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序语
公元1645年,有点意思。
这一年,农历乙酉年,鸡年,闰六月。有古谚曰:“就怕鸡猴饿狗年”。中国大地上并存着大小5个朝廷,国号、年号分别为:明弘光元年、明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张献忠大西二年、李自成大顺永昌二年。
这一年,英国一批科学家开始每周在伦敦聚会,讨论科学研究等问题。这一年,欧洲第一家咖啡店在意大利威尼斯开业,当地知识分子品着咖啡听音乐。这一年,明朝的知识分子在做什么?
明朝只有进士。他们随着科考制度应运而生,是读书人中的精华部分,其中绝大多数都笼入官场,有的会跻身顶层。但是,他们依附于、臣服于某个成为“王侯”的胜者,随着专制政权的兴衰存亡而荣辱浮沉,演奏出一部雅致又愚昧,可歌可泣又不幸不争的历史交响乐。
这一年,就有四个进士史可法、钱谦益、龚鼎孳、吴梅村,一组中国式《悲怆》的音符,正被命运之神拨弄着。
一、史可法死节
《明史·史可法传》:史可法,字宪之,祥符人。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烁烁有光。举崇祯元年进士。
1645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44岁的史可法写出一封《绝命书》:
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
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
太太苦恼,须托四太爷、大爷、三哥大家照管,炤儿好歹随他罢了。书至此,肝肠寸断矣。四月二十一日法寄
短短百字,言生言死,辞国辞家,舍情舍爱,不免让人撕心裂肺,情何以堪!堂堂崇元进士、南明重臣史可法这是怎么了?事情怎么会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呢?
前年,1643年七月,崇祯皇帝重用史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这可是个举足轻重的要职。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在南京设立陪都,北京设立北直隶,顺天府,都察院,六部,司礼监等一套行政制度,在南京同样全套设立,区别在于南京职官级别虽然不差北都,但多为闲职,基本上变成被排挤和养老官员的所在,所谓议政例会也变成了聊大天的茶话会。只有一个例外,南京兵部尚书,一般挂“参赞机务”衔,会同镇守太监和南京守备勋臣,共同管理南京的全部事务,而且这“领导小组”中,一般以兵部尚书为主。所以说,史可法的地位举足轻重。
突然间天崩地裂。跳过年的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大明北京政权覆亡。史可法率军进京勤王,抵达浦口时,闻听此信,向北痛哭失声,以头撞柱,血流到脚面上 。正考虑如何为崇祯皇帝发丧,却收到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大臣的“拥立”文书,意思说国不能一日无君,该拥立谁做大明南京政府的新君呢?你史可法可得速拿主意呀。他们的主张是:福王朱由崧虽是神宗的孙子,按辈分、排行应当立为君王,但他有七大缺点:贪、淫、酗酒、不孝、虐待下属、不读书、干预官吏,所谓“七不可”;而潞王朱常淓是神宗的侄儿,虽是“疏藩”,但贤良而且聪明,应当立他为君。这也是云集南京的吴应箕、黄宗羲、侯朝宗等复社人士的意见。史可法哪能不明白贤愚好赖,从内心说,他当然也想“立贤”,拥立潞王朱常淓。但以凤阳总督马士英为首的“拥福王派”,实力更大,不但包括了“领导小组”成员忻城伯赵之龙、诚意伯刘孔昭,还联络了兵权在握的“江北四镇”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悍将,且已然早早把福王控制在手,借着朱由崧“神宗孙也,伦序当立”这一点血统优势,逼史可法就范。
可惜,史可法有点软弱、退缩。他或能不屈于这些权臣悍将,但不能不屈于皇室“废立”有序的“祖宗之制”。“废立”问题,即所谓“国本之争”,历来是封建王朝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以最近的大明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例,前后共逼退首辅4人,部级官员10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300多个,其中100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殃及朝政15年。史可法不会不记着,也许正是觉得当此非常时期,过多纠缠于“废立”内斗,只会引发宫廷祸乱,不利于新朝新政,只好违心地屈从吧。但祸根也由此埋下。
這福王朱由崧果然太不成器,跟他爹老福王朱常洵一个臭德性。史载老福王“就藩洛阳后,终日闭阁酌饮醇酒,所爱唯有妇女、歌舞。”养得一身肥膘三百斤重。当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捕获了他,指着鼻子骂他,“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把他剥光,先痛打四十大板,再一刀枭首,头颅示众。那三百多斤的肥膘,由“自成兵灼王血,杂鹿醢尝之,名曰‘福禄酒’”。这个小福王刚成了弘光皇帝,一是大兴土木建宫殿,二是“诏令选妃”,酒色歌舞乐太平,至于朝政,则交由马士英们打理。而这正是马士英们拥立他的真正目的。
马士英与东林党人素有嫌隙,拉出一个魏忠贤余党阮大铖做帮手,他们视东林、复社人物如寇仇,于是借“拥策之功”,把持朝政,紧巴紧的军国大事不急办,先全力“报仇雪恨”,收拾宿敌。也真巧了,正好得到两个整人“抓手”。
崇祯皇帝自缢,大明北京政府那些官员死的死,逃的逃,被李自成抓住的也不少。被抓这些人为了活命,有的“闯来投闯”做了“贼官”,有的被任命了但拖着未做,转眼李自成败离北京,这些大明旧臣也陆续南归,被称为“南返诸臣”,其中有不少人是东林、复社的精英骨干。这可让马、阮们抓个正着,你们贼窝出来一身黑,正好收拾你们。
去年腊月,一个中年和尚突然出现在南京水西门外,自称出身宗室,获封齐王,从兵乱中逃出做了和尚。他语出惊人:1.崇祯皇帝并未殉国身死;2.崇祯皇帝早在三年前就令他南下谋事;3.讨伐弘光帝“伪政权”的大军不日即到南京,先遣伏兵已然布置在城外江畔船里,云云。消息眨眼就传到西城兵马司,又经兵马司上报给朝廷。弘光皇帝急眼了,一面着人连夜搜船,把城外江畔数千艘大小船只驱赶到观音门集中,彻查伏兵;一面派勋臣刘孔昭将大悲和尚立即逮捕,下镇抚司狱,交由忻城伯赵之龙审讯。大悲和尚又语出惊雷说:“今潞王贤明,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为天子,欲弘光让位”。就是说:潞王朱常淓应该做南京这个皇上,你弘光皇帝就主动退位让贤吧。并说他去过东林领袖钱谦益、申绍芳等人的家,和许多复社人物都联络过。马、阮们一听简直高兴坏了,这比“南返诸臣”的把柄更吃劲呀,遂下死手。据吴梅村《鹿樵纪闻》载: 明日,三法司会讯大悲,辞连申绍芳、钱谦益。阮大铖欲借以除东林及素所不合者,因造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等说,书史可法、高宏图、姜曰广姓名,纳大悲袖中……
有了这个人证物证,别说“南返诸臣”、“拥潞王派”、东林复社,连你史可法也在劫难逃。后来马士英还算清醒,想想自己这伙人立足未稳,名声也不咋地,舆论可畏,“不可骤发此难”,“仅以大悲所供钱谦益、申绍芳二人上闻。谦益、绍芳疏辦,乃坐僧妖言律斩之。”结局还算平和,不过这事让朝野心寒,看透这弘光朝未可期待,先后有吴梅村、陈子龙、姜曰广、高弘图、刘宗周等人,以各种理由辞官不做。
史可法也深感伤心失望,但他不会辞官,他是热衷于入世为民、建功立业那一类士君子的典型代表。他看出留在朝堂已然难有作为,而北兵南下日逼,自家防务不济,作为最高军事长官,理应身在前线,遂绝意辞朝出外,自请督师江北,前往扬州统筹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江北四镇军务机宜。不过,使命感极强的史阁部,对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还是认真向弘光皇帝表明态度,提出建议。比如,关于接收南返官员问题,他在奏折中说……应该让他们到吏部、兵部听候录用。……北京的祸变,凡属臣子的都有罪愆。在北方的官吏如果都应当跟先帝一道去死,难道在南京的都不是先帝的大臣?即如我可法不才,在南京主管枢机,他马士英蒙恩担任凤阳总督,都未能及时率部勤王救驾,而镇守大臣刘泽清、高杰等部不但毫无作为,反而率部南逃……最先应该追究治罪的,难道不该是我们这些大臣吗?如今南臣一概不问,单单对北返诸臣绳之以法,这说不过去且惹世人笑话呀!
再比如当务之急与用人之道,他对弘光皇帝说:近来人才日益减少,入官门路日益混乱,慕名之心胜而务实之心少,空论多而成事少。当下局势非同以往,一定要專心于讨伐乱贼,报复国仇,除却筹兵筹饷,除却延揽治兵治饷人才,别在其次。对那些只知捡拾空虚词句,谋取高官厚禄的人,有罚无赦! ……假如晏乐、偏安于东南一隅,不谋长远之策,不辨贤人、奸人,使老成官吏离职而去,英雄豪杰裹足不前,列祖列宗在地下抱怨,天命在不知不觉中转向,那这东南一隅也是无法保住的啊!
再比如,史可法针对明末党争之患,特别强调说:宋唐门户之祸,与国终始,臣愿庙堂之上,深思先帝之仇,勿修睚眦之怨。”……可惜一片忠贞语,说与混账君王,即是对牛弹琴。
在南京城里难有作为,将在外就能施展抱负吗?史可法时也命也全不济,“督师”在外,也是事事添堵,难挽危局。按说,弘光朝一早尚拥有兵力百万之众,控制着淮河以南的大片国土;李自成退守山、陕一带,被清军主力追击,而河南、山东地区一时空虚,英雄尚大有用武之地。史可法特聘来的幕僚名士阎尔梅就为他“计出三策”:首先安抚兴平伯高杰旧部,整合诸镇兵力;再乘清军无暇东顾,攻占军事重镇徐州;以徐州为中心,扩充实力,控制鲁、豫,与徐州形成鼎足之势,在黄河天堑建立第一道防线,进可攻,退可守,再谋复国。史可法也很赞成阎尔梅的谋略,但顾虑重重,犹豫不决,迟迟不肯发兵,气得阎尔梅这位刚烈名士拂袖而去。这中间有个原因:在明末君臣心目中,因为深受李自成、张献忠等“寇患”长期折磨,始终把“平寇”视为第一要务。史可法同样有这个“情结”,南明政府以他为首居然提出了“联虏平寇”的方略,希图借重满清之手,彻底剿灭李自成,然后再谋求后续打算。为此,他与清摄政王多尔衮有过书信沟通, 还幻想与清“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史可法《复 多 尔 衮 书》);而且这期间,弘光朝廷还曾组团赴北京与清廷议和,有南北分治之想。这么一蹉跎,几个月的大好军机转眼消失,眼前头的风景可就全变了!
