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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寻找的故事。女儿寻找母亲，学者寻找历史，民众寻找英雄。这是一场跨越60年时空和海峡两岸的寻找。这场寻找，承载着太多亲情、政治、历史和民族的恩怨情仇。
终于，2011年7月12日，他(她)们共同寻找的1950年轰动台湾、被称之为“当代特大间谍案四主角”之一的红色女特工朱枫(原名朱谌之)。坐上了国家安全部专门为其包下的专机，从北京八宝山移送到宁波。
由于记者对这位将血洒宝岛潜伏者的传奇人生早有报道。因此也被有关部门请去成为护送朱枫烈士遗骸回家的随行人员。
在飞机上，记者不禁又和烈士亲人们回忆起那些时光久远的山一程，水一程——
1950年6月10日，戒备森严的台北街头笼罩着一片肃杀气氛。
16：30分，阴霾低垂的马场町刑场上，台湾宪兵南区分队全副武装的宪兵押着4名五花大绑的人从车上下来。4人被强令一字排开，从左到右分别是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工朱枫、吴石副官“东南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
阴冷的枪口开始向他们瞄准。接着，便传来一阵响遏行云的金石之声：
新中国万岁!
人民解放万岁!……
这时，宪兵队长王才金一声令下，枪声齐发，四人顿时倒地，4名行刑宪兵趋前又各补了一枪，执行完毕。朱枫，这位出身浙江镇海名门的“共匪”，身中六弹。这一年，她只有45岁。
小时侯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朱枫烈士与亲人一诺而别，生死相隔几十年来，尽管她的后人一直在寻找亲人遗骸，却始终杳无踪影。那么，坚持自己政治信仰到最后一刻的朱枫的遗骸在哪里呢?她究竟何时才能人土为安?
1999年，台湾文史学者秦风(原名徐宗懋)先生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9画册，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尘封的资料中翻出了一组组血淋淋的审判和枪决政治犯的照片，照片记录的即是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时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化名老郑)的叛变，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被捕并惨遭杀害，其中就包括吴石和朱枫等人庭审、绑赴刑场和枪决后的镜头。
2000年8月25日，“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和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参观了展览，并首次代表国民党为当年的残酷行为做了公开道歉。
2001年，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江苏省南京市的朱枫女儿朱晓枫女士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2000年12月第16辑)首次看见母亲临刑前的照片，激动不已。
时光荏苒，2003年春节，在上海见到秦风后，已经74岁高龄的朱晓枫对他说：“我现在老了，唯一的心愿就是死前可以迎回母亲的遗骸。”
后来，秦风回忆说，虽然他认识不少历史人物的家属，但从来没参与過某种后续调查。他感到压力不小，但面对一个老人的请求，他又怎能忍心推辞这项“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务”!
不過，当时他并没想到，这将是一场历时七年的追寻。
接受朱晓枫的委托后，秦风打算从户籍登记着手，寻找朱枫入台后寄居处前夫陈绶卿的小女儿陈莲芳(小名阿菊)和女婿王朴(王昌诚)。王朴是台湾省警务处管理所主任，陈莲芳曾在保密局工作。两周后，台北市警察局公共关系室的工作人员過滤出16个王朴，最后发现其中一人在年龄和籍贯上很像朱晓枫的姐夫。秦风拿着地址兴冲冲地找到“王朴”。
“您是王朴先生吗?”秦风问。
“没错，有什么事?”开门的老先生一口京腔。
“您以前是不是在警务署工作?”
“没有!”
此王朴非彼王朴。秦风“一颗热腾腾的心顿时被浇熄了”。随后，他动用了一个媒体人可用的方式，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返乡安息?朱晓枫寻母遗骸》、《追寻母亲朱谌之的遗骸》等长篇报道，向公众寻求帮助：“若有仁人志士知道王昌诚一家的下落或任何与此事相关的线索，请予告之。”他的奔走呼吁有了回应，当年曾同朱枫关在一起的狱友、“白色恐怖”时期坐了10年黑牢的冯守娥女士站出来说话了。她在接受台湾TVBS独家专访时对记者说：“過去的历史不要再追究，政府应该出面，协助这些大陆家属寻找遗骸。”
然而，争情并不顺利，整整两年過去了，没有等到任何有关王朴夫妇的确切消息。茫然中有几分沮丧的秦风，突然想到应该找另一位朋友帮忙，曾做過台北市“民政局长”的林正修，他因参与举办“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纪念活动，完全理解秦风的追求。在他的過问下，果然有了进展。
2005年2月间，他们终于找到了阿菊的下落。可阿菊的丈夫王朴已于几年前過世。如今，陈莲芳白天都在一个老人健康疗养院，晚上才回家。
找到阿菊就能揭开遗骸下落的谜底吗?秦风不无担心。他请林正修陪他一起去拜访陈莲芳。陈莲芳虽然已经85岁了，但看起来还很精神。秦风开门见山说：“我受您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
“妹妹?我没有妹妹!”老太太冲口而出。
秦风赶紧从包里找出朱晓枫寻人的委托书解释，朱晓枫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老人脸色凝重。当他进而提到其继母朱谌之时，老太太马上反应说：“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有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从对方激烈的反应中，秦风感到了那个时代留在她心里的压力。
“朱谌之死后，是您先生收的尸吗?”秦风问。
“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件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好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
“您知道埋在哪里了吗?或火化后放在了哪里?”
“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又落空了。秦风克制着可想而知的失望情绪，不過总算找到朱晓枫的亲人了。他岔开话题：“如果您妹妹来台湾，可以来看您吗?”老人犹豫了，随后说她的女儿在“公家”做事，怕会影响到女儿的前程。谈话很难继续下去，秦风自己也需要调整一下思路。他没有气馁，告别老人后就跟林正修商量：问题又回到了“政府部门”，当时的行刑单位、验尸法医等该会留下记录。林正修说：“林郁芳是我的亲戚，我帮你介绍，他的助理可以去国防部查阅资料。”林郁芳是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委员，知名度很高，这条路子也许能走得通。
正是早春时节，远在南京的朱晓枫接到秦风打来的电话。朱晓枫听说找到了台北的姐姐当然高兴，阿菊的“排斥反应”她能够理解，她在电话中对秦风说：“我那时还小，与阿菊相处时间不长，北京的陈兰芳是她亲姐姐，今年88岁了，很想她，很希望能见她一面。”秦风深以为然，陈家骨肉分离了半个多世纪，现在知道彼此都还活着，能不喜极而泣?
