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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区区之身，犹若蜉蝣蟪蛄，而引望百余年之是非，不乃愚痴之至者乎
致郑超麟
郑老：
此次寄上一文，是七五年冬至日写。当时还在文革中，我正沉疴多年，心情之悲愤凄厉而又无处可诉，藉此文洩之。至今我对此文仍极重视，誊录时不免涕泗交集。
此文所答从兄，大我二十年，当时已七十五了。他原在上海经商，后去苏州，解放后在政协做义务工作，结交了一些耆旧，开始写诗。因对旧学有根底，所以诗还能写得合乎格律，字句清顺，文首所引“绿到须眉”两句，即其咏柳之作。因他完全不问政治，许多情况说不清，故文中有晦涩含混之处，只是着重写那二十多年之遭遇，以后他有回信。半年后便去世，惜哉！
五○年在澳门那几个月中，受王老诲导极深。五三年初，当时精神压力极大。一晚梦见王老，我诉说在这里比在港时严峻得多，王老淡然说：“一切由自己担起，便不觉什么了。”当时正如听到禅祖一声棒喝，醒后心境贴然。以后的一年多和在汉阳三年，都能坦然自得，不致精神崩溃，即使文革那样的狂风横扫，因已了解这个体制，便不会感到意外了。我不信梦，但此梦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
答从兄书
惠书敬悉，十余年前，曾读大作，尝叹高达夫五十学诗，古今人何相似耶！道远不获切磋，每诵“绿到须眉清到骨，胸中垒块霎时消”，常为击节。
至于以词多感喟，毋戚戚于鸡虫得失相砭，尤有深感焉。每思操翰奉覆，欲作又辍，不独病躯疲累特甚，长日恹恹，家常琐屑，几已精力尽耗；而尤有甚者，则世事之扑朔迷离，有非言语之所能尽。故阕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嗟乎，古语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每诵史迁报任少卿书：“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谁为为之？孰令听之？”未尝不为欷歔而流涕也。弟之往事，想已略知，忽忽又二十余年矣！创巨者其痛深。而近十年之动荡，虽音讯两绝，谅亦可以想像得之，毋庸缕述。旧患肺疾，早已痊复，至是乃趋恶化，揆之年岁，本无此理，所以致然者，不忍卒言，亦不愿复言之也。与此同时，如甲亢、高血压、心悸等，百病丛生。若此原非难症，已有特效良药，然皆如石投水，盖病而全休已七年于兹矣！岂贱疾之特固难治耶？凡疾早治则易奏效，而弟病初期所遇何如哉？犹如植树道旁，一人培之，众人拔之，终归于枯槁而后已。初既未获治理，而又百端摧残之，困扼之，神形交瘁，非言能尽，稽延日久，虽扁鹊亦无能为力矣。
所以尚能靦然苟活至今者，犹幸自幼耽心典册，身世浮沉，略无措意。常念人之所以为人，固不惟一己之温饱得失为事，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穷困横逆，适足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以痼疾经年，犹能卓然自拔于怨尤而不致消沉奄忽者以此耳。
嗟乎，事固未易明也。清夜亦尝扪心自问：过则大矣，辱亦甚矣，没世不足以自赎，果何为哉？弟少也痴，不识世务，闇于趋时，拙于谋身，甘旨轻暖，非所好也。日惟埋首于蠹鱼虫烬之中，然每诵千百年间事可歌可泣者，未尝不涕泗交集不能自已，忽乎忘一己之身而若亲处其地，其愚痴也如此。生值干戈变乱之际，邦国危殆，民生憔悴，于是怀顾宁人匹夫之责，范希文先忧之志，慨然有万物一体之念，诚不自知其驽劣也。
抗战初胜，百家争鸣，至是尽弃所学而转仰马列。然大道若一而路自多歧，未获于心，不敢苟同。人皆集于菀，己独集于枯。其后去港，遂成逐客。返国三年，又縶南冠。巨镣委地，铁铐叮当，午夜传讯，重门砰訇，此开彼关，彻夜不停。处兹岁余，远投江汉，率彼旷野，无旸无雨，久縶斗室，足不能步，负重趋高，如跛如舞，烈日灸肤，汗凝成盐，适遇水汛，一夜尽淹，卧湿累月，水渗于簟，腊尾风雪，高下迷途，衣履尽冰，归不能除。
