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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手记二则】
今天，68岁的连福明老先生再到我们四川简阳市检察院上访。
这把我着实为难了一阵。我苦口婆心，劝也劝了，法也讲了，老先生就是听不进去。这也难怪，公安、信访、政法委等上上下下不下10个部门长达5年的多次处理也没能让他止住上访的脚步，仅凭这一时的说教就想叫老先生息诉罢访，怎么可能呢？
记得老先生来院的首次上访是要求对他大儿子连军死后的尸体进行重新解剖检验。死者连军因吸毒于2000年12月9日被政府批准劳教，在羁押于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待送期间发病死亡。检察院的尸检结果仍为连军系长期吸毒所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老先生就坐在我的对面，略显浮肿的脸上挂着重重的两个眼袋，花白的胡楂爬上两腮，把一张嘴紧紧地包围起来；身着一套老蓝布的中山服，胸前别着一支钢笔，一道黑色的纽扣笔直排列，却形状不一，甚至用不同颜色的线缀着；脚穿一双黑面白底的老头布鞋，袜后跟开了裂，现出白色的脚肉来。
我一边耐心地听老先生诉说，一边打探着他的生活经历、家庭状况。
老先生年轻时曾读过好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1971年在简阳城关镇的一所民办中学校当过3年的代课老师，之后便到简阳市汽车运输公司当起了一名汽车修理工，直到退休。老先生膝下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尚未成家，早年外出打工至今下落不明。大儿子连军死后，大儿媳改嫁，却把一个年仅7岁的儿子留给了他。这样一来，这个家就仅剩下他、老伴、孙子和一个80多岁的老母亲。全家四口，仅凭老先生每月400多元的退休金度日，使老先生有治病的钱，就没有吃饭的钱，有添衣的钱，就没有孙子上学的钱，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无比艰难。
虽说大儿子的死因已有明确的尸检报告，但老先生仍然不服：活生生的一个人哪里不死就偏偏死于戒毒所，这还叫戒毒吗？怀揣一肚子的气，老先生的上访从此开始了。
上访中，老先生每当回忆起尸检时的惨状时，总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其状也让人生悲，其情也令人怜悯。
是啊，老先生对儿子的感情需要得到理解，内心的怨恨需要有地方倾诉，眼前面临的经济困难更需要有人伸出援助之手。
人死不能复生，老先生总得活下去。我想，便思虑着如何帮老先生一家摆脱目前的困境，让老先生从悲愤的情绪中尽快解脱出来。我想到了自己的哥哥，曾也在城关镇的这所民办中学校就读，我小时候时常跟随哥哥到该校去耍，依稀记得有这么一位教书法绘画的代课老师，甚至也见过他上课时的场景。我就想，何不以师生之名劝劝这位老先生呢？这样，也许我们会谈得更拢。
“连老师，我就是你当初教过的学生呀！”我说，心跳明显加快。
老人皱着眉头，抬眼瞅了瞅我，然后双眉舒展开来，抬起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他点了点头，似乎认可了我这个学生，两眼也发出亮光——他已有三十年没有听到有人对他这样称呼了。他抖动着嘴唇对我说，这几年来，他到过许多部门上访，碰过许多墙壁，有的不给板凳坐，有的不给水喝，有的听得烦了就直接把他撵开。他怄气，又跟他们赌气，甚至不惜大吵大闹，擂桌摔凳。他说，只有到了检察院才有这么热情。
好汉不提当年勇。对于三年教书育人，老先生只作了一番轻描淡写，之后，又很快回到了上访的正题中来。从此，我便借助这层“师生”关系，坚持在每个周末里到老先生家中看望，有时候买上一盒蛋糕，有时候提上几条鲜活的鲫鱼，有时候称上几斤苹果，变着花样给“老师”带去，甚至还动员我老伴去帮他料理家务。
我发现，老先生的时间很充足，身体还硬朗；孙子长大了，也不需要他随时提携。一日，我同几个朋友相聚，无意间摆到老先生的事，一个在沱江河边开砂石厂的朋友对我说，他现在正在物色一位守大门的人，何不让这位老先生到他那里去呢？我高兴得当即给老先生挂去电话。老先生接到电话，毫不迟疑地就爽口答应了，还在电话那头直说谢谢。
第二天，老先生就照我说的去砂石厂报了到，上了班。
三天后，老先生从工地上专门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的工作环境很不错，心情也舒畅了，有住的，吃的，用的，铺盖卷都不用自己带，处处得到老板的照顾。
听到这话，我的心踏实下来，就想，还是师生之情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与其说老先生走上了全新的工作岗位，还不如说他在精神上得到了一次彻底的解脱。
一个月后，老先生制作了一面锦旗，在锦旗上提笔书写了八个大字：“和谐社会，体惜民情。”然后把胡子刮得光光的，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他怀抱这面鲜红的锦旗来到检察院，直接把它送到了副检察长陈玉岗的办公室，一进门便说：“这些日子，我让检察院的同志为我操心了，这都怪我不懂法呀！现在多亏有我这位学生的细心开导和帮助，才觉得这日子是该重来——我要好好享受我的晚年！……”
看来，老先生追求的同样是和谐社会，坚守的仍然是贫而无谄，看重的是我们对他人格的尊重与失子之痛的理解。记得孔圣人有一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我冒充老先生的学生，虽有悖诚实，但也是为了增进对老先生的这种了解呀，且以长辈、师长的礼数相待，想必老先生就是知道了也是可以原谅我的。■
