即跪下磕了个响头。孙先生一边笑纳这份入门礼，一边开玩笑说：“你姓侯我姓孙，加在一起就是孙猴，我们俩可以大闹天宫了。”从那以后，侯巍把律师事务所托付给合伙人，开始了他的中医之路，跟随孙一民先生去通州，回安阳，赴开封，下海南，住文昌，宿海口，白天行医，夜晩随侍长谈学习医道，成了孙先生最亲近的学生。多年之后，侯巍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眼睛仍然会湿润：“要知道，给老师跪下磕头，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跪拜还活着的人。”
这样的奇缘，当真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当然，孙先生收侯巍为徒，并不是一时的随性之举。他行医授徒几十年，阅人无数，他这样做，一定有特殊的原因。后来他讲到，在和侯巍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看到侯巍不是出身于医界，身上少了很多科班出身的医者习见的僵化和流癖，律师生涯又让他多了几份执行力和严谨；侯巍的性格中亦有种一旦决定就义无反顾的精神，让他可以做成其他医生难以做成的“大事”。孙先生自认年事已高，很多事情已有心无力，因此，他要收侯巍为徒，替他完成一个夙愿：让更多人了解先生的心血之作 、专治白血病的四鲜汤，让更多白血病患者的生命得以挽救。
侯巍就此踏上了一条责任沉重的道路。他将以一个守护者的姿态面对种种困难和质疑，为了对生命的珍惜，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恩师的承诺。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和恩师施今墨先生一样，孙一民先生不仅在医术上传承深厚，而且对中医有独到创见。他在传承施先生甘寒养阴的医学理论基础上，创立了30多个简、便、廉、验的处方。孙一民在吃西瓜时突然想到，西瓜具有解暑利尿的功能，要是晒干了吃，它的功效就会大打折扣。于是，他得出结论：大幅度提高药力在于一个“鲜”字。他便瞄准了用鲜药浆汁治病这一新探索。1988年，孙一民在河南安阳成立全国首家鲜中医研究所，先后创立了10多个鲜中药医方，并开始将鲜中药大规模地用于临床治疗白血病及各类肿瘤，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孙先生托付给侯巍的，正是他独创的四鲜汤。
按照常理，能得到一代宗师如此青睐，侯巍应该倍感荣幸。但是，这份荣幸背后，却是重重障碍和挑战。
首先面对的挑战，是社会对中医不信任。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把中国人从天朝大国的美梦中惊醒，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早就被那些名字稀奇古怪的蕞尔小国超越，一直是中华帝国学生之国的日本，也通过引入西方文化和技术，强大得不可平视。于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成了精英们追求的时尚，传统成了愚昧落后的代名词。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医，也因较之西医缺乏生理学、化学等方面的量化标准，而被很多人声讨、唾弃，甚至鲁迅先生也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视中医为骗术和“吃人”。之后的近百年间，人们对中医的质疑甚至否定之声，一直没有消失。即使在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腾飞、让中国人逐渐找回文化自信的今天，对中医的全面否定的言论，仍然经常见之于一些所谓的意见领袖口中。网络红人方舟子，就曾发文痛陈中医是“伪科学”，并得到不少人的应和。 其次，治疗白血病这一目标自身，更是一种挑战。由于癌症素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白血病更被视为癌症之王，因此，大言能够治疗白血病且疗效卓著者，以江湖行骗者居多。为此，国家严禁在公众媒体上进行治疗癌症之药物或方法的广告，即使与之相关的常规新闻报道，也审查极严。孙先生初创四鲜汤时，尚有新华社及众多媒体予以报道，但是，随着宣传尺度的收紧，即使这一成果已经获得国家相关的科学奖项，有了对治疗效果的数据统计，在推广方面的障碍反而越来越多。
再一重障碍，则是医学界自身的混乱。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是中国的医生自己消灭了中医。”近些年来，如张悟本之类的打着中医幌子的骗子被揭穿，也使中医在误解中一再受伤。中医药泰斗邓铁涛老先生不久前发出了洪钟般的警告——照此下去，用不了10年，中医药将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昨夜西风凋碧树。中医是重续千年辉煌，还是在西医的冲击下式微，这个问题让许多关注传统文化的延续性的人揪心。