夫见逐于港，固所宜也，返而囚縶，得无惑乎？盖党内之秘，非众能悉，同出一源而攻伐特甚。尝试论之，孔门之后，儒分为八：孟荀异趣，已若冰炭；汉宋之争，门户更深。同授经学，今文古文，聚讼不休；同谈性理，程、朱、陆、王，互攻异端。而同一门下，又析为数支焉。出主入奴，党同伐异，毫厘之差，视若胡越。援古例今，诚不免拟非其伦，盖事有大于此者，固非仅仅门户之争。惟此中详情，鲜为世知。史册所载，多经删窜，或讳或伪，真相莫睹。然近世之是非数易，白云苍狗，回黄转绿，昔之股肱，今乃叛逆，朝为腹心，暮为寇仇，沧桑巨变，莫迅于此。
愚闇之质，忽罹于此。下流之处，众毁所归，动辄得咎，不知所措。亲旧莫敢顾怜，故交视若路人。杜门谢客，划地自限，虽处闹市，有若面壁。昔弥正平之赋鹦鹉曰：“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每诵之，不觉涕下。至于“运动”，迅雷烈风，则尤甚焉。俛首抢地，诎体受辱，人人戟指而詈，童竖过而唾之。莫须之事，疑似之间，辗转罗织，遂为巨憝。日则縶溷厠之侧，夜则构自谴之词。视不敢眄，蜷不敢移。榜簾相交，叩头再谢。盥洗更衣，事事请命，惊心惕息，过于缧绁。至于驱使之劳，数倍于旧，夜以继晷，气无小休，病未能餐，服役如常，粪秽之贱，输运之累，众所不屑，我独任之。呵呼斥责，为众臧榖。史迁曾云：“至是而言不辱者，所谓疆颜耳。”向使志卑识陋，目短如豆，逐什一之利，惟家室是图，纵贻笑于大方，亦何至污辱至斯！致使徇私假威之徒，从而深文周内其后，而附风趋势之流，又随而指摘之，非笑之。欲洁反污，欲诉反辱，曾参杀人，不疑盗金，三人成虎，自古而然。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庄生有言，“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凌辱如是，即能幸存，亦只躯貌而已，而神摧志颓，殆于心死。夫人情莫不好生而恶死，至于窘迫之极，神瞀意愦，往往仓卒引决，甘之如饴。使诚巨憝元凶，万死不足以赎，犹可说也。而事后审之，大都罪不至刑，遑论大辟，其间且多无辜者存也。卒至于此者，宁皆愚昧不知自谋？岂非所恶有甚于死而患有所不避耶！况乎久病经年，苟延残喘，生非所恋，死无足惜，若九牛之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且夫人病则呻吟，痛则呼号，至于呼号呻吟亦不可得，不乃重可悲乎！于是重足屏息，饰容强笑，呼牛呼马，应之如响，张口嗫嚅，言不由衷，自承污秽，甘抵斧鑕，茫然神伤，非复故我。使人而如鹿豕之无知也则可矣，如其有知，将何以堪！是以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塊然独坐，则哀愤两集。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人生至此，复何言哉！复何言哉！
嗟乎，“朝闻道，夕可死矣”，“过则勿惮改”。如知其过，斯速改之；如其不然，何改之有？枉道事人，非所闻也。若夫河清海晏，含脯鼓腹，民莫不榖，而独切切哀鸣，向隅而泣，诚无足惜。然翘首四望果何如哉？八亿神州尽若舜尧乎？万马齐喑，道路以目，变生于肘腋，患在于萧墙，苟有识者，能不怵目惊心而深思其所以乎？宁得复谓此为一己之得夫恩怨已哉？惟是绠短汲深，百无一用，久病苟延，复何能为？徒悲史迁之遇而愧其才，况乎文网日密，腹诽有罪，无山可藏，无人可传。枯坐兀兀，欲学漆园之坐忘，则千秋四海之事纷集于前，世遗我矣，我则未能。传有之：“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郁结既久，偶发吟咏，以论身世，未得二三，而欲词无感喟得乎？若谓宜若金人之三缄，则谨奉命矣。若谓“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则非所知矣。至于巧言令色足恭，粉饰功德，阿世取容，此叔孙生识时务者之所为，愚直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尝自咏曰：“蚕为吐丝甘缚茧 ，骥因伏枥敢嘶声。”知我罪我，非所计也。