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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真正的大师，也需要进行“去魅化”处理。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大众狂欢，而更像是知识界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清算
这次学者李辉揭文怀沙造假事件，虽然如此前其他文化事件一样，“名人效应”迅速在媒体和社会间引起巨大反响。可不同之处却在于，不仅仅在坊间，来自学术界的反响更为强烈，这实际上体现了知识界对自身更深的追讨与反思。
从这点来说，也许学界还需要更多的如李辉的“挑事者”。
为此，本刊专访了文化批评学者朱大可，作为长期从事中国文化现象观察的学者，他时常也是那个“挑事者”的角色。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大众狂欢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李辉揭文怀沙“造假”之事，看似一个带有正义理由的文人笔仗，此前这类事极少发生，你觉得，它和曾经风行的文化人因观点不同，通过媒体就事件观点互相争论的情形有什么不同？
朱大可：李辉是负责任的传记作家，他的质疑，代表许多文坛老人的看法，并且(这个看法)至少已经在文坛流行了二三十年之久，因为早在80年代， 我就已经听过类似的传言，但大多数人也就一笑了之而已。
此事酿成轩然大波的原因，不仅在于文怀沙遇到了李辉这种执着探究的作家，而且缘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人们对“大师”泛滥的现状，已经忍无可忍。
这是一次文坛的“清理门户”行动。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比当年的“赵忠祥事件”，同为揭丑，从神坛上“揭露”被神化者的“真实面目”，同样涉及作风问题，这次大家关注的重点似乎更倾向“国学”与“大师”的真伪，你认为两者有什么不同？
朱大可：文怀沙的“大师门”跟“赵饶事件”相比，似乎有很大的相似性：首先，它们都跟情色有关；其次，主人公都是威权体制下的国家主义精英。在一个民粹主义盛行的年代，任何对精英的打击，都会引发民众的兴奋。
但跟以前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的“揭秘者”和后续批评者，都不是普通网民，而是文坛知识分子。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大众狂欢，而更像是知识界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清算。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这次揭露文大师事件中，他被拉下神坛的“社会意义”？
朱大可：在辽阔的废墟面前，“大师”就像京剧演员行头上的塑料珠子，散发出文化繁荣的虚假气息。一方面是文化溃败，一方面却是“大师”泛滥，这种矛盾而荒谬的现象，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奇观。
政府、媒体和大众本身，都应当对这种“伪大师现象”承担责任。
那些文化职能部门封了许多名不副实的“大师”，是导致“大师”泛滥的直接原因；媒体记者的大肆炒作，进一步加剧了伪大师群体的恶性繁殖。李辉的文章，虽然对文怀沙而言有点过激，但有助于推动人们对中国文化现状做出必要的反思。就是，那些真正的大师，也需要进行“去魅化”处理，也就是破解关于他们的文化神话，还原其作为人的本来面目；而对于那些伪大师，则更应当予以揭露。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欺瞒和粉饰历史之嫌，这件事里有两个问题应该引起思考，一是“国学”之乱；二是“大师”之乱。“大师”之乱出现更早，在历史上，中文“大师”一词，它的由来和演变是否有迹可寻？
朱大可：“大师”一词源于先秦，本来是一种官职，后来被佛典翻译家借用于佛教中梵文“Sastr”的译名，为精神导师之义。在世俗社会中，这个词被用来喻指那些有突出成就、受到社会公认且德高望重之士。
历史上从来没有官方封赐文化大师的先例，因为它必须获得学界和民间的共识，那些被御赐和官封的“大师”，要是被民众认定为“伪劣产品”，只能是咎由自取。
中国新闻周刊：“国学”之乱应始于“国学热”之后，“国学”从此与传统文化几乎划为等号，当下“国学”应如何概念？
