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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在西方列强坚船大炮的威逼下，中国逐步开始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1840年南京条约使得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以及曾国藩湘军的崛起，则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落与灭亡。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曾国藩冒死献策，不久奉命在乡举办团练，即“湘勇”。这支由汉人组成的地方武装与太平军转战长江中下游地区，各有胜负。由于其力量的不断壮大，渐成为对抗太平天国的主力。1864年7月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率领湘军，炸开南京龙脖子城墙，于是湘军屠城，南京浩劫。曾国藩因此落下了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刽子手的恶名——“曾剃头”。就是这位被誉为晚清中兴第一人的两江总督，不幸在任上死于南京的两江总督府。然而此时的两江总督府是1870年曾国藩第三次就任两江总督时，按照旧的总督署格局，在毁掉的太平天国天朝宫殿遗址上重建的。我不知道这种历史的巧合是不是造化弄人，但曾国藩的名字一直是与洪秀全、太平天国联系在一起，掰也掰不开。
一、“八股取试”制度下“赐同进士”与“落地举子”的不同人生选择
曾国藩与洪秀全这两位生死对头，年少时皆受到“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怀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男儿梦，先后参加了科举考试，其不同的结果却使得这两位影响近代中国的重要人物，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科举是我国历代封建社会一直沿用的，并不断加以发展和完善的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在当时作为封建社会的寒门学子唯有经过苦读，才能跻身上层社会。应该说这对当时封建统治者选拔优秀人才，维护封建统治来说是有利的。
清代初期，顺治帝在即位诏书中宣布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开科取士。当时的清政府继承了前代有关科举考试的各项规章制度，形成了一套更加严格周密的科举制度，并把它作为清代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其实当时清初的开科取士为争取汉族知识分子与新政权合作、缓和满汉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可是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在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候，当时的科举制度却引导人们埋头于《四书》《五经》，对进入工业时代所急需的科学技术不屑一顾；于是乎泱泱中国在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中裹足不前。客观的说清代的科举制度不但影响着清代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影响着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不同人士的命运；甚至影响到了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当然对于处在中国近代变革时期的曾国藩与洪秀全来说，也逃脱不了历史的宿命。在先后经历的科举考试中，在中举与落地之间，书写着不同的人生道路；并努力探寻和实现着自己对中国富强之路的求索。
曾国藩（1811—1872年），初名子城，字涤生，湖南长沙府湘乡人。24岁参加乡试中举人，28岁时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并成为林则徐政敌、主张“鸦片上税免禁”的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从此一路仕途，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官至两江总督。在咸丰年间为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如老叟般气数将尽的满清政府于危局。到了同治三年朝廷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赏戴双眼花翎。后来朝廷又御赐“勋高柱石”四字。病逝后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可以说曾国藩不仅是满清政府后期手握大权的第一汉人，还是一位以文人治军，维护封建道统，推崇经世致用理学思想，力推洋务运动的晚清重臣。
洪秀全（1814—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领袖，出生于广东省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6岁开始科举之路，却屡次应试均失利。屡试不第的挫辱以及对科举考试的失望，使的其对儒家学说萌生了怨艾。在寻找一种新的精神寄托时，洪秀全受梁发根据基督教义所编的《劝世良言》的影响，创立了“拜上帝教”，发动了颇具影响的金田起义。在洪秀全的带领下，起义军一路挺进，为着他们心中描述的“小天堂”而勇敢战斗。太平军在定都天京后与清政府形成对峙之势，大有取代满清政府之意。不久由于天京事变发生，石达开负气出走，导致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从遗留下的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自述以及太平天国时期文物天朝朝主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经过此次变故，洪秀全将自己完全封闭在金碧辉煌的天朝宫殿里；在如花的后宫佳丽陪伴中，过着奢靡的生活。由于其不思朝政、滥封王爵，使得太平天国运动快速地由盛而衰，最终天王洪秀全自己也在天京城破之前病死于天朝宫殿中。
科举制度伴随着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千百年来让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怀揣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走在追求仕途的道路上。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度，无论是对洪秀全还是被誉为晚清理学大家的曾国藩的人生与思想的影响，应该说是极其深远的。
二、晚清理学复兴与宗奉理学的曾国藩
