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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诚信缺失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阻碍了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培育诚信主体，促进行为主体人的诚信行为逐步走向理性化、法制化和制度化，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的关键。诚信主体的培育过程，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人的知、情、意、行互动超拔、自我意识不断增强、本质力量不断提高的过程，以教育作先导、以文化作依托、以制度作保障是培育诚信主体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行为主体；培育；诚信主体；诚信缺失；社会诚信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8－0067－04
诚信缺失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阻碍了我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已经引起我们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竞争规则，社会转型期诚信文化道德化和主体化道路的严重不畅，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以及社会有效监管措施的不到位、不得力等是我国诚信缺失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培育诚信主体，促进行为主体人的诚信行为逐步走向理性化、法制化和制度化，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的关键。
一
培育诚信主体就是通过一定的教育、文化和制度等途径，把诚信行为建立在行为主体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的基础之上，促使诚信行为由行为主体人的一种被动的消极行为转变为一种积极的自觉行为，由外部的一种偶然随意行为转变为一种具有一定内在基础的应然与必然相统一的行为。对社会个体来说，诚信主体地位一旦确立，其行为中的无信和失信现象就能得到有效的自我控制；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诚信一旦成为众多行为主体人的一种行为风尚，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诚信社会。诚信行为与其说要靠外部的规范强制来维持，不如说要靠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主体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高来实现，诚信行为应该是行为主体人的一种内在自觉行为。
培育诚信主体是一个过程，是行为主体人在实践基础上的知、情、意、行互动超拔、自我意识不断增强、本质力量不断提高的过程。假如行为主体人对诚信没有一定的认知、情感、意志和践行基础，诚信主体就不能确立，诚信行为就得不到保障。在这里，“知”是指认知，行为主体人在行动中要做到诚信就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为什么要诚信，只有行为主体人对讲诚守信的客观基础、以及无信和失信的危害等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了讲诚守信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等相关问题，行为主体人才有可能把对诚信的一种认识转化为一种行动。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人的诚信主体地位得以确立的关键。因为，世界观是一个人标识世界万物的“地图”，它给世界万物以定位；人生观是一个人看人生的“地图”，它标识着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理想；价值观是一个人行为活动的“罗盘”，决定着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如果行为主体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科学，他就不能够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与人生的真谛，而得不到科学文化知识支撑的诚信主体是不能够真正确立起来的。“情”指情感，是行为主体人在长期从事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感受和心理评价。它表现为行为主体人的一种热爱、仇恨、向往、遗憾、满意、不足，以及喜、怒、哀、乐等心理体验和心理活动。“与纯理智的抽象的科学的看法不同，抽象的理智的看法对于实际行为比较不容易发生直接迅速的影响。而包有情感作用的看法或见解，为情绪所渲染，生动、活泼、具体，容易产生直接行为，支配实际生活。”所以，行为主体人仅仅知道讲诚守信的道理还不够，由诚信认知转化为诚信行为客观需要有一定的情感基础。“意”指意志，是人在追求某种目的和理想时表现出来的自我克制、毅力、信心和顽强不屈等精神状态。作为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和主观态度，意志并不一定为客观事实所决定，而是随个人痛苦或快乐的经验为转移。“许多圣贤豪杰在动心忍性困心衡虑的艰苦生活中，仍不减少其奋斗的勇气，大抵都由于他们精神上修养达到了一种乐观的态度，在那里支持着、鼓舞着他们的大无畏精神。”诚信行为一旦有了坚强的意志基础，行为主体人就能够抵挡着权、利、欲等诸多诱惑做到诚实守信。“行”指行动、践履、实践等，诚信问题既是“知”的问题，又是“情”、“意”、“行”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行”的问题。诚信行为既是诚信认知、诚信情感和诚信意志产生的前提，又是三者共同作用于“行”的结果，知、情、意、行虽然功用不同，却相互促进。诚信主体就是通过行为主体间的交往与互动，在知、情、意、行的相互作用中培育和发展的。
