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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学》创刊60周年，值得庆贺！
前30年，我十年在重庆，十年在北京和河南，即使在成都，与《四川文学》也没有往来。要说接触，是从1982年底，我调到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工作时开始。1983年，《四川文学》的主编，曾来宣传部，要求把名字改为《现代作家》。我内心觉得没有必要，但也没有反对。我只是说，名称是次要的，关键在内容；王麻子剪刀，陈麻婆豆腐，名字不好听，但质量好，全国有名。1991年，又改回叫《四川文学》。
我与《四川文学》的感情，应从我成为作者讲起。
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我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开始学习写作。1945年至1948年，我写了近百篇习作，分别发表在成都、重庆和自贡的报刊上。这些习作，主要是表达对旧社会的不满，抒发个人的情感。没有想到，在1955年肃淸“胡风反革命集团”这场运动中，因为这些习作，我受到批判，成了冤案中的“冤案”。运动结束后，我自己的思想也被搞乱了，决心“夹起尾巴”做人，再不动笔。只是在1959年，因工作需要与人合作，写过报告文学《刘文学》。“文革”更坚定了我的决心，发誓再也不留下任何文字。
改变这个决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的思想得到解放。回想自己人生几十年，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我曾为之喜悦或痛苦。这些人和事，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折射，写下来既是自己人生的回顾，也许还有一些“史料”价值。于是，我再次提笔，以“往事隨笔”为总题目，开始写文章。
遵从马识途老人的意见，我把《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一文，寄给《四川文学》。该文讲述“文革”中，我悄悄去上海，看望当时还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四爸巴金；叔侄见面，千言万语，竟不敢深谈。这是我在《四川文学》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刊登在1995年第4期。不久，《四川文学》发表了李累的评论文章，他说：“这个侧面，这个片段，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华民族的悲剧。这场大悲剧，竟被李致叙述得那样委婉与平静，就更加令人难受了。断肠无泪。形式与内容的极不和谐，产生了最深沉的、隐藏在大海底层的、动人感情的效果。”李累过奖，但不能不说这是《四川文学》和读者对我的鼓励。这以后，我在《四川文学》发表了《寻找童年的足迹—记巴金重访文殊院》、《带来光和热的人》和《永恒的手足情》等文章。
1995年，我出版了第一本随笔《往事》；1997年，又出版了第二本随笔《回顾》。这两本集子受到了《四川文学》的关注。《四川文学》先后刊登了三篇评论文章。前两篇是诗人沈重写的，《真诚· 朴实· 幽默》和《白发的芬芳》。第三篇是马献廷的《写好一个“真”字》。马献廷是天津的作家和评论家；而沈重即沈绍初，曾是《四川文学》的资深编审，尽管当时他已在巴金文学院工作。沈重理解我为什么长期停笔。“中国的情况有点复杂，作家有时就是不能写，农民有时就是不能种地。不是主观不想，而是客观不允许。”他相信我“年近古稀而重新提笔，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无所为而为，更重要的是，他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东西。”沈重认为这些作品“在当代市场般喧闹的文学界也许并不引人注目，更无‘轰动效应’，但却默默地起着精神支柱的作用。”这些鼓励，是我坚持写作的动力。我不能辜负沈重和《四川文学》的期望。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省委宣传部组织征文比赛。事后我知道，《四川文学》推荐了我的《缅怀两章》，一章是《心留巴金家》，一章是《我所知道的张爱萍》。我的《缅怀两章》获文学类一等奖。我想说明，《我所知道的张爱萍》一文，先寄给另一杂志社，被编辑退回。《四川文学》不仅刊登，而且推荐参加比赛。有趣的是，宣传部决定，奖金由原发表文章的单位，再发一次稿费。《四川文学》重发了稿费，让《四川文学》破费了，抱歉。