下午3时，他又带着一批资料赶 回疗养院，陈莲芳和老人们正在教室里唱歌，他耐心地等着，老太太出来了，显得亲切了许多。秦风拿出朱晓枫提供的她童年时在东北的全家福照片。“你怎么有这个……”老人凝视照片，久久不能言语，后来开口说起东北的家事，谈到她的亲人。秦风说她的两个哥哥已经過世，可是姐姐还在，身体不好，希望死前能见她一面。她露出笑容，但对于双方重新联系却仍拿不定主意，“主要还是怕影响到我女儿，让我再考虑一下。”至此，老太太已不把他当外人看，用惆怅的口吻谈起往事：“唉，那些名字都是我在保密局的化名……”
听到此言，秦风一下子被激醒，自己怎么忽略了如此重要的情节!林正修也告诉過他，透過户政档案找不到王朴和陈莲芳，因为他们根本是躲着不让人找到。两岸探亲通商快20年了，王、陈夫妇不仅没有回大陆，还刻意躲避亲人寻访，避开他们经验法则中任何可能的危险。这是一个产生在那个“杀伐时代”的残酷故事：共产党特工寄居和潜伏在国民党特工家中执行重大任务，而两人是母女关系，其间所纠结的复杂情感和生死恐惧，经過多年的世事变迁，仍如一堵高墙横亘在风烛残年的老人心中。
“有关当局”对秦风经由林郁芳“委员”提出的档案查阅申请作出回应，派专人携原始文件前来说明。50多年前的卷宗早已发黄，白纸上的黑宇和各式签章也褪色许多，从1950年9月陈莲芳写给“军法局长”的信，到“军法局”回复陈莲芳的公函，查阅结果是：陈莲芳申请领回朱谌之的遗骸，当局也已同意，但没有发现陈莲芳签署认领遗骸和遗物的收据，而吴石案中枪决的所有人士的遗体和遗物，都由家属签下领据，唯独没有朱谌之的。
至此，秦风了解到的大概真相是：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受难后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然后埋在台北某处，当年9月陈莲芳写了一封信向“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以便有朝一日连同遗骸归葬大陆故里，“军法局”也同意了，并具函通知她来领，但她却改变了主意。为什么?是什么事或什么人阻止了她?让秦风诧异的是她信中所流露出的对继母的自然感情，与她初次与自己碰面时冲口而出的“朱谌之是共匪!”截然不同，到底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她自己被严重牵连，还是政治信仰最终战胜了亲情?
阿菊没有去领取母亲的骨灰，追访朱枫遗骸的最后一点线索也断了。寻找事宜似乎山穷水尽。迎奉母亲遗骸回家，难道只能成为朱晓枫的一个梦想了吗?
转机出现在2009年12月。在台湾参加“2009秋祭”，并调查“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冢和遗骸的上海学者潘蓁的出现，使得寻找朱枫遗骸之事峰回路转。潘的父亲潘承德也是在解放前赴台，以教师身份做地下工作，至今下落不明。
本来为了寻找自己失踪的父亲，却意外地在辛亥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总共612个人中，意外发现一个名叫朱湛文的，编号是233。学数学的潘蓁脑中闪過一丝疑-问，这个朱“湛文”与朱“谌之”是不是同+人呢?或许登记时出现了笔误?他曾在秦风发表的文章中看见過“朱谌之”这个名字，于是，他将自己的怀疑发邮件告诉了《镇海的女儿——朱枫传》一书的南京作家冯亦同。
他认为：“以前都是连笔，‘讠’很有可能被看作‘氵’，而‘之’也很可能被误认为‘文’。我注意到名列编号233‘朱湛文’的名字可能有误，似也没有列为‘政治受难者’骨罐迁移，因此‘朱湛文’骨罐可能还在辛亥第二殡仪馆。并在随即发来的电子邮件中做了进一步说明：当时台湾“保安司令部”把被枪决的政治犯遗体都交给极乐集团极乐殡仪馆钱宗范处置，现在由钱的后人钱德荣接手。他还了解到墓冢或骨灰留存可能有三处：六张犁公墓、辛亥第二殡仪馆和新店空军墓地。
“猛然得到音讯，首先是一再确认。”“朱湛文”和“朱谌之”只是字型相似，此后的寻找過程，用朱晓枫的女婿李扬先生的话说是“千辛万苦”。他在2003年12月，因公事到台湾出差时，抽空到過现今台北市青年公园11号水门一带新店溪畔，即昔日的马场町，“空荡荡的广场”难以寻觅任何下落。“過去的白色恐怖行刑场，现在已经成了优美的公园”。
冯亦同和朱家立刻找到秦风，信件来往只说“疑似”，并不敢肯定这就是朱谌之的遗骨。
得到这个信息后，秦风马上委托自己的大学同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法源教授，以学者的身份到殡仪馆这个一般人难以进入的领域代为查询。
于是，2010年1月10日，朱浤源第一次以“白色恐怖时期政治案件研究”的名义向“台北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提出呈请，寻访遗骨下落。在管理处的档案中，朱浤源发现“朱湛文”的名字并非233号，而是新编的77号。虽然有了号码，但能否找到骨灰罐，殊无把握。
从朱法源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到，纳骨塔是一个白色的谷仓型建筑，大约300多个无主骨灰罐套着白色编织袋，杂乱无章地堆放其中。在台湾最冷的二三月间，朱浤源与管理处原承办人员雷元荣，三次冒雨上山进入纳骨塔中寻找。经過一个一个地翻检，他终于在台北市第二殡仪馆富德公墓第11墓区的纳骨室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写着77号的骨灰罐。
朱浤源大喜過望，他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秦风，但此时想确认谁是“朱湛文”并不容易，管理处给的答案是：“档案历经60年，承办这些遗骸的单位从‘国防部’改成了台北市政府。”
2010年4月，朱泫源利用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见到了李扬一家。得到了朱家的委托书后，朱浤源再度上山查验。可当工作人员打开77号骨灰罐的编织袋后，却发现骨灰罐上写的名字并不是“朱谌之”。朱浤源一下傻了眼，难道几个月的努力就这样白费了吗?