当前，关于诚信问题人们关注最多的，是如何从法律制度和运行机制上保障诚信规范的有效实施和诚信规则的制度维持等问题，其实质是德性诚信与规范诚信在诚信建设中的作用关系问题。在认识上，尽管绝大多数人承认德性诚信的作用与价值，但由于德性诚信主要是靠道德自律来维持，而规范诚信主要是靠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来维持，后者与前者相比更具有操作性、可控性和时效性，再加上社会转型期人们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已有的反叛意识等，所以人们对德性诚信在社会诚信建设中的根本性和目的性价值重视不够，相反，却对通过健全与完善社会规范制度培育社会诚信寄予了更多厚望。当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层面，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情势及诚信建设的客观要求，在规范诚信和德性诚信之间有所侧重本无可厚非，但从根本上来说，规范诚信和德性诚信在社会诚信建设中是辩证统一、不容分割的两个方面。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从“必然之则”、“天之道”进而“人之道”的思维路向探讨诚信对人和社会的应当性和必要性，通过科学认知和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不断提高人们的人文素质来解决社会诚信问题，是从根本上解决诚信问题的重要环节，也是“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从转型期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当前我国社会是一个价值主体多元、分配形式多样、公民文明素质不一、社会发展很不均衡的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及其严重缺失是诚信成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的最主要原因。因此，解决社会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治表又要治本，既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又要注重法律制度建设，既要从本体论层面阐明诚信行为的“应该”问题，又要从工具理性层面揭示诚信行为“是”的问题，只有把规范诚信和德行诚信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培育出自觉践履诚信的诚信主体。
二
培育诚信主体要以教育作先导。教育能够在行为主体人的需求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起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的联系，能够有效地促进自然人向精神人、道德人和社会人的转变，是行为主体人获得诚信认知，培育诚信情感和意志的重要渠道。
通过行之有效的教育，受教育者既能够获得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系统化知识和技能，又能够承继人类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方 式和生活习惯等，这些文明成果为受教育者本质力量的实现，乃至诚信观念、诚信情感和诚信意志的形成提供了必要前提。特别是各级各类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系统开设，在使受教育者获得文化知识和技能、懂得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的同时，也在不断净化和升华着人的生物属性，拓展和发展着人的社会属性，从而使个体意志得到磨炼，个体情感得到陶冶。这在客观上不仅能够提高人们对诚信的认知水平，而且为培育人们的诚信情感和意志提供了必要的精神支撑。一旦行为主体人对诚信、失信和无信有了一定的科学认知和正确判断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之相应的诚信情感和诚信意志，那么他就具有了一种坚守诚信的内在力量，他就能够不断通过驾御、超越和完善自我，在义与欲之间，个人利益、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彰显出人的本质力量，自觉做到诚实守信。根据文化教育学派(斯普朗格等人)的观点，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把人的创造性力量诱导开发出来，将人的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从这种意义上说，诚信主体的培育过程既是一个追求真理、探索真理，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过程，又是一个将人的生命感和价值感“唤醒”的过程。
爱因斯坦曾明确指出：“只教给人一种专门知识、技术是不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他一个和谐的人格，最要紧的是人要藉着教育得到对于事物及人生价值的了解与感觉，人必须对从属于道德性质的美和善有亲切的感觉，对于人类的各种动机、各种期望、各种痛苦有了解，才能和别的个人和社会有合适的关系。”这里，主要以客观物质对象的运动变化规律为教育重点的科学教育，以求真为主，重视用分析、实验的方法获得知识培养技能，为诚信主体的确立提供了必要的科学支撑；人文教育因其以增进个人的自由、价值、尊严等为目标，重视对受教育者的情感及内心世界活动规律的研究，从而有助于诚信主体内在精神的培育。可以断言，随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日益融合，教育在促进个体主体性不断增强与完善的同时，对诚信主体的培育必将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当前，教育要以改革促发展，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不断拓展教育途径，改进教育教学的方式与方法等，把科学与人文、做人与做事、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并贯彻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全过程，真正把诚信教育做到受教育者的心坎上。这样，我们才能够帮助受教育者构筑起抵御诚信缺失的坚固思想道德防线，使诚信原则真正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教育尽管在诚信主体认知水平的提高、诚信情感和诚信意志的培养、诚信行为的落实等方面都发挥着建设性的指导作用，对有效的阻止和减少无信、失信现象的发生，增强社会的公信度和诚信度产生积极影响。但教育对培育诚信主体来说不是万能的，而且决定教育实际效果的因素也很多，既有教育自身方面因素的决定，又有教育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行之有效的诚信教育不仅取决于教育理念、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教学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的现代化，而且还需要有相应的文化制度支撑。作为塑造人的教育尽管具有一定的创设性、可控性和选择性等特点，但教育活动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活动，如果教育实践得不到社会其他部门以及生活实践的有力支持，教育的实际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事实上，诚信主体的形成过程既是一个文化教育过程又是一个制度整合过程，培育诚信主体离不开文化和制度的积极引导、规范和制约。
三