中医延续数千年的生命力，当然不会脆弱到一击即溃。延续中医传统，捍卫文化传承，通过革新让中医焕发更强的生命力，为此中医药界一直在努力。从施今墨到孙一民，再到侯巍，他们之间的薪火传承，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完美缩影。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动议取消中医。为了捍卫中医应有的地位，施今墨先生奔走南北，团结同业，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数次赴南京请愿，以求力挽狂澜。适值汪精卫的岳母患痢，遍请西医，未见少效，行将不起。有人建议请施今墨诊治，汪精卫同意试试。施今墨凭脉，每言必中，使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开处方时施今墨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果如施今墨所言，在众多西医束手无策之后，只服了施先生开的几服药，汪清卫岳母的病就霍然而愈。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题字送匾《美意延年》（庄子语），再不提取消中医之辞，后来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任命施今墨为副馆长。中医终于以妙手回春的疗效，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施今墨先生热爱祖国医学，但不讳中医之短，不嫉西医之长，大力提倡革新中医。他明确指出：“吾以为中医之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医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别途。”他把这一思想也贯彻到办学方针之中。在华北国医学院的课程设置上，以中医理论为主，设立 《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难经》《温病条辨》等课程；以西医理论为辅，设立了生理、病理、解剖、药理等课程。在带学生实习时，他吸收了西医的检查和化验手段，还经常和西医专家姜泗长等人共磋医疗方法，不断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新途径。他办学数十年，桃李满天下，保住了中医的血脉。而孙一民先生在承继先师医术的基础上，对鲜药治疗的研究和创见、侯巍对孙一民先生四鲜汤治疗白血病的推广，正是这一血脉的延续。
正是他们这样的“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般的守护和执著，才让中医在质疑声中不断发展，渐被世界认识和接受。至2013年5月份，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发展了32个成员国，2项国际标准提案已经进入委员会草案阶段，11个项目获得全体成员认可，2013年有望完成第一批中药ISO标准的公布。中医药已传播到168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各国医疗保健的一个重要选择。全球范围内，各类中医药从业人员大约30万人，中医医疗（含针灸）机构8万多家。世界中医药服务市场估值为每年500亿美元。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工程中，不能没有中医的复兴。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为了完成孙先生的托付，侯巍可谓衣带渐宽。
正如那句广告语所说：药材好，药才好。河南焦作的神农山，传说是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之地，是天然的药用植物园，仅名贵中草药就有300余种。当地民间有谚：“神农谷里走一遭，有病不治自己消。”孙一民先生看重这一方宝地，他认为这里所产草药的效力最高。因此，侯巍也把自己的大量时间花在了这里，和药农们泡在一起，指导他们种植和采收。每到收药季节，他都会召集他的师兄弟以及他自己的弟子深入到药田中，以保证所收采药材的质量。神农山山高谷深，很多药农住得偏僻，有时候他要上到1500多米的山上一户一户去收。为此，尽管侯巍是在城市里长大，在城市里成家立业，却对神农山的一涧一径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掌纹。
四鲜汤的炮制，也耗费侯巍不少精力。孙一民先生为了避免后人在四鲜汤的用料、制作上投机取巧或以讹传讹，在经过多年考察之后，把本来授与其他弟子的四鲜汤的制作权全部收回，集中交由侯巍负责，其他弟子只能从侯巍这里取用。孙先生的四鲜汤炮制方法，与传统的熬制不一样，是在高压环境中进行的。“每次取出成药，都像是取出要爆炸的炸弹。”侯巍这样形容制药过程的困难和危险。为了保证制作的精良，也为了制作方法的保密，这些工作，都必须由侯巍亲自参与。
除了时间、精力，侯巍还少不了经济上的投入。施今墨先生医德高尚，不把行医当作谋财手段，他规定每天从50个挂号中拿10个名额作为特殊号，只收正常挂号费的一半或全部免费，照顾那些看不起病的平民百姓。他的这种作风，在孙一民先生身上得到了延续。孙先生把药费标准定得很低，差不多只是收个成本费。到了侯巍这里，一方面是药材价格在上涨，另一方面则是不能增加患者负担，凡是孙先生诊治过的病人，药费都保持在孙先生当年的收费水平上。这样，对一些病人诊治，药费甚至不及成本价。侯巍非但未能从独家承制四鲜汤中获利，甚至还要贴钱进来，以保证孙先生原来收治的病患的持续治疗不因制药成本的上升而中断。
