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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目繁多的迎来送往是中国古代官场中的程式化规则，许多有为官员无奈于斯，但这也成为众多官员的生存之道和生财之道。
公元1839年1月，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湖广总督林则徐启程离京，前往广东查禁鸦片。令人奇怪的是，这位钦差大臣所发出的第一道公文却与鸦片毫无关系：“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务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送，私送者定行特参”。此令一出，各地官员顿时议论纷纷，私下里对林则徐表示置疑。要知道，几千年来，官员之间的迎来送往已成为中国古代官场中的一大痼疾，尽管它极大地损害了为官者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但也早成为众多官员们的生存法则。
封建统治滋生接待文化
在古代中国，官场上的接待由来已久。早在汉代，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官员接待方面的制度。不过在当时，这些制度都是比较严格的。一些记载表明，汉代官员外出执行公务时，通常由沿途的驿站负责接待，而接待的标准都有详细规定。比如当县令派手下到地方上办事时，办事员需要持介绍信才能得到接待，而介绍信还必须由县政府的三位副职联合署名才能生效。如果一旦发现驿站接待了因私人员，县令就会派人查处。汉代还规定，接待时，官员的级别不同，吃饭的标准也不同。级别高的可有肉有酒，而级别低的则只有少许肉，不能喝酒。但是自汉代以来，随着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充，中央与地方以及各地方之间的公务往来也不断增多，从而滋生出了特殊的官场接待文化。
中国古代的官员非常重视接待时的排场。而且，为了博得上级领导的欢心以求得升迁，或出于利益关系而互相结交，在接待的背后，又往往会伴随着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据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州郡甚至设置了称为“送故主簿”的专职官员。宋朝时，政府曾明文规定“凡点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皆准公筵”，意即官员下乡检查工作时可以用公款吃喝。所谓的公款吃喝，常常又会摊派到百姓身上。因此在民间，人们常戏称大官的出行是“四大天地”：出来是惊天动地，到了以后昏天黑地，弄得老百姓哭天喊地，走了以后大家欢天喜地。
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流行的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法则，于是当那些高级官员到地方上执行公务时，众多的地方官员便会挖空心思巴结奉承。据说，明代万历年间大臣张居正有一次回家奔丧，为了让丞相大人旅途舒适，真定知府钱普专门命人为其制作了一座豪华的轿子：轿前有好几重门，门后有考究的寝室以供休息；两旁各有一小亭子，里面分别有一名童子，专门负责打扇焚香。就这样，三十二名轿夫抬着张居正，浩浩荡荡一路南下。由于听说张居正喜欢美食，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都会投其所好，将上百道珍馐美味呈送到饭桌上。可是面对这一切，张居正居然感慨没有下箸之处。幸好钱普是无锡人，能烧得一手吴地菜肴。当张居正吃到钱普亲自烹制的美味后，方才满意地说：“我一路走到这儿，才算吃了一顿饱饭。”
海瑞不吃这一套
明代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官场上的接待之风更是令百姓苦不堪言，甚至一些基层官吏也痛感无力应对。著名的清官海瑞担任淳安县令时，就多次遇到这类事情。有一次，海瑞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带了一大批随从经过淳安，住在该县的官驿里。按照当时的风气，多数地方官员都会赶紧前去奉承这位要员之子，并不惜劳民伤财做好接待工作。幸运的是，淳安县的百姓遇到了一位刚正不阿的父母官。海县令规定，不管来者身份如何，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骄横的胡公子见小小的淳安县令竟敢对自己如此怠慢，立即大发雷霆，居然命人把驿吏捆绑起来，倒吊在梁上。海瑞听到报告后，带着一大批差役赶到驿馆，喝令将那胡公子一行抓起来。他说，胡总督早有吩咐，要各县招待过往官吏时不得铺张浪费，所以现在这位胡公子一定是假冒的。说罢便将他们痛打一顿，赶出了县境。
有一年，朝廷派出钦差鄢懋卿到浙江视察。鄢懋卿是当时权臣严嵩的干儿子，最喜对地方官员敲诈勒索。如果有哪个官员没有伺候好他，并孝敬他一大笔银子，就会遭到报复。据记载，当时鄢懋卿携带其妻一同出京，一路上作威作福，沿途官员纷纷竭力逢迎。有位山东历城县令薛礼勤，因不肯屈从其淫威，竟被鄢懋卿借故当场斩首。而表面上，鄢懋卿又装出十分清廉的样子，宣称自己喜欢简单朴素，不爱官场奉迎。当他路过淳安时，坚持原则的海瑞只是隆重而简单地予以招待。当鄢懋卿流露出不满时，海瑞当即搬出了太祖皇帝钦定的官员接待标准，使他敢怒而不敢言。