他直觉感到，这个“朱湛文”就是他们要找的“朱谌之”。于是，他立即下山向管理处反映了情况。管理处的刘处长非常重视，决定在清明节扫墓高峰過后，对纳骨塔内所有的无主骨灰罐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整理那些错置的骨灰罐。
5月6日，朱浤源终于发来了消息，经過公墓工作人员和自己数小时对每个骨灰袋的翻检，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刻着“朱谌之”名字的骨灰坛。“骨灰坛上的朱谌之几个字，‘谌’和‘之’都是有些连笔，是容易连着写的，所以才会被登记人员误写成‘湛文’。”
李扬对记者说，朱教授在给他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由于阴气极重，他和雷先生都感到了3天的不舒服。“我们都祈祷朱谌之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找到她，使她的遗骨可以回到故乡。”
朱教授、雷先生和秦风的古道热肠，让海峡对岸的朱晓枫一家非常感动。“如果不是因为有很强的同情心，谁会愿意翻检骨灰呢?”李扬说。 朱枫烈士骨灰历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下一步就是怎样运回来。开始谁也没想到，运回来的难度一点也不亚于寻找。
李扬说，在朱枫骨灰寻找和回归過程中，朱浤源教授功不可没。2010年5月，他拿着李扬提供的委托书找到辛亥第二殡仪馆管理处，要求代表家属取回骨灰。但管理处表示，朱谌之的骨灰是当年国防医学院存放在这里的，他们只有保管权，没有处置权。其所在的研究所明确表示不允许他再過问此事。“朱先生是仗义之人，之后他还去過‘海基会’，但被告知‘此系特案，不予办理’。”
李扬感到不应该让朱教授承受这份压力，于是决定自己想办法运回外婆的骨灰。
“我考虑要办成这件事需要两个证明文件。第一，要证明朱谌之的骨灰存在；第二，要证明我们是她的亲人。”李扬说。
当时，李扬已经拿到了台北殡葬管理处出具的确认朱谌之骨灰的文件。那么，如何证明朱晓枫是朱谌之的女儿呢?这件事让李扬感到很头疼。身在南京的朱晓枫更感到费解：“我是她女儿，她是我妈妈，这还需要证明吗?”可是程序就是程序，一丝也马虎不得。
朱枫是在解放前去的台湾。目前，唯一能找到的朱枫的身份证，是1946年在上海办的，还用的是化名——朱静。既没有朱枫的身份证，也没有她赴台的证明，又没有朱晓枫的出生证明。“怎么才能证明她是谁，我是谁呢?”
思量了很久，李扬想到，朱晓枫的档案里会不会记录着她母亲的名字呢?如果可以把档案借出来，给公证处看一看，不就行了吗?可是到岳母档案所在地——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一问，李扬发现此路不通。原来，军人档案按照规定不得外借。
这下难倒了李扬，难道就此放弃吗?他不甘心。
他辗转把启运烈士骨灰的事，反映到江苏省司法厅的有关领导。领导一听朱枫的故事非常感动，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应该支持。在江苏省司法厅的协调下，军区终于同意破例外借档案了。在朱晓枫的档案中，赫然写着：母亲，朱谌之。凭着这份人事档案，朱晓枫得到了证明她与朱枫关系的公证书。
有了必要的证明材料，李扬却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去办理此事。“一般人谁会遇到这种事儿呢?”
由于朱枫烈士是在台湾牺牲的，李扬想可找“海协会”试一试。“海协会”的有关领导看了李扬提供的材料，又听了朱枫烈士的故事，深受感动。此前，“海协会”与“海基会”之间从来没为民间个人事务发過公函。不過，有感于烈士的事迹，“海协会”研究决定破例向“海基会”发一个公函。
一个月后，李扬收到了海基会的回函。“措词非常客气，同意家属去取骨灰，而且附上了13页的赴台说明。”李扬说。
他和妻子徐云初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来研究这13页说明。研究来，研究去，李扬发现，所有手续都是从未有過的先例，事情繁琐到几乎荒谬的程度。他们无法满足“赴台说明”中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们无法亲赴台湾取回朱枫的骨灰。
无奈，李扬只得再向“海协会”求助。
“海协会”的同志告诉他，不久之前，一位台湾女艺人在辽宁出车祸身亡，她的母亲来到大陆，顺利地把女儿的遗体运回故乡。此后，两岸开通了一个专门为运送亲人遗体或骨灰的快速通道。可不可以试试这条路呢?