基于施今墨先生重视“辨证施治”的传统，也缘于孙先生对药的“鲜”的重视，侯巍认为，与其视四鲜汤为一种方剂，不如视之为一种系统的治疗方法。因此，如果能把收治的白血病患者集中，把诊问、制药、疗养、康复几个环节集中在一地进行，更有利于白血病的治疗，同时，也更便于观察疗效，统计治疗效果，方便医患之间的交流。因此，侯巍这些年忙于筹备一家治疗白血病的专科医院。建医院需要场地，需要投资，因此，在各相关审批部门之间和投资人之间奔走，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间。正如前面所述，筹备一家治疗白血病的中医专科医院，要面对的质疑和政策障碍远比一般医院要多得多。几年奔波下来，侯巍的头上白发渐多，尝到的人间冷暖，比十几年律师生涯加起来还多。他经历过各种申请之后无下文的等待，经历过潜在投资人不等介绍完毕就中途离场的尴尬，甚至经历过治愈的患者因为不希望别人知道曾经患过白血病而在疗效随访中的不配合。 憔悴的不仅是面容，更是内心。
谈起这些经历，侯巍疲倦，但不改坚定。他说：“不被人理解，但事情总要有人去干。就像走路，再远，总也要走。否则，就没办法对得起四鲜汤可能挽回的生命，对不起孙先生的信任和托付。”
也许，现在的侯巍就像怀璧的卞和，他需要一双慧眼，来认识他怀中的无价之宝。当时机来到，他怀中的宝玉，也终将给世界一个惊喜。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当我用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来形容侯巍的孤独
时，他郑重地告诉我：“虽然很艰难，
但真的不必如此悲观。”他更愿意称之为“曙光在前”。
让侯巍感到乐观的，主要有几下几点：
1.孙先生使用四鲜汤治疗白血病的医疗实践，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案例，并得到同行和相关部门的肯定。孙一民先生致力于鲜中药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数十年，于1988年在安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鲜中药研究所，特别是在用鲜中药治疗白血病这个世界性难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从1985年至今，他已治疗白血病患者数千例，其中成功地治疗了两名恶性组织细胞病，创造了鲜中药治疗血液病的奇迹。他的研究成果在1999年获得河南省科技成果奖，并申报国家专利，新华社通稿做过报道，《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健康报》等十几种内地报纸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美国等地报纸也都有报道。对此，解放军日报社前常务副总编辑阚士英将军曾写有《大医孙一民》的报告文学，对一些患者的治疗情况进行了报道。
2.中医药在发祥地中国处境尴尬，在国外却得到了高度关注和蓬勃发展。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中医药的神奇功效认知日深，为规避西药的毒副作用，他们已开始大力倡导以中医药为基础的自然医学，并高薪聘请我国的中医从业人员走出国门，到国外行医。目前国际上中医药从业人员大约已有30万到50万人，超过我国国内的中医药从业人数。这种趋势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带来的文化自信的恢复，也必将影响到对中医药的认识。目前在化妆品行业兴起的本草风，就是这一趋势的明证。
3.侯巍所设想的专科医院的形式，独有一种证明自己的力量。他构想，这家医院专门收治在其他医院已经确诊的患者，避免被人认为是“收治本非白血病患者的病号以冲高治愈率”；他要用网络社区的形式，在得到患者许可的基础上把所有患者的治疗情况与治疗进程公开，让整个过程透明化，接受社会监督。这种完全公开的治疗过程，对于种种质疑，自是最有力的抗辩。
4.以医院为龙头，融药材种植、加工、治疗、康复于一体的系统化经营模式，将成为一张健康产业名片，有助于提升医院所在地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并带动药材种植、加工、医疗服务、健康旅游等产业的发展，形成对当地经济的推动。因此，在对项目有了深入了解之后，当地政府应能对项目予以肯定和支持。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采访进行的过程中，就有数个投资人对侯巍的这个专科医院项目表示有兴趣；还有一位知名画家表示要举办一次他的作品义卖，估计能筹集2000万元左右的资金，用于医院的筹备。也许，孙一民先生交给侯巍的“和氏之璧”，就要等到被世人所识的一天了。
