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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不是一种政治过程
我们通常把民主与集中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样一种“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在这里，民主与集中是同一个政治过程中两个各不相同而又不可或缺的环节。可见，民主与集中作为两个环节，是从政治过程的意义上说的。但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不是一种政治过程。作为一种国家制度的民主，指的是“人民的统治”。任何一种国家制度都需要权威，需要集中，需要秩序，需要服从。民主制度也不例外，民主政治同样需要权威和集中。因而，无论从国家制度的意义上说，还是从政治过程的意义上说，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以为讲民主就是否定集中，或者要集中就没有民主，都是极大的误解。（据俞可平 文）
中国步入“劳动力短缺时代”了吗
最新预测表明，15—6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还会持续增加到2014年，而15-60岁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到2011年就会停止，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劳动需求的强劲增长和劳动供给压力的减弱导致劳动供求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转变：无限的劳动供给形势逐渐远去，并正从无限供给走向有限剩余。
中国的劳动供求形势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过去所认为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形势正在远离中国，但中国现在并没有真正进入到劳动力短缺时代，在今后2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仍然有充足的劳动供给。同时，名义工资虽然在上升，但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因而得到进一步增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稳定，劳动生产率增长迅速并大大快于工资增长，为企业带来了更大利润空间。对于正规的企业来说，在中国大展宏图的机会似乎才刚刚开始。（据张车伟 文）
问题在普世价值的话语权
有关普世价值的论争，问题不在普世价值本身，而在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西方现代文化最伟大的功绩，就是为西方建构起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的塑造包括一个三段论证：首先，自由存在于人的天性，具有绝对价值的意义，构成普世价值的前提；其次，自由是在西方历史中生长的，西方文明是自由的文明，自由是西方的价值；最后，西方对自由拥有文化主权，自由是普世的价值，西方自然拥有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西方在现代化历史上自觉地构建普世价值，意义不仅是追求实现普世价值，还有谋取普世价值的主体权利。
西方现代自觉构建普世价值的方式，造成世界现代化或全球化历史中的一种文化幻觉或文化错觉。后发现代化国家，总是不知不觉把普世价值等同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话语权。他们对普世价值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对西方的态度；或者因为认同西方而认同普世价值；或者因为反抗西方而拒绝西方的普世价值，进而否定普世价值本身。这两种选择，无一不使自身落入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陷阱。（据周 宁 文）
中国文学对中产阶级失语
中国文学对中产阶级失语，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分析原因，中国的中产阶级不需要文学恐怕首当其冲。在很多社会学者眼里，中国中产阶级是“灰色阶级”，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有“灰色收入”。同时，中国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也是“沉默的一群人”——虽然他们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在公众发言中，他们往往是缺席的。（据韩浩月 文）
世界对中国的关注、认知和认同
中国当前在国际认知与认同上面临的新问题，是伴随中国发展必然产生的历史现象。中国和世界从中获得的政治体验是全新的，它告诉人们，当中国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一个因素，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就有了世界意义。世界对中国的关注、认知和认同主要涉及以下因素：一是中国的国际行为方式、国际责任意识及其对有关各国自身利益、价值体系和国际体系构成的影响；二是中国处理自身内部事务、解决国内问题的方式方法是否反映国民的诉求和利益，是否能够为世人理解和接受；三是中国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是否具有借鉴意义。（据徐 坚 文）
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边界
在短期特别是紧急状况下，政府的作用与长期时是不同的。在处理金融危机时，政府必须迅速提供流动性，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责任；有时还要使用一些不常用的办法，比如注资甚至接管金融机构和企业。这看上去似乎是在“国有化”。但是，这只是短期的“救火”措施，而非长期的改变政府与企业边界的政策。比如我们注意到，发达国家在实施政府注资的时候，政府往往取得优先股，它不包括控制权。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目前的所谓“国有化”只是一个短期措施，它同我们理解的长期的政府绝对控股不是一个概念。（据钱颖一 文）
赋予地方发债权，行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已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主体。由于市场和资源有限，各地为了推动本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具有争取更大公共项目投资、获得更多资源的动力。一旦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我们就不能排除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存在一哄而上、竞相举债的可能性，最终将导致地方债务危机。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警惕地方政府大规模发债有可能催生出更多的“政绩工程”。当前，由于缺乏科学决策程序，个别官员出于个人政绩的考虑，会有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建设现象。（据孙瑞灼 文）
新官念
加强勤政廉政建设，要坚持从省政府做起，从领导班子成员做起，凡是有碍公平、公正和廉洁的事情，坚决做到不插手、不干预、不打招呼、不写条子，一切依法依规办事。——江西省省长 吴新雄
在当前形势下，各级政府更应把返乡农民工视为发展财富而不是包袱，切实解决好农民工就业问题。“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核心就是解决就业问题。——江西省省委书记 苏 荣
我们始终要对安全生产有寝食难安、如坐针毡的忧患意识，要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重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抓好安全生产，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松懈。——河北省省长 胡春华