史可法开赴扬州,发现情况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是一个“军队骄横,粮饷缺乏”的烫手山芋。首先“江北四镇”就不好对付,他们是马士英一手安置的,划江北为四镇,东平伯刘泽清管辖淮、海等地,驻军泗水,经理开、归一路;总兵官刘良佐统辖凤、寿等地,驻扎在临淮,经理陈、杞一路;靖南伯黄得功统辖滁、和等地,驻军庐州,经理光州、固始一路;而扬州由兴平伯高杰据守。由于中央无力提供军饷,同意四镇可以在驻地征集军需,连地方行政权也一并交付,实际上等同于藩镇割据。于是这些悍将们独霸一方,飞扬跋扈,为了扩大地盘互相攻杀。史可法一到扬州,无实力震慑他们,只能调停其间,令各归本镇,听督府调用。史载:“然皆不奉行,史可法不得不往来淮上各方调停。”紧调停慢调停,正月十二日夜,还是发生了致命的内乱——“睢州之变”。于是清军则乘机南进,事态急转直下。史可法闻讯长叹:“中原事不可图矣!” 遂决计退保扬州。其实此时南下清军不过七八万人而已。
四月十七日,清军进至距扬州城二十里处下营。
四月十九日,清军合围扬州。史可法传檄诸镇发兵援救,“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史可法知道扬州终不可保,绝意与城共存亡。西门地势卑下易受攻击,可法亲往镇守,前引《绝命书》正是此地此时所写。清豫王多铎命降将李遇春前来招降,被史可法痛斥之。隔天连收五封劝降书,史可法概不启封,随手投之火中。
四月二十四日,清军调来新式火器红衣大炮,开始攻城。
四月二十五日入夜,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成,被左右拥下城楼,奔东门。清兵追及,史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师也!”因被俘。多铎引洪承畴降清为例劝降,史可法慨然曰:“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遂从容引颈就刑。同时就义者有扬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从直、王缵爵、江都知县周志畏、罗伏龙、两淮盐运史杨振熙、监管粮饷知县吴道正、江都县丞王志端、赏功副将汪思诚、幕客卢渭等。
清军占领扬州以后,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屠杀延续十天,死亡逾八十万人,史称“扬州十日”。今有学者质疑“八十万人”之说,本文恕不涉及。
可叹天气炎热,扬州城里尸骨堆积如山,史可法遗体难以辨认,不知下落。史可法无子,以史德威为嗣,取名史直,托以后事。史可法殁后十二日,史德威回城觅尸不可辨。一年后,史德威以袍笏招魂,将其衣冠葬于扬州城天宁门外梅花岭。后有全祖望写《梅花岭记》述此事。史可法殉国后,南明赠谥“忠靖”。127年后的清乾隆三十七年,清廷赠谥“忠正”。 史可法家族享有世袭锦衣百户的封赏。他的祖父史应元乡试中举,在黄平做知州,生子史从质,即史可法之父。史可法从小家教严谨,中规中矩,因大孝而闻名乡里。崇祯元年(1628)中进士后,被任命为西安府推官,稍后升为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京官。崇祯八年(1635),调任右参议,负责镇守池州、太平两地。这年秋天,史可法给兵部侍郎卢象升当副史,负责巡视安庆、池州,监领长江以北的部队。
崇祯十年(1637)七月,史可法被提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以及河南的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的蕲州、广济、黄梅,江西的德化、湖口各县,负责督办军事,准予设立一万人的兵额。
崇祯十二年(1639)夏,史可法因岳父去世离职。除丧后出任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接替朱大典总管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等地。之后即如前文所记,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密政务。从以上家世经历看,史可法既不是出身于宰辅将帅之门,也缺乏参与高层决策和独操封疆大计的历练,主政南京兵部也一直是个虚衔,非常时期仓促应变,肩负起扶危定倾的军国存亡大任,对于一个书生气十足的进士来说,真有点勉为其难,能做成今日之史可法,已然尽心尽力。我们不能苛求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历史名人,超越自己的天赋、性格、家世、学养、经历以及时空环境,去做个万世完人、无瑕英雄。史可法以44年人生,铸就出这样一份烈烈业绩,尊他一个民族英雄的称号,一点儿都不过分。
当世文风浇薄浅陋,戏说成风,“史痞”泛滥。即如对史可法忠烈先贤,亦多有佛头泼粪之徒。比如有人作《揭开“民族英雄”史可法的真面目》,通篇不计一点史实隙末与科学考据,全凭兴之所至,“逻辑推理”,说史可法主政南明期间,“置国家存亡危急于不顾,一门心思扑在党争上”,弄出“妖僧案”把弘光帝搞得“名声扫地”,把“朝廷内部搞得四分五裂,厮杀一片,内政、军事一团糟”,史可法就是一个“自私自利,心胸狭隘,目光短浅,毫无头脑的人”,一个“私心极重,误国误民”的人。这样的“史识”与“史笔”堂皇过街,而且成帮成伙。难怪史可法在300多年前就悲叹道:“如此世界,生亦无益”!
史可法四十多岁了还没有儿子,妻子劝他纳妾生子以延续史门香火。史可法叹息说:国事正让人忧虑,怎能为生儿育女操心?”其“私心”真可谓大矣哉!
一个人明知道前方等着他的是死亡,为了某种大义,他从容赴难,死得明明白白,这是真豪杰、大英雄。英雄也是人,有弱点,有缺点,有软肋,有时还会犯下致命的错误,可他还是一个真豪杰、大英雄。史可法就是这样一个真豪杰、大英雄。从来英雄多悲剧,悲剧之一,就是侏儒论英雄。
二、钱谦益蒙羞
《清史列传》 卷七十九《贰臣传》 (乙) 《钱谦益》:江南常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一甲三名进士。(笔者按:查官修 《明史》 《清史》,是查不着《钱谦益传》的,唯撰稿人不详的《清史列传》里,有其专条,却列在《贰臣传》里。明在做明臣,清在做清臣,钱探花郎两朝为臣,被乾隆皇帝打入《贰臣传》,遂有“钱谦益蒙羞”这一段小故事。)
且说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失陷,史可法殉难。刚过20天,清军就兵临南京城下。《爝火录》记:“五月十五日,(南明)文武数百员,马步兵二十余萬,俱迎降。”这数百名降清文武官员中,不但有钱谦益,他还是带头人之一,而且早早就参与了叛明降清密谋,见下列史载:
《南渡录》:“赵之龙密遣使渡江,启迎北兵。时诸臣犹不知,集议礼部尚书钱谦益所。谦益太息曰‘事至此,唯有作小朝廷求活耳。’”
《爝火录》:“五月初七日,百官集议堂会议,凡十有六人,马士英、王铎、蔡弈琛、钱谦益……临散,唐世济、李乔同声相和曰:‘即降志辱身,亦所甘矣。’”
《小腼纪事附考》:五月十四日,“(清)王师自丹阳趋句容,乙未(十四)夜,前队至郊坛门。之龙、谦益奉輿图册籍,冒雨淋漓,褰裳跪道旁。”
《爝火录》:“五月十七日,礼部尚书钱谦益,引大清官二员,从五百骑入洪武门,候开正阳门,索匙不得,乃引进东长安门,盘九库,现银九万两,即着钱谦益驻皇城守之。”又:“五月丙午(二十五日),降臣赵之龙、钱谦益为我大清传檄四方,谕令降顺。……相传以为钱谦益笔也。”
《祁忠敏公日记》六月初五日记:“晚,得常熟令曹元方禀。知曹亦挂冠,抄钱牧斋手书数通,称北兵为三代之师,谆劝邑中归顺。”
其实,还有细节多多。在十三日的议降会议上,钱谦益毫不推辞地揽下起草降表的差事,当夜连家也未回,于中军都督府连夜起草了一份降表,第二天五月十四日早上,他会同次辅王铎、蔡奕琚,左都御史李沾、唐世济等人,推敲斟酌改定,立交京营提督赵之龙,请他派人出城,送往清军营中。接下来,几个人又商量了一通迎降时的做法。这道降表都写了些啥?据徐树丕《识小录》之《再记钱事》载:
白门余澹心,快士也。亲见钱牧斋南京投降表,约有千余字,大半是骂明朝诸帝,自成祖以下,鲜有免者;其半则颂清之诸帝也。于是有人写诗嘲讽:“白头宗伯老,作事弥狡狯。捧献出英皇,笺记称再拜。”
还有一件钱谦益给大清王爷多铎“致礼币”的事,也能说明问题。有个叫张滉的人,与豫王多铎的记室王佐私交不错,听王佐告诉他说,“诸臣咸致礼币”,都给多铎送礼来,送礼者名单是我亲眼所见,钱谦益的“送礼帖子”开头这么写:“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百叩首,谨启上贡。”礼品是:鎏金银壶一具、珐琅银壶一具、蟠龙玉杯一进、宋制玉杯一进、天鹿犀杯一进、夔龙犀杯一进、葵花犀杯一进、芙蓉犀杯一进、法琅鼎杯一进、文玉鼎杯一进、法琅鹤杯一对、银镶鹤杯一对、宣德宫扇十柄、真金川扇十柄、弋阳金扇十柄、戈阳金扇十柄、百子宫扇十柄、真金杭扇十柄、真金苏扇四十柄、银镶象箸十双。最后写道:“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王佐悄声对张滉说:“是日钱公捧帖入府,叩首墀下,致词于王前,王为色动,接礼甚欢’。”这事被人写在一部叫《柳南随笔》的书里,留下了铁把柄。 最有趣的是“剃发”一事,别说大多数明朝士大夫坚决抵制,一般草民也难以接受,而“年高德劭”的钱宗伯则轻松应对。史敦《恸余杂记》记:“豫王(多铎)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刚髡(剃去头发)辫而入矣。”有人大跌眼镜,作诗曰:“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类似史载尚多,互相参证,可知钱谦益预谋降清、带头献城、“为我大清传檄四方,谕令降顺”等情,皆为理性作为,并非被迫无奈。谁能想到,就是这个时年64岁的钱谦益,几个月前还在为南明弘光皇帝修史选妃,“忠勤可勉”得相当可以。今年二月里,弘光皇帝命他“修国史”,他很兴奋,马上积极表态说:此“谦益志也”!这个昏君觉得老钱挺不错呀,马上再委以重任,诏令“选王妃”,你给朕广选天下美女进宫吧。钱谦益认为这也是礼部分内之事,就卖力干起,到四月十五日大见成效,报告皇上说,已然选到京城淑女70名,其中以阮姓女最佳;浙江省选到淑女50名,其中以王姓女最佳;另有周书办者,自献女2名。皇上,您接下来怎么办?昏君惊喜不已,急不可耐,说那今天就在元晖殿让朕看看。这两件事分别记录在《南渡录》和《小腼纪事附考》。选完妃子刚过了22天,五月初七,钱谦益即如上述,就参与了高层降清密谋。
钱谦益这是怎么一回事?钱谦益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据说钱谦益少有大志,“好谈王霸之业”,5岁时看戏,就指着戏中大官对父亲说,“此人身袍手笏正是吾将来之所为也”。29岁高中探花,官至礼部侍郎,崇祯年间在晚明士林中已颇具影响,号称“东林党魁”、“当代文章伯”,“江左三大家”之首。黄梨洲《忠旧录》称他为王弇州(世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凌凤翔在《初学集序》)中甚至说“前后七子而后,诗派即衰微矣,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钱谦益自己也以“清流”自居,时时表现出维护传统道德的严肃面貌,坐享“元老重臣、文坛领袖”的盛誉而洋洋自得。难道他就没有想过,一旦折节投降,则半世清名掃地,绝难逃过严苛公论和无情史笔,将会受到后人唾骂而成为千古罪人?这钱谦益宁肯蒙羞,究竟根从何来?
仔细算算,钱谦益于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直到崇祯十七年明都北京陷落,在前后长达35年的时间内,他在政坛上三起三落,时进时退,磕磕绊绊,实际在朝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6年左右,要不是文才出众,又参与了著名东林党人的活动,还真难以暴得大名。说起三起三落,政坛失意,也正是他的一种心理病灶。
明天启元年(1621),出任浙江主考官,转右春坊中允,参与修《神宗实录》。同年,浙江发生了科场舞弊案,受到牵连,遭到罚俸的处分,转过年因病告假,回归故乡常熟赋闲。
天启四年(1624),再度复出,主要承担《神宗实录》的编纂工作。但作为“东林魁首”,受到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排挤,同年即被革职回乡。
天启七年(1627)八月,明熹宗朱由校驾崩,思宗朱由检即位,他三度奉诏任职,于第二年的崇祯元年(1628)七月,应诏北上,出任礼部右侍郎。但短短三个月后,“会推阁臣,谦益虑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并推,则名出己上,谋沮之。体仁追论谦益典试浙江取钱千秋关节事,予杖论赎。体仁复贿常熟人张汉儒讦谦益贪肆不法。谦益求救于司礼太监曹化淳,刑毙汉儒。体仁引疾去,谦益亦削籍归。”因争当阁臣内斗失败,铩羽三归,再回到老家常熟息影居家,常与一个名叫程嘉燧的嘉兴名儒喝酒吟诗, 什么“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蹇驴情”;什么“耦耕旧有高人约,带月相看并荷锄”……借酒浇怨一蹉跎,这可就是17个春秋。
出乎意料的是,上天居然第四次眷顾钱谦益,63岁这一年,先有“甲申之变”,死了个崇祯皇帝,后有南明问世,活出个弘光皇帝,这一死一活之间,机会来了。甲申(1644)七月廿五日(笔者按:此日期系陈寅恪先生考定,与冯其庸等《钱谦益年谱》“六月”说相左,今从陈),钱老夫子终于奉诏入朝,携同爱妾柳如是由常熟赴南京就礼部尚书职,环顾四周,论资历、学问、名望、影响,目下有谁可出我钱某右者?故当时自我感觉良好,依陈寅恪先生的说法,确有“谦益觊相位”的意向。吴梅村《鹿樵纪闻》略云:“先是钱谦益入都,其妾柳如是戎服控马,插裝雉尾,作昭君出塞状。服妖也。”《牧斋遗事》云:“弘光僭立,牧翁应召,柳夫人从之。道出丹阳,同车携手,或令柳策蹇驴,而已随其后。私语柳曰:‘此一幅昭君出塞图也。’邑中遂传钱令柳扮昭君状,炫煌道路。吁!众口固可畏也。”陈寅恪先生作如是解:钱柳自常熟至南京,道出丹阳时得意忘形,偶一作此游戏亦有可能,遂致众口讹传,仇人怨家借为诋诮之资。不管怎么说,可以看出来,钱谦益对这第四次登朝的前景预期相当高。
但是,又有个出乎意料,他在南京官场更加失意。不过,这苦果的种子,也是他自己撒下的。《三垣笔记》载:“北都闻变,在籍钱宗伯谦益有迎潞王(朱常淓)议。”而且也还搞了一些“暗箱操作”。结果事与愿违,拥立福王朱由崧的马士英、阮大铖们成功得势,打压异己政敌就是题中应有之义,钱谦益当然在劫难逃,别说当宰相,能保住礼部尚书就算不错了。陈寅恪先生说:“觉斯(王铎)之得为宰相,由于与由崧(福王)有旧,牧斋(钱谦益)之不得宰相,由于与东林即主立潞王常淓者有关。”不但官运坎坷,而且祸事不断,诡异而惨烈的“南明三大案”都牵连到他,特别是“大悲和尚案”,几乎将他送进诏狱……近40年大明官场折腾、折磨,会给一个一心想做官的读书人,打下怎样的心理印记?