“文革”时期，我在共青团中央的“五七”干校劳动了五年，这是一段不可缺少的经历，我曾写过有关干校的一些文章。2002年我又想起三件既有意义又有趣的事：一是牛和犁地突击队，二是在幼儿园当了半天“阿姨”，三是翻脸不认狗。我以《干校三事》为题写文发表在《四川文学》。不久，在一次会上，马老与我邻坐，说看了我的《干校三事》。他写了几个字：“自然的幽默和乐观作风，很好。”怕我不懂， 又指着前面几句话， 写了“文风”二字。王火也打电话给我，表示他喜欢这篇文章。
2003年一天早上，我听见麻雀的叫声。这令我想起当年除“四害”消灭麻雀的运动。我和许多人一样，坐在机关最高的屋顶上敲着破盆，用竹竿驱赶麻雀。对鸟类既不能发“红头文件”，又无法召开大会，向其宣布“区别对待”的政策：这次只赶麻雀，不赶其他雀鸟。在哄赶声中，城市所有鸟儿，麻雀和非麻雀，统统累死或逃亡了。谁敢与你这“万物之灵”的人类生活在一起？为此我写了《喜见麻雀》，做了反思，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刊在《四川文学》上。马老看见这篇散文，说写得“深刻和幽默”。
马识途是老革命、老作家，德高望重，但在建国初十七年间，他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2006年，《四川文学》刊登了我写的《历经斧斤不老松—记马识途》，文章用了13个章节，记述我所知道的马老。《当代史资料》总42期转载了此文。该刊编委李锡炎，在一篇评述中说：“这篇历史回忆，就是以事叙史，以事实表达真情的范文。读起来，不仅感到真实真切，而且令人赏心悦目，心灵受到震撼。”马老现已步入102岁，身体健康，头脑清醒，笔耕不止，无论是人品还是作品，更加受人尊敬。
2007年，《四川文学》发表了我的《一生追寻鲁迅》，这对我十分重要。我一生受鲁迅的影响，但在过去的“肃胡”运动和“文革”中，总是批判我受胡风的影响极深。我多次说明，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又被批判为“美化自己，为自己擦脂抹粉”。尽管这些不实之词后来得到改正，但我的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用细节描述了我对鲁迅的追寻。此文同时刊登在上海的《鲁迅研究·秋》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担任总编辑。1980年，我们出版了丁隆炎记录彭德怀元帅在“文革”中的《最后的年月》。这本催人泪下的好书，在发行的第二天即被叫停，作者也受到牵连。原因是某写作小组，向上面告了状。出版社党委向中宣部和党中央书记处写了报告，为作者和他的书申辩。一年后上面准予该书内部发行。事隔30年，我找到了当年的报告，写了《三十年前的一桩“公案”》。《四川文学》2013年第四期，在“特别推荐”栏目刊登了该文。时任名誉主编的马识途眉批：“读完此稿，感慨不已。往事历历在目，至今犹觉悚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
近几年来，《四川文学》发表了我的几篇缅怀故友的文章，如《我第一次出远门》。
2014年，天地出版社以“往事随笔”为总题，分別出版了我的《四爸巴金》、《铭记在心》和《昔日足迹》三卷本，共70多万字。这三本书再次受到《四川文学》的关注。前年，《四川文学》发表了朱丹枫的读李致的“往事随笔”的评论文章《笔尖纸头方寸地 赤子痴心真性情》。去年《四川文学》（第9期）又发表了向荣的评论文章《〈往事随笔〉的心灵启示》。
作家或作者，写文章既需要发表，也需要评论。尽管《人民文学》和上海的《文学报》多次刊登我的往事随笔，但《四川文学》是刊登我的文章和评论我的文章最多的刊物之一，我把它当作自己耕种的园地，与读者沟通的桥梁。《四川文学》的评论给了我很多鼓励，有些评论可能过高一些。我有自知之明，没有头脑发热。我把它理解为期望，并为之奋斗。
