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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刘培基和梅艳芳是永远的赢家
刘培基的童年经历，与梅艳芳有着相似的痛苦——他的母亲是一位只身闯荡香港的美女作家，八岁前他跟着母亲住九龙塘花园别墅，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邻居是香港“鬼才”粤剧剧作家唐涤生。八岁后母亲要嫁人，对方不接受拖油瓶，于是母亲把儿子送去粉岭，基本上相当于流放，连学费也不肯付。为此他受尽欺负，每天晚上被赶到池塘里睡觉，“那时只有月亮护着我，一抬头就能看到它，我就感觉很安全”。
而对于梅艳芳来讲，刘培基是她的一轮明月，从出道伊始就保护着她，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刻。
1982年，梅艳芳在香港无线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歌唱新秀大赛上，以一曲《风的季节》获得冠军，自此踏入歌坛。华星唱片总经理苏孝良打电话给刘培基，问可不可以为梅艳芳做造型。那时刘培基已经是赫赫有名的服装设计师，梅艳芳是个新秀：一个瘦瘦小小、烫着一头老气波浪小卷的女孩。因为小时候吃黄霉素，她牙齿发黄，也不整齐，不敢大笑。
想起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刘培基脱离了采访的状态，眼神从平视记者转而向上：“阿梅进来时有些局促和紧张，不知道我会不会为她做造型。现在你们年轻人等待时就会玩手机，那时阿梅一直看着我，我走到哪里干些什么她都看着我。”这种渴望又充满不安全感的眼神，让刘培基一下想起了月亮下小小的自己。从第一次见面他就决定，“我要好好帮助这个女孩，为她做一辈子的造型”。
第二张专辑《赤色梅艳芳》发行后，梅艳芳红了。当时香港唱片封套清一色的大头照，而这张封套上的梅艳芳，站在沙滩上长裙起舞，远处的篝火把她勾勒得神秘和哀伤，专辑的火爆令她丢掉了初出道时“徐小凤第二”之名，“刘培基永远是对的”这个念头，也许就是从那时深植于梅艳芳的心里。
多少明星尝过大红之后的黯淡滋味，红的越快就越有跌下来的担心，惟有不断给歌迷新鲜感才能在巨星年代活下去。当年，女歌手大都是一副传统的柔美形象，而梅艳芳却独树一帜，她舞台形象的叛逆、性感和直白，与同一时代的徐小凤、甄妮等其他女歌手截然不同。
《飞跃舞台》时刘培基已经成为梅艳芳的形象设计师，那时香港还没有这样一种职业，大家都是去欧洲、日本买衣服，不管是否对味只要比别人显眼就行。刘培基不一样，他在每次设计前都会仔细听歌，然后让梅艳芳把脑子里构思的舞蹈大致比划一下，“她早期的舞台手部动作比较多，那我就给她设计大袖子，舞起来很好看”。
刘培基在工作时很“独断”。在《飞跃舞台》时，他一直在想要为梅艳芳设计什么样的形象，“一天我带她去理发店，让她坐在那里。我越看她的长发越觉得讨厌，就拿起剪刀，一下子就把她的长头发剪掉了。她当时差点哭了，我说没关系，就让理发师帮她理成短发，然后给她戴上眼镜穿上男装。再一看，真是太漂亮了”。
少年时期特殊的“跑江湖 ”卖艺经历造就了梅艳芳侠义豪爽的性格和大气沧桑的气质，当年刘嘉玲录像传得沸沸扬扬，游行队伍中站在最前面的就是梅艳芳。身边人缺钱了，第一个借钱的就是梅艳芳，“大姐大”的称呼名副其实。所以穿上男装的梅艳芳，褪去前张专辑的幽怨哀愁，一下子把她性格中的豪爽和帅气勾勒出来。
“我告诉阿梅，你不是女扮男装，而是女穿男装。前者一眼看上去还是女人，一个‘扮’字就出卖了你的脂粉气，后者是时尚，是自信，是驾驭得了不同的性别。”刘培基慢慢培养着梅艳芳骨子里的倔强和自信，再面对镜头，梅艳芳的眼神一下子就对了。
在此之前，香港女星也尝试过男装造型，但梅艳芳是最成功的。之后，她在《川岛芳子》中的军装，《胭脂扣》中的青衣小帽，唱片《坏女孩》中的短发颓废造型，梅艳芳给了香港娱乐圈接连不断的惊喜。
