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6日，《007：大破天幕杀机》（Skyfall）在英国和爱尔兰首映，詹姆斯·邦德——大名鼎鼎的“英国特工007号”——的50周岁庆典华丽开场，随后宴开各地，在好莱坞杜比剧场达到了高潮。美国当地时间2013年2月24日，这部最新的007影片捧走了第85届奥斯卡奖最佳音效编辑、最佳原创歌曲的小金人，而“致敬邦德007”则成了当天颁奖典礼的重磅环节之一，让人无法拒绝地希望“回到过去，回到我们的时代”。50年了，这位浸淫着“英国性”的邦德——007，缘何能赢得人们这般敬意？
　　冷战英雄邦德：徘徊在英伦上空的帝国幽灵
　　1953年初，“邦德之父”伊安·弗莱明到葡萄牙的卡斯卡伊斯市故地重游。往事依稀，一种创作的冲动油然而生。在随后的十年间，弗莱明带着梦想，相继写作并出版了《皇家赌场》、《俄罗斯之恋》等13部邦德小说，完成了“詹姆斯·邦德”的系统形塑。1961年，弗莱明出售了邦德小说的电影版权；1962年，《诺博士》首先被搬上了银幕，邦德系列电影随之诞生。50年来，邦德电影已达23部之多，而且尚无退隐的迹象。
　　“邦德电影无论是票房收入、利润率，还是……观众的数量与构成，都获得了即刻的成功，并且一直保持着相当骄人的成绩。”迄今，世界上已有近半数的人至少看过一部邦德电影。如果说1950年代的邦德小说在英国催生了大众英雄邦德，那么1960年代以降的邦德电影则使作为现代英雄的邦德在世界各地扬名立万，不管是在资本主义阵营，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他“为冒险而生，为……威胁而成长；训练有素，以致仅凭第六感官就能对危险处境迅速做出反应；而且教养有加，成为一位绅士……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英雄”。
　　因为邦德小说与邦德电影的合力，加上各种影迷杂志、宣传海报、访谈、邦德电视，以及使用邦德形象的广告的出现，邦德形象已作为“更为流行的通货”发挥着文化符号的作用，耦合彼此重叠的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但是，由于意识形态与文化元素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组合与排列，邦德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英雄”，其所指在1953年诞生至今的不同时代一直在发生着变化，而且是本质的变化。“需要解释的与其说是邦德为何受人欢迎，不如说是为何不同的邦德都会受人欢迎，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受人欢迎，在不同的时代因不同的原因受人欢迎”。
　　在1950年代，邦德小说孕育的是一位冷战英雄，他所凝缩与体现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因素“主要集中于东西方关系上，即作为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的结果而变得异常紧张的关系上”。在1950年代的邦德小说中，除《金刚钻》之外，反派人物要么直接为苏联服务，要么间接受雇于苏联；反派人物所威胁的是由英国或美国所代表的自由西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因此，邦德挫败反派人物的阴谋，一方面是对当时国际冲突的一种想象性解决，另一方面则意味着西方及其自由与个人主义对苏联及其极权主义与官僚僵化形态的胜利。当然，1950年代的邦德同时也是英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英雄。对英国中产阶级而言，《俄罗斯之恋》中的邦德形象恰好构成了想象性地中止和倒转历史的形象：一位英国英雄，单枪匹马地将西方世界从灾难中解救出来。这体现的是一种将英国重新置于世界中心的潜意识，即是说，倘若二战后依旧有一个帝国的幽灵徘徊在英伦上空，冷战英雄邦德就是这个幽灵附体之所在，为英国中产阶级及其沙文主义扮演梦碎时分的织梦人的角色。
　　对谍战精英的渴望，对间谍生活的浪漫想象