按照惯例，钦差出行时，当地官员有责任组织人力为其服务。当鄢懋卿乘官船离开淳安时，需要大批民夫拉纤。但是，爱民如子的海瑞考虑到当时正值农忙时节，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他竟亲率县衙的差役们去为钦差拉纤。见此情景，鄢懋卿赶紧狼狈转道，从陆路离开了。
清代腐败积重难返
或许接受了明代吏治腐败的教训，到清代时，朝廷明令，京官到地方去，或上司到下面去，出差费用一律自理，而地方官员或下级则不得宴请和馈赠。但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官场上的接待同样成为腐败的根源之一。由于清代京官的俸禄较低，为了满足私欲，他们往往将放外任或者出京办差视为捞钱的好机会。而地方官员也乐得投其所好，以谋求仕途的升迁。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地方官和下级不光日常接待要花钱，还得对京官和上级有常年孝敬。此现象根深蒂固，连康熙皇帝也只能默许其继续存在，否则就会撼动整个官僚体系的基础架构。
生活在那样的官场氛围中，要想保持自己的节操，无疑需要相当的政治素养和行动魄力，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开篇所描述的那副情景。作为一名彪炳史册的廉臣，林则徐为了使自己不沾染官场歪风，在上任途中，即事先发出《传牌》，传告沿路官员，谢绝一切接待供应。与一些大官上任时动辄前呼后拥不同的是，堂堂的钦差大人林则徐轻车简从，随从人员“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没有带一名官员或供事书吏。尽管如此，从北京到广州，一路上仍有不知多少地方官员想乘机巴结林则徐，但由于后者能够坚持原则，甚至严办了个别违规者，才使自己没有被官场的这种不良风气所污染。身为钦差，林则徐竟不得不动用权力禁绝官场的接待，实在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如今，封建时代的许多习惯被丢到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历史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清除。即使在今天，仍有一些人热衷于官场上的逢迎，甚至以接待之名挥霍公款，借机送礼行贿，拿百姓的血汗钱为自己铺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全年竟有100至150天在接待各路官员。如此多的官场接待，不但白白耗费了精力，也极大地浪费了资源，更败坏了政府机关的风气。
公元1839年1月，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湖广总督林则徐启程离京，前往广东查禁鸦片。令人奇怪的是，这位钦差大臣所发出的第一道公文却与鸦片毫无关系：“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务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送，私送者定行特参”。此令一出，各地官员顿时议论纷纷，私下里对林则徐表示置疑。要知道，几千年来，官员之间的迎来送往已成为中国古代官场中的一大痼疾，尽管它极大地损害了为官者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但也早成为众多官员们的生存法则。
封建统治滋生接待文化
在古代中国，官场上的接待由来已久。早在汉代，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官员接待方面的制度。不过在当时，这些制度都是比较严格的。一些记载表明，汉代官员外出执行公务时，通常由沿途的驿站负责接待，而接待的标准都有详细规定。比如当县令派手下到地方上办事时，办事员需要持介绍信才能得到接待，而介绍信还必须由县政府的三位副职联合署名才能生效。如果一旦发现驿站接待了因私人员，县令就会派人查处。汉代还规定，接待时，官员的级别不同，吃饭的标准也不同。级别高的可有肉有酒，而级别低的则只有少许肉，不能喝酒。但是自汉代以来，随着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充，中央与地方以及各地方之间的公务往来也不断增多，从而滋生出了特殊的官场接待文化。
中国古代的官员非常重视接待时的排场。而且，为了博得上级领导的欢心以求得升迁，或出于利益关系而互相结交，在接待的背后，又往往会伴随着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据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州郡甚至设置了称为“送故主簿”的专职官员。宋朝时，政府曾明文规定“凡点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皆准公筵”，意即官员下乡检查工作时可以用公款吃喝。所谓的公款吃喝，常常又会摊派到百姓身上。因此在民间，人们常戏称大官的出行是“四大天地”：出来是惊天动地，到了以后昏天黑地，弄得老百姓哭天喊地，走了以后大家欢天喜地。