在《四川文学》创刊60周年之际，我向《四川文学》，向历届编辑、主编和副主编，表示衷心的感谢。
前30年，我十年在重庆，十年在北京和河南，即使在成都，与《四川文学》也没有往来。要说接触，是从1982年底，我调到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工作时开始。1983年，《四川文学》的主编，曾来宣传部，要求把名字改为《现代作家》。我内心觉得没有必要，但也没有反对。我只是说，名称是次要的，关键在内容；王麻子剪刀，陈麻婆豆腐，名字不好听，但质量好，全国有名。1991年，又改回叫《四川文学》。
我与《四川文学》的感情，应从我成为作者讲起。
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我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开始学习写作。1945年至1948年，我写了近百篇习作，分别发表在成都、重庆和自贡的报刊上。这些习作，主要是表达对旧社会的不满，抒发个人的情感。没有想到，在1955年肃淸“胡风反革命集团”这场运动中，因为这些习作，我受到批判，成了冤案中的“冤案”。运动结束后，我自己的思想也被搞乱了，决心“夹起尾巴”做人，再不动笔。只是在1959年，因工作需要与人合作，写过报告文学《刘文学》。“文革”更坚定了我的决心，发誓再也不留下任何文字。
改变这个决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的思想得到解放。回想自己人生几十年，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我曾为之喜悦或痛苦。这些人和事，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折射，写下来既是自己人生的回顾，也许还有一些“史料”价值。于是，我再次提笔，以“往事隨笔”为总题目，开始写文章。
遵从马识途老人的意见，我把《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一文，寄给《四川文学》。该文讲述“文革”中，我悄悄去上海，看望当时还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四爸巴金；叔侄见面，千言万语，竟不敢深谈。这是我在《四川文学》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刊登在1995年第4期。不久，《四川文学》发表了李累的评论文章，他说：“这个侧面，这个片段，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华民族的悲剧。这场大悲剧，竟被李致叙述得那样委婉与平静，就更加令人难受了。断肠无泪。形式与内容的极不和谐，产生了最深沉的、隐藏在大海底层的、动人感情的效果。”李累过奖，但不能不说这是《四川文学》和读者对我的鼓励。这以后，我在《四川文学》发表了《寻找童年的足迹—记巴金重访文殊院》、《带来光和热的人》和《永恒的手足情》等文章。
1995年，我出版了第一本随笔《往事》；1997年，又出版了第二本随笔《回顾》。这两本集子受到了《四川文学》的关注。《四川文学》先后刊登了三篇评论文章。前两篇是诗人沈重写的，《真诚· 朴实· 幽默》和《白发的芬芳》。第三篇是马献廷的《写好一个“真”字》。马献廷是天津的作家和评论家；而沈重即沈绍初，曾是《四川文学》的资深编审，尽管当时他已在巴金文学院工作。沈重理解我为什么长期停笔。“中国的情况有点复杂，作家有时就是不能写，农民有时就是不能种地。不是主观不想，而是客观不允许。”他相信我“年近古稀而重新提笔，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无所为而为，更重要的是，他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东西。”沈重认为这些作品“在当代市场般喧闹的文学界也许并不引人注目，更无‘轰动效应’，但却默默地起着精神支柱的作用。”这些鼓励，是我坚持写作的动力。我不能辜负沈重和《四川文学》的期望。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省委宣传部组织征文比赛。事后我知道，《四川文学》推荐了我的《缅怀两章》，一章是《心留巴金家》，一章是《我所知道的张爱萍》。我的《缅怀两章》获文学类一等奖。我想说明，《我所知道的张爱萍》一文，先寄给另一杂志社，被编辑退回。《四川文学》不仅刊登，而且推荐参加比赛。有趣的是，宣传部决定，奖金由原发表文章的单位，再发一次稿费。《四川文学》重发了稿费，让《四川文学》破费了，抱歉。