人们终将认识到，侯巍不仅守护着一种中医验方，不仅在筹备一家专科医院，他真正的意义，是替在现代化的潮流中只顾匆匆行走，却忘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大哉问的我们守护一种精神，一种传统，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对历史的尊重。
每一个坚持自己理想的人，都让人肃然起敬。（编辑/张本科）
一个春风得意的律师，放下律师业务改行治病救人；
一个既无家学渊源又无科班学习经历的外行，成了一代中医大宗师的入室弟子，并成为他的独门验方的传承人；
一个半路出家的医生，要建一所专门收治各大医院判定不治的白血病患者医院，还要在网络上与疗程同步发布病患者的康复情况，以证明中医治疗的可验证；
一个喜欢穿西装的人，却热爱太极拳并颇有造诣，相信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武医一体之说，打算为中医复兴献出后半生。
集以上种种戏剧化冲突于一身的人，叫侯巍。类似这样相互冲突却又融合得浑然一体的东西，在侯巍身上还可以找出很多。比如：他会很激动地谈理性思考，很理性地谈感性的得失；很圆融地坚持原则，很原则地融化分歧。
也许就是由于这种多面性，侯巍面对不同的来访者时，会根据对方的身份，给出两种不同的名片：一种是某医院的筹备人，另一种则是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虽然两张名片上的身份差异悬殊，但不可否认，两个身份都是真实的，名片背后的侯巍都是真实的、真诚的。
20年前，侯巍不会想到自己会与中医结下不解之缘，更不会想到他的名字会和中医宗师施今墨先生扯上关系，不会想到他能成为当代大医孙一民先生的高足和传承人，并成为两位先生一脉相承的仁心医术的守护者，成为守护生命和优秀中医文化传统的人。
20年后的今天，侯巍同样没办法设想自己能离开中医，放下肩上这副光荣沉重的担子，放下孙先生对他的付托，放下他对孙先生的承诺，放下对生命和文化传统的责任。
面对侯巍，很容易让人想起汉朝一代良相张良。
当年，张良在圯上偶遇黄石公，以三纳履的谦卑，赢得“孺子可教”的赞誉。黄石公授张良以兵家绝学不传之秘《素书》（又称为《黄石公兵法》）。张良发奋研读后，深明韬略，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张良也因之成为山东六国灭秦兴汉这出大戏中的主角之一，为西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
侯巍与孙一民先生的偶然相识，所得的评价则是“孺子可托”。孙先生纳其为入室弟子，带他行医四方，并授以独创的“四鲜汤”之方。“四鲜汤”是孙一民先生的苦心孤诣之作，该方1999年曾获得河南省科技成果奖，并申报了国家专利。如果把行医视为保卫生命的战争，孙先生的这一创见，大概也可视为黄石公的兵家奇书了。
与张良不同的是，张良已经功成身退青史标名，而侯巍却仍在踽踽前行，面对着西医、中医之争，面对着“治疗不治之症”之疑，面对着病患者和他们家人的渴望，面对着实现恩师托付所必经的种种挑战。
侯巍说：“我知道建医院这事儿不容易。就是孙先生自己，以他在医界的地位和声望，也不是想建就建的，由我来实现他的愿望，就更不容易。我既然答应要做这件事，就一定会做下去，至于结果如何，反倒不重要了。就算不建医院，病还是要治的，路还是要走的。但是，努力过，争取了，总比不争取要好。”
对侯巍和孙一民先生、孙一民先生的恩师施今墨先生以及他们背后的近代和现代中医的发展了解越多，就越能明白，侯巍是一个守护者，他在守护生命，守护被很多人质疑、放弃的传统，守护一段曾经的辉煌。
他相信那些宝贵的生命应该被尊重，相信那些蒙尘的珠玉会再度发光。他愿意为之守护，不管作一个守护者所要面对的夜有多长，不管守护者的背影多么孤独。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理解侯巍这份守护的沉重，要先从施今墨、孙一民这两位中医大师说起。他们的相逢相识，从一个侧面映照出中医的近百年历史，构成了关于文化传承的传奇。
施今墨，原名施毓黔，生于1881年，13岁时即从他的舅父、名医李可亭学习中医，20岁左右已经通晓中医理论，可以独立行医。施今墨求学于京师法政学堂，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以医疗为掩护，随黄兴奔走革命。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施今墨作为山西代表，在南京参加孙中山先生就职大总统的典礼，并以客卿身份协助陆军总长黄兴制定陆军法典。在《陆军刑法》《陆军惩罚令》《陆军审判章程》中都有施今墨的手笔。后来袁世凯篡权，孙中山出走，黄兴病故，施先生辗转官场一段时间之后，渐感时世虽异，官员仍不改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作风，大为失望，慨叹不已。既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从此弃政从医。他为自己更名为“今墨”，取义有三：其一，纪念诞生之地，“今墨”同“黔”；其二，崇习墨子，行兼爱之道，治病不论贵与贱，施爱不分富与贫；其三，要在医术上勇于革新，要成为当代医学绳墨（今之墨准之意），为中医建立新度，为后学者立范式。
