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法规，已于2015年11月开始施行。其中《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凡是进行“医闹”，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一段时期以来，医患关系紧张，暴力医闹事件频频发生，甚至有着职业化、帮派化、产业化的趋势。一些人利用患者家属失去亲人的痛苦，打着维权的旗号，攻击医护人员，扰乱医疗机构秩序，以达到从中渔利之目的。对于这类故意激化矛盾的职业“医闹”，必须依法惩处。因此，“医闹”入刑，无疑能够为治理“医闹”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和医生合法权益。
　　但同时还应看到，一方面，打击“医闹”，绝非压制正常维权。对于医疗事故等情形，患者有权要求相关医疗机构进行经济的和精神的补偿。要在医患关系中一碗水端平，必然要求均衡地保护医生和患者双方的合法利益。如果说“医闹”入刑所针对的是职业牟利者以及极端暴力者，那么法律将对正常维权的患者及家属做出怎样的抚慰，这是接下来的社会期待。另一方面，对于患者而言，如果不需要“闹”就能解决问题，许多医闹事件也许就能避免。有的患者家属之所以大闹医院，也有客观原因，亲人处于病痛中或是生命逝去，钱花了人没了，病人家属情绪本来就处于悲痛与激动中，需要心理疏导，可是有的医生护士确实态度不佳，导致家属情绪失控，更重要的是，一些医院缺乏处理医患纠纷的畅通渠道，没有第三方调解机构。
　　在我国古代，君主治国都主张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明德慎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强调要法治与德治并举。“医闹”入刑仅是从法治的角度加强管理，但法律不能包打天下，我国这么多法律，不也有这么多人违法犯罪吗？陶行知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所以，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处理“医闹”问题同样如此。要让医患纠纷的解决走上理性、正常、合理、公平的快车道，除了“医闹”入刑外，尚需医德先行。
　　透过“医闹”表象必须看到，当前医疗体制机制导致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使得民众颇有不满；社会道德滑坡，有的医护人员医德差，存在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有的民众金钱主义至上，一切为了利益；民众法治维权机制薄弱，人们在解决医患纠纷问题的途径上，往往面临时间过长、司法公信力等问题；加之医患信任、沟通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一些医患之间已然成为“对立”、“撕裂”之状态。为此，要真正解决“医闹”问题，首先要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全面提高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营造和谐的医患关系。同时，畅通维权渠道，建立医患纠纷救济机制，健全医疗赔偿解决机制，并探索建立起一套有公信力的仲裁机制，由高度专业和中立的“第三方”来负责医疗事故鉴定和医患纠纷调解。如果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每一起投诉都有回应，病人和家属的问题得到解决，就能防患于未然，让患者放心，医生安心，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医患纠纷不循“医闹”解决。只有在医德先行的基础上，辅之以“医闹”入刑，才能在全社会营造依法办事、崇尚法治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