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由于程朱理学适应了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深得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欢心。自元朝开始程朱理学被正式定为科举取士的内容，经过明代八股文的“标准化”改造，清初以后的理学逐渐走入空谈，严重脱离实际；晚清时在曾国藩等人的影响下程朱理学得以复兴；即使在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尊奉程朱理学的主张仍旧占据统治地位，理学被清政府作为宗旨写进了新式教育的章程。
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由于当时的清廷日益腐化，吏治腐败，导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于是反清抗争不断，最终酿成太平天国起义。两次的鸦片战争的惨败又使得没落的晚清政府更加羸弱，大国的威仪扫荡殆尽。古老的中国在经过两千多年的自成一体的发展以后，所面临的来自于中外的多重严峻的挑战。在西方列强入侵下，晚清政府被迫开放。于是曾国藩力求经世理学发挥理学维系封建纲常的作用，同时更加注重理学的经世功能。
曾国藩一生倡导的是以理学沟通汉宋，以宋学为宗，不同程度地汲取汉学方法和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宋明理学。其主张“礼则理也”“力行实践”，并将“经济”纳入理学范畴，具有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时期理学的发展变化。 在《讨粤匪檄》中曾国藩曾经写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从这段文字上不难看出曾国藩对传统文化的执著与眷恋，以及维护传统的坚决。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曾国藩这位大理学家以一介书生从军，从书斋走向战场，率领着湖湘子弟与代表着草根百姓愿望，吸纳西学建立乌托邦式理想社会的太平军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一场血与火的较量。
三、洪秀全的吸纳西学与科举情结
众所周知太平天国的宗教虽来源于基督教，但又不同于基督教。由于他们只拜上帝，不敬邪神，因此人们称之为上帝教，也称拜上帝教。太平天国在早期制订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主张。由此可以看出：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创立的拜上帝教，已经把西方的上帝与中国广大草根百姓希望摆脱饥寒交迫的生活困境，实现有衣同穿、有饭同吃、趋吉避凶的善良愿望结合起来。从整个太平天国历史来看，洪秀全虽吸纳了基督教的营养，想的却是要做中国草根阶层所期盼的太平天国君王，建立起几千年来自给自足形势下广大自耕农所理想的社会。就这点上看洪秀全内心所追求和固守的应该还是封建社会的传统。但在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近代工业化社会的蓝图。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我们看到的是太平天国领导层对中国富强之路的探索与追求。特别值得赞赏的是其吸纳西学，并大胆的提出中国近代工业化社会的最初构想。
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起义前是一个热衷功名的青年。由于屡次应试失利，在为求一清朝秀才而不可得的情况下，转而走上了一条反社会的道路。他接受了上帝教，发誓有朝一日自己开科取士。太平天国起义后不久，洪秀全即宣布开科取士，定都后对传统的科举制度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革：如改三年一次乡试为一年四次京试；考试内容弃四书五经改为上帝教教义；实行参考权平等。太平天国考试分为县试、省试和京试三级，并规定无论何色人，均准与考，没有门第、出身、贵贱之分。京试、省试由洪秀全亲自出题、简明朴素、注重实用，同时每试取中的名额较多。
太平天国考试在科目上仍沿用明清科举旧制，所不同的是除文武两科外，还设有女科。考中后的妇女，被安排担任太平天国王府的簿书。女状元傅善祥就是在东王府任东殿内簿书，替杨秀清批示机要，成为处理文书工作的重要人员。女科的开设更是太平天国考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中国考试制度史上一个重大变化。这表明中国妇女同男子一样，都有权利平等的参加考试，是太平天国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的重要体现，应该算是中国考试制度破天荒的创举。
太平天国的考试制度并没有完全冲破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藩篱，仍然沿袭八股取试；但在考试内容上进行了革新，力求摆脱孔孟之道，注入了反封建的内容。特别是废除了门弟、出身等等资格的限制，不拘一格的人人平等的参加考试，是我国考试制度史上一次重大改革。相对于沿用千年的科举制度，太平天国的科举制度更多表现的是洪秀全的科举情结和对社会的反叛。
四、对社会转型期的文化与思想的理性认识
曾国藩与洪秀全，一位是宗奉理学坚守中国文化传统的晚清重臣；另一个却是来自草莽，希望通过吸纳西学，并将西方的精神偶像中国化，求索中国变革之路的农民运动领袖。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满清政府对农民运动的绞杀，不如理解为传统儒家思想下的经世理学与草根阶级的所谓“异教邪说”的较量。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鸦片战争过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文化也同样处于转型的过程中。我国近代文化转型发生于西方列强侵略的大背景下，西方文化表现出强势作用。中国人一方面以有悠久的传统文化傲视、鄙夷、和排斥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却又滋生钦羡乃至崇拜西方文化的心理。两种偏向长期均存在，以至于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难以摆脱的困惑。洪秀全与曾国藩的人生与思想轨迹充分表现出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到来前夕，人们思想与文化上的传统与反叛的较量。我想当时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如果能够正确对待外来文化，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树立起健全的文化心态；能够科学而理性的认识到中国在走向近代化进程中这种社会与文化的转型的必然性和客观趋势，当时的中国将会减少多少血雨腥风。如果当时的清政府采取的不是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亦如大唐王朝般的开放；随世界潮流发展，积极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中国岂会变成羸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当然历史是不会有如果的，现今的中国面对的是全球一体化趋势，在文化交流中如何传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对待吸收外来文化，应该是值得现今的我们所思考的。