施先生悬壶济世的经历，不乏传奇色彩。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重，曾延请施今墨诊病。1930年，施先生应邀为杨虎城将军治病，药到病除，当时传为佳话。何香凝、溥仪、李宗仁等人都多次延请施先生看病。1932年中央国医馆成立，施先生任副馆长。1931年，施先生筹办了华北国医学院。
施今墨办学的十几年，培养学生600余人，可谓桃李满天下。当代中医名家多出其门下，构成了近数十年中医界的骨干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以中医泰斗之身份，数次获毛泽东接见。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遭受迫害，后得周恩来保护。l969年春，施先生病危，口述关于中医工作的建议，呈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他被尊为近代中医的四大名医之一，经门人整理出版的《施今墨临床经验集》《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等书，更被视为中医学术宝库中的奇珍瑰宝。
孙一民，1919年出生于河南安阳一个中医世家，青年时就读于施今墨先生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因学业优异，一毕业就被校方聘为学院的董事，毕业前即拜施今墨先生为师，并随恩师在北京、南京行医多年。孙一民原名孙逸民，因为师兄中有一位叫逸民的，施今墨提议他改个名字，并亲自为他改名为“孙一民”，意思是让他牢记医者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希望他永做普通一民；1953年施先生应周恩来总理之邀进京，临行前，他特将南京诊所委托给孙一民管理，并亲自用毛笔在宣纸书写了醒脑汤、气管炎、妇科、胃病四张在临床上具有独特疗效的秘方赠予爱徒孙一民。施今墨先生亲笔留世的药方本来就不多，这四张加盖了施今墨先生私印的药方是仅有的四张。 施先生与孙先生之间的薪火相传，几十年后，又在孙先生与侯巍之间重演了一次。不同的是，侯巍在认识孙先生之前，与中医并无任何渊源，既不是出身杏林世家，又不是任何医者的高徒。他是一位律师，在北京与人合伙开办律师事务所，业绩蒸蒸日上。他接受现代教育，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对中医不了解，也不太信任，生病了更习惯于去医院吃药打针，而不是找中医煎几服汤药。他在北京替人解决法律问题，已经退休的孙先生在北京颐养天年，偶尔为慕名上门的患者接诊。两人互不相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然而，命运不允许侯巍和孙一民先生井水不犯河水。2008年，孙一民先生在退休多年并卸下政协职务之后，不顾已是80岁高龄，打算在全国进一步推广他的四鲜汤治疗白血病中医疗法，邀请众多朋友帮他出主意。应邀的《解放军报》常务副总编辑阚士英将军和侯巍是朋友，他认为多年的律师生涯让侯巍见多识广，也许对孙先生有所帮助，就拉上侯巍一起出席。侯巍认为老人是智慧宝库，多打交道能得到很多人生智慧，天性就喜欢和年长者打交道，后又知道和孙先生住得很近，一来二去，就和孙先生成了忘年交。
大学者卢嘉锡与孙一民先生交往甚密，对他的为人和学识很是赞赏，两人经常论古谈今。孙一民的博学令卢嘉锡钦佩不已，称他为“高人”。“不敢当，不敢当，我个子高（一米八），年龄高（当时80岁），是真的高。”孙先生的幽默、豁达、谦逊之风跃然纸上。这种不为俗规俗见所拘的豁达风格，让他与弟子们相聚论道时，不会因为侯巍不是他的弟子而有所回避。相反，他会要侯巍坐下来一起讨论，听听这个年青人的意见。
一次聚会中，孙先生要弟子们就四鲜汤的推广各抒已见。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多从发扬光大的角度来谈。侯巍却说：“四鲜汤不为太多人知道，甚至还有很多人对中医持不信任态度，这时谈发扬光大，为时过早。让更多人了解中医，用统计数据对四鲜汤的治疗效果进行量化评估，让它可以和西医的治疗效果相比较，才是当务之急。”侯巍的这种看法，让孙先生看到了他的务实和严谨，于是，孙先生就要求侯巍起草四鲜汤的推广方案。侯巍自然不能违命，但顾忌自己不是孙先生的门徒，不好太过介入，就写了一个方案交给孙先生的其他学生，请代为转交。过了一段时间，孙先生问他为什么迟迟不交功课，侯巍说早就交过了。孙先生查问下来，才知道其他学生认为侯巍不是孙先生的弟子，让侯巍写方案只是孙先生一时之兴，就没把方案交给孙先生。之后不几天，侯巍陪孙先生小酌，孙先生喝到高兴时，突然笑问侯巍：“你愿意当我的徒弟吗？”侯巍说：“我没有医学功底，年龄又这么大了，学医会不会太晚了？”孙先生说：“你的年龄不过是我的一半，哪里谈得上晚？！” 侯巍回答：“如果您老人家不嫌，我当然愿意拜师了。”孙先生就大笑说：“想拜师，还不快跪下磕头？”侯巍想，这个世界上少他一个律师算不得什么，能被孙先生主动收入门下，这样的机会却不可能有第二次，于是，他立即跪下磕了个响头。孙先生一边笑纳这份入门礼，一边开玩笑说：“你姓侯我姓孙，加在一起就是孙猴，我们俩可以大闹天宫了。”从那以后，侯巍把律师事务所托付给合伙人，开始了他的中医之路，跟随孙一民先生去通州，回安阳，赴开封，下海南，住文昌，宿海口，白天行医，夜晩随侍长谈学习医道，成了孙先生最亲近的学生。多年之后，侯巍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眼睛仍然会湿润：“要知道，给老师跪下磕头，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跪拜还活着的人。”