于是,有了第三个出乎意料。没想到“北兵”这么厉害,这么快就收拾掉李自成,这么快就取扬州,下南京,把生死关头活脱脱硬生生地推在你面前,看你怎么办?对钱谦益来说,面前是三条路:抗战尽忠,一逃了事,投降谋生。
要说抵抗嘛,城内确实还有京营劲旅20万之众,凭坚城固守待援,不是没有一线生机。可是,主战的几位大臣都不管用,史可法又死了,军权掌在马、阮手里,人家是按兵不动,大有伺机开溜的趋势。还有这个弘光帝狗东西,把我为他辛苦选定的4名美妃已然悄悄退回,这分明也是要溜之大吉呀。你说这君主要保命,权臣要保命,我钱谦益为什么要替他们卖命?为他们战死,于心不甘,也不值当,为他们保住了江山社稷、荣华富贵,绝对没人感激你,别说宰相梦还是梦,这礼部尚书能不能坐稳都难说。 那么,一逃了之?看这天下大势,明亡已是天意,李自成的百万雄师说平就平,大明的半壁江山说丢就丢,划江而治的图谋已成泡影,顺治皇帝在北京已然稳坐龙廷,宇内一统不会有太大阻碍……你想往哪儿逃?事实随后也证明钱谦益的判断不错,那个弃江山不顾的弘光皇帝,“五月初十日,福王夜奔太平。”真开溜了,可没过半月,五月二十五日,即被清军捕获,押解回南京,再转押北京,后被处死。南京陷落前,马士英南走浙江杭州、绍兴等地,先跑到方国安军中,最后入太湖,投长兴伯吴日生军抗清,斗争失败后,被清军于太湖擒杀。一说马士英遁逃台州后,入四明山削发为僧,被清兵剥其皮,实之以草,极为惨烈,阮大铖逃出南京后,率先剃发降清,被授内院职衔。他感激涕零,自请为前驱,破金华后随清兵入闽,在五通岭上突然头面肿胀。贝勒劝他留下养病,他说:我有何病?我年虽六十,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又说:我仇人多,此必东林、复社诸奸徒潜在此间,我愿诸公勿听!于是他带病随军南征,越仙霞岭,众将骑马缓行登山,而“大铖独下马,徒步而前,左牵马,右指骑(者)曰:‘我精力百倍于后生也!’……言讫,鼓勇先登”,不久“马抛路口,身踞石坐”,僵仆石上死。据说当时天气炎热,尸体溃烂,清军草草收殓,不知埋在何处。但也有别一说,阮大铖闻马士英被杀,自投崖下死,被戮尸。
逃跑也没有好结果,最后一条路,就是献城投降了。这当然极不光彩,一准会落下骂名,甚至是千古骂名。可眼下还有余地回旋吗?不死不逃你还能咋的?再说了,投降的主意并非自己提出,是人家忻城伯赵之龙所提,人家可是七代世袭伯爵,后面还跟着魏国公徐允爵、保国公张国弼、隆平侯张拱日、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维城、灵壁侯汤国祚、安远侯柳祚昌、永昌侯徐宏爵、定远侯邓文囿、项城伯常应俊、大兴伯邹存义、宁晋伯刘允极、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安城伯张国才、洛中伯黄九鼎、成安伯郭祚永、驸马齐赞元、大学士王铎……我钱谦益一个小小挂名尚书,天塌下来轮得着我顶吗?这么多人都不怕落骂名,我怕什么?命要紧还是名誉要紧,人家都能想通,我傻呀?反过来还得说,投奔新朝就一定不好吗?人家清廷二月十九日,不是定孔子尊號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以京师国子监为太学,立文庙,于大成殿奉祀孔子,这跟大明所敬奉,没多大区别呀?不是也跟大明一样开科考,取贤士了吗?听说老家常熟今年就中举5人:钱朝鼎、钱祖寿、钱应京、朱允治、许瑶,都是里中佼佼者呢。看看如今在新朝做事的新贵,文臣之首范文成,议政大臣兼太子太傅宁完我,大学士洪承畴、冯铨、谢升,包括自己的老朋友龚鼎孳,等等,新投的,旧投的,哪一个原来不是大明臣子?他们作得新朝人上人,我钱某因何不可?新朝初立,正在用人之际,以我钱某资历声望,说不定还能实现那个、那个入阁之梦呢。
后人多有揣摩钱谦益降清动机者,不外四说:
一是欲行文种、范蠡抑或朱胜非之事, 如顾苓《塔影园集》:“北师入京,乃谬为招谕,阴图伺隙不得而行文种、范蠡之事”。钱氏本人也把自己比成欲复楚仇的伍子胥,有诗句曰“苍凉伍员芦中客,浩荡张骞海上槎。” “孤灯削柹丸书夜,间道吹箫乞食时。” “莫笑长江空半壁,苇间还有刺船翁”。
二是存身为了写国史,如吴祖修《书牧斋诗后》有句:“不死拟将成汉史,孤生忍独守玄经”,如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牧斋不死,一以明史自任”。
三是护城恤民,不忍心让“扬州十日”惨剧在南京重演,常熟拂水山庄等处相关介绍资料多持此说。
四是“以受温体仁讦,未得相位为恨,佐命新朝,庶展抱负也。此意为柳塘指出。” (见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
所谓“文种、范蠡抑或朱胜非之事”,略作解释。越国遭遇会稽山大败,文种、范蠡劝勾践说,若想复国,请以保全性命为要,不惜答应吴国开出的任何条件,“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可以带着王后到吴国当奴仆。此即文、范之事。朱胜非是南宋人物,1129年3月,将领苗傅、刘正彦及其党羽王均甫、马柔吉、王世修发动兵变,逼宋高宗下台让位。朱胜非时任尚书右仆射兼御营使,逢此急难,他表面对苗、刘二人言听计从,唯唯诺诺,以保全性命,暗中则策反王均甫、王世修成功,一个月后,苗、刘二人被杀,高宗复位,叛乱终被平定。以此两端史典比附钱谦益降清,只能说沾一点点边儿,因为他降清后确实参与了南明残存势力的反清活动,并且为此蹲过大狱。但这绝非“文、范、朱”式的初心,而是一种自我救赎行为。这一要紧处,乾隆皇帝倒是看得贼准:“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
再说存身写国史。司马迁惨遭宫刑写《史记》,忍的是自身辱。有忍着国耻就为写一部书的吗?笔者眼浅,不知史上几多?真为著书,完全可以早早地退守田园,何必饱受宦海浮沉、庙堂煎熬?便是在野那17年中,什么书写不出来呢?可见此说难以服众。
三是护城恤民,不忍看南京数十万生灵涂炭。性本善良,有好生之德,原无可厚非,是不是用错了地方?照这么说,史可法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就当时南京的官场看,死难尽节者并不少。据吴梅村《鹿樵纪闻》载:
南都之破,明臣殉难者十二人:以新城黄公端伯为首,其十一人:曰高倬,曰刘成治,曰吴嘉胤,曰龚定祥,曰陈?鹿及子自俞,曰陈于阶,曰吴可箕,曰王赞明,曰董启明,曰黄金玺。诸人者,自高倬外,皆非柄国谋事荷鼎铉栋柱之任者也,而慷慨授命,大节皎然。嗟夫,国家无事,公卿大臣享其尊荣;不幸有变,儒生小臣奋其义烈。时势使然,曷足怪哉!
尤其这位黄端伯,弘光皇帝逃跑后,廷臣们商讨“从驾”与否,实际就是跟着逃还是不逃。黄先生大声叫喊:“今日之事,从驾为轻,保国为重,吾辈当图其重。”听说赵之龙、钱谦益们要开城迎降,他在城门上大书“大明礼部仪制司主事黄端伯不降!”多铎爱其忠义,想劝降他,至死不从,被押送着路过水草庵,黄主事说“愿毙命于此”,就死在这吧!行刑手吓得“手颤刀坠”,他厉声训道:“何不直刺我心”!
最感人者,城破在即,生死瞬间,多有奴仆与百姓宁死不降者。提督曹存性要出城迎降,马夫问:您这是要上哪儿?曹说迎降去呀。马夫说“公降我不降”!曹说你懂啥,别胡说。马夫大声说“我真不降”!然后大哭着跳了河。 安远侯柳昌祚要出城迎降,仆人哭着拦住他说:“侯世受国恩,此行可缓,愿自爱。”并“牵衣力阻”。柳侯爵一边“叱之”,一边耳刮子就抡上去了,“手批其颊”。仆人哭着投了河。
有个秀才,听说弘光皇帝溜了,在百川桥上题诗曰:
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
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
题诗毕,赴水而死。
还有一个乞丐,听说朝里文武今天要献城出降,他在街上冒着大雨“且哭且笑,行至通济桥,植杖挂瓢,脱草鞋,投水死。人发其瓢,得二诗,痛伤国变,语甚激烈。”
莫非这些“儒生小臣”也都死得一钱不值?莫非这礼部主事不该如此作为,跟着他的礼部一把手钱大人献城投降,才算为人善良、功德圆满吗?莫非马夫乞儿这些最底层的百姓死就死吧,毫无价值与意义吗?