培育诚信主体要以文化作依托。与教育育人的高度自觉性相比，文化育人更具有熏陶感化、内发外烁的社会教化特点。广义上的文化即文明，是指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成果，即一切打上人类活动印记的事物或所有被“人化”的事物。这些“人化”的事物，负载并体现着人们在一定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中长期积淀逐步形成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对稳定的特定思想模式、情感模式和行为模式和风俗习惯等。这些模式和习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制度现象，浸润、引导和规范着社会个体的活动，调节和改变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人自身的关系，也因此构成了人类文明存在和不断向前发展的基本前提。人类文明正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通过社会文化制度的继承与发展建立起来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被实践中介过的“自然”作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存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作为人作用和不断改造着的世界，既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与价值，又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和桥梁，是打上人的“烙印”的“自然”，是一种“文化”了的世界。
根据文化存在形式的不同，广义上的文化可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基本层次，物质文化是指器物、房屋、生产工具、交通工具等具象的物所包涵的一种文化形式，它们表征着人类控制自然获得财产以满足人类需要的全部能力；制度文化主要是指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法律设施，以及与一定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相联系的政党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它表征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制度文明的发展程度；精神文化是指社会制度、法律、道德、艺术、语言等等抽象的方面，它们代表着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所必备的精神成果，这也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文化即狭义上的文化。物质文化、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它们分别是人类物质生产、政治交往和精神创造三种基本活动的积极成果，分别表征着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三种基本关系发展的水平和性质，它们的差异和不同源于人类需要的多层次性和满足方式的多样性，而它们的统一性则表明人类的文明进步是一项综合性或总体性的事业。
文化作为特定的人群共同体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能动创造的表现，是共同体处理和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三种基本关系的知识符号系统和价值意义系统，具有教化功能，即文化作为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作为处理和调节人、自然和社会关系的中介，不仅能够通过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等文化传承渠道影响到人的行为，使人能够有效地适应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成为社会人和文明人，而且可以通过行之有效的教育传授系统的知识和技能，在不断提高公民素质，增强公民认识和实践能力，以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也提高着人们诚信行为的自觉性和能动性。所以，文化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社会性，既具有属人的合目的性又具有客观的合规律性，作为社会人化和人的社会化的桥梁和纽带构成了诚信主体形成的社会教化基础。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依次出现过五种基本文化类型，即：原始社会文化、奴隶制文化、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当然，我们还可以根据 这样或那样的标准把文化区分出诸多不同的文化类型或文化圈，但共同的一个事实是：“诚信”是所有文化类型所共同崇尚的美德。有人做过统计，在儒家经典孔子的《论语》中，“信”字出现了38次，高于“善”、“义”、“勇”等。正如恩格斯所揭示出的：“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人类文明就是在同偷盗、强制、欺诈、背信等不文明行为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培育社会诚信是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类型都必然要具有的功能。在当今社会里，现代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有现代的政治法律制度(宪政)相适配，而且需要有一整套的市场伦理相适配，经济、政治和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历史地进入了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切入面，全面推进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新时期，这是一个体制改革在前，法律规范随后，文化法律制度跟进的改革创新之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建立一整套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配的新型文化制度，是解决我国社会转型期诚信缺失问题的根本出路。
四
培育诚信主体要以制度作保障。制度是文化的重要骨架，是社会共同体在一定的社会活动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抽象化、体系化，它是根据特定的目的或价值观建立起来的用来激励和规范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或管理社会的规则性体系。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生活，制度包括大至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小至交通法规、组织纪律和团体章程公约等。制度一旦从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中产生，它不仅赋予社会关系以合法性、稳定性和普遍性，而且也成为了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