这样的奇缘，当真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当然，孙先生收侯巍为徒，并不是一时的随性之举。他行医授徒几十年，阅人无数，他这样做，一定有特殊的原因。后来他讲到，在和侯巍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看到侯巍不是出身于医界，身上少了很多科班出身的医者习见的僵化和流癖，律师生涯又让他多了几份执行力和严谨；侯巍的性格中亦有种一旦决定就义无反顾的精神，让他可以做成其他医生难以做成的“大事”。孙先生自认年事已高，很多事情已有心无力，因此，他要收侯巍为徒，替他完成一个夙愿：让更多人了解先生的心血之作 、专治白血病的四鲜汤，让更多白血病患者的生命得以挽救。
侯巍就此踏上了一条责任沉重的道路。他将以一个守护者的姿态面对种种困难和质疑，为了对生命的珍惜，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恩师的承诺。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和恩师施今墨先生一样，孙一民先生不仅在医术上传承深厚，而且对中医有独到创见。他在传承施先生甘寒养阴的医学理论基础上，创立了30多个简、便、廉、验的处方。孙一民在吃西瓜时突然想到，西瓜具有解暑利尿的功能，要是晒干了吃，它的功效就会大打折扣。于是，他得出结论：大幅度提高药力在于一个“鲜”字。他便瞄准了用鲜药浆汁治病这一新探索。1988年，孙一民在河南安阳成立全国首家鲜中医研究所，先后创立了10多个鲜中药医方，并开始将鲜中药大规模地用于临床治疗白血病及各类肿瘤，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孙先生托付给侯巍的，正是他独创的四鲜汤。
按照常理，能得到一代宗师如此青睐，侯巍应该倍感荣幸。但是，这份荣幸背后，却是重重障碍和挑战。
首先面对的挑战，是社会对中医不信任。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把中国人从天朝大国的美梦中惊醒，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早就被那些名字稀奇古怪的蕞尔小国超越，一直是中华帝国学生之国的日本，也通过引入西方文化和技术，强大得不可平视。于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成了精英们追求的时尚，传统成了愚昧落后的代名词。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医，也因较之西医缺乏生理学、化学等方面的量化标准，而被很多人声讨、唾弃，甚至鲁迅先生也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视中医为骗术和“吃人”。之后的近百年间，人们对中医的质疑甚至否定之声，一直没有消失。即使在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腾飞、让中国人逐渐找回文化自信的今天，对中医的全面否定的言论，仍然经常见之于一些所谓的意见领袖口中。网络红人方舟子，就曾发文痛陈中医是“伪科学”，并得到不少人的应和。 其次，治疗白血病这一目标自身，更是一种挑战。由于癌症素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白血病更被视为癌症之王，因此，大言能够治疗白血病且疗效卓著者，以江湖行骗者居多。为此，国家严禁在公众媒体上进行治疗癌症之药物或方法的广告，即使与之相关的常规新闻报道，也审查极严。孙先生初创四鲜汤时，尚有新华社及众多媒体予以报道，但是，随着宣传尺度的收紧，即使这一成果已经获得国家相关的科学奖项，有了对治疗效果的数据统计，在推广方面的障碍反而越来越多。
再一重障碍，则是医学界自身的混乱。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是中国的医生自己消灭了中医。”近些年来，如张悟本之类的打着中医幌子的骗子被揭穿，也使中医在误解中一再受伤。中医药泰斗邓铁涛老先生不久前发出了洪钟般的警告——照此下去，用不了10年，中医药将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昨夜西风凋碧树。中医是重续千年辉煌，还是在西医的冲击下式微，这个问题让许多关注传统文化的延续性的人揪心。
