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家向西边看去，总能清晰地看见贺兰山。即使到了夏天也仍能看见山顶的皑皑白雪。妈妈说过，找不到方向的时候，看看贺兰山。贺兰山不会骗你，它永远在西边。
　　二十世纪的末尾，爸爸工作调到了大学。我仍记得迎接千禧年的那个新年，我们全家人搬到了学校里的新房子。我和妹妹破例五点就可以打开电视。那天在放一个科学怪才的动画片：病毒侵袭电脑，导致世界瘫痪，小孩拯救地球。晚上八点，换到了中央一台的春晚。鞭炮声起，我趴在沙发上望向窗外。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小雨一家，他们围绕着一个大箱子模样的东西，小雨的爸爸点燃了火引，周围人作鸟兽状散开——轰！七彩烟花腾空而起。我跟楼下的他们一样，捂着耳朵开心地在沙发上跳了起来。
　　一
　　我家在二楼，小雨住在我家对门，她的爸爸是大学里教油画的老师。有时她家不关门，从外面就能看见客厅墙上挂着一幅裸体女人的肖像。女人很胖，像小雨妈妈的身形，但同样有着几分韵致。十来岁的我只是觉得奇怪和隐约的害羞。小雨是很开朗漂亮的女孩子，冬天脸蛋总是冻得粉扑扑，一笑有俩深深的酒窝。
　　那时我们刚上初中，大学里有校车接送教工家属和孩子。每天不到七点校车开动，早晨匆匆洗漱完毕就跑到家属院门口坐校车，迟到了就只能自己骑车过去了。我总是迷迷瞪瞪选最后一排的座位继续补觉——因为校车喇叭声音太大，坐在前面总是被惊醒。司机每天雷打不动放music radio，每天都有某时期正在流行的明星播报整点。我和小雨不在一个学校，但也经常坐在一块儿。校车先到她的学校，再到我的学校。后来熟悉了，早晨她会飞快敲下我的门喊：“快点走啦，要赶不上车了！”然后我打开门，两人咚咚咚地跑下去。我妈妈总说我们这时候像俩小土匪。
　　三楼住着萧峰一家——没错，就是那个《天龙八部》的萧峰。萧峰的爸爸和我爸爸一样，都是历史系的老师。听说他爸爸特别迷金庸，就给他起了这样的名字。萧峰的妈妈是经济学院的老师，两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听说——我是听小雨说的，因为那时候我家还没有搬到这儿，听说萧峰小学时候连跳三级，虽然和我们一起上初中，但是年纪要小得多。说实话，如果不是小雨这么说，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是“天才少年”。他的个头自然要比同级人小得多，院子里小孩儿也不愿和他玩儿，因为名字啊身高呀这种无足轻重的小事嘲笑他。小孩子的“恶”是大多数成人所想象不到的。他们的残忍和刻薄似乎与生俱来，欺负弱者并以此获得快乐。他们拿喷水枪对着萧峰的脸；校车上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坐，尽管还有空位置，他也总是站着；有时他迟到了一两分钟，校车开了，他从后面跑过来，没有人让司机停一下，大家趴在车窗上望着狂奔而来却渐行渐远的他哈哈大笑。有一些看不惯的年龄大点儿的哥哥姐姐会拍拍这些坏小子的脑袋，但其实，没有人真正在乎他。我从来没有见过萧峰哭过，别人欺负他时他也是讨好似的笑着。那种笑容真是让人见了要难过的。
　　我家楼下住着一个很漂亮的阿姨，她是音舞系的老师，教跳舞。阿姨有气质人还非常好。记得第一次在楼下看见她时，阿姨蹲下来笑眯眯地告诉我说，她是音舞系的老师。我摸摸脑袋疑惑地问：“‘鹦鹉系’的老师是研究鹦鹉的吗？”漂亮阿姨哈哈大笑，让我进她家里看，还真的养了两只非常好看的绿身红冠大鹦鹉。她的丈夫是财务处的老师，也是非常儒雅的样子。他们有一个小男孩，才四岁多，每天叮叮咚咚地练钢琴，琴声都能传到我们家。他们是看起来就非常完美的一家人。
　　萧峰家对门住着数学系的老爷爷。平时不爱说话，但笑起来很暖。有天中午我和妹妹回家没有带钥匙，坐在门外的阶梯上，爷爷上楼看见我们就让我们先去他家坐会儿，等爸爸妈妈回来。我记得他家什么都是白色的，沙发是白色的，茶几是白色的，爷爷满头银发，穿着整洁的白色衬衫。爷爷倒了两杯水给我们，坐在沙发上笑着跟我们聊天，问我们初中数学都在学什么。他起身从书房拿了一个本子给我们看，是他读书期间做的笔记。我只记得爷爷字儿写得娟秀极了，函数图也画得非常漂亮。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数学是美的。后来听爸爸说，爷爷是上海人，很有名的才子，支援大西北时来到了我们这里，一待就是一辈子。
　　四楼住着一对从法国来的夫妇，女教大提琴，男教小提琴，他们还有三个儿子。我们楼前有一个籃球场那么大的草坪空地，经常能看见他们一家人在上面玩橄榄球。每到圣诞节，他们会给我们这一单元挨家挨户送糖和巧克力，然后道歉说晚上在家会开一个派对也许会吵闹一些。可即使在那一天，我们也从来都没有听见过楼上传来噪音。