如果说人发展什么、怎样发展最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那么，社会关系即制度作为联系人与生产力的关系桥梁直接决定着人发展什么以及怎样发展。制度真实地影响、制约、塑造着人的活动，为人的活动提供了规则、标准和模式。它界定人的活动范围，告诉个人能够、应该、必须做什么，也告诉人不能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制度规范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它用一整套的行为规范规定着人的社会地位和角色、社会权利和义务等。分散的、居住在狭小区域中的个人，正是由于有了制度，才有了确定和丰富的社会关系；制度构建着人与人的交往，它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了一套框架、秩序和具有决定意义上的结构，据此制度抑制着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使人的本质力量的历史生成成为可能；制度还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为人的个性发挥提供条件。制度体系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的，总是内涵着一定的文化价值体系和价值规范，是一定的价值观念、伦理精神的具体化、操作化。制度内涵的价值观念、伦理精神不仅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运作程序、基本的权利义务的安排等方式引导人们的行为，整合人们的德性，而且，制度能够通过对人的品质、德性、思想情操及其他精神状况的反复作用，转化为个人的自觉思想和行为，内化为个体的现实个性和人格。罗尔斯认为：“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个人，以及他们所谓的那种个人。”这样，一个社会的制度环境如何，不仅影响到该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而且影响到生活在此社会之中的人的思想道德状况，社会制度与社会个体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不仅为通过制度建设构建现代个体主体提供了现实可能，而且为诚信主体的培育也提供了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成功实现了从社会生产、利益分配和社会格局的全面改造，实现了生产结构、利益分配结构和社会整体结构的分化与重组，这些变化在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问题。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法律法规等还很不完善，再加上许多人法律意识淡薄，社会公德意识差等原因，如果我们不想重新陷入人治的窠臼就必须建立一套既反映民意又保障秩序的制度。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整合。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社会各项制度，一方面能够巩固改革开放_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能够在以制度化形式理顺社会关系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同时，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主体的培育，包括诚信主体的培育提供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
概言之，解决社会诚信缺失问题既是一个制度的完善问题，又是一个思想文化的创新发展问题。既需要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层面上解决为什么要诚信的问题，又需要在现实层面上解决诚信行为实现的途径和机制问题，其实质是一个诚信主体的培育问题。只有把教育、文化和制度辩证统一起来，抓好教育、文化和制度等诸多育人环节，才能真正培育出诚信主体。当前，随着有关诚信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迫切需要我国学界以培育诚信主体为目标，以教育——文化一制度——诚信主体的培育为中心线索，切实加强对诚信主体培育过程中诸多问题与环节的研究，在不断拓展研究领域的同时推进诚信研究向纵深发展。
责任编辑：秦玉珍
[关键词]行为主体；培育；诚信主体；诚信缺失；社会诚信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8－0067－04
诚信缺失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阻碍了我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已经引起我们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竞争规则，社会转型期诚信文化道德化和主体化道路的严重不畅，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以及社会有效监管措施的不到位、不得力等是我国诚信缺失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培育诚信主体，促进行为主体人的诚信行为逐步走向理性化、法制化和制度化，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的关键。
一
培育诚信主体就是通过一定的教育、文化和制度等途径，把诚信行为建立在行为主体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的基础之上，促使诚信行为由行为主体人的一种被动的消极行为转变为一种积极的自觉行为，由外部的一种偶然随意行为转变为一种具有一定内在基础的应然与必然相统一的行为。对社会个体来说，诚信主体地位一旦确立，其行为中的无信和失信现象就能得到有效的自我控制；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诚信一旦成为众多行为主体人的一种行为风尚，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诚信社会。诚信行为与其说要靠外部的规范强制来维持，不如说要靠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主体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高来实现，诚信行为应该是行为主体人的一种内在自觉行为。