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流行的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法则，于是当那些高级官员到地方上执行公务时，众多的地方官员便会挖空心思巴结奉承。据说，明代万历年间大臣张居正有一次回家奔丧，为了让丞相大人旅途舒适，真定知府钱普专门命人为其制作了一座豪华的轿子：轿前有好几重门，门后有考究的寝室以供休息；两旁各有一小亭子，里面分别有一名童子，专门负责打扇焚香。就这样，三十二名轿夫抬着张居正，浩浩荡荡一路南下。由于听说张居正喜欢美食，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都会投其所好，将上百道珍馐美味呈送到饭桌上。可是面对这一切，张居正居然感慨没有下箸之处。幸好钱普是无锡人，能烧得一手吴地菜肴。当张居正吃到钱普亲自烹制的美味后，方才满意地说：“我一路走到这儿，才算吃了一顿饱饭。”
海瑞不吃这一套
明代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官场上的接待之风更是令百姓苦不堪言，甚至一些基层官吏也痛感无力应对。著名的清官海瑞担任淳安县令时，就多次遇到这类事情。有一次，海瑞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带了一大批随从经过淳安，住在该县的官驿里。按照当时的风气，多数地方官员都会赶紧前去奉承这位要员之子，并不惜劳民伤财做好接待工作。幸运的是，淳安县的百姓遇到了一位刚正不阿的父母官。海县令规定，不管来者身份如何，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骄横的胡公子见小小的淳安县令竟敢对自己如此怠慢，立即大发雷霆，居然命人把驿吏捆绑起来，倒吊在梁上。海瑞听到报告后，带着一大批差役赶到驿馆，喝令将那胡公子一行抓起来。他说，胡总督早有吩咐，要各县招待过往官吏时不得铺张浪费，所以现在这位胡公子一定是假冒的。说罢便将他们痛打一顿，赶出了县境。
有一年，朝廷派出钦差鄢懋卿到浙江视察。鄢懋卿是当时权臣严嵩的干儿子，最喜对地方官员敲诈勒索。如果有哪个官员没有伺候好他，并孝敬他一大笔银子，就会遭到报复。据记载，当时鄢懋卿携带其妻一同出京，一路上作威作福，沿途官员纷纷竭力逢迎。有位山东历城县令薛礼勤，因不肯屈从其淫威，竟被鄢懋卿借故当场斩首。而表面上，鄢懋卿又装出十分清廉的样子，宣称自己喜欢简单朴素，不爱官场奉迎。当他路过淳安时，坚持原则的海瑞只是隆重而简单地予以招待。当鄢懋卿流露出不满时，海瑞当即搬出了太祖皇帝钦定的官员接待标准，使他敢怒而不敢言。
按照惯例，钦差出行时，当地官员有责任组织人力为其服务。当鄢懋卿乘官船离开淳安时，需要大批民夫拉纤。但是，爱民如子的海瑞考虑到当时正值农忙时节，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他竟亲率县衙的差役们去为钦差拉纤。见此情景，鄢懋卿赶紧狼狈转道，从陆路离开了。
清代腐败积重难返
或许接受了明代吏治腐败的教训，到清代时，朝廷明令，京官到地方去，或上司到下面去，出差费用一律自理，而地方官员或下级则不得宴请和馈赠。但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官场上的接待同样成为腐败的根源之一。由于清代京官的俸禄较低，为了满足私欲，他们往往将放外任或者出京办差视为捞钱的好机会。而地方官员也乐得投其所好，以谋求仕途的升迁。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地方官和下级不光日常接待要花钱，还得对京官和上级有常年孝敬。此现象根深蒂固，连康熙皇帝也只能默许其继续存在，否则就会撼动整个官僚体系的基础架构。
生活在那样的官场氛围中，要想保持自己的节操，无疑需要相当的政治素养和行动魄力，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开篇所描述的那副情景。作为一名彪炳史册的廉臣，林则徐为了使自己不沾染官场歪风，在上任途中，即事先发出《传牌》，传告沿路官员，谢绝一切接待供应。与一些大官上任时动辄前呼后拥不同的是，堂堂的钦差大人林则徐轻车简从，随从人员“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没有带一名官员或供事书吏。尽管如此，从北京到广州，一路上仍有不知多少地方官员想乘机巴结林则徐，但由于后者能够坚持原则，甚至严办了个别违规者，才使自己没有被官场的这种不良风气所污染。身为钦差，林则徐竟不得不动用权力禁绝官场的接待，实在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如今，封建时代的许多习惯被丢到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历史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清除。即使在今天，仍有一些人热衷于官场上的逢迎，甚至以接待之名挥霍公款，借机送礼行贿，拿百姓的血汗钱为自己铺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全年竟有100至150天在接待各路官员。如此多的官场接待，不但白白耗费了精力，也极大地浪费了资源，更败坏了政府机关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