受到启发的李扬找到了负责此事的民政部下属的殡葬协会。“正会长、副会长坐了一排，我又把朱枫烈士的事迹和家属迫切想迎奉烈士骨灰回家的事情说了一遍。”李扬对笔者说。会长们听完后，非常感动，当场表示一定要促成此事。
他们商量了一下，觉得殡葬协会在台湾的会员单位中国生命集团应该能办这事。于是，一个电话打到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处。刘添财表示，他们正有此项业务。
此后的几个月中，李扬又补充了无数公证和手续。中国生命集团的工作人员也多次往返于所在地高雄和台北之间。11月底，一切手续齐备，朱枫烈士的骨灰终于可以回家了。
20lO年12月9日，“大雪”节令過后，年已80岁高龄的朱晓枫并没有到北京迎接母亲的骨灰。但那一天，身在石头城的她，心却早已飞到首都国际机场那间小小的贵宾室中。
是日，北京天空晴朗。中午12时40分，从台北起飞的长荣航空公司BR716航班，正点降落在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前的停机坪上，刘添财董事长神色凝重地走进机场的贵宾厅，胸前捧着一个白色圆桶状旅行袋，背带在身后交叉，他小心呵护的正是袋内朱枫烈士的骨灰坛，“我们来把老奶奶安置好。”刘添财说。
守候在场的徐云初和李扬作为家属代表及几位民政官员、学者朋友，大家都站起来，悄无声息。徐云初眼圈红了，从刘董事长手中接過那份凝聚着太多世事沧桑和骨肉亲情的“生死物证”，用几乎耳语似的声音说：“外婆，回家了”。
这一趟回家之路，朱枫“走了”整整60年。
短暂的交谈過后，他俩又在相关部门人员的陪同下，将烈士遗骨送往八宝山殡仪馆暂存。
当天下午，李扬在与作者通话时，特别提到那只刘添财董事长捧着、保存着先人骨殖的坛罐系原件，外裹黄色丝锦，锦面上绣着绛紫和天青色的菊花，交接仪式简朴而庄重，在场的有家属代表，台湾来的刘、徐、蔡诸位先生，还有北京相关部门的代表。台湾朋友将记录着有关“灵罐”保存、迁移、领取和转交的书面材料，装订成厚厚一册赠送给烈士家属。
“完全没有陌生感，仿佛一家人”。刘添财董事长当众复述了其中的一件“小事”：就在大陆家属最后一份公证文件以特快专递寄到台北时，邮递公司的快件摩托车竟在大马路上将此重要函件“丢失”了；幸亏路边店家有人看到，捡起落在地面的邮包，按照上面的电话和地址，及时送到了目的地。当做好事者得知他是为一位多少年前献身在宝岛的大陆女性“归葬故里”而出力时，不禁感叹道：“这位老奶奶，真了不起呀!”一席话讲得在座者无不动容。
2011年7月12日早晨8点30分，作为中国规格最高的公共墓地—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满眼青葱翠绿。朱枫烈士骨灰交接仪式在布满鲜花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
上午10点整，两名工作人员将烈士骨灰坛从存放处小心翼翼取出，放在特制护灵推车上，在全体人员护送下，缓缓推进东礼堂。推车上立着两只引路的木制仙鹤，其上覆白顶蓝边布幔，寓意平安、肃穆。亲属和参加人员一起向烈士三鞠躬。
国家安全部相关人士将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烈士骨灰上后，把它移交给了烈士在京的四位亲属——外孙女徐云初、外孙女婿李扬、外甥顾国瑞、外甥女顾倬云(朱枫同母姐姐朱启文的二女儿)。
上午10点30分左右，朱枫烈士的回家路启程。
因为，途中有两辆警车开道，车子很快就到了首都机场，机场开辟了贵宾通道。国家安全部专门包了一架小型公务机护送烈士回家。
12点35分，载有烈士骨灰的专机 起飞，飞往宁波。
在飞机上，徐云初一直把外婆的骨灰抱在怀里，和亲人们回忆与烈士有关的往事。
顾倬云离休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专业技术一级专家。她说：“我的名字，还是朱枫姨母给起的呢。”
她回忆说，1933年，朱枫曾出资400大洋，给其父亲顾辅仓在汉口开办了“大乐(一说为‘陆’)童装店”，并多次以“大乐童装店办货人”的身份在上海和武汉之间行动，极善经营。
坐在专机上，我注意到李扬怀抱的遗像上，朱枫烈士的眼睛非常坚定地朝右望着。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那是机舱外，广阔晴朗的天空。
60多年前，她站在大海的另一边，烟波浩茫的故乡令她望眼欲穿……
1950年1月14日，就在送回的最后一批情报中，她附寄给亲人一张字条：“凤将于月内返里……便望转告小女及晓妹等，多年不见想念弥殷。”她的爱人、女儿、儿子，等啊等，却没能等她回到故乡晴朗的天空下。
“返乡”，我知道她盼了很多年，魂牵梦萦，翘首思盼，一年又一年，一个甲子轮回。当年在怀里的孩子现在已两鬓斑白，他们的下一代都步入中年，连她的重孙辈也长大成人了。但亲人们从来没有放弃過寻找她，每年清明，他们只能对着南京明孝陵宝顶山一棵叫不出名的大树诉说着对母亲的思念。
60年飘零，冥冥中似乎有力量牵引着她回家。去年，她终于跨過那浅浅的海湾，回到了故乡的怀抱。
近了，近了。
经過两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飞临宁波上空。机舱外是杭州湾跨海大桥，一桥飞架天堑变通途，以前她坐着船去东海之滨上海已成为了历史，再飞過去就是繁华美丽的三江口，有一条甬江就从她老家流過。
烈士亲属们都向外望去，他们还看到了四明山、看到了镇海，他们一遍遍地说着，似乎在说给怀中的她听。
我们多想告诉她，你的家乡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大厦取代茅合棚屋，条条通衢取代羊肠小径，富裕安康取代积贫赢弱……当年你为之奋斗、虽死无悔的民富国强，如今已成为现实。
如今，镇海中学内依旧矗立着你的故居“憩园”，陪伴它的是琅琅读书声；你要归葬家乡的消息传出后，家乡人为你的纪念公园选择了一个诗意的名字“枫园”；你的墓园在位于九龙湖镇勤山村镇海革命烈士陵园内高高的黄狼山上，站在那山上，面朝大海，与台湾隔海相望……
下午3点，专机缓缓降落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机场铺起了一条长长的红地毯，停机坪上有许多等候已久的家人、领导及父老乡亲。
在庄重的音乐声中，在全体人员的注目下，徐云初把遗像交给母亲朱晓枫，轻轻说了句：“外婆到家了。”李扬把骨灰交给了烈士儿子朱明。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得金。
将满腔热血洒在宝岛，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朱枫烈士，60余年的等待和期盼，早已浓缩成首都机场上那个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这个“瞬间”是对斗争、流血最终意义的深刻思考，也是对历史刻骨铭心的反思，更是人道主义精神的胜利。
责编：乌兰
终于，2011年7月12日，他(她)们共同寻找的1950年轰动台湾、被称之为“当代特大间谍案四主角”之一的红色女特工朱枫(原名朱谌之)。坐上了国家安全部专门为其包下的专机，从北京八宝山移送到宁波。
由于记者对这位将血洒宝岛潜伏者的传奇人生早有报道。因此也被有关部门请去成为护送朱枫烈士遗骸回家的随行人员。
在飞机上，记者不禁又和烈士亲人们回忆起那些时光久远的山一程，水一程——
1950年6月10日，戒备森严的台北街头笼罩着一片肃杀气氛。
16：30分，阴霾低垂的马场町刑场上，台湾宪兵南区分队全副武装的宪兵押着4名五花大绑的人从车上下来。4人被强令一字排开，从左到右分别是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工朱枫、吴石副官“东南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
阴冷的枪口开始向他们瞄准。接着，便传来一阵响遏行云的金石之声：
新中国万岁!