中医延续数千年的生命力，当然不会脆弱到一击即溃。延续中医传统，捍卫文化传承，通过革新让中医焕发更强的生命力，为此中医药界一直在努力。从施今墨到孙一民，再到侯巍，他们之间的薪火传承，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完美缩影。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动议取消中医。为了捍卫中医应有的地位，施今墨先生奔走南北，团结同业，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数次赴南京请愿，以求力挽狂澜。适值汪精卫的岳母患痢，遍请西医，未见少效，行将不起。有人建议请施今墨诊治，汪精卫同意试试。施今墨凭脉，每言必中，使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开处方时施今墨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果如施今墨所言，在众多西医束手无策之后，只服了施先生开的几服药，汪清卫岳母的病就霍然而愈。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题字送匾《美意延年》（庄子语），再不提取消中医之辞，后来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任命施今墨为副馆长。中医终于以妙手回春的疗效，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施今墨先生热爱祖国医学，但不讳中医之短，不嫉西医之长，大力提倡革新中医。他明确指出：“吾以为中医之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医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别途。”他把这一思想也贯彻到办学方针之中。在华北国医学院的课程设置上，以中医理论为主，设立 《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难经》《温病条辨》等课程；以西医理论为辅，设立了生理、病理、解剖、药理等课程。在带学生实习时，他吸收了西医的检查和化验手段，还经常和西医专家姜泗长等人共磋医疗方法，不断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新途径。他办学数十年，桃李满天下，保住了中医的血脉。而孙一民先生在承继先师医术的基础上，对鲜药治疗的研究和创见、侯巍对孙一民先生四鲜汤治疗白血病的推广，正是这一血脉的延续。
正是他们这样的“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般的守护和执著，才让中医在质疑声中不断发展，渐被世界认识和接受。至2013年5月份，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发展了32个成员国，2项国际标准提案已经进入委员会草案阶段，11个项目获得全体成员认可，2013年有望完成第一批中药ISO标准的公布。中医药已传播到168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各国医疗保健的一个重要选择。全球范围内，各类中医药从业人员大约30万人，中医医疗（含针灸）机构8万多家。世界中医药服务市场估值为每年500亿美元。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工程中，不能没有中医的复兴。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为了完成孙先生的托付，侯巍可谓衣带渐宽。
正如那句广告语所说：药材好，药才好。河南焦作的神农山，传说是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之地，是天然的药用植物园，仅名贵中草药就有300余种。当地民间有谚：“神农谷里走一遭，有病不治自己消。”孙一民先生看重这一方宝地，他认为这里所产草药的效力最高。因此，侯巍也把自己的大量时间花在了这里，和药农们泡在一起，指导他们种植和采收。每到收药季节，他都会召集他的师兄弟以及他自己的弟子深入到药田中，以保证所收采药材的质量。神农山山高谷深，很多药农住得偏僻，有时候他要上到1500多米的山上一户一户去收。为此，尽管侯巍是在城市里长大，在城市里成家立业，却对神农山的一涧一径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掌纹。
四鲜汤的炮制，也耗费侯巍不少精力。孙一民先生为了避免后人在四鲜汤的用料、制作上投机取巧或以讹传讹，在经过多年考察之后，把本来授与其他弟子的四鲜汤的制作权全部收回，集中交由侯巍负责，其他弟子只能从侯巍这里取用。孙先生的四鲜汤炮制方法，与传统的熬制不一样，是在高压环境中进行的。“每次取出成药，都像是取出要爆炸的炸弹。”侯巍这样形容制药过程的困难和危险。为了保证制作的精良，也为了制作方法的保密，这些工作，都必须由侯巍亲自参与。
除了时间、精力，侯巍还少不了经济上的投入。施今墨先生医德高尚，不把行医当作谋财手段，他规定每天从50个挂号中拿10个名额作为特殊号，只收正常挂号费的一半或全部免费，照顾那些看不起病的平民百姓。他的这种作风，在孙一民先生身上得到了延续。孙先生把药费标准定得很低，差不多只是收个成本费。到了侯巍这里，一方面是药材价格在上涨，另一方面则是不能增加患者负担，凡是孙先生诊治过的病人，药费都保持在孙先生当年的收费水平上。这样，对一些病人诊治，药费甚至不及成本价。侯巍非但未能从独家承制四鲜汤中获利，甚至还要贴钱进来，以保证孙先生原来收治的病患的持续治疗不因制药成本的上升而中断。