美国《时代》周刊曾经用“东方麦当娜”来形容梅艳芳在东方歌坛的影响力，“我们不是学麦当娜，那个尖尖的胸罩所谓的内衣外穿我们早于麦当娜，”如今这件震撼全城的“菠萝钉”已陈列沙田的文化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中，不光是梅艳芳，你能看到巨星年代的香港，是怎么样的辉煌。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描写：最时髦的人在那里，最漂亮的人在那里，“高跟鞋撞地的声音都和现在不一样”。
在生活中，梅艳芳和刘培基永远陪伴
2002年 10月，罗文因癌症在玛丽医院去世；2003年，当“非典”阴霾笼罩香港时，张国荣突然轻生。2003年 12月 30日，梅艳芳去世，一代偶像的黄昏就这样到来了。年轻的时候刘培基跟黄霑说过“假如我幸运能死在你前面，真好真棒，因为起码有一个人会为我代言”。但没想到他的朋友都先他而去。现在有人问能不能去刘培基家里参观一下，他只会说“都是遗像，就不必看了吧”。
刘培基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叫她“阿梅”，仿佛很自然地就叫起来了。在梅艳芳的遗嘱中，刘培基的名字也名列其中，她眼见刘培基自 1998年开始过退休生活，希望挚友以后仍可继续逍遥度日，所以她的信托基金，同样每月会支付刘培基一笔生活费。因为这样，刘培基没少受到梅艳芳家人的谩骂。这些年，他也并不辩解什么，相比金钱，他更感动于阿梅真的将他当作亲人。
2008年香港媒体公开了梅艳芳生前给刘培基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她是一种小女孩式的撒娇：我不想知道我是个病人，我会积极去做好每一件事，你的话我一直都是很听的，是吗？这件事我好希望得到你的支持。请保重，否则你病了会令我一世内疚。
的确，除了事业上的帮助，刘培基也一直是她最重要的朋友。那个年代的明星，彼此之间有份义气——梅艳芳成名后曾有过一段迷茫期，“她仿佛变了一个人，夜夜笙歌，晨昏颠倒，她的样子很憔悴，明显不在状态。”刘培基曾好言相劝，“你要爱护自己，不要常去夜店，少喝点酒，你照照镜子，再这样下去，化妆也不上粉了。”当时的梅艳芳却有点不在乎，这让黄霑也很生气。黄霑曾打电话给刘培基，在电话中骂了梅艳芳十几分钟，这令刘培基很恼怒，穿着睡衣一路冲到黄霑家里，为梅艳芳回骂黄霑。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刘培基说：“感情真正深厚的朋友经得起冲突，不会因一时意气反目。”
采访中聊到现在的香港娱乐圈，刘培基有些恨铁不成钢，“大家都向钱看，彼此之间除了工作和金钱上的往来，人情味儿荡然无存”。回望当年，梅艳芳张国荣都知道他工作时不喜欢被人打扰，只是打个电话问一下刘培基回不回家，然后集体跑到他家等待下班后一起吃饭，有时两个人都挽着刘培基，害得他吃不了饭。
如果时间停留在温暖的一刻多好。2003年，梅艳芳召开记者会承认患上宫颈癌，在癌症晚期的情况下，她毅然开了8场演唱会，告别歌迷，告别舞台。刘培基为她制作开场礼服和压轴服装。“我已经向全世界宣布退休了，但阿梅说她没有找到愿意给她穿上婚纱的人，所以要嫁给舞台。你说这样的衣服我能不设计吗？”压轴的婚纱则是梅艳芳的要求，头纱设计上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它只能由丈夫掀起。所以刘培基设计了不能揭开的头纱，谁也看不清梅艳芳最后的表情是什么！是舞台上的满足还是得不到爱情的遗憾，谁也不知道了。
在梅艳芳生命的尽头之时，刘培基每天在医院陪伴。坐在旁边，也不说话，就用眼神交流，或叫她吃点东西，喝点什么。“那时语言已经太苍白，没有用，只有眼神是最重要的。她的眼神是那么无奈，我就用眼神告诉她：我知道，我理解。”