朱大可：“国学”无非就是“华夏民族的传统精英文化研究”的一种称谓，就目前的低水准现状而言，它只可能是一种粗陋的学问，而难以发育为伟大的精神指南，更不能解决我们今天的价值困境。
爬到“国学”故纸堆里去寻找民族未来，无异于缘木求鱼。
国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有关传统文化的知识，帮助我们机智地重新阐释和评估历史遗产。但它现在却变得更像是一种“官学”，成为国家主义学术的代名词，蕴含着“国”而不“学”的学术危机。
文怀沙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新闻周刊：“国学大师”之于社会、或学术的价值应是什么？
朱大可：在一个开放性的现代社会，一个真正的国学大师，不能仅仅是通俗化的阐释者，犹如“百家讲坛”所推出的那种说书人，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体系的设计者，并且能够成为人们在某个领域的精神导师和意见领袖。但我对此没有任何奢望。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大师的诞生概率几乎为零。且让我们等待这个奇迹的发生吧。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学校的“学术造假”和“大师”的混乱有异曲同工之处。其中不乏如李辉的打假之人，被揭的“名教授”也不在少数，混乱却始终依然。为什么这次文怀沙却被“撞上满怀”？
朱大可：李辉的发难，完全基于中国学术的恶劣现状。文怀沙只是大面积学术造假现象中的冰山一角而已。他被挑出来说事，算是他“运气”不佳。这样的故事，其实到处在发生，而且情形往往更为恶劣，以致有人认为，与那些造假者相比，文氏还算是一个“好人”，他无非就是贪慕女色，有点虚荣而已，还谈不上作恶。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李辉“打假”，对于社会、媒体、学者和欺世盗名者，可以提供的借鉴和反思是什么？
朱大可：这场打假行为似乎正在泛化为一种对“大师”的全面反思。
在此前后，对刘海粟和余秋雨的质疑，已经此起彼伏了。李辉提供了一个榜样，就是对那些需要质疑的事物，应当本着学术、考据和调研的精神，抓住不放，追问到底。
我唯一担心的是，学术清查和个人私生活之间的界限，不应当被打乱，否则，学术打假，终究会沦为学术暴力。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大众狂欢，而更像是知识界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清算
这次学者李辉揭文怀沙造假事件，虽然如此前其他文化事件一样，“名人效应”迅速在媒体和社会间引起巨大反响。可不同之处却在于，不仅仅在坊间，来自学术界的反响更为强烈，这实际上体现了知识界对自身更深的追讨与反思。
从这点来说，也许学界还需要更多的如李辉的“挑事者”。
为此，本刊专访了文化批评学者朱大可，作为长期从事中国文化现象观察的学者，他时常也是那个“挑事者”的角色。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大众狂欢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李辉揭文怀沙“造假”之事，看似一个带有正义理由的文人笔仗，此前这类事极少发生，你觉得，它和曾经风行的文化人因观点不同，通过媒体就事件观点互相争论的情形有什么不同？
朱大可：李辉是负责任的传记作家，他的质疑，代表许多文坛老人的看法，并且(这个看法)至少已经在文坛流行了二三十年之久，因为早在80年代， 我就已经听过类似的传言，但大多数人也就一笑了之而已。
此事酿成轩然大波的原因，不仅在于文怀沙遇到了李辉这种执着探究的作家，而且缘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人们对“大师”泛滥的现状，已经忍无可忍。
这是一次文坛的“清理门户”行动。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比当年的“赵忠祥事件”，同为揭丑，从神坛上“揭露”被神化者的“真实面目”，同样涉及作风问题，这次大家关注的重点似乎更倾向“国学”与“大师”的真伪，你认为两者有什么不同？
朱大可：文怀沙的“大师门”跟“赵饶事件”相比，似乎有很大的相似性：首先，它们都跟情色有关；其次，主人公都是威权体制下的国家主义精英。在一个民粹主义盛行的年代，任何对精英的打击，都会引发民众的兴奋。