保增长这一手要硬，保民生这一手也要硬。经济要“过冬”，就要千方百计保护老百姓“不受冻”。——广州市委书记 朱小丹
我们通常把民主与集中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样一种“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在这里，民主与集中是同一个政治过程中两个各不相同而又不可或缺的环节。可见，民主与集中作为两个环节，是从政治过程的意义上说的。但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不是一种政治过程。作为一种国家制度的民主，指的是“人民的统治”。任何一种国家制度都需要权威，需要集中，需要秩序，需要服从。民主制度也不例外，民主政治同样需要权威和集中。因而，无论从国家制度的意义上说，还是从政治过程的意义上说，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以为讲民主就是否定集中，或者要集中就没有民主，都是极大的误解。（据俞可平 文）
中国步入“劳动力短缺时代”了吗
最新预测表明，15—6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还会持续增加到2014年，而15-60岁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到2011年就会停止，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劳动需求的强劲增长和劳动供给压力的减弱导致劳动供求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转变：无限的劳动供给形势逐渐远去，并正从无限供给走向有限剩余。
中国的劳动供求形势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过去所认为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形势正在远离中国，但中国现在并没有真正进入到劳动力短缺时代，在今后2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仍然有充足的劳动供给。同时，名义工资虽然在上升，但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因而得到进一步增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稳定，劳动生产率增长迅速并大大快于工资增长，为企业带来了更大利润空间。对于正规的企业来说，在中国大展宏图的机会似乎才刚刚开始。（据张车伟 文）
问题在普世价值的话语权
有关普世价值的论争，问题不在普世价值本身，而在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西方现代文化最伟大的功绩，就是为西方建构起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的塑造包括一个三段论证：首先，自由存在于人的天性，具有绝对价值的意义，构成普世价值的前提；其次，自由是在西方历史中生长的，西方文明是自由的文明，自由是西方的价值；最后，西方对自由拥有文化主权，自由是普世的价值，西方自然拥有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西方在现代化历史上自觉地构建普世价值，意义不仅是追求实现普世价值，还有谋取普世价值的主体权利。
西方现代自觉构建普世价值的方式，造成世界现代化或全球化历史中的一种文化幻觉或文化错觉。后发现代化国家，总是不知不觉把普世价值等同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话语权。他们对普世价值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对西方的态度；或者因为认同西方而认同普世价值；或者因为反抗西方而拒绝西方的普世价值，进而否定普世价值本身。这两种选择，无一不使自身落入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陷阱。（据周 宁 文）
中国文学对中产阶级失语
中国文学对中产阶级失语，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分析原因，中国的中产阶级不需要文学恐怕首当其冲。在很多社会学者眼里，中国中产阶级是“灰色阶级”，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有“灰色收入”。同时，中国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也是“沉默的一群人”——虽然他们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在公众发言中，他们往往是缺席的。（据韩浩月 文）
世界对中国的关注、认知和认同
中国当前在国际认知与认同上面临的新问题，是伴随中国发展必然产生的历史现象。中国和世界从中获得的政治体验是全新的，它告诉人们，当中国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一个因素，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就有了世界意义。世界对中国的关注、认知和认同主要涉及以下因素：一是中国的国际行为方式、国际责任意识及其对有关各国自身利益、价值体系和国际体系构成的影响；二是中国处理自身内部事务、解决国内问题的方式方法是否反映国民的诉求和利益，是否能够为世人理解和接受；三是中国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是否具有借鉴意义。（据徐 坚 文）
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边界
在短期特别是紧急状况下，政府的作用与长期时是不同的。在处理金融危机时，政府必须迅速提供流动性，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责任；有时还要使用一些不常用的办法，比如注资甚至接管金融机构和企业。这看上去似乎是在“国有化”。但是，这只是短期的“救火”措施，而非长期的改变政府与企业边界的政策。比如我们注意到，发达国家在实施政府注资的时候，政府往往取得优先股，它不包括控制权。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目前的所谓“国有化”只是一个短期措施，它同我们理解的长期的政府绝对控股不是一个概念。（据钱颖一 文）
赋予地方发债权，行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已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主体。由于市场和资源有限，各地为了推动本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具有争取更大公共项目投资、获得更多资源的动力。一旦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我们就不能排除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存在一哄而上、竞相举债的可能性，最终将导致地方债务危机。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警惕地方政府大规模发债有可能催生出更多的“政绩工程”。当前，由于缺乏科学决策程序，个别官员出于个人政绩的考虑，会有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建设现象。（据孙瑞灼 文）
新官念
加强勤政廉政建设，要坚持从省政府做起，从领导班子成员做起，凡是有碍公平、公正和廉洁的事情，坚决做到不插手、不干预、不打招呼、不写条子，一切依法依规办事。——江西省省长 吴新雄
在当前形势下，各级政府更应把返乡农民工视为发展财富而不是包袱，切实解决好农民工就业问题。“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核心就是解决就业问题。——江西省省委书记 苏 荣
我们始终要对安全生产有寝食难安、如坐针毡的忧患意识，要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重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抓好安全生产，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松懈。——河北省省长 胡春华
保增长这一手要硬，保民生这一手也要硬。经济要“过冬”，就要千方百计保护老百姓“不受冻”。——广州市委书记 朱小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