“文革”时期，我在共青团中央的“五七”干校劳动了五年，这是一段不可缺少的经历，我曾写过有关干校的一些文章。2002年我又想起三件既有意义又有趣的事：一是牛和犁地突击队，二是在幼儿园当了半天“阿姨”，三是翻脸不认狗。我以《干校三事》为题写文发表在《四川文学》。不久，在一次会上，马老与我邻坐，说看了我的《干校三事》。他写了几个字：“自然的幽默和乐观作风，很好。”怕我不懂， 又指着前面几句话， 写了“文风”二字。王火也打电话给我，表示他喜欢这篇文章。
2003年一天早上，我听见麻雀的叫声。这令我想起当年除“四害”消灭麻雀的运动。我和许多人一样，坐在机关最高的屋顶上敲着破盆，用竹竿驱赶麻雀。对鸟类既不能发“红头文件”，又无法召开大会，向其宣布“区别对待”的政策：这次只赶麻雀，不赶其他雀鸟。在哄赶声中，城市所有鸟儿，麻雀和非麻雀，统统累死或逃亡了。谁敢与你这“万物之灵”的人类生活在一起？为此我写了《喜见麻雀》，做了反思，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刊在《四川文学》上。马老看见这篇散文，说写得“深刻和幽默”。
马识途是老革命、老作家，德高望重，但在建国初十七年间，他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2006年，《四川文学》刊登了我写的《历经斧斤不老松—记马识途》，文章用了13个章节，记述我所知道的马老。《当代史资料》总42期转载了此文。该刊编委李锡炎，在一篇评述中说：“这篇历史回忆，就是以事叙史，以事实表达真情的范文。读起来，不仅感到真实真切，而且令人赏心悦目，心灵受到震撼。”马老现已步入102岁，身体健康，头脑清醒，笔耕不止，无论是人品还是作品，更加受人尊敬。
2007年，《四川文学》发表了我的《一生追寻鲁迅》，这对我十分重要。我一生受鲁迅的影响，但在过去的“肃胡”运动和“文革”中，总是批判我受胡风的影响极深。我多次说明，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又被批判为“美化自己，为自己擦脂抹粉”。尽管这些不实之词后来得到改正，但我的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用细节描述了我对鲁迅的追寻。此文同时刊登在上海的《鲁迅研究·秋》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担任总编辑。1980年，我们出版了丁隆炎记录彭德怀元帅在“文革”中的《最后的年月》。这本催人泪下的好书，在发行的第二天即被叫停，作者也受到牵连。原因是某写作小组，向上面告了状。出版社党委向中宣部和党中央书记处写了报告，为作者和他的书申辩。一年后上面准予该书内部发行。事隔30年，我找到了当年的报告，写了《三十年前的一桩“公案”》。《四川文学》2013年第四期，在“特别推荐”栏目刊登了该文。时任名誉主编的马识途眉批：“读完此稿，感慨不已。往事历历在目，至今犹觉悚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
近几年来，《四川文学》发表了我的几篇缅怀故友的文章，如《我第一次出远门》。
2014年，天地出版社以“往事随笔”为总题，分別出版了我的《四爸巴金》、《铭记在心》和《昔日足迹》三卷本，共70多万字。这三本书再次受到《四川文学》的关注。前年，《四川文学》发表了朱丹枫的读李致的“往事随笔”的评论文章《笔尖纸头方寸地 赤子痴心真性情》。去年《四川文学》（第9期）又发表了向荣的评论文章《〈往事随笔〉的心灵启示》。
作家或作者，写文章既需要发表，也需要评论。尽管《人民文学》和上海的《文学报》多次刊登我的往事随笔，但《四川文学》是刊登我的文章和评论我的文章最多的刊物之一，我把它当作自己耕种的园地，与读者沟通的桥梁。《四川文学》的评论给了我很多鼓励，有些评论可能过高一些。我有自知之明，没有头脑发热。我把它理解为期望，并为之奋斗。
在《四川文学》创刊60周年之际，我向《四川文学》，向历届编辑、主编和副主编，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