但跟以前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的“揭秘者”和后续批评者，都不是普通网民，而是文坛知识分子。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大众狂欢，而更像是知识界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清算。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这次揭露文大师事件中，他被拉下神坛的“社会意义”？
朱大可：在辽阔的废墟面前，“大师”就像京剧演员行头上的塑料珠子，散发出文化繁荣的虚假气息。一方面是文化溃败，一方面却是“大师”泛滥，这种矛盾而荒谬的现象，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奇观。
政府、媒体和大众本身，都应当对这种“伪大师现象”承担责任。
那些文化职能部门封了许多名不副实的“大师”，是导致“大师”泛滥的直接原因；媒体记者的大肆炒作，进一步加剧了伪大师群体的恶性繁殖。李辉的文章，虽然对文怀沙而言有点过激，但有助于推动人们对中国文化现状做出必要的反思。就是，那些真正的大师，也需要进行“去魅化”处理，也就是破解关于他们的文化神话，还原其作为人的本来面目；而对于那些伪大师，则更应当予以揭露。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欺瞒和粉饰历史之嫌，这件事里有两个问题应该引起思考，一是“国学”之乱；二是“大师”之乱。“大师”之乱出现更早，在历史上，中文“大师”一词，它的由来和演变是否有迹可寻？
朱大可：“大师”一词源于先秦，本来是一种官职，后来被佛典翻译家借用于佛教中梵文“Sastr”的译名，为精神导师之义。在世俗社会中，这个词被用来喻指那些有突出成就、受到社会公认且德高望重之士。
历史上从来没有官方封赐文化大师的先例，因为它必须获得学界和民间的共识，那些被御赐和官封的“大师”，要是被民众认定为“伪劣产品”，只能是咎由自取。
中国新闻周刊：“国学”之乱应始于“国学热”之后，“国学”从此与传统文化几乎划为等号，当下“国学”应如何概念？
朱大可：“国学”无非就是“华夏民族的传统精英文化研究”的一种称谓，就目前的低水准现状而言，它只可能是一种粗陋的学问，而难以发育为伟大的精神指南，更不能解决我们今天的价值困境。
爬到“国学”故纸堆里去寻找民族未来，无异于缘木求鱼。
国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有关传统文化的知识，帮助我们机智地重新阐释和评估历史遗产。但它现在却变得更像是一种“官学”，成为国家主义学术的代名词，蕴含着“国”而不“学”的学术危机。
文怀沙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新闻周刊：“国学大师”之于社会、或学术的价值应是什么？
朱大可：在一个开放性的现代社会，一个真正的国学大师，不能仅仅是通俗化的阐释者，犹如“百家讲坛”所推出的那种说书人，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体系的设计者，并且能够成为人们在某个领域的精神导师和意见领袖。但我对此没有任何奢望。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大师的诞生概率几乎为零。且让我们等待这个奇迹的发生吧。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学校的“学术造假”和“大师”的混乱有异曲同工之处。其中不乏如李辉的打假之人，被揭的“名教授”也不在少数，混乱却始终依然。为什么这次文怀沙却被“撞上满怀”？
朱大可：李辉的发难，完全基于中国学术的恶劣现状。文怀沙只是大面积学术造假现象中的冰山一角而已。他被挑出来说事，算是他“运气”不佳。这样的故事，其实到处在发生，而且情形往往更为恶劣，以致有人认为，与那些造假者相比，文氏还算是一个“好人”，他无非就是贪慕女色，有点虚荣而已，还谈不上作恶。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李辉“打假”，对于社会、媒体、学者和欺世盗名者，可以提供的借鉴和反思是什么？
朱大可：这场打假行为似乎正在泛化为一种对“大师”的全面反思。
在此前后，对刘海粟和余秋雨的质疑，已经此起彼伏了。李辉提供了一个榜样，就是对那些需要质疑的事物，应当本着学术、考据和调研的精神，抓住不放，追问到底。
我唯一担心的是，学术清查和个人私生活之间的界限，不应当被打乱，否则，学术打假，终究会沦为学术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