岁首风雨终日，杂感数绝，其一云：“懒说尘间千万事，此心唯有白鸥知，掩门尽日无人到，风雨声中读楚辞。”屈子离骚，皎然与日月争光，呵天而问，其愤懑何如哉！自是以降，不平则鸣，穷而后工，而厌饱于梁肉者不与焉，应制侍宴之作，曷有可观者乎！渊明归来，冲澹浑穆，而咏荆轲刑天诸什，英气踔发，如见其人。夙好放翁咏梅之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诚不免孤芳自赏，然以视患得患失，闇然自媚于世者又何如哉？安得以有反意之作而废之乎？且夫所遇不同，吐属自别，当其“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之时，心情又何如耶！
嗟夫，是非何其难明哉！昔史迁报任少卿书，一则曰：“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再则曰：“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终则曰：“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窃谓是非若是之难明，要当百年或数百年始有定论。事逾世变，浮议尽息，向之晦闇难辨者，始可昭然复明，孰是孰非，唯史证之。曩有诗云：“唱罢窦娥百感生，是非历历本分明。人间多少迷离事，不信千秋无定评。”子胥抉目于吴门，其自信固宜若是。惟以区区之身，犹若蜉蝣蟪蛄，而引望百余年之是非，不乃愚痴之至者乎！……
（1975年12月22日）
【编辑附记】
谢山，原名谢药寿，又名越秀。浙江余姚人，1941年毕业于上海育才中学，后入沪江大学会计系读书。1945年夏，因参加陈松溪（即彭述之）教授主持的读书会和讲座，受到托洛斯基思想影响。
谢毕业后，考入上海新华银行工作，又调迁香港。1949年初，谢山因代替移居香港的托派人士接收第四国际报刊杂志，被港英政府逮捕。此事件后，谢在保释期间在港加入“托派”组织的“中国革命共产党”。
1949年11月，谢山被驱逐离港，去了澳门，同王凡西（即信中的老王）一起住了几个月；后于1950年8月回到内地，在广东省糖业公司做会计。1952年12月全国“肃托”时被捕，1954年2月以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五年，因表现良好，1957年4月提前释放。
谢山出狱后，在广州一家工厂当会计，后改为务工。“文革”中因为历史问题，再遭关押批斗，备受歧视。给“从兄”的信，即在“文革”期间的1975年所写。
“文革”结束后，谢山于1979年6月被宣布“落实政策”。1996年3月因癌症不治身亡。他去世后，其一生写就的旧体诗集《苦口诗词草》在香港出版。
谢信中之“从兄”系业余诗人，详情待考。郑超麟系著名托派领袖，生于1901年，卒于1998年。1952年“肃托”过程中被捕入狱，1979年获释后，定居上海，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谢、郑原并不相识，1988年谢托友人介绍后，二人方有书信往来。
1988年2月5日，苏联最高法院宣布1938年的所谓“反苏右倾托洛茨基集团”案为错案，所有被告（除雅戈达）宣布无罪。同年8月4日，塔斯社报道，苏联最高法院决定取消“托洛茨基－季洛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及“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的原判，为案件涉及到所有人恢复名誉，其他的非公开审判案也得到平反。
1999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六、七、八卷，对“托洛茨基”注释如下：
托洛茨基（1879-1940），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等职。1926年10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对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消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致郑超麟