今天，68岁的连福明老先生再到我们四川简阳市检察院上访。
这把我着实为难了一阵。我苦口婆心，劝也劝了，法也讲了，老先生就是听不进去。这也难怪，公安、信访、政法委等上上下下不下10个部门长达5年的多次处理也没能让他止住上访的脚步，仅凭这一时的说教就想叫老先生息诉罢访，怎么可能呢？
记得老先生来院的首次上访是要求对他大儿子连军死后的尸体进行重新解剖检验。死者连军因吸毒于2000年12月9日被政府批准劳教，在羁押于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待送期间发病死亡。检察院的尸检结果仍为连军系长期吸毒所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老先生就坐在我的对面，略显浮肿的脸上挂着重重的两个眼袋，花白的胡楂爬上两腮，把一张嘴紧紧地包围起来；身着一套老蓝布的中山服，胸前别着一支钢笔，一道黑色的纽扣笔直排列，却形状不一，甚至用不同颜色的线缀着；脚穿一双黑面白底的老头布鞋，袜后跟开了裂，现出白色的脚肉来。
我一边耐心地听老先生诉说，一边打探着他的生活经历、家庭状况。
老先生年轻时曾读过好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1971年在简阳城关镇的一所民办中学校当过3年的代课老师，之后便到简阳市汽车运输公司当起了一名汽车修理工，直到退休。老先生膝下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尚未成家，早年外出打工至今下落不明。大儿子连军死后，大儿媳改嫁，却把一个年仅7岁的儿子留给了他。这样一来，这个家就仅剩下他、老伴、孙子和一个80多岁的老母亲。全家四口，仅凭老先生每月400多元的退休金度日，使老先生有治病的钱，就没有吃饭的钱，有添衣的钱，就没有孙子上学的钱，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无比艰难。
虽说大儿子的死因已有明确的尸检报告，但老先生仍然不服：活生生的一个人哪里不死就偏偏死于戒毒所，这还叫戒毒吗？怀揣一肚子的气，老先生的上访从此开始了。
上访中，老先生每当回忆起尸检时的惨状时，总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其状也让人生悲，其情也令人怜悯。
是啊，老先生对儿子的感情需要得到理解，内心的怨恨需要有地方倾诉，眼前面临的经济困难更需要有人伸出援助之手。
人死不能复生，老先生总得活下去。我想，便思虑着如何帮老先生一家摆脱目前的困境，让老先生从悲愤的情绪中尽快解脱出来。我想到了自己的哥哥，曾也在城关镇的这所民办中学校就读，我小时候时常跟随哥哥到该校去耍，依稀记得有这么一位教书法绘画的代课老师，甚至也见过他上课时的场景。我就想，何不以师生之名劝劝这位老先生呢？这样，也许我们会谈得更拢。
“连老师，我就是你当初教过的学生呀！”我说，心跳明显加快。
老人皱着眉头，抬眼瞅了瞅我，然后双眉舒展开来，抬起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他点了点头，似乎认可了我这个学生，两眼也发出亮光——他已有三十年没有听到有人对他这样称呼了。他抖动着嘴唇对我说，这几年来，他到过许多部门上访，碰过许多墙壁，有的不给板凳坐，有的不给水喝，有的听得烦了就直接把他撵开。他怄气，又跟他们赌气，甚至不惜大吵大闹，擂桌摔凳。他说，只有到了检察院才有这么热情。
好汉不提当年勇。对于三年教书育人，老先生只作了一番轻描淡写，之后，又很快回到了上访的正题中来。从此，我便借助这层“师生”关系，坚持在每个周末里到老先生家中看望，有时候买上一盒蛋糕，有时候提上几条鲜活的鲫鱼，有时候称上几斤苹果，变着花样给“老师”带去，甚至还动员我老伴去帮他料理家务。
我发现，老先生的时间很充足，身体还硬朗；孙子长大了，也不需要他随时提携。一日，我同几个朋友相聚，无意间摆到老先生的事，一个在沱江河边开砂石厂的朋友对我说，他现在正在物色一位守大门的人，何不让这位老先生到他那里去呢？我高兴得当即给老先生挂去电话。老先生接到电话，毫不迟疑地就爽口答应了，还在电话那头直说谢谢。
第二天，老先生就照我说的去砂石厂报了到，上了班。
三天后，老先生从工地上专门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的工作环境很不错，心情也舒畅了，有住的，吃的，用的，铺盖卷都不用自己带，处处得到老板的照顾。
听到这话，我的心踏实下来，就想，还是师生之情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与其说老先生走上了全新的工作岗位，还不如说他在精神上得到了一次彻底的解脱。
一个月后，老先生制作了一面锦旗，在锦旗上提笔书写了八个大字：“和谐社会，体惜民情。”然后把胡子刮得光光的，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他怀抱这面鲜红的锦旗来到检察院，直接把它送到了副检察长陈玉岗的办公室，一进门便说：“这些日子，我让检察院的同志为我操心了，这都怪我不懂法呀！现在多亏有我这位学生的细心开导和帮助，才觉得这日子是该重来——我要好好享受我的晚年！……”
看来，老先生追求的同样是和谐社会，坚守的仍然是贫而无谄，看重的是我们对他人格的尊重与失子之痛的理解。记得孔圣人有一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我冒充老先生的学生，虽有悖诚实，但也是为了增进对老先生的这种了解呀，且以长辈、师长的礼数相待，想必老先生就是知道了也是可以原谅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