最后,就只能从钱谦益的私心私德找原因了,一是怕死,二是官瘾大,一直以“未得相位为恨,佐命新朝,庶展抱负也”,岂有他哉!《爝火录》有一段史评说得中肯:“钱谦益身为党魁,……自当息影山林,绝口不谈朝政,庶不失为东林人物。何乃荣利熏心,奥援干进……尽丧其平生所守。吁!富贵利达之溺人,若是之深哉!”乾隆皇帝更说得狠:“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膴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洊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今阅其所著《初学集》《有学集》,荒诞悖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列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 乾隆还作诗一首:
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
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
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
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1645年,命定是钱谦益的蒙羞之年,不但政治蒙羞一如上述,而且与最心爱的女人柳如是感情生变,貌合神离,被结结实实戴了一回绿帽子,是为精神蒙羞。
崇祯十四年(1641),59岁的钱谦益,迎娶23岁的名妓柳如是为妾,把婚事办得惊天动地。明末世道,士大夫涉足青楼、狎妓纳妾,不过是寻常风流韵事,但要大礼婚娶一个妓女,仍被视作伤风败俗、有悖成礼。你说这钱谦益胆小怕死吧,这会儿又胆大包天,根本没把世俗成见和礼法名器当回事,正妻陈氏还健在的情况下,坚持用大礼把柳爱妾迎娶回家。此举让故乡人无法接受,舆论哗然,简直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婚礼当天,许多人站在岸边,捡起石头往他们的婚船上砸。就这,钱大官人也丝毫没在乎,为了置办这次风风光光的婚礼,他不惜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宋刻《汉书》卖掉,又为柳如是专门建起华丽的“绛云楼”“红豆馆”,金屋藏娇。两人同居绛云楼,老夫少妾诗酒暖房,新婚燕尔,甜蜜得须臾难分。钱谦益特别佩服爱妾精通学问,诗书画皆能,尊称柳如是为“柳儒士”。
且说这位柳如是,岂止堪称“柳儒士”!她是明清易代之际最著名的歌妓才女,与马湘兰、卞玉京、李香君、董小宛、顾横波、寇白门、陈圆圆合称“秦淮八艳”。幼年不幸,身世凄迷,打小卖与盛泽归家院,由名妓徐佛收为养女,得其教养。14岁时,就开始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喜着儒服男装,爱与名士鸿儒纵谈时势,诗酒唱和。与钱谦益结缡之前数年,多在松江与几社人物过从甚密,尤与铁血名士陈子龙情投意合,寄志高远,于无形中蓄就一副家国情怀和政治抱负。徐天啸曾评价说:“其志操之高洁,其举动之慷慨,其言辞之委婉而激烈,非真爱国者不能。”而严正挑剔的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不惜为她耗尽自己生命的最后十年,树碑立传,写成煌煌70万言之《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本人也曾放言说,一定要嫁一个“博学好古,旷代逸才”的男子,宣称:“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无憾。”她忍痛离开陈子龙后,便将钱谦益视作最终依托。结婚后,钱谦益取柳姓郡望,称爱妾为河东君。
然而,时代的剧烈变化,必定会改变人们的感情走向,带来意想不到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爱恨情仇。
前文提到,去年七月廿五日,柳如是随钱谦益奉诏入朝,一起赴南京就任礼部尚书一职,一路上心情极佳,她还“戎服控马,插裝雉尾,作昭君出塞状”,兴之所至,不拒张扬,这就是柳如是的风格。陈寅恪先生写道:“自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至次年即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此‘一年天子小朝廷’之岁月,实河东君一生最荣显之时间也。”总体可以这么说,但仔细解析起来,钱、柳二人的感情变化,也恰好生发于这期间。
如前所述,钱谦益官迷心窍,怎么也脱不开那个“宰辅心结”,到南京后,为了跟权臣马士英、阮大铖之辈套近乎,为自己铺好上位路,不惜“谄事阉党”,屡设家宴讨好马、阮,并要柳如是出面作陪。对此,柳如是很是反感,一开始是严词拒绝的,但经不住钱谦益委屈诉说,婉转求助,且对当时钱的某些作为尚怀有好感,也就违心地应承了。比如钱谦益当时力主不迁都,与复社朋友保持一致立场;比如同意她在上元之夜大开派对,宴请松江诸位老友等等,都叫柳如是也还开心。特别是当扬州危急之时,钱谦益自请督师,驰援史可法,愿效韩世忠。柳如是非常赞佩,并表示情愿随夫出征,做一回梁红玉。可以说,至“上元欢聚”时,钱、柳的感情还大致和谐。
明显的裂痕出在钱谦益“奉诏选妃”。
原来,柳如是常能从卞玉京嘴里听到些市井传闻,知道民间都管弘光皇帝叫“老神仙”,说他在宫中只管饮酒看戏,不问政事,迷恋男女二色,宠信苏州医生郑三山,命内官四出搜购蟾酥,以合媚药,使城中的蛤蟆价为之暴涨。还说老让教坊司给宫中送旧院的少女,年龄都在十二三岁,经常发生头一天活着送进去,第二天死了抬出来,下体流血,分明是被奸淫而死的。给这样一个荒淫失德的皇帝选妃,柳如是气不打一处来,虽然知道此乃钱谦益本职所系,还免不了时常唠叨,抱怨说你这么卖力干什么,不会给他拖着点?造这个孽干什么!
二人发生大冲突是为降清事。五月十三日,钱谦益在中军都督府起草降表,彻夜未归。柳如是也是心潮起伏,难以入眠。钱谦益自得柳爱妾,很少不回家,不回时也有交代,今日这是怎么了?自从扬州失守,史督师壮烈殉国,南京城里就一片惊慌,上至君臣要员,下至寻常百姓,都在焦虑中思谋出路。柳如是曾专门探过钱谦益的口风,钱总是说但凭君上决断。问急了,钱就说无非三条路,战、逃、降。再问到五月初七的议降会议是怎么回事,钱谦益可就支支吾吾不想多说了,而这正是柳如是最担心的事。第二天,当柳如是逼着钱谦益说清一夜未归的实情后,彻底发怒了,继续逼钱表态不能投降,只有一死明志,方可不负学林名望,方可无愧于天地,生可对复社东林,死可对列祖列宗,并表示情愿陪他一起赴死。钱谦益惊呆了,相亲相爱三四年的这个柳如是,怎么一下不认识了?心里有点慌乱:你不就是找上门来的一个歌妓吗?这国家社稷、军国大事,千秋兴亡,跟你有多大关系呀?是你们这女流之辈可以过问的吗?我不想死,不也是舍不得你吗?你倒要逼着我死?……他心乱得一下理不出头绪了,无奈地讪笑道:这池水也太涼了呀。柳如是不等他话音落,一头就要扎进冰凉的池中,钱谦益吓坏了,慌忙让人将爱妾拉起。 这可不是戏说历史。《虞阳说苑》本《牧斋遗事》记载:
乙酉五月之变,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斋有难色。柳奋身欲沉池中,持之不得入。是时长洲沈明抡馆于尚书家,亲见其事,归说如此。
《河东君小传》记载:
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沈池水中,持之不得入。
《爝火录》记载:
钱谦益姬柳如是,劝谦益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谦益面有难色,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谦益持之不得入。长洲沈明伦馆于其家,所亲见者。
《乾隆长洲县志》载:
沈明抡,字伯叙,少为诸生。徐孝廉枋,其高弟也。崇祯癸酉中北闱乙榜。钱尚书谦益延主讲席。南都破,曾劝尚书殉身。曰:‘公受恩深,毋游移也。”尚书不从。明抡不复相见。后幅巾布袍,绝意科名,仍以《春秋》,教引生徒终。
陈寅恪先生多方考证,沈明抡实有其人,同治年间修订的《苏州府志》有《沈明抡传》云:“沈明抡字伯叙,精春秋,得安成闻喜之传,与同里徐汧李模鄭敷教友善,从游甚众。崇祯癸酉以恩贡中顺天副榜。乙酉乱后,授徒自给。三十余年卒。”所以,陈先生下结论说:“云美特记南都倾覆时,河东君欲自沉并劝宗伯死一事,备列人证,所以明其非阿私虚构,有类司马温公撰涑水纪闻之体,故吾人今日可以信其为实录也。”
到了十月,多铎要班师回朝,王铎、钱谦益等一众高级降官得“随例北迁”,去面见新朝皇帝,是可以带上家属一起上路的。决绝的事发生了:“诸降臣之妻皆随夫北行,河东君独不肯偕牧斋至燕都”。钱谦益好说歹说,左劝右劝,苦苦哀求,就差没有下跪磕头了,但柳如是心冷似铁,就是不去北京。钱老头长叹一声,只好孤身上路,虽有钱升等几个忠实家仆紧随,也难平痛楚之心,爱妾那一种冷漠的固执,那一种可怕的鄙弃,那一种离心离德的陌生,让他周身寒彻,心如死灰。临行前留诗曰:
水击风抟山外山,前期语尽一杯间。
五更噩梦飞金镜,千叠愁心锁玉关。
人以苍蝇污白璧,天将市虎试朱颜。
衣朱曳绮留都女,羞杀当年翟茀班。
陈寅恪先生于此诗有详解,略引之:“牧斋此首乃总述其南都倾覆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白下时所发生之变故,并为之洗涤,且加以温慰也。”“第七句‘留都女’,指河东君;第八句‘翟茀班’,指王觉斯(铎)辈之眷属,谓当日即此一端,足以愧杀诸命妇矣。”
其实,留在南京的柳如是,心里同样不好受。她是真正蹚过男人河的女人,哪里水浅水深,水清水浊,有鱼无鱼,潜流漩涡……应该是一清二楚的。她认真选择了钱谦益,不计年龄代沟地扑向他,关键时刻却是这么一个没有骨气的人,居然能投降变节以至于此,太叫人伤心失望了!有一种痛彻心肺的悔恨啃啮着她的心,这悔恨因着正在松江一带冒死抗清的陈子龙而更加强烈:我当初为什么要离开陈子龙,我那最心仪、最心爱的男人?现在证明当初真没看错,不逃不降,以命相搏,子龙才是烈烈真君子!我该等呀,我该守呀,纵然不能结缡有什么,知已相守,生死相依,也不会有今日之痛啊!
陈子龙比柳如是大十岁,是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进士。清兵陷南京,他和太湖民众武装组织联络,开展抗清活动。《明史》本传夸他:“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柳如是早就倾慕陈子龙,为其作过一篇《男洛神赋》 ,自称是子龙“女弟”。崇祯八年,两个有情人正式同居,“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他们的“爱巢”,就在松江南门外阮家巷的“南园”。这是一处幽雅、僻静的私人别墅。当时,陈子龙正忙着张罗“几社”,以南园为聚会处。“几社”后来并入复社,虽是个学术组织,但政治色彩强烈,入社条件也非常苛刻,“非师生,不得入社”,一旦成为社员,彼此便亲如兄弟。陈子龙被尊为“几社六子”之首,极有威望。《柳如是别传》记载:“南园之宴集,复是时事之座谈会也。河东君之加入此集会……其所参预之课业,当为饮酒赋诗。其所发表之议论,自是放言无羁。然则,河东君此时之同居南楼,及同游南园,不仅为卧子(笔者按:陈子龙,字卧子)女腻友,亦认为几社之女社员也……”后来,柳如是“转具沉湘复楚之志”,以“家事、国事、天下事”为胸怀,重气节,守大义,实与南园熏陶不无关系。最后二人因故未能修成正果,但其心相连,其情难断,柳如是此时更牵心陈子龙,自是必然。
夜深沉。这尚书宅偌大一个内院里,是无边的黑暗与死寂,比这更黑暗、死寂的是柳如是的心,其中满是孤独。不是有那么多朋友吗?陈子龙抗清去了,黄宗羲抗清去了,吴应箕抗清去了,侯朝宗先在史可法幕中,早逃回老家去了,冒襄带着小宛躲进如皋水绘园了,横波、圆圆跟着她们的夫君在北京做起了新朝的官太太,那个一生只知道逃避的吴伟业连上元聚会都不敢来,而卞玉京也在前几日和一群道姑出城避乱去了……我怎么会落得如此孤单?柳如是不禁把这一腔幽怨又撒在钱谦益头上了。说实在的,这几年钱谦益带给柳如是的精神生活是五光十色、精彩饱满而且档次很高的,她是一个凭精神活着的女人,当初奔他而来,也就没怎么考虑物质享受与床笫之欢;可现在偏偏最想要的东西消失不见,让一个27岁的女人情何以堪?想想被耽误的青春年华,活泼爱欲,真不值得呀。不由得又想起了陈子龙,南园同居半年多,柳如是不仅深知了陈郎的学问才情,高见卓识,远大抱负……
于是,便出事了。遂有《荷闸丛谈》之记:“当谦益往北,柳氏与人通奸。” 遂有李清《三垣笔记》之记:“若钱宗伯谦益所纳妓柳隐,则一狎邪耳。闻谦益从上降北,隐留南都,与一私夫乱。” 一时世俗之论蜂起,历代不绝,急得陈寅恪先生连忙就“柳姬者与郑生奸”一事,广征博引,辟邪扶正,成为他写作《柳如是别传》的动因之一。他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写道:“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伸,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又说,“至于河东君本末,亦大抵简略错误,剿袭雷同,纵使出于同时作者,亦多有意讳饰诋诬,更加以后代人无知之虚妄揣测,故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柳如是“红杏出墙”一节,端得公正评说,不能轻易骂之曰“一狎邪耳”!事实是,连钱谦益本人在戴过绿帽子之后也恳切地说:“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
钱柳之感情,后来经过许多曲折,有所缓和,但再也难以回到1645年之前了。据顾公夑《消夏闲记选存》“柳如是”条记载:钱“宗伯暮年不得意,恨曰:‘要死,要死’。(河东)君叱曰:‘公不死于乙酉(1645),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柳君亦女中丈夫也哉!”
总之,钱谦益是个思想和性格都极为复杂的人,身上不乏晚明文人纵诞的习气,又因热衷于功名利禄而留下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降清后却又从事反清活动,力图以传统道德观重建人格。这种反复无常、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不仅政治上蒙羞,且给自己造成心理自伤,灵魂蒙羞。这也反映了明清之际一类士人特有的生存状态吧。
【作者简介】周宗奇,原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原《山西文学》主编,专业作家。1974 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风尘烈女》,长篇历史纪实小说《清代文字狱纪实》,长篇纪实小说《三个红色殉道者》,传记《忧乐天下——范仲淹传》等。
公元1645年,有点意思。
这一年,农历乙酉年,鸡年,闰六月。有古谚曰:“就怕鸡猴饿狗年”。中国大地上并存着大小5个朝廷,国号、年号分别为:明弘光元年、明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张献忠大西二年、李自成大顺永昌二年。
这一年,英国一批科学家开始每周在伦敦聚会,讨论科学研究等问题。这一年,欧洲第一家咖啡店在意大利威尼斯开业,当地知识分子品着咖啡听音乐。这一年,明朝的知识分子在做什么?