在朋友纷纷离开刘培基之后，读了这么多书，他都无法准确地用一个词来描绘自己的心痛，“我现在就像是一个蒲公英，风吹来了，我就跟着走好了”。
刘培基的童年经历，与梅艳芳有着相似的痛苦——他的母亲是一位只身闯荡香港的美女作家，八岁前他跟着母亲住九龙塘花园别墅，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邻居是香港“鬼才”粤剧剧作家唐涤生。八岁后母亲要嫁人，对方不接受拖油瓶，于是母亲把儿子送去粉岭，基本上相当于流放，连学费也不肯付。为此他受尽欺负，每天晚上被赶到池塘里睡觉，“那时只有月亮护着我，一抬头就能看到它，我就感觉很安全”。
而对于梅艳芳来讲，刘培基是她的一轮明月，从出道伊始就保护着她，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刻。
1982年，梅艳芳在香港无线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歌唱新秀大赛上，以一曲《风的季节》获得冠军，自此踏入歌坛。华星唱片总经理苏孝良打电话给刘培基，问可不可以为梅艳芳做造型。那时刘培基已经是赫赫有名的服装设计师，梅艳芳是个新秀：一个瘦瘦小小、烫着一头老气波浪小卷的女孩。因为小时候吃黄霉素，她牙齿发黄，也不整齐，不敢大笑。
想起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刘培基脱离了采访的状态，眼神从平视记者转而向上：“阿梅进来时有些局促和紧张，不知道我会不会为她做造型。现在你们年轻人等待时就会玩手机，那时阿梅一直看着我，我走到哪里干些什么她都看着我。”这种渴望又充满不安全感的眼神，让刘培基一下想起了月亮下小小的自己。从第一次见面他就决定，“我要好好帮助这个女孩，为她做一辈子的造型”。
第二张专辑《赤色梅艳芳》发行后，梅艳芳红了。当时香港唱片封套清一色的大头照，而这张封套上的梅艳芳，站在沙滩上长裙起舞，远处的篝火把她勾勒得神秘和哀伤，专辑的火爆令她丢掉了初出道时“徐小凤第二”之名，“刘培基永远是对的”这个念头，也许就是从那时深植于梅艳芳的心里。
多少明星尝过大红之后的黯淡滋味，红的越快就越有跌下来的担心，惟有不断给歌迷新鲜感才能在巨星年代活下去。当年，女歌手大都是一副传统的柔美形象，而梅艳芳却独树一帜，她舞台形象的叛逆、性感和直白，与同一时代的徐小凤、甄妮等其他女歌手截然不同。
《飞跃舞台》时刘培基已经成为梅艳芳的形象设计师，那时香港还没有这样一种职业，大家都是去欧洲、日本买衣服，不管是否对味只要比别人显眼就行。刘培基不一样，他在每次设计前都会仔细听歌，然后让梅艳芳把脑子里构思的舞蹈大致比划一下，“她早期的舞台手部动作比较多，那我就给她设计大袖子，舞起来很好看”。
刘培基在工作时很“独断”。在《飞跃舞台》时，他一直在想要为梅艳芳设计什么样的形象，“一天我带她去理发店，让她坐在那里。我越看她的长发越觉得讨厌，就拿起剪刀，一下子就把她的长头发剪掉了。她当时差点哭了，我说没关系，就让理发师帮她理成短发，然后给她戴上眼镜穿上男装。再一看，真是太漂亮了”。
少年时期特殊的“跑江湖 ”卖艺经历造就了梅艳芳侠义豪爽的性格和大气沧桑的气质，当年刘嘉玲录像传得沸沸扬扬，游行队伍中站在最前面的就是梅艳芳。身边人缺钱了，第一个借钱的就是梅艳芳，“大姐大”的称呼名副其实。所以穿上男装的梅艳芳，褪去前张专辑的幽怨哀愁，一下子把她性格中的豪爽和帅气勾勒出来。
“我告诉阿梅，你不是女扮男装，而是女穿男装。前者一眼看上去还是女人，一个‘扮’字就出卖了你的脂粉气，后者是时尚，是自信，是驾驭得了不同的性别。”刘培基慢慢培养着梅艳芳骨子里的倔强和自信，再面对镜头，梅艳芳的眼神一下子就对了。
在此之前，香港女星也尝试过男装造型，但梅艳芳是最成功的。之后，她在《川岛芳子》中的军装，《胭脂扣》中的青衣小帽，唱片《坏女孩》中的短发颓废造型，梅艳芳给了香港娱乐圈接连不断的惊喜。