（作者单位：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曾国藩冒死献策，不久奉命在乡举办团练，即“湘勇”。这支由汉人组成的地方武装与太平军转战长江中下游地区，各有胜负。由于其力量的不断壮大，渐成为对抗太平天国的主力。1864年7月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率领湘军，炸开南京龙脖子城墙，于是湘军屠城，南京浩劫。曾国藩因此落下了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刽子手的恶名——“曾剃头”。就是这位被誉为晚清中兴第一人的两江总督，不幸在任上死于南京的两江总督府。然而此时的两江总督府是1870年曾国藩第三次就任两江总督时，按照旧的总督署格局，在毁掉的太平天国天朝宫殿遗址上重建的。我不知道这种历史的巧合是不是造化弄人，但曾国藩的名字一直是与洪秀全、太平天国联系在一起，掰也掰不开。
一、“八股取试”制度下“赐同进士”与“落地举子”的不同人生选择
曾国藩与洪秀全这两位生死对头，年少时皆受到“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怀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男儿梦，先后参加了科举考试，其不同的结果却使得这两位影响近代中国的重要人物，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科举是我国历代封建社会一直沿用的，并不断加以发展和完善的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在当时作为封建社会的寒门学子唯有经过苦读，才能跻身上层社会。应该说这对当时封建统治者选拔优秀人才，维护封建统治来说是有利的。
清代初期，顺治帝在即位诏书中宣布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开科取士。当时的清政府继承了前代有关科举考试的各项规章制度，形成了一套更加严格周密的科举制度，并把它作为清代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其实当时清初的开科取士为争取汉族知识分子与新政权合作、缓和满汉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可是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在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候，当时的科举制度却引导人们埋头于《四书》《五经》，对进入工业时代所急需的科学技术不屑一顾；于是乎泱泱中国在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中裹足不前。客观的说清代的科举制度不但影响着清代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影响着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不同人士的命运；甚至影响到了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当然对于处在中国近代变革时期的曾国藩与洪秀全来说，也逃脱不了历史的宿命。在先后经历的科举考试中，在中举与落地之间，书写着不同的人生道路；并努力探寻和实现着自己对中国富强之路的求索。
曾国藩（1811—1872年），初名子城，字涤生，湖南长沙府湘乡人。24岁参加乡试中举人，28岁时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并成为林则徐政敌、主张“鸦片上税免禁”的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从此一路仕途，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官至两江总督。在咸丰年间为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如老叟般气数将尽的满清政府于危局。到了同治三年朝廷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赏戴双眼花翎。后来朝廷又御赐“勋高柱石”四字。病逝后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可以说曾国藩不仅是满清政府后期手握大权的第一汉人，还是一位以文人治军，维护封建道统，推崇经世致用理学思想，力推洋务运动的晚清重臣。
洪秀全（1814—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领袖，出生于广东省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6岁开始科举之路，却屡次应试均失利。屡试不第的挫辱以及对科举考试的失望，使的其对儒家学说萌生了怨艾。在寻找一种新的精神寄托时，洪秀全受梁发根据基督教义所编的《劝世良言》的影响，创立了“拜上帝教”，发动了颇具影响的金田起义。在洪秀全的带领下，起义军一路挺进，为着他们心中描述的“小天堂”而勇敢战斗。太平军在定都天京后与清政府形成对峙之势，大有取代满清政府之意。不久由于天京事变发生，石达开负气出走，导致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从遗留下的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自述以及太平天国时期文物天朝朝主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经过此次变故，洪秀全将自己完全封闭在金碧辉煌的天朝宫殿里；在如花的后宫佳丽陪伴中，过着奢靡的生活。由于其不思朝政、滥封王爵，使得太平天国运动快速地由盛而衰，最终天王洪秀全自己也在天京城破之前病死于天朝宫殿中。
科举制度伴随着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千百年来让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怀揣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走在追求仕途的道路上。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度，无论是对洪秀全还是被誉为晚清理学大家的曾国藩的人生与思想的影响，应该说是极其深远的。
二、晚清理学复兴与宗奉理学的曾国藩
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由于程朱理学适应了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深得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欢心。自元朝开始程朱理学被正式定为科举取士的内容，经过明代八股文的“标准化”改造，清初以后的理学逐渐走入空谈，严重脱离实际；晚清时在曾国藩等人的影响下程朱理学得以复兴；即使在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尊奉程朱理学的主张仍旧占据统治地位，理学被清政府作为宗旨写进了新式教育的章程。
