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先生(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年)，是我们民族值得骄傲的奇才，一身兼为散文作家、翻译家、画家、书法家、美术理论家和音乐理论家。他的《缘缘堂随笔》、《车厢社会》、《率真集》等散文集，以风格朴实清新，内容小中见大著称。他擅长俄罗斯文学语言和日本文学语言，译有俄国屠格涅夫的名著《猎人笔记》、柯罗连科的名著《我们同时代人的故事》，日本女作家紫式部的古典文学巨著《源氏物语》等，译笔清润、朴茂。他兼长音乐理论和作曲，有《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西洋音乐楔子》、《音乐合谐》、《近世大音乐家》等不少专著问世，其中《音乐入门》一书前后重版达三十多次，可见在读者中的影响之深。他的书法艺术独树一帜，以风韵拙朴疏朗见美。他对美术理论深有造诣，撰有《西洋画派十二讲》、《西洋名画巡礼》、《近代艺术纲要》、《中国的绘画思想》、《绘画概说》、《漫画的描法》、《绘画与文学》、《西洋美术史》等造型艺术专著二十多种。而他的人情世俗趣味浓厚的大量漫画作品，更是脍炙人口，老幼皆爱。他一生出版的各种著作、译作和画册竟有一百五十多种。
　　
　　但是，一般人却并不注意他的书籍期刊装帧艺术。其实，丰子恺早在一九二○年就开始从事装帧艺术。丰子恺的装帧艺术，可以说先于他的一般漫画作品与读者见面。那是一九二○年，丰子恺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执教时，与同好吴梦非、周湘、姜丹书、张拱璧、欧阳予倩、刘质平等发起成立了“中华美育会”，创办了《美育》杂志(月刊，一九二○年四月创刊，共出了七期)，他是这个刊物的编辑之一，便开始为这个刊物作装帧。一九二三年，丰子恺应其老师夏丐尊之邀，到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同事中有朱自清、朱光潜等对祖国文艺事业颇有抱负的青年人，他们常在一起，题诗、作画、著文、讨论文艺问题。就在一九二四年，朱自清与远在北京的俞平伯合作创办了一个不定期的综合性文艺丛刊《我们的七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丰子恺又为这个刊物设计了封面，并画了《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黄昏》、《三等车窗》等漫画插图。丰子恺是当年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他也常为“文学研究会”创办的刊物《文学周报》(郑振铎主编)提供漫画插图。后来，他又在立达学会的会刊《一般》杂志(月刊)担任了美术装帧工作(包括每期的封面和内页编排设计)，并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他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漫画插图《瞻瞻底车脚踏车》、《尝试》、《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办公室》等作品。
　　
　　一九二六年，开明书店在上海成立，创办人章锡琛是丰子恺的挚友，总编辑夏丐尊又是丰子恺的老师，丰子恺当然热情支持开明书店的出版工作，为开明书店出版的许多书籍作了装帧设计。与此同时，他很为可贵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刊物之一、在上海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先后由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同志任主编)两次作了封面设计。还为商务印书馆出版、胡愈之主编的大型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设计不少题头画和尾花。之后，又担任了《中学生》月刊和《新少年》半月刊的编辑。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反映中小学生日常生活的漫画插图。
　　抗日战争时期，丰子恺还为浙江省出版的《战时中学生》杂志、汉口出版的《文艺阵地》(茅盾主编)、重庆出版的一些进步报刊绘制了不少漫画插图。
