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查新疆使用智障人做奴工的案件中，查出了一个四川渠县的黑奴工基地，一个叫曾令全的人，十几年来一直以“自强队”的名义，在周边地区和城市强行“征集”智障人，然后把他们卖出做奴工牟利。这种伤天害理的行为，在当地居然屡次得到民政部门的表彰。当人们指责渠县政府比较官僚，比较不负责之时，记者深入调查，发现这个县民政局所属的救助站和救助基地，居然干的事跟曾令全一模一样，也是强行收集智障人，然后把他们卖出去做奴工牟利。由于有官方的背景，这里的智障人待遇更差，逃跑者受到的惩罚更加严酷。现在，这个救助站和救助基地的负责人已经被刑拘。
　　显然，这是1949年以来，全国第一起由官方民政机构插手的恶性拐卖人口的事件。事件的恶劣程度，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客观地说，即使对我这样一个经常接触社会黑暗面，神经足够坚强的人来说，这个案件的黑恶程度，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政府主导的强拆致人自焚，已经够可怕的了，但毕竟还要打着公共利益的招牌，而且还只是间接加害于人，而这种黑奴工的贩卖，无论怎么说，都属于赤裸裸的黑社会行径。
　　尽管渠县救助站的黑恶超出了我们的忍受限度，但这种恶行，在本质上都源于一种冲动，就是政府牟利的冲动。少数地方政府的公司化，曾经是被某些西方学者称道的现象，认为这种公司化，拉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但是，当市场秩序已经初步确立，政府的公司化依然有增无已，不是及时退出做守夜人和仲裁者，政府就变成了握有超级权力的巨无霸公司。政府自身和政府中人，就会肆无忌惮地利用公权力为自己牟利。这时的政府，公司属性就压过了政府属性，追求利益，成为政府的基本动力。
　　到了这般境地，这样的政府公司，事实上是没有人可以给它踩刹车的，更谈不上监督和制约了。因此，这样的政府公司就会沿着趋利的轨道一直滑下去，直至滑向犯罪，能干出什么坏事来，真是无法预料。这里，有政府中人个人性质的犯罪，也有某些政府组织的有组织犯罪。以前，曾经出现过负责缉毒的警察，利用手里的权力，从放纵毒贩走到自己亲自贩毒的事。而现在，又出现了民政救助站，借用救助残疾和智障人的机会，从事智障人贩卖的事件。这种事，一般来说，不大可能是救助站和救助基地负责人个别的行为，只可能是一桩集体犯罪。这桩案件后面还有谁，有何种背景，我们还不清楚，但这样大规模的奴役和贩卖人口，一做就做了如此长的时间，若说救助站和救助基地的主管部门完全不知情，是难以令人相信的。毕竟，这不是关在黑屋子里交易，这是一场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抓人、关押、围捕逃逸者的公开犯罪。
　　显然，这样的犯罪，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底线。我们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冒天下之大不韪，干出这样丧天害理的恶事呢？仅仅是因为利益吗？卖一个智障人做奴工，能挣多少钱呢？可以想象，即使价格再高，也抵不上强拆的利益。可以想象，为一个地方的民政部门，他们没有强拆的权力，又羡慕别的部门的油水，因此，只能在自己权限范圍内想辙。可以说，为了挣钱，他们已经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挖掘了遍，最后居然把主意打到了智障人头上。在这个过程中，趋利的冲动，盖过了一切，道德、法律，包括作为人起码的良心，一走，就走了这么远。这期间，山西黑砖窑事件爆发，举国一致声讨，居然没有让他们收手。如此肆无忌惮，如此胆大妄为，真是令人惊掉了眼镜。
　　渠县事件告诉我们，政府的公司化，已经到了一个何等可怕的境地，会产生何种后果，如果再不改弦更张，在不久的将来，政府也许就不再是政府，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黑社会了，政府工作人员也不再是人，而且是禽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