明朝只有进士。他们随着科考制度应运而生,是读书人中的精华部分,其中绝大多数都笼入官场,有的会跻身顶层。但是,他们依附于、臣服于某个成为“王侯”的胜者,随着专制政权的兴衰存亡而荣辱浮沉,演奏出一部雅致又愚昧,可歌可泣又不幸不争的历史交响乐。
这一年,就有四个进士史可法、钱谦益、龚鼎孳、吴梅村,一组中国式《悲怆》的音符,正被命运之神拨弄着。
一、史可法死节
《明史·史可法传》:史可法,字宪之,祥符人。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烁烁有光。举崇祯元年进士。
1645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44岁的史可法写出一封《绝命书》:
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
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
太太苦恼,须托四太爷、大爷、三哥大家照管,炤儿好歹随他罢了。书至此,肝肠寸断矣。四月二十一日法寄
短短百字,言生言死,辞国辞家,舍情舍爱,不免让人撕心裂肺,情何以堪!堂堂崇元进士、南明重臣史可法这是怎么了?事情怎么会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呢?
前年,1643年七月,崇祯皇帝重用史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这可是个举足轻重的要职。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在南京设立陪都,北京设立北直隶,顺天府,都察院,六部,司礼监等一套行政制度,在南京同样全套设立,区别在于南京职官级别虽然不差北都,但多为闲职,基本上变成被排挤和养老官员的所在,所谓议政例会也变成了聊大天的茶话会。只有一个例外,南京兵部尚书,一般挂“参赞机务”衔,会同镇守太监和南京守备勋臣,共同管理南京的全部事务,而且这“领导小组”中,一般以兵部尚书为主。所以说,史可法的地位举足轻重。
突然间天崩地裂。跳过年的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大明北京政权覆亡。史可法率军进京勤王,抵达浦口时,闻听此信,向北痛哭失声,以头撞柱,血流到脚面上 。正考虑如何为崇祯皇帝发丧,却收到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大臣的“拥立”文书,意思说国不能一日无君,该拥立谁做大明南京政府的新君呢?你史可法可得速拿主意呀。他们的主张是:福王朱由崧虽是神宗的孙子,按辈分、排行应当立为君王,但他有七大缺点:贪、淫、酗酒、不孝、虐待下属、不读书、干预官吏,所谓“七不可”;而潞王朱常淓是神宗的侄儿,虽是“疏藩”,但贤良而且聪明,应当立他为君。这也是云集南京的吴应箕、黄宗羲、侯朝宗等复社人士的意见。史可法哪能不明白贤愚好赖,从内心说,他当然也想“立贤”,拥立潞王朱常淓。但以凤阳总督马士英为首的“拥福王派”,实力更大,不但包括了“领导小组”成员忻城伯赵之龙、诚意伯刘孔昭,还联络了兵权在握的“江北四镇”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悍将,且已然早早把福王控制在手,借着朱由崧“神宗孙也,伦序当立”这一点血统优势,逼史可法就范。
可惜,史可法有点软弱、退缩。他或能不屈于这些权臣悍将,但不能不屈于皇室“废立”有序的“祖宗之制”。“废立”问题,即所谓“国本之争”,历来是封建王朝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以最近的大明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例,前后共逼退首辅4人,部级官员10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300多个,其中100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殃及朝政15年。史可法不会不记着,也许正是觉得当此非常时期,过多纠缠于“废立”内斗,只会引发宫廷祸乱,不利于新朝新政,只好违心地屈从吧。但祸根也由此埋下。
這福王朱由崧果然太不成器,跟他爹老福王朱常洵一个臭德性。史载老福王“就藩洛阳后,终日闭阁酌饮醇酒,所爱唯有妇女、歌舞。”养得一身肥膘三百斤重。当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捕获了他,指着鼻子骂他,“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把他剥光,先痛打四十大板,再一刀枭首,头颅示众。那三百多斤的肥膘,由“自成兵灼王血,杂鹿醢尝之,名曰‘福禄酒’”。这个小福王刚成了弘光皇帝,一是大兴土木建宫殿,二是“诏令选妃”,酒色歌舞乐太平,至于朝政,则交由马士英们打理。而这正是马士英们拥立他的真正目的。
马士英与东林党人素有嫌隙,拉出一个魏忠贤余党阮大铖做帮手,他们视东林、复社人物如寇仇,于是借“拥策之功”,把持朝政,紧巴紧的军国大事不急办,先全力“报仇雪恨”,收拾宿敌。也真巧了,正好得到两个整人“抓手”。
崇祯皇帝自缢,大明北京政府那些官员死的死,逃的逃,被李自成抓住的也不少。被抓这些人为了活命,有的“闯来投闯”做了“贼官”,有的被任命了但拖着未做,转眼李自成败离北京,这些大明旧臣也陆续南归,被称为“南返诸臣”,其中有不少人是东林、复社的精英骨干。这可让马、阮们抓个正着,你们贼窝出来一身黑,正好收拾你们。
去年腊月,一个中年和尚突然出现在南京水西门外,自称出身宗室,获封齐王,从兵乱中逃出做了和尚。他语出惊人:1.崇祯皇帝并未殉国身死;2.崇祯皇帝早在三年前就令他南下谋事;3.讨伐弘光帝“伪政权”的大军不日即到南京,先遣伏兵已然布置在城外江畔船里,云云。消息眨眼就传到西城兵马司,又经兵马司上报给朝廷。弘光皇帝急眼了,一面着人连夜搜船,把城外江畔数千艘大小船只驱赶到观音门集中,彻查伏兵;一面派勋臣刘孔昭将大悲和尚立即逮捕,下镇抚司狱,交由忻城伯赵之龙审讯。大悲和尚又语出惊雷说:“今潞王贤明,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为天子,欲弘光让位”。就是说:潞王朱常淓应该做南京这个皇上,你弘光皇帝就主动退位让贤吧。并说他去过东林领袖钱谦益、申绍芳等人的家,和许多复社人物都联络过。马、阮们一听简直高兴坏了,这比“南返诸臣”的把柄更吃劲呀,遂下死手。据吴梅村《鹿樵纪闻》载: 明日,三法司会讯大悲,辞连申绍芳、钱谦益。阮大铖欲借以除东林及素所不合者,因造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等说,书史可法、高宏图、姜曰广姓名,纳大悲袖中……
有了这个人证物证,别说“南返诸臣”、“拥潞王派”、东林复社,连你史可法也在劫难逃。后来马士英还算清醒,想想自己这伙人立足未稳,名声也不咋地,舆论可畏,“不可骤发此难”,“仅以大悲所供钱谦益、申绍芳二人上闻。谦益、绍芳疏辦,乃坐僧妖言律斩之。”结局还算平和,不过这事让朝野心寒,看透这弘光朝未可期待,先后有吴梅村、陈子龙、姜曰广、高弘图、刘宗周等人,以各种理由辞官不做。
史可法也深感伤心失望,但他不会辞官,他是热衷于入世为民、建功立业那一类士君子的典型代表。他看出留在朝堂已然难有作为,而北兵南下日逼,自家防务不济,作为最高军事长官,理应身在前线,遂绝意辞朝出外,自请督师江北,前往扬州统筹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江北四镇军务机宜。不过,使命感极强的史阁部,对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还是认真向弘光皇帝表明态度,提出建议。比如,关于接收南返官员问题,他在奏折中说……应该让他们到吏部、兵部听候录用。……北京的祸变,凡属臣子的都有罪愆。在北方的官吏如果都应当跟先帝一道去死,难道在南京的都不是先帝的大臣?即如我可法不才,在南京主管枢机,他马士英蒙恩担任凤阳总督,都未能及时率部勤王救驾,而镇守大臣刘泽清、高杰等部不但毫无作为,反而率部南逃……最先应该追究治罪的,难道不该是我们这些大臣吗?如今南臣一概不问,单单对北返诸臣绳之以法,这说不过去且惹世人笑话呀!
再比如当务之急与用人之道,他对弘光皇帝说:近来人才日益减少,入官门路日益混乱,慕名之心胜而务实之心少,空论多而成事少。当下局势非同以往,一定要專心于讨伐乱贼,报复国仇,除却筹兵筹饷,除却延揽治兵治饷人才,别在其次。对那些只知捡拾空虚词句,谋取高官厚禄的人,有罚无赦! ……假如晏乐、偏安于东南一隅,不谋长远之策,不辨贤人、奸人,使老成官吏离职而去,英雄豪杰裹足不前,列祖列宗在地下抱怨,天命在不知不觉中转向,那这东南一隅也是无法保住的啊!
再比如,史可法针对明末党争之患,特别强调说:宋唐门户之祸,与国终始,臣愿庙堂之上,深思先帝之仇,勿修睚眦之怨。”……可惜一片忠贞语,说与混账君王,即是对牛弹琴。
在南京城里难有作为,将在外就能施展抱负吗?史可法时也命也全不济,“督师”在外,也是事事添堵,难挽危局。按说,弘光朝一早尚拥有兵力百万之众,控制着淮河以南的大片国土;李自成退守山、陕一带,被清军主力追击,而河南、山东地区一时空虚,英雄尚大有用武之地。史可法特聘来的幕僚名士阎尔梅就为他“计出三策”:首先安抚兴平伯高杰旧部,整合诸镇兵力;再乘清军无暇东顾,攻占军事重镇徐州;以徐州为中心,扩充实力,控制鲁、豫,与徐州形成鼎足之势,在黄河天堑建立第一道防线,进可攻,退可守,再谋复国。史可法也很赞成阎尔梅的谋略,但顾虑重重,犹豫不决,迟迟不肯发兵,气得阎尔梅这位刚烈名士拂袖而去。这中间有个原因:在明末君臣心目中,因为深受李自成、张献忠等“寇患”长期折磨,始终把“平寇”视为第一要务。史可法同样有这个“情结”,南明政府以他为首居然提出了“联虏平寇”的方略,希图借重满清之手,彻底剿灭李自成,然后再谋求后续打算。为此,他与清摄政王多尔衮有过书信沟通, 还幻想与清“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史可法《复 多 尔 衮 书》);而且这期间,弘光朝廷还曾组团赴北京与清廷议和,有南北分治之想。这么一蹉跎,几个月的大好军机转眼消失,眼前头的风景可就全变了!