　　全国解放后，又为丰华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十册作了插图，为《李叔同歌曲集》等作了装帧。
　　丰子恺步入装帧艺术领域的时候，虽然已是“五·四”革命、新文化运动的第二年，但是，当时中国的书籍期刊装帧形式大多数都还比较陈旧。所以，丰子恺一开始就给人耳目一新，用洒脱、幽默、富于情趣的漫画笔法作书籍期刊装帧，开创了装帧艺术的新局面。
　　丰子恺先生的装帧艺术充分发挥了漫画艺术的表现特长。“漫”味很足，常用感情深沉的浓墨写意笔法作表现，线条拙朴粗犷，构图简洁，造型含蓄，主题明确，风格平易近人，带有民间绘画风味。例如，丰子恺为《我们的七月》设计的封面，用粗放的秃毛笔，饱蘸着浓墨，随意“漫”写出“七月”盛夏季节的一个画面：一场狂风暴雨之后，忽然雨过天晴，天边出现了彩虹，然而狂风未止，一棵树依然在狂风中剧烈摇晃着。作品黑白对比强烈，画面上半部的远处海洋、天边、彩虹的底色大块留“白”，下半部的近处海边的乱石、草丛大块铺“黑”，而带“漫”味风致的“我们的七月，一九二四年”十个字安排于黑色块中，构成了一幅切题而“漫”味无穷的封面画。又如，一九二五年为《我们的七月》的续刊《我们的六月》设计的封面，同样用“漫”味跃然的毛笔漫写笔法，绘着大地一片葱绿，于芭蕉树下坐着一个半裸体、叉开双腿在休息的男子，点出了“赤日炎炎，六月难熬”的时间季节，画面也十分贴切于刊物名称。再如，为他自己的第一本漫画集《子恺漫画》作的装帧设计，用漫写笔法勾画出了富于想象的封面：上端布置着《子恺漫画》四个随意写来带有“漫”味的书名字；书名下方安顿着一幅随意画来的圆月型构图的装饰画，绘着“春风拂面柳条舞”的环境，一个男子(据画家生前曾经告诉我，是画他自己)，站在木桥上，面对着滔滔江水，若有所思。画中人(也就是画家)在“思”些什么？促使你打开漫画集，从画集的一幅一幅漫画中，了解画家的思想，欣赏画家的艺术。又如，丰子恺为他自己的著作《音乐的常识》(一九二五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设计的封面，以拙中见巧的漫画笔法，画着装饰性很强的一棵树，树叶和《音乐的常识》书名文字巧妙地融为一体，一对裸体男女相背靠着树身，坐在地上，全神贯注地吹奏着乐器，这种艺术氛围上音乐性很强的封面，与书籍内容的契合，可谓天衣无缝。
　　
　　丰子恺为书籍期刊作的封面设计、插图、题头画和尾花装饰，盎然着浓厚的生活情趣。他为诗人卢冀野的诗集《春雨》(一九三○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作的封面设计，便是很有生活情趣的一幅：绘着两个女孩，合撑一顶大雨伞，穿着成人的大雨鞋，快乐地在春雨中走路。画面借助视觉形象把来自生活的诗意形象化，并且补充丰富了诗意的生活气息，是一幅构思巧妙、点题明确、艺术感染力强烈的封面佳作。丰子恺为俞平伯回忆童年生活的诗集《忆》作的插图，更是浓烈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例如读到《忆》中《第十一》首诗曰：爸爸有个顶大的斗篷。天冷了，它张着大口欢迎我们进去。
　　
　　谁都不知道我们在那里，
　　他们永找不着这个地方。
　　
　　斗篷裹得漆黑的，
　　又在爸爸的腋窝下，
　　我们格格的笑：
　　“爸爸真个好，
　　怎样会有了这个又暖又大的斗篷
　　呢？”
　　丰子恺用拙巧的漫写笔法，画着一个高个儿的“爸爸”，戴着西瓜帽，围着毛皮大斗篷，笑嘻嘻地在寒冷的天气里慢慢走过来，而大斗篷底下正胀鼓鼓地藏着什么东西。读着诗，欣赏画，仿佛霎时看到活灵活现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诗中写俞平伯童年时与他姐姐相处的生活)，钻在爸爸的斗篷里，并且在爸爸的腋窝底下发出“格格”的快乐的笑声。诗情画意相得益彰，发人玩味。丰子恺为这本《忆》所作的十八幅插图，几乎都散发着如朱自清评论丰子恺的画所说的“就象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的美的生活情趣。丰子恺为《中学生》杂志作的插图《舍监的头》(载《中学生》一九三○年二月号)、《不欢喜戴的领带》(载《中学生》一九三一年二月号)、《供给漫画材料的人》(载《中学生》一九三一年九月号)，对于以一丝不苟的态度，严格管理住宿学生生活的舍监形象的描绘；对于喜爱体育活动的学生，手臂骨折，无可奈何地戴着绷带的神情的描写；对于落拓不羁，衣冠不整的学生的讽刺，等等，也都是生活情趣浓郁，而给人幽默美感的作品。
