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世俗在基督教时代就打了起来，教廷与政权每起斗争。有趣的是，在罗马，这种斗争似乎仍用山丘作为表达符号。梵蒂冈城就建在台伯河西的一个山丘上以显示高大，教皇也在奎里纳尔山顶建起行宫。
　　
　　对罗马城的浓厚兴趣源自对历史的兴趣。手抚恺撤曾穿行过的厅堂门廊，觉得历史完全就是可体验的当下生活。中国的读书传统是“左图右史”，而读阿庇安、塔西佗、李维这些古罗马人的史书，用双脚勘踏就可以代替图上的移指寻觅，罗马城依然是建城者罗慕路斯时代的丘壑，七丘仍在。我曾得缘持史书去罗马访古，就格外关注这些山丘作为城市元素千年间的作用。山丘在罗马城市生活中竟是重要角色。
　　当然山丘首先是游客的风景。巨大的总统府宫殿压不住奎里纳尔山起伏的线条，我在旅馆的房间凭窗张望，见缓坡的街巷中一个瘦削女子散步而下，西下的太阳斜打出她的影子，有一种浓郁的人生况味。不知为何城市中的山坡会如此地动人心弦，无端地使人的情绪曲折跳跃。平展的街道让人宁静，而崎岖的街道让人心情跌宕。人心似乎也随物赋形。
　　李维笔下的罗马山丘却不关审美，它们都是攻守杀伐的战争之具。当初建城者罗慕路斯与他的孪生兄弟勒摩争夺王位，两人分别占据帕拉丁山与阿芬丁山陈兵相望，山丘这时就变成了敌对的“山头”。李维的《罗马建城以来史》还详细地描写了因为抢亲事件罗马人与萨宾人的战斗，为了争夺山顶两军在帕拉丁山与卡被托林山之间的谷地激战。在罗马城扩大、各部族加入之初，不同的部族仍然分住在不同的山丘，仿佛只有这样才有安全感，随时準备为可能的分裂开战。山丘丛立使城市成了天然的好战场，使城市的军事机能强化，也增强了城市居民的军事冲动。
　　城市地理对市民心理有无形的暗示，罗马人的好战性格或许就与七丘地理的影响不无关系。筑墙建城的初衷就在于军事防御，城有七丘使城市在城墙之内又添防线，城市的特性愈加凸显。对于早期罗马来说，七丘的意义还在于可以居高临下地控制擦城而过的台伯河，控制台伯河的航道与渡口，使河流、城墙与山丘一起形成立体城防。后来城市不断延伸，又有山丘被括进城中，成为城市新的牙齿。1849年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就以台伯河西的贾尼科罗山为凭，对支持教皇的法奥联军展开了英勇的罗马保卫战。
　　山丘作为城市高点往往被作为重要神殿之址，又因为神殿成为神圣之地，想来这略近于我们中国的“定风水”吧。罗马城中心陡峻的卡彼托林山就固有最高神祗朱庇特神殿而变得至圣，与它脚下政客熙熙、商人攘攘的罗马市场相连接，形成宗教与世俗的紧密呼应，它们之间有一种奇特的功能互补。且不说山下市场中的困惑与痛苦要到山上神殿去释解，有时在山下市场遭遇危险也要到山上神殿去躲避。
　　阿庇安的《罗马史》详细描写了刺杀恺撒的凶手喀西约与布鲁图，他们如何在群情未定时躲到山上的神殿中观望，当山下元老院中的形势对他们有利时才应召下来；在山下仍觉情况不明，马上就又回到山上；当恺撤的朋友安东尼在山下演说维护恺撒时，他们也把群众请到山上听他们演说自辩，直到元老院宣布赦免令后他们才最后下山。尽管布鲁图声称自己“不是躲到一个神殿里来避难”，但实际上他们就是求庇于卡彼托林山不受侵犯的神圣性。山丘之可恃不仅由于山险。
　　宗教与世俗在基督教时代就打了起来，教廷与政权每起斗争。有趣的是，在罗马，这种斗争似乎仍用山丘作为表达符号。梵蒂冈城就建在台伯河西的一个山丘上以显示高大，教皇也在奎里纳尔山顶建起行宫。教廷好像要凭借山丘从心理上控制罗马。意大利统一后国家即没收奎里纳尔宫殿作为元首府，也该是不无一争高下之心。1911年世俗政权可着整个卡彼托林山建起了国王纪念堂，巨大、华丽、极尽夸张，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在与梵蒂冈同样极尽夸张的圣彼得教堂叫板；意大利的统一曾经过与教职员廷的残酷战争，如今倒要借助这座神圣的山丘来扬眉吐气，来表达愤懑与抗议。我在贾尼科罗山顶还看见加里波第的塑像俯瞰着梵蒂冈，看见对众多烈士像的文字解说还充满着当年的战争激情，这座民族统一的圣山莫非也用来作一种暗暗的示威?
　　山丘使罗马城意味深长而又生机勃勃。当然，山丘也有松弛、休闲的一面，山上的树林就比平地的草树，更给人以脱离市置之感，在与山林的亲近中也会使人一时忘记是在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