人民解放万岁!……
这时，宪兵队长王才金一声令下，枪声齐发，四人顿时倒地，4名行刑宪兵趋前又各补了一枪，执行完毕。朱枫，这位出身浙江镇海名门的“共匪”，身中六弹。这一年，她只有45岁。
小时侯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朱枫烈士与亲人一诺而别，生死相隔几十年来，尽管她的后人一直在寻找亲人遗骸，却始终杳无踪影。那么，坚持自己政治信仰到最后一刻的朱枫的遗骸在哪里呢?她究竟何时才能人土为安?
1999年，台湾文史学者秦风(原名徐宗懋)先生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9画册，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尘封的资料中翻出了一组组血淋淋的审判和枪决政治犯的照片，照片记录的即是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时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化名老郑)的叛变，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被捕并惨遭杀害，其中就包括吴石和朱枫等人庭审、绑赴刑场和枪决后的镜头。
2000年8月25日，“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和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参观了展览，并首次代表国民党为当年的残酷行为做了公开道歉。
2001年，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江苏省南京市的朱枫女儿朱晓枫女士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2000年12月第16辑)首次看见母亲临刑前的照片，激动不已。
时光荏苒，2003年春节，在上海见到秦风后，已经74岁高龄的朱晓枫对他说：“我现在老了，唯一的心愿就是死前可以迎回母亲的遗骸。”
后来，秦风回忆说，虽然他认识不少历史人物的家属，但从来没参与過某种后续调查。他感到压力不小，但面对一个老人的请求，他又怎能忍心推辞这项“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务”!
不過，当时他并没想到，这将是一场历时七年的追寻。
接受朱晓枫的委托后，秦风打算从户籍登记着手，寻找朱枫入台后寄居处前夫陈绶卿的小女儿陈莲芳(小名阿菊)和女婿王朴(王昌诚)。王朴是台湾省警务处管理所主任，陈莲芳曾在保密局工作。两周后，台北市警察局公共关系室的工作人员過滤出16个王朴，最后发现其中一人在年龄和籍贯上很像朱晓枫的姐夫。秦风拿着地址兴冲冲地找到“王朴”。
“您是王朴先生吗?”秦风问。
“没错，有什么事?”开门的老先生一口京腔。
“您以前是不是在警务署工作?”
“没有!”
此王朴非彼王朴。秦风“一颗热腾腾的心顿时被浇熄了”。随后，他动用了一个媒体人可用的方式，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返乡安息?朱晓枫寻母遗骸》、《追寻母亲朱谌之的遗骸》等长篇报道，向公众寻求帮助：“若有仁人志士知道王昌诚一家的下落或任何与此事相关的线索，请予告之。”他的奔走呼吁有了回应，当年曾同朱枫关在一起的狱友、“白色恐怖”时期坐了10年黑牢的冯守娥女士站出来说话了。她在接受台湾TVBS独家专访时对记者说：“過去的历史不要再追究，政府应该出面，协助这些大陆家属寻找遗骸。”
然而，争情并不顺利，整整两年過去了，没有等到任何有关王朴夫妇的确切消息。茫然中有几分沮丧的秦风，突然想到应该找另一位朋友帮忙，曾做過台北市“民政局长”的林正修，他因参与举办“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纪念活动，完全理解秦风的追求。在他的過问下，果然有了进展。
2005年2月间，他们终于找到了阿菊的下落。可阿菊的丈夫王朴已于几年前過世。如今，陈莲芳白天都在一个老人健康疗养院，晚上才回家。
找到阿菊就能揭开遗骸下落的谜底吗?秦风不无担心。他请林正修陪他一起去拜访陈莲芳。陈莲芳虽然已经85岁了，但看起来还很精神。秦风开门见山说：“我受您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
“妹妹?我没有妹妹!”老太太冲口而出。
秦风赶紧从包里找出朱晓枫寻人的委托书解释，朱晓枫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老人脸色凝重。当他进而提到其继母朱谌之时，老太太马上反应说：“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有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从对方激烈的反应中，秦风感到了那个时代留在她心里的压力。
“朱谌之死后，是您先生收的尸吗?”秦风问。
“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件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好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
“您知道埋在哪里了吗?或火化后放在了哪里?”
“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又落空了。秦风克制着可想而知的失望情绪，不過总算找到朱晓枫的亲人了。他岔开话题：“如果您妹妹来台湾，可以来看您吗?”老人犹豫了，随后说她的女儿在“公家”做事，怕会影响到女儿的前程。谈话很难继续下去，秦风自己也需要调整一下思路。他没有气馁，告别老人后就跟林正修商量：问题又回到了“政府部门”，当时的行刑单位、验尸法医等该会留下记录。林正修说：“林郁芳是我的亲戚，我帮你介绍，他的助理可以去国防部查阅资料。”林郁芳是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委员，知名度很高，这条路子也许能走得通。
正是早春时节，远在南京的朱晓枫接到秦风打来的电话。朱晓枫听说找到了台北的姐姐当然高兴，阿菊的“排斥反应”她能够理解，她在电话中对秦风说：“我那时还小，与阿菊相处时间不长，北京的陈兰芳是她亲姐姐，今年88岁了，很想她，很希望能见她一面。”秦风深以为然，陈家骨肉分离了半个多世纪，现在知道彼此都还活着，能不喜极而泣?