史可法开赴扬州,发现情况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是一个“军队骄横,粮饷缺乏”的烫手山芋。首先“江北四镇”就不好对付,他们是马士英一手安置的,划江北为四镇,东平伯刘泽清管辖淮、海等地,驻军泗水,经理开、归一路;总兵官刘良佐统辖凤、寿等地,驻扎在临淮,经理陈、杞一路;靖南伯黄得功统辖滁、和等地,驻军庐州,经理光州、固始一路;而扬州由兴平伯高杰据守。由于中央无力提供军饷,同意四镇可以在驻地征集军需,连地方行政权也一并交付,实际上等同于藩镇割据。于是这些悍将们独霸一方,飞扬跋扈,为了扩大地盘互相攻杀。史可法一到扬州,无实力震慑他们,只能调停其间,令各归本镇,听督府调用。史载:“然皆不奉行,史可法不得不往来淮上各方调停。”紧调停慢调停,正月十二日夜,还是发生了致命的内乱——“睢州之变”。于是清军则乘机南进,事态急转直下。史可法闻讯长叹:“中原事不可图矣!” 遂决计退保扬州。其实此时南下清军不过七八万人而已。
四月十七日,清军进至距扬州城二十里处下营。
四月十九日,清军合围扬州。史可法传檄诸镇发兵援救,“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史可法知道扬州终不可保,绝意与城共存亡。西门地势卑下易受攻击,可法亲往镇守,前引《绝命书》正是此地此时所写。清豫王多铎命降将李遇春前来招降,被史可法痛斥之。隔天连收五封劝降书,史可法概不启封,随手投之火中。
四月二十四日,清军调来新式火器红衣大炮,开始攻城。
四月二十五日入夜,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成,被左右拥下城楼,奔东门。清兵追及,史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师也!”因被俘。多铎引洪承畴降清为例劝降,史可法慨然曰:“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遂从容引颈就刑。同时就义者有扬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从直、王缵爵、江都知县周志畏、罗伏龙、两淮盐运史杨振熙、监管粮饷知县吴道正、江都县丞王志端、赏功副将汪思诚、幕客卢渭等。
清军占领扬州以后,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屠杀延续十天,死亡逾八十万人,史称“扬州十日”。今有学者质疑“八十万人”之说,本文恕不涉及。
可叹天气炎热,扬州城里尸骨堆积如山,史可法遗体难以辨认,不知下落。史可法无子,以史德威为嗣,取名史直,托以后事。史可法殁后十二日,史德威回城觅尸不可辨。一年后,史德威以袍笏招魂,将其衣冠葬于扬州城天宁门外梅花岭。后有全祖望写《梅花岭记》述此事。史可法殉国后,南明赠谥“忠靖”。127年后的清乾隆三十七年,清廷赠谥“忠正”。 史可法家族享有世袭锦衣百户的封赏。他的祖父史应元乡试中举,在黄平做知州,生子史从质,即史可法之父。史可法从小家教严谨,中规中矩,因大孝而闻名乡里。崇祯元年(1628)中进士后,被任命为西安府推官,稍后升为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京官。崇祯八年(1635),调任右参议,负责镇守池州、太平两地。这年秋天,史可法给兵部侍郎卢象升当副史,负责巡视安庆、池州,监领长江以北的部队。
崇祯十年(1637)七月,史可法被提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以及河南的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的蕲州、广济、黄梅,江西的德化、湖口各县,负责督办军事,准予设立一万人的兵额。
崇祯十二年(1639)夏,史可法因岳父去世离职。除丧后出任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接替朱大典总管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等地。之后即如前文所记,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密政务。从以上家世经历看,史可法既不是出身于宰辅将帅之门,也缺乏参与高层决策和独操封疆大计的历练,主政南京兵部也一直是个虚衔,非常时期仓促应变,肩负起扶危定倾的军国存亡大任,对于一个书生气十足的进士来说,真有点勉为其难,能做成今日之史可法,已然尽心尽力。我们不能苛求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历史名人,超越自己的天赋、性格、家世、学养、经历以及时空环境,去做个万世完人、无瑕英雄。史可法以44年人生,铸就出这样一份烈烈业绩,尊他一个民族英雄的称号,一点儿都不过分。
当世文风浇薄浅陋,戏说成风,“史痞”泛滥。即如对史可法忠烈先贤,亦多有佛头泼粪之徒。比如有人作《揭开“民族英雄”史可法的真面目》,通篇不计一点史实隙末与科学考据,全凭兴之所至,“逻辑推理”,说史可法主政南明期间,“置国家存亡危急于不顾,一门心思扑在党争上”,弄出“妖僧案”把弘光帝搞得“名声扫地”,把“朝廷内部搞得四分五裂,厮杀一片,内政、军事一团糟”,史可法就是一个“自私自利,心胸狭隘,目光短浅,毫无头脑的人”,一个“私心极重,误国误民”的人。这样的“史识”与“史笔”堂皇过街,而且成帮成伙。难怪史可法在300多年前就悲叹道:“如此世界,生亦无益”!
史可法四十多岁了还没有儿子,妻子劝他纳妾生子以延续史门香火。史可法叹息说:国事正让人忧虑,怎能为生儿育女操心?”其“私心”真可谓大矣哉!
一个人明知道前方等着他的是死亡,为了某种大义,他从容赴难,死得明明白白,这是真豪杰、大英雄。英雄也是人,有弱点,有缺点,有软肋,有时还会犯下致命的错误,可他还是一个真豪杰、大英雄。史可法就是这样一个真豪杰、大英雄。从来英雄多悲剧,悲剧之一,就是侏儒论英雄。
二、钱谦益蒙羞
《清史列传》 卷七十九《贰臣传》 (乙) 《钱谦益》:江南常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一甲三名进士。(笔者按:查官修 《明史》 《清史》,是查不着《钱谦益传》的,唯撰稿人不详的《清史列传》里,有其专条,却列在《贰臣传》里。明在做明臣,清在做清臣,钱探花郎两朝为臣,被乾隆皇帝打入《贰臣传》,遂有“钱谦益蒙羞”这一段小故事。)
且说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失陷,史可法殉难。刚过20天,清军就兵临南京城下。《爝火录》记:“五月十五日,(南明)文武数百员,马步兵二十余萬,俱迎降。”这数百名降清文武官员中,不但有钱谦益,他还是带头人之一,而且早早就参与了叛明降清密谋,见下列史载:
《南渡录》:“赵之龙密遣使渡江,启迎北兵。时诸臣犹不知,集议礼部尚书钱谦益所。谦益太息曰‘事至此,唯有作小朝廷求活耳。’”
《爝火录》:“五月初七日,百官集议堂会议,凡十有六人,马士英、王铎、蔡弈琛、钱谦益……临散,唐世济、李乔同声相和曰:‘即降志辱身,亦所甘矣。’”
《小腼纪事附考》:五月十四日,“(清)王师自丹阳趋句容,乙未(十四)夜,前队至郊坛门。之龙、谦益奉輿图册籍,冒雨淋漓,褰裳跪道旁。”
《爝火录》:“五月十七日,礼部尚书钱谦益,引大清官二员,从五百骑入洪武门,候开正阳门,索匙不得,乃引进东长安门,盘九库,现银九万两,即着钱谦益驻皇城守之。”又:“五月丙午(二十五日),降臣赵之龙、钱谦益为我大清传檄四方,谕令降顺。……相传以为钱谦益笔也。”
《祁忠敏公日记》六月初五日记:“晚,得常熟令曹元方禀。知曹亦挂冠,抄钱牧斋手书数通,称北兵为三代之师,谆劝邑中归顺。”
其实,还有细节多多。在十三日的议降会议上,钱谦益毫不推辞地揽下起草降表的差事,当夜连家也未回,于中军都督府连夜起草了一份降表,第二天五月十四日早上,他会同次辅王铎、蔡奕琚,左都御史李沾、唐世济等人,推敲斟酌改定,立交京营提督赵之龙,请他派人出城,送往清军营中。接下来,几个人又商量了一通迎降时的做法。这道降表都写了些啥?据徐树丕《识小录》之《再记钱事》载:
白门余澹心,快士也。亲见钱牧斋南京投降表,约有千余字,大半是骂明朝诸帝,自成祖以下,鲜有免者;其半则颂清之诸帝也。于是有人写诗嘲讽:“白头宗伯老,作事弥狡狯。捧献出英皇,笺记称再拜。”
还有一件钱谦益给大清王爷多铎“致礼币”的事,也能说明问题。有个叫张滉的人,与豫王多铎的记室王佐私交不错,听王佐告诉他说,“诸臣咸致礼币”,都给多铎送礼来,送礼者名单是我亲眼所见,钱谦益的“送礼帖子”开头这么写:“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百叩首,谨启上贡。”礼品是:鎏金银壶一具、珐琅银壶一具、蟠龙玉杯一进、宋制玉杯一进、天鹿犀杯一进、夔龙犀杯一进、葵花犀杯一进、芙蓉犀杯一进、法琅鼎杯一进、文玉鼎杯一进、法琅鹤杯一对、银镶鹤杯一对、宣德宫扇十柄、真金川扇十柄、弋阳金扇十柄、戈阳金扇十柄、百子宫扇十柄、真金杭扇十柄、真金苏扇四十柄、银镶象箸十双。最后写道:“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王佐悄声对张滉说:“是日钱公捧帖入府,叩首墀下,致词于王前,王为色动,接礼甚欢’。”这事被人写在一部叫《柳南随笔》的书里,留下了铁把柄。 最有趣的是“剃发”一事,别说大多数明朝士大夫坚决抵制,一般草民也难以接受,而“年高德劭”的钱宗伯则轻松应对。史敦《恸余杂记》记:“豫王(多铎)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刚髡(剃去头发)辫而入矣。”有人大跌眼镜,作诗曰:“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类似史载尚多,互相参证,可知钱谦益预谋降清、带头献城、“为我大清传檄四方,谕令降顺”等情,皆为理性作为,并非被迫无奈。谁能想到,就是这个时年64岁的钱谦益,几个月前还在为南明弘光皇帝修史选妃,“忠勤可勉”得相当可以。今年二月里,弘光皇帝命他“修国史”,他很兴奋,马上积极表态说:此“谦益志也”!这个昏君觉得老钱挺不错呀,马上再委以重任,诏令“选王妃”,你给朕广选天下美女进宫吧。钱谦益认为这也是礼部分内之事,就卖力干起,到四月十五日大见成效,报告皇上说,已然选到京城淑女70名,其中以阮姓女最佳;浙江省选到淑女50名,其中以王姓女最佳;另有周书办者,自献女2名。皇上,您接下来怎么办?昏君惊喜不已,急不可耐,说那今天就在元晖殿让朕看看。这两件事分别记录在《南渡录》和《小腼纪事附考》。选完妃子刚过了22天,五月初七,钱谦益即如上述,就参与了高层降清密谋。
钱谦益这是怎么一回事?钱谦益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据说钱谦益少有大志,“好谈王霸之业”,5岁时看戏,就指着戏中大官对父亲说,“此人身袍手笏正是吾将来之所为也”。29岁高中探花,官至礼部侍郎,崇祯年间在晚明士林中已颇具影响,号称“东林党魁”、“当代文章伯”,“江左三大家”之首。黄梨洲《忠旧录》称他为王弇州(世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凌凤翔在《初学集序》)中甚至说“前后七子而后,诗派即衰微矣,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钱谦益自己也以“清流”自居,时时表现出维护传统道德的严肃面貌,坐享“元老重臣、文坛领袖”的盛誉而洋洋自得。难道他就没有想过,一旦折节投降,则半世清名掃地,绝难逃过严苛公论和无情史笔,将会受到后人唾骂而成为千古罪人?这钱谦益宁肯蒙羞,究竟根从何来?
仔细算算,钱谦益于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直到崇祯十七年明都北京陷落,在前后长达35年的时间内,他在政坛上三起三落,时进时退,磕磕绊绊,实际在朝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6年左右,要不是文才出众,又参与了著名东林党人的活动,还真难以暴得大名。说起三起三落,政坛失意,也正是他的一种心理病灶。
明天启元年(1621),出任浙江主考官,转右春坊中允,参与修《神宗实录》。同年,浙江发生了科场舞弊案,受到牵连,遭到罚俸的处分,转过年因病告假,回归故乡常熟赋闲。
天启四年(1624),再度复出,主要承担《神宗实录》的编纂工作。但作为“东林魁首”,受到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排挤,同年即被革职回乡。
天启七年(1627)八月,明熹宗朱由校驾崩,思宗朱由检即位,他三度奉诏任职,于第二年的崇祯元年(1628)七月,应诏北上,出任礼部右侍郎。但短短三个月后,“会推阁臣,谦益虑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并推,则名出己上,谋沮之。体仁追论谦益典试浙江取钱千秋关节事,予杖论赎。体仁复贿常熟人张汉儒讦谦益贪肆不法。谦益求救于司礼太监曹化淳,刑毙汉儒。体仁引疾去,谦益亦削籍归。”因争当阁臣内斗失败,铩羽三归,再回到老家常熟息影居家,常与一个名叫程嘉燧的嘉兴名儒喝酒吟诗, 什么“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蹇驴情”;什么“耦耕旧有高人约,带月相看并荷锄”……借酒浇怨一蹉跎,这可就是17个春秋。
出乎意料的是,上天居然第四次眷顾钱谦益,63岁这一年,先有“甲申之变”,死了个崇祯皇帝,后有南明问世,活出个弘光皇帝,这一死一活之间,机会来了。甲申(1644)七月廿五日(笔者按:此日期系陈寅恪先生考定,与冯其庸等《钱谦益年谱》“六月”说相左,今从陈),钱老夫子终于奉诏入朝,携同爱妾柳如是由常熟赴南京就礼部尚书职,环顾四周,论资历、学问、名望、影响,目下有谁可出我钱某右者?故当时自我感觉良好,依陈寅恪先生的说法,确有“谦益觊相位”的意向。吴梅村《鹿樵纪闻》略云:“先是钱谦益入都,其妾柳如是戎服控马,插裝雉尾,作昭君出塞状。服妖也。”《牧斋遗事》云:“弘光僭立,牧翁应召,柳夫人从之。道出丹阳,同车携手,或令柳策蹇驴,而已随其后。私语柳曰:‘此一幅昭君出塞图也。’邑中遂传钱令柳扮昭君状,炫煌道路。吁!众口固可畏也。”陈寅恪先生作如是解:钱柳自常熟至南京,道出丹阳时得意忘形,偶一作此游戏亦有可能,遂致众口讹传,仇人怨家借为诋诮之资。不管怎么说,可以看出来,钱谦益对这第四次登朝的前景预期相当高。
但是,又有个出乎意料,他在南京官场更加失意。不过,这苦果的种子,也是他自己撒下的。《三垣笔记》载:“北都闻变,在籍钱宗伯谦益有迎潞王(朱常淓)议。”而且也还搞了一些“暗箱操作”。结果事与愿违,拥立福王朱由崧的马士英、阮大铖们成功得势,打压异己政敌就是题中应有之义,钱谦益当然在劫难逃,别说当宰相,能保住礼部尚书就算不错了。陈寅恪先生说:“觉斯(王铎)之得为宰相,由于与由崧(福王)有旧,牧斋(钱谦益)之不得宰相,由于与东林即主立潞王常淓者有关。”不但官运坎坷,而且祸事不断,诡异而惨烈的“南明三大案”都牵连到他,特别是“大悲和尚案”,几乎将他送进诏狱……近40年大明官场折腾、折磨,会给一个一心想做官的读书人,打下怎样的心理印记?