培育诚信主体是一个过程，是行为主体人在实践基础上的知、情、意、行互动超拔、自我意识不断增强、本质力量不断提高的过程。假如行为主体人对诚信没有一定的认知、情感、意志和践行基础，诚信主体就不能确立，诚信行为就得不到保障。在这里，“知”是指认知，行为主体人在行动中要做到诚信就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为什么要诚信，只有行为主体人对讲诚守信的客观基础、以及无信和失信的危害等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了讲诚守信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等相关问题，行为主体人才有可能把对诚信的一种认识转化为一种行动。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人的诚信主体地位得以确立的关键。因为，世界观是一个人标识世界万物的“地图”，它给世界万物以定位；人生观是一个人看人生的“地图”，它标识着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理想；价值观是一个人行为活动的“罗盘”，决定着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如果行为主体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科学，他就不能够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与人生的真谛，而得不到科学文化知识支撑的诚信主体是不能够真正确立起来的。“情”指情感，是行为主体人在长期从事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感受和心理评价。它表现为行为主体人的一种热爱、仇恨、向往、遗憾、满意、不足，以及喜、怒、哀、乐等心理体验和心理活动。“与纯理智的抽象的科学的看法不同，抽象的理智的看法对于实际行为比较不容易发生直接迅速的影响。而包有情感作用的看法或见解，为情绪所渲染，生动、活泼、具体，容易产生直接行为，支配实际生活。”所以，行为主体人仅仅知道讲诚守信的道理还不够，由诚信认知转化为诚信行为客观需要有一定的情感基础。“意”指意志，是人在追求某种目的和理想时表现出来的自我克制、毅力、信心和顽强不屈等精神状态。作为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和主观态度，意志并不一定为客观事实所决定，而是随个人痛苦或快乐的经验为转移。“许多圣贤豪杰在动心忍性困心衡虑的艰苦生活中，仍不减少其奋斗的勇气，大抵都由于他们精神上修养达到了一种乐观的态度，在那里支持着、鼓舞着他们的大无畏精神。”诚信行为一旦有了坚强的意志基础，行为主体人就能够抵挡着权、利、欲等诸多诱惑做到诚实守信。“行”指行动、践履、实践等，诚信问题既是“知”的问题，又是“情”、“意”、“行”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行”的问题。诚信行为既是诚信认知、诚信情感和诚信意志产生的前提，又是三者共同作用于“行”的结果，知、情、意、行虽然功用不同，却相互促进。诚信主体就是通过行为主体间的交往与互动，在知、情、意、行的相互作用中培育和发展的。
当前，关于诚信问题人们关注最多的，是如何从法律制度和运行机制上保障诚信规范的有效实施和诚信规则的制度维持等问题，其实质是德性诚信与规范诚信在诚信建设中的作用关系问题。在认识上，尽管绝大多数人承认德性诚信的作用与价值，但由于德性诚信主要是靠道德自律来维持，而规范诚信主要是靠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来维持，后者与前者相比更具有操作性、可控性和时效性，再加上社会转型期人们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已有的反叛意识等，所以人们对德性诚信在社会诚信建设中的根本性和目的性价值重视不够，相反，却对通过健全与完善社会规范制度培育社会诚信寄予了更多厚望。当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层面，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情势及诚信建设的客观要求，在规范诚信和德性诚信之间有所侧重本无可厚非，但从根本上来说，规范诚信和德性诚信在社会诚信建设中是辩证统一、不容分割的两个方面。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从“必然之则”、“天之道”进而“人之道”的思维路向探讨诚信对人和社会的应当性和必要性，通过科学认知和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不断提高人们的人文素质来解决社会诚信问题，是从根本上解决诚信问题的重要环节，也是“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从转型期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当前我国社会是一个价值主体多元、分配形式多样、公民文明素质不一、社会发展很不均衡的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及其严重缺失是诚信成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的最主要原因。因此，解决社会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治表又要治本，既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又要注重法律制度建设，既要从本体论层面阐明诚信行为的“应该”问题，又要从工具理性层面揭示诚信行为“是”的问题，只有把规范诚信和德行诚信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培育出自觉践履诚信的诚信主体。
二
培育诚信主体要以教育作先导。教育能够在行为主体人的需求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起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的联系，能够有效地促进自然人向精神人、道德人和社会人的转变，是行为主体人获得诚信认知，培育诚信情感和意志的重要渠道。
通过行之有效的教育，受教育者既能够获得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系统化知识和技能，又能够承继人类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方 式和生活习惯等，这些文明成果为受教育者本质力量的实现，乃至诚信观念、诚信情感和诚信意志的形成提供了必要前提。特别是各级各类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系统开设，在使受教育者获得文化知识和技能、懂得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的同时，也在不断净化和升华着人的生物属性，拓展和发展着人的社会属性，从而使个体意志得到磨炼，个体情感得到陶冶。这在客观上不仅能够提高人们对诚信的认知水平，而且为培育人们的诚信情感和意志提供了必要的精神支撑。一旦行为主体人对诚信、失信和无信有了一定的科学认知和正确判断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之相应的诚信情感和诚信意志，那么他就具有了一种坚守诚信的内在力量，他就能够不断通过驾御、超越和完善自我，在义与欲之间，个人利益、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彰显出人的本质力量，自觉做到诚实守信。根据文化教育学派(斯普朗格等人)的观点，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把人的创造性力量诱导开发出来，将人的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从这种意义上说，诚信主体的培育过程既是一个追求真理、探索真理，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过程，又是一个将人的生命感和价值感“唤醒”的过程。