下午3时，他又带着一批资料赶 回疗养院，陈莲芳和老人们正在教室里唱歌，他耐心地等着，老太太出来了，显得亲切了许多。秦风拿出朱晓枫提供的她童年时在东北的全家福照片。“你怎么有这个……”老人凝视照片，久久不能言语，后来开口说起东北的家事，谈到她的亲人。秦风说她的两个哥哥已经過世，可是姐姐还在，身体不好，希望死前能见她一面。她露出笑容，但对于双方重新联系却仍拿不定主意，“主要还是怕影响到我女儿，让我再考虑一下。”至此，老太太已不把他当外人看，用惆怅的口吻谈起往事：“唉，那些名字都是我在保密局的化名……”
听到此言，秦风一下子被激醒，自己怎么忽略了如此重要的情节!林正修也告诉過他，透過户政档案找不到王朴和陈莲芳，因为他们根本是躲着不让人找到。两岸探亲通商快20年了，王、陈夫妇不仅没有回大陆，还刻意躲避亲人寻访，避开他们经验法则中任何可能的危险。这是一个产生在那个“杀伐时代”的残酷故事：共产党特工寄居和潜伏在国民党特工家中执行重大任务，而两人是母女关系，其间所纠结的复杂情感和生死恐惧，经過多年的世事变迁，仍如一堵高墙横亘在风烛残年的老人心中。
“有关当局”对秦风经由林郁芳“委员”提出的档案查阅申请作出回应，派专人携原始文件前来说明。50多年前的卷宗早已发黄，白纸上的黑宇和各式签章也褪色许多，从1950年9月陈莲芳写给“军法局长”的信，到“军法局”回复陈莲芳的公函，查阅结果是：陈莲芳申请领回朱谌之的遗骸，当局也已同意，但没有发现陈莲芳签署认领遗骸和遗物的收据，而吴石案中枪决的所有人士的遗体和遗物，都由家属签下领据，唯独没有朱谌之的。
至此，秦风了解到的大概真相是：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受难后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然后埋在台北某处，当年9月陈莲芳写了一封信向“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以便有朝一日连同遗骸归葬大陆故里，“军法局”也同意了，并具函通知她来领，但她却改变了主意。为什么?是什么事或什么人阻止了她?让秦风诧异的是她信中所流露出的对继母的自然感情，与她初次与自己碰面时冲口而出的“朱谌之是共匪!”截然不同，到底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她自己被严重牵连，还是政治信仰最终战胜了亲情?
阿菊没有去领取母亲的骨灰，追访朱枫遗骸的最后一点线索也断了。寻找事宜似乎山穷水尽。迎奉母亲遗骸回家，难道只能成为朱晓枫的一个梦想了吗?
转机出现在2009年12月。在台湾参加“2009秋祭”，并调查“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冢和遗骸的上海学者潘蓁的出现，使得寻找朱枫遗骸之事峰回路转。潘的父亲潘承德也是在解放前赴台，以教师身份做地下工作，至今下落不明。
本来为了寻找自己失踪的父亲，却意外地在辛亥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总共612个人中，意外发现一个名叫朱湛文的，编号是233。学数学的潘蓁脑中闪過一丝疑-问，这个朱“湛文”与朱“谌之”是不是同+人呢?或许登记时出现了笔误?他曾在秦风发表的文章中看见過“朱谌之”这个名字，于是，他将自己的怀疑发邮件告诉了《镇海的女儿——朱枫传》一书的南京作家冯亦同。
他认为：“以前都是连笔，‘讠’很有可能被看作‘氵’，而‘之’也很可能被误认为‘文’。我注意到名列编号233‘朱湛文’的名字可能有误，似也没有列为‘政治受难者’骨罐迁移，因此‘朱湛文’骨罐可能还在辛亥第二殡仪馆。并在随即发来的电子邮件中做了进一步说明：当时台湾“保安司令部”把被枪决的政治犯遗体都交给极乐集团极乐殡仪馆钱宗范处置，现在由钱的后人钱德荣接手。他还了解到墓冢或骨灰留存可能有三处：六张犁公墓、辛亥第二殡仪馆和新店空军墓地。
“猛然得到音讯，首先是一再确认。”“朱湛文”和“朱谌之”只是字型相似，此后的寻找過程，用朱晓枫的女婿李扬先生的话说是“千辛万苦”。他在2003年12月，因公事到台湾出差时，抽空到過现今台北市青年公园11号水门一带新店溪畔，即昔日的马场町，“空荡荡的广场”难以寻觅任何下落。“過去的白色恐怖行刑场，现在已经成了优美的公园”。
冯亦同和朱家立刻找到秦风，信件来往只说“疑似”，并不敢肯定这就是朱谌之的遗骨。
得到这个信息后，秦风马上委托自己的大学同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法源教授，以学者的身份到殡仪馆这个一般人难以进入的领域代为查询。
于是，2010年1月10日，朱浤源第一次以“白色恐怖时期政治案件研究”的名义向“台北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提出呈请，寻访遗骨下落。在管理处的档案中，朱浤源发现“朱湛文”的名字并非233号，而是新编的77号。虽然有了号码，但能否找到骨灰罐，殊无把握。
从朱法源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到，纳骨塔是一个白色的谷仓型建筑，大约300多个无主骨灰罐套着白色编织袋，杂乱无章地堆放其中。在台湾最冷的二三月间，朱浤源与管理处原承办人员雷元荣，三次冒雨上山进入纳骨塔中寻找。经過一个一个地翻检，他终于在台北市第二殡仪馆富德公墓第11墓区的纳骨室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写着77号的骨灰罐。
朱浤源大喜過望，他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秦风，但此时想确认谁是“朱湛文”并不容易，管理处给的答案是：“档案历经60年，承办这些遗骸的单位从‘国防部’改成了台北市政府。”
2010年4月，朱泫源利用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见到了李扬一家。得到了朱家的委托书后，朱浤源再度上山查验。可当工作人员打开77号骨灰罐的编织袋后，却发现骨灰罐上写的名字并不是“朱谌之”。朱浤源一下傻了眼，难道几个月的努力就这样白费了吗?