　　这就是我的邻居，一个在贺兰山以东，最平常不过的几家人了。
　　二
　　一晃三年过去，到了高中，我和小雨就再也没有说过话了。
　　小女生之间的矛盾真的不值得一提，甚至有些无聊。因为芝麻大点儿的小事不说话，没想到就再也没有说过话。我只是记得分别时的那天晚上在被窝里哭泣，我们对彼此感到失望，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对自己感到失望。我在记忆里瞧了又瞧，总觉得，那是少年才有的溃散。
　　萧峰早已没有“天才少年”的光环，后来有人经过我家单元时，都要绕着走，他喜欢恶作剧，在气球里灌满水，然后冲着楼下经过的人扔下去。一楼收报纸的邮箱也被他全部拿石块砸坏了。每当有人去他家告状时，他的爸爸只是低着头一直说是。萧峰中考复读了三次，才考到了读高中的最低分数线。甚至大人们都会在家有些幸灾乐祸地讲，他小时候跳的三级可算是白费了。因为分数太低，他高中去了很远的县城住校读。后来我读大学，假期的某天早晨和爸爸在操场跑步看见了萧峰的爸爸。我爸爸问他儿子最近怎么样了，叔叔一直讲听不清。那时候叔叔因为一场大病几乎耳聋，那一刻突然觉得难过极了，拉住爸爸让他别问了。
　　三楼的数学爷爷，是在我刚读高中时去世的。他连走，也是这么安静，前一天还好好的，保姆第二天来家里才发现爷爷是在睡梦中走的，突发心绞痛。十五岁的那个夏天，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晚上一个人坐在单元门口对面的草坪上，门口有很多白色的花圈，都是爷爷的学生们送来的。我没有觉得害怕，只是觉得奇怪。死亡就是这样的吗？以前，我想到死亡，无非是把死亡当作一个文学事件或者时间对不完美的肉体施加缓慢无声的损耗。而这样的突然让我明白，死亡只是一下子，就再也见不到一个人了。那我们，还会以其他形式相遇吗？我没有想明白。月光照在楼前，白白的，纯净的，像数学爷爷的家一样，像数学爷爷一样。 　　也是在那一年，我们周围出了一件轰动整个省的事情，報纸上到处都是这样报道：某某大学财务处处长因为贪污受贿，被判三十年。那个处长就是楼下漂亮阿姨的丈夫。爸爸告诉我，叔叔挪用了学校几百万公款借给朋友炒股，正赶上那年股市大跌，血本无归……我问爸爸，叔叔进监狱，三十年后出来就已经八十几岁了，他真的是个罪该如此的坏人吗？爸爸说，叔叔是做了错事，做了错事只能承担责任，这是成年以后的基本规则。至于叔叔是不是坏人……爸爸说，世界上并不是只有好人、坏人，一个真正的人是没有定义的，一个完整的人，要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
　　漂亮阿姨似乎一下子老了几十岁，从那时起她几乎不再出门。偶尔在楼道里碰见，阿姨也只是低下头装作没有看见。每天买菜、接她年纪尚小的儿子上下学的是她家保姆。我再也没有听到楼下传来叮叮咚咚的钢琴声。
　　叮叮咚叮叮咚，时间如泉水，带走的，永远也不会回来。
　　三
　　高三时我的家从大学搬了出来，到了离市中心不远的一个小区。往西望去，贺兰山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句话：“即使我看不见太阳，也知道太阳存在着。知道太阳存在着——这就已经是全部的生活。”
　　八年过去了，如今我的邻居是谁还不知道。听爸爸说，我们原来的那个单元，也只有楼下的漂亮阿姨还在那，其他人都陆陆续续搬走了。
　　小雨大学时去了北方，我在南方。我们至此再也没有联系。
　　萧峰一家，也好久没有再听爸爸提到过了。
　　我几乎忘记了数学爷爷的长相，只记得他有一头银发、温和的笑容，以及干净的衬衫。以前看电视剧，有人讲当一个熟悉的人——甚至亲如父母，从你生活中消失的时候，没有多久你就会忘记他的长相。当时我还觉得是骗人的，可岁月流逝，还真是不留一点儿情面啊。好像一件衣服夜里慢慢从椅子上滑下去，你甚至没有力气也没有想要再把它扶正，只能无能为力地想：只能这样了吧。也许人的故事就是这样吧。
　　我和小雨没有好好告别，和数学爷爷没有好好告别，和贺兰山以东的五号楼二单元没有好好告别。若说每个人的青春都有遗憾，那这就是我的遗憾。
　　生命的偶然、短暂、无目的，它的热闹都只是海水撞击岩石时溅出的浪花，而它的本质，却永远像海洋深处一样寂静。那些最想要的东西和最渴望的经历，没有在已过去的青春时期获得，就注定成为了身为旁观者的遗憾。而那些无论是否情愿都紧紧跟随着我的回忆，都已经真实而深刻地改变了我。青春之所以值得回忆，可能就是因为它线性般的不可逆吧。
　　如今我已二十五六岁，故人故事似乎都离得远了，某天我突然打开青春时期的日记本，躺在床上看，能写下来的事情，证明它们已经逝去了。外面一点天光也没有了，天黑透了。我合上眼，忽地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