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赴东部某省调研，笔者了解到了几个当前改革发展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1. 有的地方政府在举债问题上，面临政绩考核与依法依规的两难选择
　　A市去产能和治理环境的任务很重，让当地干部很头疼，但不是最头疼的，最头疼的是政府债务问题。因为新《预算法》规定，发行政府债券是地方政府唯一合法的举债形式，其他方法都是违法的。近几年，通过开前门堵后门，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已经关进了制度的笼子，增长适度，风险可控。但隐性债依然在快速增长，具体包括融资平台借债、各种政府基金、PPP、政府购买服务等等，债务规模相当大，而且刹不住车。既然隐性债是违法的，为什么还刹不住车呢？因为省、市每年都有经济指标考核，要求上多少项目，如果完不成，就会被问责，而上项目大多需要借债，而显性债有严格的增量限制，无法满足需要，只能靠隐性债。于是，有的地方政府面临两难选择：借债会违法，不借债立马就会被问责，甚至可能被免职。怎么办？有的地方政府不得已选择借债，先度过眼前考核这一关，违法的事以后再说。
　　据了解，这种现象不是A市獨有的，个别地方也存在。显然，这不是一种正常现象，亟须解决。无论是依法行政的要求，还是彻底刹住地方债无序膨胀的乱象，都要求地方政府严格依法行政，让法治成为政府的唯一遵循。
　　2. 短期考核与长期转型的矛盾
　　A市和B市是去产能和环境治理的重点地区。自2013年以来，大规模去产能和整治散乱污企业，环境质量明显好转。长期来看，去产能和环境治理有利于倒逼产业转型升级，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但短期来看，这两项工作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地区经济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GDP在地方政绩考核中的比重有所降低，但在东部地区仍是主要指标，而且没有因为去产能和环境治理而有所降低。于是，地方政府面临双重压力，转型升级虽然能创造新动能，但短时间内难以弥补去掉的旧动能，而又面对上级的严格考核，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可能有一些短视行为。因此，建议给这些地区一个转型升级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降低GDP的考核比重，提高生态环保、民生事业等的比重，以免地方做出短视性行为。
　　3. 一些干部混编混岗待遇不同，影响工作积极性
　　在县级及以下机关中，行政编和事业编人员混编混岗现象普遍存在，有的部门比例很高。某县行政审批局70个人员中，有34个行政编人员，36个事业编人员，事业编人员是干活的主力，但事业编人员不能享受公车补贴、职级与职务并行改革等政策，造成同样级别的干部收入差距很大，比如同是副科级干部，事业编比行政编人员一年少一万多元。这带来的不公平，影响了事业编人员干事的积极性。
　　这个问题在全国普遍存在。2017年初，笔者赴西北某市调研，当地干部也反映了这个问题，他们建议有关部门正视这个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4. 基层专业技术人员青黄不接问题
　　基层政府部门中，专业技术人员很重要，但相应的编制少，只有等老员工退休了，空出编制来，新员工才能进来，但专业技术岗位需要经验，新员工需要老师傅传帮带，如果老师傅退了，新员工进来也没人带了，但老师傅不退，新人没有编制又不愿意来，造成青黄不接。这个问题也是普遍存在的。建议增加基层专业技术人员编制数。
　　（摘自《改革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