他直觉感到，这个“朱湛文”就是他们要找的“朱谌之”。于是，他立即下山向管理处反映了情况。管理处的刘处长非常重视，决定在清明节扫墓高峰過后，对纳骨塔内所有的无主骨灰罐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整理那些错置的骨灰罐。
5月6日，朱浤源终于发来了消息，经過公墓工作人员和自己数小时对每个骨灰袋的翻检，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刻着“朱谌之”名字的骨灰坛。“骨灰坛上的朱谌之几个字，‘谌’和‘之’都是有些连笔，是容易连着写的，所以才会被登记人员误写成‘湛文’。”
李扬对记者说，朱教授在给他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由于阴气极重，他和雷先生都感到了3天的不舒服。“我们都祈祷朱谌之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找到她，使她的遗骨可以回到故乡。”
朱教授、雷先生和秦风的古道热肠，让海峡对岸的朱晓枫一家非常感动。“如果不是因为有很强的同情心，谁会愿意翻检骨灰呢?”李扬说。 朱枫烈士骨灰历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下一步就是怎样运回来。开始谁也没想到，运回来的难度一点也不亚于寻找。
李扬说，在朱枫骨灰寻找和回归過程中，朱浤源教授功不可没。2010年5月，他拿着李扬提供的委托书找到辛亥第二殡仪馆管理处，要求代表家属取回骨灰。但管理处表示，朱谌之的骨灰是当年国防医学院存放在这里的，他们只有保管权，没有处置权。其所在的研究所明确表示不允许他再過问此事。“朱先生是仗义之人，之后他还去過‘海基会’，但被告知‘此系特案，不予办理’。”
李扬感到不应该让朱教授承受这份压力，于是决定自己想办法运回外婆的骨灰。
“我考虑要办成这件事需要两个证明文件。第一，要证明朱谌之的骨灰存在；第二，要证明我们是她的亲人。”李扬说。
当时，李扬已经拿到了台北殡葬管理处出具的确认朱谌之骨灰的文件。那么，如何证明朱晓枫是朱谌之的女儿呢?这件事让李扬感到很头疼。身在南京的朱晓枫更感到费解：“我是她女儿，她是我妈妈，这还需要证明吗?”可是程序就是程序，一丝也马虎不得。
朱枫是在解放前去的台湾。目前，唯一能找到的朱枫的身份证，是1946年在上海办的，还用的是化名——朱静。既没有朱枫的身份证，也没有她赴台的证明，又没有朱晓枫的出生证明。“怎么才能证明她是谁，我是谁呢?”
思量了很久，李扬想到，朱晓枫的档案里会不会记录着她母亲的名字呢?如果可以把档案借出来，给公证处看一看，不就行了吗?可是到岳母档案所在地——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一问，李扬发现此路不通。原来，军人档案按照规定不得外借。
这下难倒了李扬，难道就此放弃吗?他不甘心。
他辗转把启运烈士骨灰的事，反映到江苏省司法厅的有关领导。领导一听朱枫的故事非常感动，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应该支持。在江苏省司法厅的协调下，军区终于同意破例外借档案了。在朱晓枫的档案中，赫然写着：母亲，朱谌之。凭着这份人事档案，朱晓枫得到了证明她与朱枫关系的公证书。
有了必要的证明材料，李扬却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去办理此事。“一般人谁会遇到这种事儿呢?”
由于朱枫烈士是在台湾牺牲的，李扬想可找“海协会”试一试。“海协会”的有关领导看了李扬提供的材料，又听了朱枫烈士的故事，深受感动。此前，“海协会”与“海基会”之间从来没为民间个人事务发過公函。不過，有感于烈士的事迹，“海协会”研究决定破例向“海基会”发一个公函。
一个月后，李扬收到了海基会的回函。“措词非常客气，同意家属去取骨灰，而且附上了13页的赴台说明。”李扬说。
他和妻子徐云初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来研究这13页说明。研究来，研究去，李扬发现，所有手续都是从未有過的先例，事情繁琐到几乎荒谬的程度。他们无法满足“赴台说明”中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们无法亲赴台湾取回朱枫的骨灰。
无奈，李扬只得再向“海协会”求助。
“海协会”的同志告诉他，不久之前，一位台湾女艺人在辽宁出车祸身亡，她的母亲来到大陆，顺利地把女儿的遗体运回故乡。此后，两岸开通了一个专门为运送亲人遗体或骨灰的快速通道。可不可以试试这条路呢?