于是,有了第三个出乎意料。没想到“北兵”这么厉害,这么快就收拾掉李自成,这么快就取扬州,下南京,把生死关头活脱脱硬生生地推在你面前,看你怎么办?对钱谦益来说,面前是三条路:抗战尽忠,一逃了事,投降谋生。
要说抵抗嘛,城内确实还有京营劲旅20万之众,凭坚城固守待援,不是没有一线生机。可是,主战的几位大臣都不管用,史可法又死了,军权掌在马、阮手里,人家是按兵不动,大有伺机开溜的趋势。还有这个弘光帝狗东西,把我为他辛苦选定的4名美妃已然悄悄退回,这分明也是要溜之大吉呀。你说这君主要保命,权臣要保命,我钱谦益为什么要替他们卖命?为他们战死,于心不甘,也不值当,为他们保住了江山社稷、荣华富贵,绝对没人感激你,别说宰相梦还是梦,这礼部尚书能不能坐稳都难说。 那么,一逃了之?看这天下大势,明亡已是天意,李自成的百万雄师说平就平,大明的半壁江山说丢就丢,划江而治的图谋已成泡影,顺治皇帝在北京已然稳坐龙廷,宇内一统不会有太大阻碍……你想往哪儿逃?事实随后也证明钱谦益的判断不错,那个弃江山不顾的弘光皇帝,“五月初十日,福王夜奔太平。”真开溜了,可没过半月,五月二十五日,即被清军捕获,押解回南京,再转押北京,后被处死。南京陷落前,马士英南走浙江杭州、绍兴等地,先跑到方国安军中,最后入太湖,投长兴伯吴日生军抗清,斗争失败后,被清军于太湖擒杀。一说马士英遁逃台州后,入四明山削发为僧,被清兵剥其皮,实之以草,极为惨烈,阮大铖逃出南京后,率先剃发降清,被授内院职衔。他感激涕零,自请为前驱,破金华后随清兵入闽,在五通岭上突然头面肿胀。贝勒劝他留下养病,他说:我有何病?我年虽六十,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又说:我仇人多,此必东林、复社诸奸徒潜在此间,我愿诸公勿听!于是他带病随军南征,越仙霞岭,众将骑马缓行登山,而“大铖独下马,徒步而前,左牵马,右指骑(者)曰:‘我精力百倍于后生也!’……言讫,鼓勇先登”,不久“马抛路口,身踞石坐”,僵仆石上死。据说当时天气炎热,尸体溃烂,清军草草收殓,不知埋在何处。但也有别一说,阮大铖闻马士英被杀,自投崖下死,被戮尸。
逃跑也没有好结果,最后一条路,就是献城投降了。这当然极不光彩,一准会落下骂名,甚至是千古骂名。可眼下还有余地回旋吗?不死不逃你还能咋的?再说了,投降的主意并非自己提出,是人家忻城伯赵之龙所提,人家可是七代世袭伯爵,后面还跟着魏国公徐允爵、保国公张国弼、隆平侯张拱日、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维城、灵壁侯汤国祚、安远侯柳祚昌、永昌侯徐宏爵、定远侯邓文囿、项城伯常应俊、大兴伯邹存义、宁晋伯刘允极、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安城伯张国才、洛中伯黄九鼎、成安伯郭祚永、驸马齐赞元、大学士王铎……我钱谦益一个小小挂名尚书,天塌下来轮得着我顶吗?这么多人都不怕落骂名,我怕什么?命要紧还是名誉要紧,人家都能想通,我傻呀?反过来还得说,投奔新朝就一定不好吗?人家清廷二月十九日,不是定孔子尊號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以京师国子监为太学,立文庙,于大成殿奉祀孔子,这跟大明所敬奉,没多大区别呀?不是也跟大明一样开科考,取贤士了吗?听说老家常熟今年就中举5人:钱朝鼎、钱祖寿、钱应京、朱允治、许瑶,都是里中佼佼者呢。看看如今在新朝做事的新贵,文臣之首范文成,议政大臣兼太子太傅宁完我,大学士洪承畴、冯铨、谢升,包括自己的老朋友龚鼎孳,等等,新投的,旧投的,哪一个原来不是大明臣子?他们作得新朝人上人,我钱某因何不可?新朝初立,正在用人之际,以我钱某资历声望,说不定还能实现那个、那个入阁之梦呢。
后人多有揣摩钱谦益降清动机者,不外四说:
一是欲行文种、范蠡抑或朱胜非之事, 如顾苓《塔影园集》:“北师入京,乃谬为招谕,阴图伺隙不得而行文种、范蠡之事”。钱氏本人也把自己比成欲复楚仇的伍子胥,有诗句曰“苍凉伍员芦中客,浩荡张骞海上槎。” “孤灯削柹丸书夜,间道吹箫乞食时。” “莫笑长江空半壁,苇间还有刺船翁”。
二是存身为了写国史,如吴祖修《书牧斋诗后》有句:“不死拟将成汉史,孤生忍独守玄经”,如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牧斋不死,一以明史自任”。
三是护城恤民,不忍心让“扬州十日”惨剧在南京重演,常熟拂水山庄等处相关介绍资料多持此说。
四是“以受温体仁讦,未得相位为恨,佐命新朝,庶展抱负也。此意为柳塘指出。” (见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
所谓“文种、范蠡抑或朱胜非之事”,略作解释。越国遭遇会稽山大败,文种、范蠡劝勾践说,若想复国,请以保全性命为要,不惜答应吴国开出的任何条件,“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可以带着王后到吴国当奴仆。此即文、范之事。朱胜非是南宋人物,1129年3月,将领苗傅、刘正彦及其党羽王均甫、马柔吉、王世修发动兵变,逼宋高宗下台让位。朱胜非时任尚书右仆射兼御营使,逢此急难,他表面对苗、刘二人言听计从,唯唯诺诺,以保全性命,暗中则策反王均甫、王世修成功,一个月后,苗、刘二人被杀,高宗复位,叛乱终被平定。以此两端史典比附钱谦益降清,只能说沾一点点边儿,因为他降清后确实参与了南明残存势力的反清活动,并且为此蹲过大狱。但这绝非“文、范、朱”式的初心,而是一种自我救赎行为。这一要紧处,乾隆皇帝倒是看得贼准:“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
再说存身写国史。司马迁惨遭宫刑写《史记》,忍的是自身辱。有忍着国耻就为写一部书的吗?笔者眼浅,不知史上几多?真为著书,完全可以早早地退守田园,何必饱受宦海浮沉、庙堂煎熬?便是在野那17年中,什么书写不出来呢?可见此说难以服众。
三是护城恤民,不忍看南京数十万生灵涂炭。性本善良,有好生之德,原无可厚非,是不是用错了地方?照这么说,史可法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就当时南京的官场看,死难尽节者并不少。据吴梅村《鹿樵纪闻》载:
南都之破,明臣殉难者十二人:以新城黄公端伯为首,其十一人:曰高倬,曰刘成治,曰吴嘉胤,曰龚定祥,曰陈?鹿及子自俞,曰陈于阶,曰吴可箕,曰王赞明,曰董启明,曰黄金玺。诸人者,自高倬外,皆非柄国谋事荷鼎铉栋柱之任者也,而慷慨授命,大节皎然。嗟夫,国家无事,公卿大臣享其尊荣;不幸有变,儒生小臣奋其义烈。时势使然,曷足怪哉!
尤其这位黄端伯,弘光皇帝逃跑后,廷臣们商讨“从驾”与否,实际就是跟着逃还是不逃。黄先生大声叫喊:“今日之事,从驾为轻,保国为重,吾辈当图其重。”听说赵之龙、钱谦益们要开城迎降,他在城门上大书“大明礼部仪制司主事黄端伯不降!”多铎爱其忠义,想劝降他,至死不从,被押送着路过水草庵,黄主事说“愿毙命于此”,就死在这吧!行刑手吓得“手颤刀坠”,他厉声训道:“何不直刺我心”!
最感人者,城破在即,生死瞬间,多有奴仆与百姓宁死不降者。提督曹存性要出城迎降,马夫问:您这是要上哪儿?曹说迎降去呀。马夫说“公降我不降”!曹说你懂啥,别胡说。马夫大声说“我真不降”!然后大哭着跳了河。 安远侯柳昌祚要出城迎降,仆人哭着拦住他说:“侯世受国恩,此行可缓,愿自爱。”并“牵衣力阻”。柳侯爵一边“叱之”,一边耳刮子就抡上去了,“手批其颊”。仆人哭着投了河。
有个秀才,听说弘光皇帝溜了,在百川桥上题诗曰:
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
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
题诗毕,赴水而死。
还有一个乞丐,听说朝里文武今天要献城出降,他在街上冒着大雨“且哭且笑,行至通济桥,植杖挂瓢,脱草鞋,投水死。人发其瓢,得二诗,痛伤国变,语甚激烈。”
莫非这些“儒生小臣”也都死得一钱不值?莫非这礼部主事不该如此作为,跟着他的礼部一把手钱大人献城投降,才算为人善良、功德圆满吗?莫非马夫乞儿这些最底层的百姓死就死吧,毫无价值与意义吗?