美国《时代》周刊曾经用“东方麦当娜”来形容梅艳芳在东方歌坛的影响力，“我们不是学麦当娜，那个尖尖的胸罩所谓的内衣外穿我们早于麦当娜，”如今这件震撼全城的“菠萝钉”已陈列沙田的文化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中，不光是梅艳芳，你能看到巨星年代的香港，是怎么样的辉煌。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描写：最时髦的人在那里，最漂亮的人在那里，“高跟鞋撞地的声音都和现在不一样”。
在生活中，梅艳芳和刘培基永远陪伴
2002年 10月，罗文因癌症在玛丽医院去世；2003年，当“非典”阴霾笼罩香港时，张国荣突然轻生。2003年 12月 30日，梅艳芳去世，一代偶像的黄昏就这样到来了。年轻的时候刘培基跟黄霑说过“假如我幸运能死在你前面，真好真棒，因为起码有一个人会为我代言”。但没想到他的朋友都先他而去。现在有人问能不能去刘培基家里参观一下，他只会说“都是遗像，就不必看了吧”。
刘培基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叫她“阿梅”，仿佛很自然地就叫起来了。在梅艳芳的遗嘱中，刘培基的名字也名列其中，她眼见刘培基自 1998年开始过退休生活，希望挚友以后仍可继续逍遥度日，所以她的信托基金，同样每月会支付刘培基一笔生活费。因为这样，刘培基没少受到梅艳芳家人的谩骂。这些年，他也并不辩解什么，相比金钱，他更感动于阿梅真的将他当作亲人。
2008年香港媒体公开了梅艳芳生前给刘培基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她是一种小女孩式的撒娇：我不想知道我是个病人，我会积极去做好每一件事，你的话我一直都是很听的，是吗？这件事我好希望得到你的支持。请保重，否则你病了会令我一世内疚。
的确，除了事业上的帮助，刘培基也一直是她最重要的朋友。那个年代的明星，彼此之间有份义气——梅艳芳成名后曾有过一段迷茫期，“她仿佛变了一个人，夜夜笙歌，晨昏颠倒，她的样子很憔悴，明显不在状态。”刘培基曾好言相劝，“你要爱护自己，不要常去夜店，少喝点酒，你照照镜子，再这样下去，化妆也不上粉了。”当时的梅艳芳却有点不在乎，这让黄霑也很生气。黄霑曾打电话给刘培基，在电话中骂了梅艳芳十几分钟，这令刘培基很恼怒，穿着睡衣一路冲到黄霑家里，为梅艳芳回骂黄霑。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刘培基说：“感情真正深厚的朋友经得起冲突，不会因一时意气反目。”
采访中聊到现在的香港娱乐圈，刘培基有些恨铁不成钢，“大家都向钱看，彼此之间除了工作和金钱上的往来，人情味儿荡然无存”。回望当年，梅艳芳张国荣都知道他工作时不喜欢被人打扰，只是打个电话问一下刘培基回不回家，然后集体跑到他家等待下班后一起吃饭，有时两个人都挽着刘培基，害得他吃不了饭。
如果时间停留在温暖的一刻多好。2003年，梅艳芳召开记者会承认患上宫颈癌，在癌症晚期的情况下，她毅然开了8场演唱会，告别歌迷，告别舞台。刘培基为她制作开场礼服和压轴服装。“我已经向全世界宣布退休了，但阿梅说她没有找到愿意给她穿上婚纱的人，所以要嫁给舞台。你说这样的衣服我能不设计吗？”压轴的婚纱则是梅艳芳的要求，头纱设计上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它只能由丈夫掀起。所以刘培基设计了不能揭开的头纱，谁也看不清梅艳芳最后的表情是什么！是舞台上的满足还是得不到爱情的遗憾，谁也不知道了。
在梅艳芳生命的尽头之时，刘培基每天在医院陪伴。坐在旁边，也不说话，就用眼神交流，或叫她吃点东西，喝点什么。“那时语言已经太苍白，没有用，只有眼神是最重要的。她的眼神是那么无奈，我就用眼神告诉她：我知道，我理解。”
在朋友纷纷离开刘培基之后，读了这么多书，他都无法准确地用一个词来描绘自己的心痛，“我现在就像是一个蒲公英，风吹来了，我就跟着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