郑老：
此次寄上一文，是七五年冬至日写。当时还在文革中，我正沉疴多年，心情之悲愤凄厉而又无处可诉，藉此文洩之。至今我对此文仍极重视，誊录时不免涕泗交集。
此文所答从兄，大我二十年，当时已七十五了。他原在上海经商，后去苏州，解放后在政协做义务工作，结交了一些耆旧，开始写诗。因对旧学有根底，所以诗还能写得合乎格律，字句清顺，文首所引“绿到须眉”两句，即其咏柳之作。因他完全不问政治，许多情况说不清，故文中有晦涩含混之处，只是着重写那二十多年之遭遇，以后他有回信。半年后便去世，惜哉！
五○年在澳门那几个月中，受王老诲导极深。五三年初，当时精神压力极大。一晚梦见王老，我诉说在这里比在港时严峻得多，王老淡然说：“一切由自己担起，便不觉什么了。”当时正如听到禅祖一声棒喝，醒后心境贴然。以后的一年多和在汉阳三年，都能坦然自得，不致精神崩溃，即使文革那样的狂风横扫，因已了解这个体制，便不会感到意外了。我不信梦，但此梦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
答从兄书
惠书敬悉，十余年前，曾读大作，尝叹高达夫五十学诗，古今人何相似耶！道远不获切磋，每诵“绿到须眉清到骨，胸中垒块霎时消”，常为击节。
至于以词多感喟，毋戚戚于鸡虫得失相砭，尤有深感焉。每思操翰奉覆，欲作又辍，不独病躯疲累特甚，长日恹恹，家常琐屑，几已精力尽耗；而尤有甚者，则世事之扑朔迷离，有非言语之所能尽。故阕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嗟乎，古语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每诵史迁报任少卿书：“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谁为为之？孰令听之？”未尝不为欷歔而流涕也。弟之往事，想已略知，忽忽又二十余年矣！创巨者其痛深。而近十年之动荡，虽音讯两绝，谅亦可以想像得之，毋庸缕述。旧患肺疾，早已痊复，至是乃趋恶化，揆之年岁，本无此理，所以致然者，不忍卒言，亦不愿复言之也。与此同时，如甲亢、高血压、心悸等，百病丛生。若此原非难症，已有特效良药，然皆如石投水，盖病而全休已七年于兹矣！岂贱疾之特固难治耶？凡疾早治则易奏效，而弟病初期所遇何如哉？犹如植树道旁，一人培之，众人拔之，终归于枯槁而后已。初既未获治理，而又百端摧残之，困扼之，神形交瘁，非言能尽，稽延日久，虽扁鹊亦无能为力矣。
所以尚能靦然苟活至今者，犹幸自幼耽心典册，身世浮沉，略无措意。常念人之所以为人，固不惟一己之温饱得失为事，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穷困横逆，适足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以痼疾经年，犹能卓然自拔于怨尤而不致消沉奄忽者以此耳。
嗟乎，事固未易明也。清夜亦尝扪心自问：过则大矣，辱亦甚矣，没世不足以自赎，果何为哉？弟少也痴，不识世务，闇于趋时，拙于谋身，甘旨轻暖，非所好也。日惟埋首于蠹鱼虫烬之中，然每诵千百年间事可歌可泣者，未尝不涕泗交集不能自已，忽乎忘一己之身而若亲处其地，其愚痴也如此。生值干戈变乱之际，邦国危殆，民生憔悴，于是怀顾宁人匹夫之责，范希文先忧之志，慨然有万物一体之念，诚不自知其驽劣也。
抗战初胜，百家争鸣，至是尽弃所学而转仰马列。然大道若一而路自多歧，未获于心，不敢苟同。人皆集于菀，己独集于枯。其后去港，遂成逐客。返国三年，又縶南冠。巨镣委地，铁铐叮当，午夜传讯，重门砰訇，此开彼关，彻夜不停。处兹岁余，远投江汉，率彼旷野，无旸无雨，久縶斗室，足不能步，负重趋高，如跛如舞，烈日灸肤，汗凝成盐，适遇水汛，一夜尽淹，卧湿累月，水渗于簟，腊尾风雪，高下迷途，衣履尽冰，归不能除。