基于施今墨先生重视“辨证施治”的传统，也缘于孙先生对药的“鲜”的重视，侯巍认为，与其视四鲜汤为一种方剂，不如视之为一种系统的治疗方法。因此，如果能把收治的白血病患者集中，把诊问、制药、疗养、康复几个环节集中在一地进行，更有利于白血病的治疗，同时，也更便于观察疗效，统计治疗效果，方便医患之间的交流。因此，侯巍这些年忙于筹备一家治疗白血病的专科医院。建医院需要场地，需要投资，因此，在各相关审批部门之间和投资人之间奔走，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间。正如前面所述，筹备一家治疗白血病的中医专科医院，要面对的质疑和政策障碍远比一般医院要多得多。几年奔波下来，侯巍的头上白发渐多，尝到的人间冷暖，比十几年律师生涯加起来还多。他经历过各种申请之后无下文的等待，经历过潜在投资人不等介绍完毕就中途离场的尴尬，甚至经历过治愈的患者因为不希望别人知道曾经患过白血病而在疗效随访中的不配合。 憔悴的不仅是面容，更是内心。
谈起这些经历，侯巍疲倦，但不改坚定。他说：“不被人理解，但事情总要有人去干。就像走路，再远，总也要走。否则，就没办法对得起四鲜汤可能挽回的生命，对不起孙先生的信任和托付。”
也许，现在的侯巍就像怀璧的卞和，他需要一双慧眼，来认识他怀中的无价之宝。当时机来到，他怀中的宝玉，也终将给世界一个惊喜。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当我用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来形容侯巍的孤独
时，他郑重地告诉我：“虽然很艰难，
但真的不必如此悲观。”他更愿意称之为“曙光在前”。
让侯巍感到乐观的，主要有几下几点：
1.孙先生使用四鲜汤治疗白血病的医疗实践，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案例，并得到同行和相关部门的肯定。孙一民先生致力于鲜中药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数十年，于1988年在安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鲜中药研究所，特别是在用鲜中药治疗白血病这个世界性难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从1985年至今，他已治疗白血病患者数千例，其中成功地治疗了两名恶性组织细胞病，创造了鲜中药治疗血液病的奇迹。他的研究成果在1999年获得河南省科技成果奖，并申报国家专利，新华社通稿做过报道，《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健康报》等十几种内地报纸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美国等地报纸也都有报道。对此，解放军日报社前常务副总编辑阚士英将军曾写有《大医孙一民》的报告文学，对一些患者的治疗情况进行了报道。
2.中医药在发祥地中国处境尴尬，在国外却得到了高度关注和蓬勃发展。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中医药的神奇功效认知日深，为规避西药的毒副作用，他们已开始大力倡导以中医药为基础的自然医学，并高薪聘请我国的中医从业人员走出国门，到国外行医。目前国际上中医药从业人员大约已有30万到50万人，超过我国国内的中医药从业人数。这种趋势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带来的文化自信的恢复，也必将影响到对中医药的认识。目前在化妆品行业兴起的本草风，就是这一趋势的明证。
3.侯巍所设想的专科医院的形式，独有一种证明自己的力量。他构想，这家医院专门收治在其他医院已经确诊的患者，避免被人认为是“收治本非白血病患者的病号以冲高治愈率”；他要用网络社区的形式，在得到患者许可的基础上把所有患者的治疗情况与治疗进程公开，让整个过程透明化，接受社会监督。这种完全公开的治疗过程，对于种种质疑，自是最有力的抗辩。
4.以医院为龙头，融药材种植、加工、治疗、康复于一体的系统化经营模式，将成为一张健康产业名片，有助于提升医院所在地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并带动药材种植、加工、医疗服务、健康旅游等产业的发展，形成对当地经济的推动。因此，在对项目有了深入了解之后，当地政府应能对项目予以肯定和支持。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采访进行的过程中，就有数个投资人对侯巍的这个专科医院项目表示有兴趣；还有一位知名画家表示要举办一次他的作品义卖，估计能筹集2000万元左右的资金，用于医院的筹备。也许，孙一民先生交给侯巍的“和氏之璧”，就要等到被世人所识的一天了。
人们终将认识到，侯巍不仅守护着一种中医验方，不仅在筹备一家专科医院，他真正的意义，是替在现代化的潮流中只顾匆匆行走，却忘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大哉问的我们守护一种精神，一种传统，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对历史的尊重。
每一个坚持自己理想的人，都让人肃然起敬。（编辑/张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