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由于当时的清廷日益腐化，吏治腐败，导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于是反清抗争不断，最终酿成太平天国起义。两次的鸦片战争的惨败又使得没落的晚清政府更加羸弱，大国的威仪扫荡殆尽。古老的中国在经过两千多年的自成一体的发展以后，所面临的来自于中外的多重严峻的挑战。在西方列强入侵下，晚清政府被迫开放。于是曾国藩力求经世理学发挥理学维系封建纲常的作用，同时更加注重理学的经世功能。
曾国藩一生倡导的是以理学沟通汉宋，以宋学为宗，不同程度地汲取汉学方法和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宋明理学。其主张“礼则理也”“力行实践”，并将“经济”纳入理学范畴，具有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时期理学的发展变化。 在《讨粤匪檄》中曾国藩曾经写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从这段文字上不难看出曾国藩对传统文化的执著与眷恋，以及维护传统的坚决。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曾国藩这位大理学家以一介书生从军，从书斋走向战场，率领着湖湘子弟与代表着草根百姓愿望，吸纳西学建立乌托邦式理想社会的太平军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一场血与火的较量。
三、洪秀全的吸纳西学与科举情结
众所周知太平天国的宗教虽来源于基督教，但又不同于基督教。由于他们只拜上帝，不敬邪神，因此人们称之为上帝教，也称拜上帝教。太平天国在早期制订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主张。由此可以看出：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创立的拜上帝教，已经把西方的上帝与中国广大草根百姓希望摆脱饥寒交迫的生活困境，实现有衣同穿、有饭同吃、趋吉避凶的善良愿望结合起来。从整个太平天国历史来看，洪秀全虽吸纳了基督教的营养，想的却是要做中国草根阶层所期盼的太平天国君王，建立起几千年来自给自足形势下广大自耕农所理想的社会。就这点上看洪秀全内心所追求和固守的应该还是封建社会的传统。但在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近代工业化社会的蓝图。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我们看到的是太平天国领导层对中国富强之路的探索与追求。特别值得赞赏的是其吸纳西学，并大胆的提出中国近代工业化社会的最初构想。
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起义前是一个热衷功名的青年。由于屡次应试失利，在为求一清朝秀才而不可得的情况下，转而走上了一条反社会的道路。他接受了上帝教，发誓有朝一日自己开科取士。太平天国起义后不久，洪秀全即宣布开科取士，定都后对传统的科举制度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革：如改三年一次乡试为一年四次京试；考试内容弃四书五经改为上帝教教义；实行参考权平等。太平天国考试分为县试、省试和京试三级，并规定无论何色人，均准与考，没有门第、出身、贵贱之分。京试、省试由洪秀全亲自出题、简明朴素、注重实用，同时每试取中的名额较多。
太平天国考试在科目上仍沿用明清科举旧制，所不同的是除文武两科外，还设有女科。考中后的妇女，被安排担任太平天国王府的簿书。女状元傅善祥就是在东王府任东殿内簿书，替杨秀清批示机要，成为处理文书工作的重要人员。女科的开设更是太平天国考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中国考试制度史上一个重大变化。这表明中国妇女同男子一样，都有权利平等的参加考试，是太平天国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的重要体现，应该算是中国考试制度破天荒的创举。
太平天国的考试制度并没有完全冲破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藩篱，仍然沿袭八股取试；但在考试内容上进行了革新，力求摆脱孔孟之道，注入了反封建的内容。特别是废除了门弟、出身等等资格的限制，不拘一格的人人平等的参加考试，是我国考试制度史上一次重大改革。相对于沿用千年的科举制度，太平天国的科举制度更多表现的是洪秀全的科举情结和对社会的反叛。
四、对社会转型期的文化与思想的理性认识
曾国藩与洪秀全，一位是宗奉理学坚守中国文化传统的晚清重臣；另一个却是来自草莽，希望通过吸纳西学，并将西方的精神偶像中国化，求索中国变革之路的农民运动领袖。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满清政府对农民运动的绞杀，不如理解为传统儒家思想下的经世理学与草根阶级的所谓“异教邪说”的较量。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鸦片战争过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文化也同样处于转型的过程中。我国近代文化转型发生于西方列强侵略的大背景下，西方文化表现出强势作用。中国人一方面以有悠久的传统文化傲视、鄙夷、和排斥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却又滋生钦羡乃至崇拜西方文化的心理。两种偏向长期均存在，以至于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难以摆脱的困惑。洪秀全与曾国藩的人生与思想轨迹充分表现出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到来前夕，人们思想与文化上的传统与反叛的较量。我想当时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如果能够正确对待外来文化，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树立起健全的文化心态；能够科学而理性的认识到中国在走向近代化进程中这种社会与文化的转型的必然性和客观趋势，当时的中国将会减少多少血雨腥风。如果当时的清政府采取的不是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亦如大唐王朝般的开放；随世界潮流发展，积极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中国岂会变成羸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当然历史是不会有如果的，现今的中国面对的是全球一体化趋势，在文化交流中如何传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对待吸收外来文化，应该是值得现今的我们所思考的。
（作者单位：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