爱因斯坦曾明确指出：“只教给人一种专门知识、技术是不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他一个和谐的人格，最要紧的是人要藉着教育得到对于事物及人生价值的了解与感觉，人必须对从属于道德性质的美和善有亲切的感觉，对于人类的各种动机、各种期望、各种痛苦有了解，才能和别的个人和社会有合适的关系。”这里，主要以客观物质对象的运动变化规律为教育重点的科学教育，以求真为主，重视用分析、实验的方法获得知识培养技能，为诚信主体的确立提供了必要的科学支撑；人文教育因其以增进个人的自由、价值、尊严等为目标，重视对受教育者的情感及内心世界活动规律的研究，从而有助于诚信主体内在精神的培育。可以断言，随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日益融合，教育在促进个体主体性不断增强与完善的同时，对诚信主体的培育必将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当前，教育要以改革促发展，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不断拓展教育途径，改进教育教学的方式与方法等，把科学与人文、做人与做事、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并贯彻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全过程，真正把诚信教育做到受教育者的心坎上。这样，我们才能够帮助受教育者构筑起抵御诚信缺失的坚固思想道德防线，使诚信原则真正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教育尽管在诚信主体认知水平的提高、诚信情感和诚信意志的培养、诚信行为的落实等方面都发挥着建设性的指导作用，对有效的阻止和减少无信、失信现象的发生，增强社会的公信度和诚信度产生积极影响。但教育对培育诚信主体来说不是万能的，而且决定教育实际效果的因素也很多，既有教育自身方面因素的决定，又有教育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行之有效的诚信教育不仅取决于教育理念、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教学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的现代化，而且还需要有相应的文化制度支撑。作为塑造人的教育尽管具有一定的创设性、可控性和选择性等特点，但教育活动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活动，如果教育实践得不到社会其他部门以及生活实践的有力支持，教育的实际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事实上，诚信主体的形成过程既是一个文化教育过程又是一个制度整合过程，培育诚信主体离不开文化和制度的积极引导、规范和制约。
三
培育诚信主体要以文化作依托。与教育育人的高度自觉性相比，文化育人更具有熏陶感化、内发外烁的社会教化特点。广义上的文化即文明，是指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成果，即一切打上人类活动印记的事物或所有被“人化”的事物。这些“人化”的事物，负载并体现着人们在一定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中长期积淀逐步形成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对稳定的特定思想模式、情感模式和行为模式和风俗习惯等。这些模式和习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制度现象，浸润、引导和规范着社会个体的活动，调节和改变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人自身的关系，也因此构成了人类文明存在和不断向前发展的基本前提。人类文明正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通过社会文化制度的继承与发展建立起来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被实践中介过的“自然”作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存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作为人作用和不断改造着的世界，既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与价值，又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和桥梁，是打上人的“烙印”的“自然”，是一种“文化”了的世界。
根据文化存在形式的不同，广义上的文化可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基本层次，物质文化是指器物、房屋、生产工具、交通工具等具象的物所包涵的一种文化形式，它们表征着人类控制自然获得财产以满足人类需要的全部能力；制度文化主要是指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法律设施，以及与一定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相联系的政党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它表征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制度文明的发展程度；精神文化是指社会制度、法律、道德、艺术、语言等等抽象的方面，它们代表着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所必备的精神成果，这也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文化即狭义上的文化。物质文化、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它们分别是人类物质生产、政治交往和精神创造三种基本活动的积极成果，分别表征着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三种基本关系发展的水平和性质，它们的差异和不同源于人类需要的多层次性和满足方式的多样性，而它们的统一性则表明人类的文明进步是一项综合性或总体性的事业。
文化作为特定的人群共同体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能动创造的表现，是共同体处理和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三种基本关系的知识符号系统和价值意义系统，具有教化功能，即文化作为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作为处理和调节人、自然和社会关系的中介，不仅能够通过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等文化传承渠道影响到人的行为，使人能够有效地适应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成为社会人和文明人，而且可以通过行之有效的教育传授系统的知识和技能，在不断提高公民素质，增强公民认识和实践能力，以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也提高着人们诚信行为的自觉性和能动性。所以，文化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社会性，既具有属人的合目的性又具有客观的合规律性，作为社会人化和人的社会化的桥梁和纽带构成了诚信主体形成的社会教化基础。