最后,就只能从钱谦益的私心私德找原因了,一是怕死,二是官瘾大,一直以“未得相位为恨,佐命新朝,庶展抱负也”,岂有他哉!《爝火录》有一段史评说得中肯:“钱谦益身为党魁,……自当息影山林,绝口不谈朝政,庶不失为东林人物。何乃荣利熏心,奥援干进……尽丧其平生所守。吁!富贵利达之溺人,若是之深哉!”乾隆皇帝更说得狠:“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膴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洊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今阅其所著《初学集》《有学集》,荒诞悖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列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 乾隆还作诗一首:
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
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
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
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1645年,命定是钱谦益的蒙羞之年,不但政治蒙羞一如上述,而且与最心爱的女人柳如是感情生变,貌合神离,被结结实实戴了一回绿帽子,是为精神蒙羞。
崇祯十四年(1641),59岁的钱谦益,迎娶23岁的名妓柳如是为妾,把婚事办得惊天动地。明末世道,士大夫涉足青楼、狎妓纳妾,不过是寻常风流韵事,但要大礼婚娶一个妓女,仍被视作伤风败俗、有悖成礼。你说这钱谦益胆小怕死吧,这会儿又胆大包天,根本没把世俗成见和礼法名器当回事,正妻陈氏还健在的情况下,坚持用大礼把柳爱妾迎娶回家。此举让故乡人无法接受,舆论哗然,简直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婚礼当天,许多人站在岸边,捡起石头往他们的婚船上砸。就这,钱大官人也丝毫没在乎,为了置办这次风风光光的婚礼,他不惜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宋刻《汉书》卖掉,又为柳如是专门建起华丽的“绛云楼”“红豆馆”,金屋藏娇。两人同居绛云楼,老夫少妾诗酒暖房,新婚燕尔,甜蜜得须臾难分。钱谦益特别佩服爱妾精通学问,诗书画皆能,尊称柳如是为“柳儒士”。
且说这位柳如是,岂止堪称“柳儒士”!她是明清易代之际最著名的歌妓才女,与马湘兰、卞玉京、李香君、董小宛、顾横波、寇白门、陈圆圆合称“秦淮八艳”。幼年不幸,身世凄迷,打小卖与盛泽归家院,由名妓徐佛收为养女,得其教养。14岁时,就开始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喜着儒服男装,爱与名士鸿儒纵谈时势,诗酒唱和。与钱谦益结缡之前数年,多在松江与几社人物过从甚密,尤与铁血名士陈子龙情投意合,寄志高远,于无形中蓄就一副家国情怀和政治抱负。徐天啸曾评价说:“其志操之高洁,其举动之慷慨,其言辞之委婉而激烈,非真爱国者不能。”而严正挑剔的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不惜为她耗尽自己生命的最后十年,树碑立传,写成煌煌70万言之《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本人也曾放言说,一定要嫁一个“博学好古,旷代逸才”的男子,宣称:“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无憾。”她忍痛离开陈子龙后,便将钱谦益视作最终依托。结婚后,钱谦益取柳姓郡望,称爱妾为河东君。
然而,时代的剧烈变化,必定会改变人们的感情走向,带来意想不到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爱恨情仇。
前文提到,去年七月廿五日,柳如是随钱谦益奉诏入朝,一起赴南京就任礼部尚书一职,一路上心情极佳,她还“戎服控马,插裝雉尾,作昭君出塞状”,兴之所至,不拒张扬,这就是柳如是的风格。陈寅恪先生写道:“自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至次年即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此‘一年天子小朝廷’之岁月,实河东君一生最荣显之时间也。”总体可以这么说,但仔细解析起来,钱、柳二人的感情变化,也恰好生发于这期间。
如前所述,钱谦益官迷心窍,怎么也脱不开那个“宰辅心结”,到南京后,为了跟权臣马士英、阮大铖之辈套近乎,为自己铺好上位路,不惜“谄事阉党”,屡设家宴讨好马、阮,并要柳如是出面作陪。对此,柳如是很是反感,一开始是严词拒绝的,但经不住钱谦益委屈诉说,婉转求助,且对当时钱的某些作为尚怀有好感,也就违心地应承了。比如钱谦益当时力主不迁都,与复社朋友保持一致立场;比如同意她在上元之夜大开派对,宴请松江诸位老友等等,都叫柳如是也还开心。特别是当扬州危急之时,钱谦益自请督师,驰援史可法,愿效韩世忠。柳如是非常赞佩,并表示情愿随夫出征,做一回梁红玉。可以说,至“上元欢聚”时,钱、柳的感情还大致和谐。
明显的裂痕出在钱谦益“奉诏选妃”。
原来,柳如是常能从卞玉京嘴里听到些市井传闻,知道民间都管弘光皇帝叫“老神仙”,说他在宫中只管饮酒看戏,不问政事,迷恋男女二色,宠信苏州医生郑三山,命内官四出搜购蟾酥,以合媚药,使城中的蛤蟆价为之暴涨。还说老让教坊司给宫中送旧院的少女,年龄都在十二三岁,经常发生头一天活着送进去,第二天死了抬出来,下体流血,分明是被奸淫而死的。给这样一个荒淫失德的皇帝选妃,柳如是气不打一处来,虽然知道此乃钱谦益本职所系,还免不了时常唠叨,抱怨说你这么卖力干什么,不会给他拖着点?造这个孽干什么!
二人发生大冲突是为降清事。五月十三日,钱谦益在中军都督府起草降表,彻夜未归。柳如是也是心潮起伏,难以入眠。钱谦益自得柳爱妾,很少不回家,不回时也有交代,今日这是怎么了?自从扬州失守,史督师壮烈殉国,南京城里就一片惊慌,上至君臣要员,下至寻常百姓,都在焦虑中思谋出路。柳如是曾专门探过钱谦益的口风,钱总是说但凭君上决断。问急了,钱就说无非三条路,战、逃、降。再问到五月初七的议降会议是怎么回事,钱谦益可就支支吾吾不想多说了,而这正是柳如是最担心的事。第二天,当柳如是逼着钱谦益说清一夜未归的实情后,彻底发怒了,继续逼钱表态不能投降,只有一死明志,方可不负学林名望,方可无愧于天地,生可对复社东林,死可对列祖列宗,并表示情愿陪他一起赴死。钱谦益惊呆了,相亲相爱三四年的这个柳如是,怎么一下不认识了?心里有点慌乱:你不就是找上门来的一个歌妓吗?这国家社稷、军国大事,千秋兴亡,跟你有多大关系呀?是你们这女流之辈可以过问的吗?我不想死,不也是舍不得你吗?你倒要逼着我死?……他心乱得一下理不出头绪了,无奈地讪笑道:这池水也太涼了呀。柳如是不等他话音落,一头就要扎进冰凉的池中,钱谦益吓坏了,慌忙让人将爱妾拉起。 这可不是戏说历史。《虞阳说苑》本《牧斋遗事》记载:
乙酉五月之变,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斋有难色。柳奋身欲沉池中,持之不得入。是时长洲沈明抡馆于尚书家,亲见其事,归说如此。
《河东君小传》记载:
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沈池水中,持之不得入。
《爝火录》记载:
钱谦益姬柳如是,劝谦益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谦益面有难色,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谦益持之不得入。长洲沈明伦馆于其家,所亲见者。
《乾隆长洲县志》载:
沈明抡,字伯叙,少为诸生。徐孝廉枋,其高弟也。崇祯癸酉中北闱乙榜。钱尚书谦益延主讲席。南都破,曾劝尚书殉身。曰:‘公受恩深,毋游移也。”尚书不从。明抡不复相见。后幅巾布袍,绝意科名,仍以《春秋》,教引生徒终。
陈寅恪先生多方考证,沈明抡实有其人,同治年间修订的《苏州府志》有《沈明抡传》云:“沈明抡字伯叙,精春秋,得安成闻喜之传,与同里徐汧李模鄭敷教友善,从游甚众。崇祯癸酉以恩贡中顺天副榜。乙酉乱后,授徒自给。三十余年卒。”所以,陈先生下结论说:“云美特记南都倾覆时,河东君欲自沉并劝宗伯死一事,备列人证,所以明其非阿私虚构,有类司马温公撰涑水纪闻之体,故吾人今日可以信其为实录也。”
到了十月,多铎要班师回朝,王铎、钱谦益等一众高级降官得“随例北迁”,去面见新朝皇帝,是可以带上家属一起上路的。决绝的事发生了:“诸降臣之妻皆随夫北行,河东君独不肯偕牧斋至燕都”。钱谦益好说歹说,左劝右劝,苦苦哀求,就差没有下跪磕头了,但柳如是心冷似铁,就是不去北京。钱老头长叹一声,只好孤身上路,虽有钱升等几个忠实家仆紧随,也难平痛楚之心,爱妾那一种冷漠的固执,那一种可怕的鄙弃,那一种离心离德的陌生,让他周身寒彻,心如死灰。临行前留诗曰:
水击风抟山外山,前期语尽一杯间。
五更噩梦飞金镜,千叠愁心锁玉关。
人以苍蝇污白璧,天将市虎试朱颜。
衣朱曳绮留都女,羞杀当年翟茀班。
陈寅恪先生于此诗有详解,略引之:“牧斋此首乃总述其南都倾覆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白下时所发生之变故,并为之洗涤,且加以温慰也。”“第七句‘留都女’,指河东君;第八句‘翟茀班’,指王觉斯(铎)辈之眷属,谓当日即此一端,足以愧杀诸命妇矣。”
其实,留在南京的柳如是,心里同样不好受。她是真正蹚过男人河的女人,哪里水浅水深,水清水浊,有鱼无鱼,潜流漩涡……应该是一清二楚的。她认真选择了钱谦益,不计年龄代沟地扑向他,关键时刻却是这么一个没有骨气的人,居然能投降变节以至于此,太叫人伤心失望了!有一种痛彻心肺的悔恨啃啮着她的心,这悔恨因着正在松江一带冒死抗清的陈子龙而更加强烈:我当初为什么要离开陈子龙,我那最心仪、最心爱的男人?现在证明当初真没看错,不逃不降,以命相搏,子龙才是烈烈真君子!我该等呀,我该守呀,纵然不能结缡有什么,知已相守,生死相依,也不会有今日之痛啊!
陈子龙比柳如是大十岁,是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进士。清兵陷南京,他和太湖民众武装组织联络,开展抗清活动。《明史》本传夸他:“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柳如是早就倾慕陈子龙,为其作过一篇《男洛神赋》 ,自称是子龙“女弟”。崇祯八年,两个有情人正式同居,“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他们的“爱巢”,就在松江南门外阮家巷的“南园”。这是一处幽雅、僻静的私人别墅。当时,陈子龙正忙着张罗“几社”,以南园为聚会处。“几社”后来并入复社,虽是个学术组织,但政治色彩强烈,入社条件也非常苛刻,“非师生,不得入社”,一旦成为社员,彼此便亲如兄弟。陈子龙被尊为“几社六子”之首,极有威望。《柳如是别传》记载:“南园之宴集,复是时事之座谈会也。河东君之加入此集会……其所参预之课业,当为饮酒赋诗。其所发表之议论,自是放言无羁。然则,河东君此时之同居南楼,及同游南园,不仅为卧子(笔者按:陈子龙,字卧子)女腻友,亦认为几社之女社员也……”后来,柳如是“转具沉湘复楚之志”,以“家事、国事、天下事”为胸怀,重气节,守大义,实与南园熏陶不无关系。最后二人因故未能修成正果,但其心相连,其情难断,柳如是此时更牵心陈子龙,自是必然。
夜深沉。这尚书宅偌大一个内院里,是无边的黑暗与死寂,比这更黑暗、死寂的是柳如是的心,其中满是孤独。不是有那么多朋友吗?陈子龙抗清去了,黄宗羲抗清去了,吴应箕抗清去了,侯朝宗先在史可法幕中,早逃回老家去了,冒襄带着小宛躲进如皋水绘园了,横波、圆圆跟着她们的夫君在北京做起了新朝的官太太,那个一生只知道逃避的吴伟业连上元聚会都不敢来,而卞玉京也在前几日和一群道姑出城避乱去了……我怎么会落得如此孤单?柳如是不禁把这一腔幽怨又撒在钱谦益头上了。说实在的,这几年钱谦益带给柳如是的精神生活是五光十色、精彩饱满而且档次很高的,她是一个凭精神活着的女人,当初奔他而来,也就没怎么考虑物质享受与床笫之欢;可现在偏偏最想要的东西消失不见,让一个27岁的女人情何以堪?想想被耽误的青春年华,活泼爱欲,真不值得呀。不由得又想起了陈子龙,南园同居半年多,柳如是不仅深知了陈郎的学问才情,高见卓识,远大抱负……
于是,便出事了。遂有《荷闸丛谈》之记:“当谦益往北,柳氏与人通奸。” 遂有李清《三垣笔记》之记:“若钱宗伯谦益所纳妓柳隐,则一狎邪耳。闻谦益从上降北,隐留南都,与一私夫乱。” 一时世俗之论蜂起,历代不绝,急得陈寅恪先生连忙就“柳姬者与郑生奸”一事,广征博引,辟邪扶正,成为他写作《柳如是别传》的动因之一。他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写道:“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伸,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又说,“至于河东君本末,亦大抵简略错误,剿袭雷同,纵使出于同时作者,亦多有意讳饰诋诬,更加以后代人无知之虚妄揣测,故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柳如是“红杏出墙”一节,端得公正评说,不能轻易骂之曰“一狎邪耳”!事实是,连钱谦益本人在戴过绿帽子之后也恳切地说:“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
钱柳之感情,后来经过许多曲折,有所缓和,但再也难以回到1645年之前了。据顾公夑《消夏闲记选存》“柳如是”条记载:钱“宗伯暮年不得意,恨曰:‘要死,要死’。(河东)君叱曰:‘公不死于乙酉(1645),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柳君亦女中丈夫也哉!”
总之,钱谦益是个思想和性格都极为复杂的人,身上不乏晚明文人纵诞的习气,又因热衷于功名利禄而留下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降清后却又从事反清活动,力图以传统道德观重建人格。这种反复无常、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不仅政治上蒙羞,且给自己造成心理自伤,灵魂蒙羞。这也反映了明清之际一类士人特有的生存状态吧。
【作者简介】周宗奇,原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原《山西文学》主编,专业作家。1974 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风尘烈女》,长篇历史纪实小说《清代文字狱纪实》,长篇纪实小说《三个红色殉道者》,传记《忧乐天下——范仲淹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