　　另外，冷战英雄邦德的出现也与盛行于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不无关系。在麦卡锡主义看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不断对西方世界实施巨大阴谋。这一原本流行于美国的阴谋论很快便播散到欧洲各国，尤其是其情报部门，引发欧洲各国的安全焦虑及其对安全感的寻求。人们幻想自己国家的情报系统有一个超级英雄，他拥有无穷的能力与智慧，可以战胜一切阴谋与罪恶。“对间谍的信仰是神秘的，充满幻想而且几近宗教……原油、能源和水资源的价格节节攀升，但我们的间谍完全不受这些影响。无论他们多少次被自己的大衣绊倒，将匕首遗落在去汤桥的火车上，但间谍所做的事不会有错。”弗莱明得以在1950年代成功制造出无数“会心的读者”，正是因为他有效地利用了人们对谍战精英的渴望，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对间谍生活的浪漫想象。
　　进入1960年代之后，与大众英雄邦德有着直接关系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内涵发生了多方演变，指向了新的方向。首先，基于东西方冷战的暂时缓和，弗莱明把反派人物的背景从苏联反间谍机构置换为国际恐怖组织，这就让邦德脱离了原有的冷战意识形态坐标。其次，1960年代的英国是“放纵的英国”，邦德的身上不再主要涂抹着民族和民族性之类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是变为更加灿烂、更加美好的无阶级的未来神话的化身。第三，自由独立、不受婚姻和家庭约束的“邦女郎”出现了，邦德形象随之构成了重新阐释性别认同的场域。他不再是都市知识分子的偶像或者中产阶级的政治英雄，而是超越阶级、代际、性别与国家的大众偶像。从这个意义上讲，1960年代是“邦德的时代”：作为“一个现代化的英雄”，邦德不仅代表着与“保守主义”和传统的断裂，而且更重要的是，展现英国的一种未来图景。
　　与时俱进的英雄：邦德形象的凡人化、阴暗化、悲情化
　　就在英国大众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言，1970年代的邦德大不如从前，惟有在性别与性事等少数维度上，邦德尚在继续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1970年代的邦德电影的叙事兴趣点，已在很大程度上从邦德与反派人物的关系，转移至邦德与邦女郎的关系；邦德电影派生品依旧众多，但其市场定位已大为改观，主要关涉技术性产品，比如手表、直升机、火箭等。1970年代的邦德电影日益依赖于大众对以往的记忆与对其他流行电影的戏仿。所以，随着邦德电影的发行速度由1960年代的几乎每年一部压缩至1970年代的每两年一部。进入1980年代之后，邦德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之前的喜剧性戏仿，重新把邦德作为冷战英雄激活在了中东战场，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1982年马岛战争之后的英国，时钟“正在被无情地推向过去”，推向邦德的时代抑或是1960年代。在后撒切尔时代，尤其是在当下的后冷战时代，间谍生活不再神秘，谍战精英的神话不断被拆穿，邦德的风格再次发生改变，拯救世界时不再风度翩翩。继在《黄金眼》中邦德被邦女郎打得丑态尽显，《大破天幕杀机》中的邦德已彻底“退化”为“草根邦德”，其间的邦德故事与邦德的装备告诉我们，邦德正在遭遇凡人化、阴暗化、悲情化，其头顶夺目的光环被深邃的黑影遮蔽，他不但要继续与强大到不可思议的敌人作战，更要挣扎在信心的退逝、忠诚的考验和信仰的抉择之中。
　　所以，邦德不仅是冷战以降英国的一个时代符号，而且是一个动态的时代符号，一个“与时俱进的英雄”，处理并耦合着迥异甚至完全对立的文化与价值观，时而背离他先前所代表的意义与文化可能性，以期宣告新的意义与文化可能性。在其承担时代大众英雄角色的过程中，邦德不但漂浮于这些意识形态与文化关切的每一范畴之中，而且“一直活跃于这些相左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关切范畴之间的关系之中”。
　　作为电影人物的邦德007能够在导演更换无数、演员更换六代的情况下，继续风靡在大银幕之上，这足以说明他已不是一个虚拟人物那么简单。邦德的故事所表征的是50年的历史印记，从最初的冷战思维，到后来的间谍冲突，再到当下的局部反恐，紧跟时代，有时候甚至超越时代，这便是邦德能获得全世界电影人与影迷致敬的关键之所在，以及“詹姆斯·邦德将归来”的原因之所在。虽然我们无法知道，随着M（英国军情六处掌门人）的离去，邦德007将向谁说：“跟着你走，见你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