夫见逐于港，固所宜也，返而囚縶，得无惑乎？盖党内之秘，非众能悉，同出一源而攻伐特甚。尝试论之，孔门之后，儒分为八：孟荀异趣，已若冰炭；汉宋之争，门户更深。同授经学，今文古文，聚讼不休；同谈性理，程、朱、陆、王，互攻异端。而同一门下，又析为数支焉。出主入奴，党同伐异，毫厘之差，视若胡越。援古例今，诚不免拟非其伦，盖事有大于此者，固非仅仅门户之争。惟此中详情，鲜为世知。史册所载，多经删窜，或讳或伪，真相莫睹。然近世之是非数易，白云苍狗，回黄转绿，昔之股肱，今乃叛逆，朝为腹心，暮为寇仇，沧桑巨变，莫迅于此。
愚闇之质，忽罹于此。下流之处，众毁所归，动辄得咎，不知所措。亲旧莫敢顾怜，故交视若路人。杜门谢客，划地自限，虽处闹市，有若面壁。昔弥正平之赋鹦鹉曰：“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每诵之，不觉涕下。至于“运动”，迅雷烈风，则尤甚焉。俛首抢地，诎体受辱，人人戟指而詈，童竖过而唾之。莫须之事，疑似之间，辗转罗织，遂为巨憝。日则縶溷厠之侧，夜则构自谴之词。视不敢眄，蜷不敢移。榜簾相交，叩头再谢。盥洗更衣，事事请命，惊心惕息，过于缧绁。至于驱使之劳，数倍于旧，夜以继晷，气无小休，病未能餐，服役如常，粪秽之贱，输运之累，众所不屑，我独任之。呵呼斥责，为众臧榖。史迁曾云：“至是而言不辱者，所谓疆颜耳。”向使志卑识陋，目短如豆，逐什一之利，惟家室是图，纵贻笑于大方，亦何至污辱至斯！致使徇私假威之徒，从而深文周内其后，而附风趋势之流，又随而指摘之，非笑之。欲洁反污，欲诉反辱，曾参杀人，不疑盗金，三人成虎，自古而然。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庄生有言，“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凌辱如是，即能幸存，亦只躯貌而已，而神摧志颓，殆于心死。夫人情莫不好生而恶死，至于窘迫之极，神瞀意愦，往往仓卒引决，甘之如饴。使诚巨憝元凶，万死不足以赎，犹可说也。而事后审之，大都罪不至刑，遑论大辟，其间且多无辜者存也。卒至于此者，宁皆愚昧不知自谋？岂非所恶有甚于死而患有所不避耶！况乎久病经年，苟延残喘，生非所恋，死无足惜，若九牛之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且夫人病则呻吟，痛则呼号，至于呼号呻吟亦不可得，不乃重可悲乎！于是重足屏息，饰容强笑，呼牛呼马，应之如响，张口嗫嚅，言不由衷，自承污秽，甘抵斧鑕，茫然神伤，非复故我。使人而如鹿豕之无知也则可矣，如其有知，将何以堪！是以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塊然独坐，则哀愤两集。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人生至此，复何言哉！复何言哉！
嗟乎，“朝闻道，夕可死矣”，“过则勿惮改”。如知其过，斯速改之；如其不然，何改之有？枉道事人，非所闻也。若夫河清海晏，含脯鼓腹，民莫不榖，而独切切哀鸣，向隅而泣，诚无足惜。然翘首四望果何如哉？八亿神州尽若舜尧乎？万马齐喑，道路以目，变生于肘腋，患在于萧墙，苟有识者，能不怵目惊心而深思其所以乎？宁得复谓此为一己之得夫恩怨已哉？惟是绠短汲深，百无一用，久病苟延，复何能为？徒悲史迁之遇而愧其才，况乎文网日密，腹诽有罪，无山可藏，无人可传。枯坐兀兀，欲学漆园之坐忘，则千秋四海之事纷集于前，世遗我矣，我则未能。传有之：“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郁结既久，偶发吟咏，以论身世，未得二三，而欲词无感喟得乎？若谓宜若金人之三缄，则谨奉命矣。若谓“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则非所知矣。至于巧言令色足恭，粉饰功德，阿世取容，此叔孙生识时务者之所为，愚直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尝自咏曰：“蚕为吐丝甘缚茧 ，骥因伏枥敢嘶声。”知我罪我，非所计也。岁首风雨终日，杂感数绝，其一云：“懒说尘间千万事，此心唯有白鸥知，掩门尽日无人到，风雨声中读楚辞。”屈子离骚，皎然与日月争光，呵天而问，其愤懑何如哉！自是以降，不平则鸣，穷而后工，而厌饱于梁肉者不与焉，应制侍宴之作，曷有可观者乎！渊明归来，冲澹浑穆，而咏荆轲刑天诸什，英气踔发，如见其人。夙好放翁咏梅之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诚不免孤芳自赏，然以视患得患失，闇然自媚于世者又何如哉？安得以有反意之作而废之乎？且夫所遇不同，吐属自别，当其“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之时，心情又何如耶！