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依次出现过五种基本文化类型，即：原始社会文化、奴隶制文化、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当然，我们还可以根据 这样或那样的标准把文化区分出诸多不同的文化类型或文化圈，但共同的一个事实是：“诚信”是所有文化类型所共同崇尚的美德。有人做过统计，在儒家经典孔子的《论语》中，“信”字出现了38次，高于“善”、“义”、“勇”等。正如恩格斯所揭示出的：“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人类文明就是在同偷盗、强制、欺诈、背信等不文明行为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培育社会诚信是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类型都必然要具有的功能。在当今社会里，现代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有现代的政治法律制度(宪政)相适配，而且需要有一整套的市场伦理相适配，经济、政治和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历史地进入了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切入面，全面推进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新时期，这是一个体制改革在前，法律规范随后，文化法律制度跟进的改革创新之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建立一整套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配的新型文化制度，是解决我国社会转型期诚信缺失问题的根本出路。
四
培育诚信主体要以制度作保障。制度是文化的重要骨架，是社会共同体在一定的社会活动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抽象化、体系化，它是根据特定的目的或价值观建立起来的用来激励和规范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或管理社会的规则性体系。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生活，制度包括大至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小至交通法规、组织纪律和团体章程公约等。制度一旦从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中产生，它不仅赋予社会关系以合法性、稳定性和普遍性，而且也成为了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
如果说人发展什么、怎样发展最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那么，社会关系即制度作为联系人与生产力的关系桥梁直接决定着人发展什么以及怎样发展。制度真实地影响、制约、塑造着人的活动，为人的活动提供了规则、标准和模式。它界定人的活动范围，告诉个人能够、应该、必须做什么，也告诉人不能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制度规范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它用一整套的行为规范规定着人的社会地位和角色、社会权利和义务等。分散的、居住在狭小区域中的个人，正是由于有了制度，才有了确定和丰富的社会关系；制度构建着人与人的交往，它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了一套框架、秩序和具有决定意义上的结构，据此制度抑制着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使人的本质力量的历史生成成为可能；制度还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为人的个性发挥提供条件。制度体系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的，总是内涵着一定的文化价值体系和价值规范，是一定的价值观念、伦理精神的具体化、操作化。制度内涵的价值观念、伦理精神不仅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运作程序、基本的权利义务的安排等方式引导人们的行为，整合人们的德性，而且，制度能够通过对人的品质、德性、思想情操及其他精神状况的反复作用，转化为个人的自觉思想和行为，内化为个体的现实个性和人格。罗尔斯认为：“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个人，以及他们所谓的那种个人。”这样，一个社会的制度环境如何，不仅影响到该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而且影响到生活在此社会之中的人的思想道德状况，社会制度与社会个体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不仅为通过制度建设构建现代个体主体提供了现实可能，而且为诚信主体的培育也提供了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成功实现了从社会生产、利益分配和社会格局的全面改造，实现了生产结构、利益分配结构和社会整体结构的分化与重组，这些变化在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问题。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法律法规等还很不完善，再加上许多人法律意识淡薄，社会公德意识差等原因，如果我们不想重新陷入人治的窠臼就必须建立一套既反映民意又保障秩序的制度。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整合。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社会各项制度，一方面能够巩固改革开放_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能够在以制度化形式理顺社会关系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同时，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主体的培育，包括诚信主体的培育提供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
概言之，解决社会诚信缺失问题既是一个制度的完善问题，又是一个思想文化的创新发展问题。既需要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层面上解决为什么要诚信的问题，又需要在现实层面上解决诚信行为实现的途径和机制问题，其实质是一个诚信主体的培育问题。只有把教育、文化和制度辩证统一起来，抓好教育、文化和制度等诸多育人环节，才能真正培育出诚信主体。当前，随着有关诚信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迫切需要我国学界以培育诚信主体为目标，以教育——文化一制度——诚信主体的培育为中心线索，切实加强对诚信主体培育过程中诸多问题与环节的研究，在不断拓展研究领域的同时推进诚信研究向纵深发展。
责任编辑：秦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