受到启发的李扬找到了负责此事的民政部下属的殡葬协会。“正会长、副会长坐了一排，我又把朱枫烈士的事迹和家属迫切想迎奉烈士骨灰回家的事情说了一遍。”李扬对笔者说。会长们听完后，非常感动，当场表示一定要促成此事。
他们商量了一下，觉得殡葬协会在台湾的会员单位中国生命集团应该能办这事。于是，一个电话打到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处。刘添财表示，他们正有此项业务。
此后的几个月中，李扬又补充了无数公证和手续。中国生命集团的工作人员也多次往返于所在地高雄和台北之间。11月底，一切手续齐备，朱枫烈士的骨灰终于可以回家了。
20lO年12月9日，“大雪”节令過后，年已80岁高龄的朱晓枫并没有到北京迎接母亲的骨灰。但那一天，身在石头城的她，心却早已飞到首都国际机场那间小小的贵宾室中。
是日，北京天空晴朗。中午12时40分，从台北起飞的长荣航空公司BR716航班，正点降落在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前的停机坪上，刘添财董事长神色凝重地走进机场的贵宾厅，胸前捧着一个白色圆桶状旅行袋，背带在身后交叉，他小心呵护的正是袋内朱枫烈士的骨灰坛，“我们来把老奶奶安置好。”刘添财说。
守候在场的徐云初和李扬作为家属代表及几位民政官员、学者朋友，大家都站起来，悄无声息。徐云初眼圈红了，从刘董事长手中接過那份凝聚着太多世事沧桑和骨肉亲情的“生死物证”，用几乎耳语似的声音说：“外婆，回家了”。
这一趟回家之路，朱枫“走了”整整60年。
短暂的交谈過后，他俩又在相关部门人员的陪同下，将烈士遗骨送往八宝山殡仪馆暂存。
当天下午，李扬在与作者通话时，特别提到那只刘添财董事长捧着、保存着先人骨殖的坛罐系原件，外裹黄色丝锦，锦面上绣着绛紫和天青色的菊花，交接仪式简朴而庄重，在场的有家属代表，台湾来的刘、徐、蔡诸位先生，还有北京相关部门的代表。台湾朋友将记录着有关“灵罐”保存、迁移、领取和转交的书面材料，装订成厚厚一册赠送给烈士家属。
“完全没有陌生感，仿佛一家人”。刘添财董事长当众复述了其中的一件“小事”：就在大陆家属最后一份公证文件以特快专递寄到台北时，邮递公司的快件摩托车竟在大马路上将此重要函件“丢失”了；幸亏路边店家有人看到，捡起落在地面的邮包，按照上面的电话和地址，及时送到了目的地。当做好事者得知他是为一位多少年前献身在宝岛的大陆女性“归葬故里”而出力时，不禁感叹道：“这位老奶奶，真了不起呀!”一席话讲得在座者无不动容。
2011年7月12日早晨8点30分，作为中国规格最高的公共墓地—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满眼青葱翠绿。朱枫烈士骨灰交接仪式在布满鲜花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
上午10点整，两名工作人员将烈士骨灰坛从存放处小心翼翼取出，放在特制护灵推车上，在全体人员护送下，缓缓推进东礼堂。推车上立着两只引路的木制仙鹤，其上覆白顶蓝边布幔，寓意平安、肃穆。亲属和参加人员一起向烈士三鞠躬。
国家安全部相关人士将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烈士骨灰上后，把它移交给了烈士在京的四位亲属——外孙女徐云初、外孙女婿李扬、外甥顾国瑞、外甥女顾倬云(朱枫同母姐姐朱启文的二女儿)。
上午10点30分左右，朱枫烈士的回家路启程。
因为，途中有两辆警车开道，车子很快就到了首都机场，机场开辟了贵宾通道。国家安全部专门包了一架小型公务机护送烈士回家。
12点35分，载有烈士骨灰的专机 起飞，飞往宁波。
在飞机上，徐云初一直把外婆的骨灰抱在怀里，和亲人们回忆与烈士有关的往事。
顾倬云离休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专业技术一级专家。她说：“我的名字，还是朱枫姨母给起的呢。”
她回忆说，1933年，朱枫曾出资400大洋，给其父亲顾辅仓在汉口开办了“大乐(一说为‘陆’)童装店”，并多次以“大乐童装店办货人”的身份在上海和武汉之间行动，极善经营。
坐在专机上，我注意到李扬怀抱的遗像上，朱枫烈士的眼睛非常坚定地朝右望着。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那是机舱外，广阔晴朗的天空。
60多年前，她站在大海的另一边，烟波浩茫的故乡令她望眼欲穿……
1950年1月14日，就在送回的最后一批情报中，她附寄给亲人一张字条：“凤将于月内返里……便望转告小女及晓妹等，多年不见想念弥殷。”她的爱人、女儿、儿子，等啊等，却没能等她回到故乡晴朗的天空下。
“返乡”，我知道她盼了很多年，魂牵梦萦，翘首思盼，一年又一年，一个甲子轮回。当年在怀里的孩子现在已两鬓斑白，他们的下一代都步入中年，连她的重孙辈也长大成人了。但亲人们从来没有放弃過寻找她，每年清明，他们只能对着南京明孝陵宝顶山一棵叫不出名的大树诉说着对母亲的思念。
60年飘零，冥冥中似乎有力量牵引着她回家。去年，她终于跨過那浅浅的海湾，回到了故乡的怀抱。
近了，近了。
经過两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飞临宁波上空。机舱外是杭州湾跨海大桥，一桥飞架天堑变通途，以前她坐着船去东海之滨上海已成为了历史，再飞過去就是繁华美丽的三江口，有一条甬江就从她老家流過。
烈士亲属们都向外望去，他们还看到了四明山、看到了镇海，他们一遍遍地说着，似乎在说给怀中的她听。
我们多想告诉她，你的家乡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大厦取代茅合棚屋，条条通衢取代羊肠小径，富裕安康取代积贫赢弱……当年你为之奋斗、虽死无悔的民富国强，如今已成为现实。
如今，镇海中学内依旧矗立着你的故居“憩园”，陪伴它的是琅琅读书声；你要归葬家乡的消息传出后，家乡人为你的纪念公园选择了一个诗意的名字“枫园”；你的墓园在位于九龙湖镇勤山村镇海革命烈士陵园内高高的黄狼山上，站在那山上，面朝大海，与台湾隔海相望……
下午3点，专机缓缓降落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机场铺起了一条长长的红地毯，停机坪上有许多等候已久的家人、领导及父老乡亲。
在庄重的音乐声中，在全体人员的注目下，徐云初把遗像交给母亲朱晓枫，轻轻说了句：“外婆到家了。”李扬把骨灰交给了烈士儿子朱明。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得金。
将满腔热血洒在宝岛，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朱枫烈士，60余年的等待和期盼，早已浓缩成首都机场上那个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这个“瞬间”是对斗争、流血最终意义的深刻思考，也是对历史刻骨铭心的反思，更是人道主义精神的胜利。
责编：乌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