嗟夫，是非何其难明哉！昔史迁报任少卿书，一则曰：“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再则曰：“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终则曰：“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窃谓是非若是之难明，要当百年或数百年始有定论。事逾世变，浮议尽息，向之晦闇难辨者，始可昭然复明，孰是孰非，唯史证之。曩有诗云：“唱罢窦娥百感生，是非历历本分明。人间多少迷离事，不信千秋无定评。”子胥抉目于吴门，其自信固宜若是。惟以区区之身，犹若蜉蝣蟪蛄，而引望百余年之是非，不乃愚痴之至者乎！……
（1975年12月22日）
【编辑附记】
谢山，原名谢药寿，又名越秀。浙江余姚人，1941年毕业于上海育才中学，后入沪江大学会计系读书。1945年夏，因参加陈松溪（即彭述之）教授主持的读书会和讲座，受到托洛斯基思想影响。
谢毕业后，考入上海新华银行工作，又调迁香港。1949年初，谢山因代替移居香港的托派人士接收第四国际报刊杂志，被港英政府逮捕。此事件后，谢在保释期间在港加入“托派”组织的“中国革命共产党”。
1949年11月，谢山被驱逐离港，去了澳门，同王凡西（即信中的老王）一起住了几个月；后于1950年8月回到内地，在广东省糖业公司做会计。1952年12月全国“肃托”时被捕，1954年2月以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五年，因表现良好，1957年4月提前释放。
谢山出狱后，在广州一家工厂当会计，后改为务工。“文革”中因为历史问题，再遭关押批斗，备受歧视。给“从兄”的信，即在“文革”期间的1975年所写。
“文革”结束后，谢山于1979年6月被宣布“落实政策”。1996年3月因癌症不治身亡。他去世后，其一生写就的旧体诗集《苦口诗词草》在香港出版。
谢信中之“从兄”系业余诗人，详情待考。郑超麟系著名托派领袖，生于1901年，卒于1998年。1952年“肃托”过程中被捕入狱，1979年获释后，定居上海，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谢、郑原并不相识，1988年谢托友人介绍后，二人方有书信往来。
1988年2月5日，苏联最高法院宣布1938年的所谓“反苏右倾托洛茨基集团”案为错案，所有被告（除雅戈达）宣布无罪。同年8月4日，塔斯社报道，苏联最高法院决定取消“托洛茨基－季洛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及“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的原判，为案件涉及到所有人恢复名誉，其他的非公开审判案也得到平反。
1999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六、七、八卷，对“托洛茨基”注释如下：
托洛茨基（1879-1940），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等职。1926年10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对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消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