　　
　　书籍期刊装帧(尤其是封面装饰)，一般说，单纯的黑白是比较少的，总要运用色彩。如何运用色彩，体现着装帧美术家的美学观、情操素养和个性。丰子恺在其专著《艺术丛话》一书中说：今后世界的艺术是趋向“大众艺术”之路。“大众艺术”要“曲高和众”，即既是高雅优良的，又是为大众易于接受欢迎的。他又说：东方绘画和音乐的优良特点是色调明快，节奏强而旋律优美。他主张东方国家发展“大众艺术”要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同时，他又深受其老师、中国新文艺先驱者之一、后来出家为僧的李叔同先生的“长养慈悲心”来待人处世的思想影响，所以他总是赤诚待人，和蔼可亲。他的这些美学观和平易近人的为人性格，便自然而然地促成他的装帧艺术风格，色彩的运用必然是单纯、素雅、明快，而易于为人们所亲近。丰子恺在装帧艺术上的这一色彩运用特点，在他早期为《美育》月刊第二期设计的封面上已经呈现出来：在白底色上以粗犷的不加修饰的笔法铺上大面积的墨绿色块，将陈衡恪题写的篆体字《美育》刊名，用篆刻中的白文形式置于墨绿色块中，显出单纯、醒目、明快，而具有典雅古朴的篆刻风味的美感。可贵的是，丰子恺的书籍装帧艺术在保持色彩单纯、素雅、明快的基本风格下，常常能根据不同的书籍内容、特点、性质，而有所变化，又显得多姿多彩。例如，他为自己的专题漫画集《学生漫画》、《儿童漫画》、《儿童生活漫画》在装帧上，偏于用桔红、蕉黄、朱红、普蓝等较为强烈的色彩，是为了有利于渲染少年儿童天真活泼的生活特点，但是在色调的搭配对比上，依然是较为单纯、朴素。而对他描写自己在抗日战争国难时期，到处奔波的流亡生活的散文集《教师日记》作装帧时，色彩运用则偏于凄冷：白底色，书名字用咖啡色，封面上的一幅图是由他幼年的小儿子新画的《爸爸写日记》，用的是土黄。这样的赋彩，当然更适合于烘托书籍的特定内容，但总的艺术效果与丰子恺装帧艺术的色彩风格是基于一致的。
　　
　　丰子恺一生为人正直，热爱祖国，敢于仗义执言，支持正义，拥护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他在黑暗的旧中国时期，所创作的发表于各刊物的著名漫画插图《高柜台》、《最后的吻》、《去年的先生》、《赚钱勿吃力，吃力勿赚钱》、《劳动节特刊的读者不是劳动者》、《轰炸》、《战后》等作品，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作了尖锐的揭露和痛击。而早在一九二六年五月，他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刊物之一、在上海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五卅纪念专号”设计了封面(包括刊名题签和封面画)。在刊名题签下面画有一幅漫画，绘着一座高塔，在塔尖上插着一支箭，内容取自唐代张巡部将射塔矢志的故事。丰子恺借此故事设计封面，目的很明确，我们希望每一个革命的青年，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都射一支“矢志”的箭到“红色的五月”之塔上去！接着，丰子恺在同年十一月，又为《中国青年》杂志设计了第二帧封面，在封面画中绘着革命的青年已由革命的“志”变为革命的行动，跨跃在战马上拉弓搭箭进行战斗了。《中国青年》杂志自创刊以后，封面从来不用图画，惟独采用了丰子恺这两幅，而且后一幅封面连续使用了半年之久。由此也说明，丰子恺的思想倾向是多么明确。
　　
　　当我在更深夜阑的灯下写完这篇文稿的时候，仿佛丰子恺先生就在我的面前，我在跟他促膝谈心。回想丰子恺先生在世时，笔者为了写《丰的艺术道路》一书，经常登门向他求问，教益非浅。那本《丰子恺的艺术道路》我已写出其中的三章：《丰子恺的生平概述》、《丰子恺的散文艺术》、《丰子恺的绘画艺术》，并且都经过他的仔细阅改。可是，忽然之间来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的人祸，不仅无法把该书的另外三章《丰子恺的书法艺术》、《丰子恺对于外国文学翻译的贡献》、《丰子恺对于美术理论和音乐理论的贡献》和《结束语》继续写下去，而且经过几番折腾，使《丰子恺的艺术道路》一书的所有手稿和资料都遗失了。如今，欲重起炉灶写那本书，因忙于种种事务，实感困难。现在，写出这篇有关丰先生装帧艺术的专文，算是对他的一种怀念。
　　
　　一九八四年四月清明节，于迎日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