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后的一天晚上，父親从佳木斯打来电话。我正好在外面吃饭，没说几句就挂了。回到家，我打回去，问是否有事情。父亲说，没什么事，随便打个电话。聊聊天气、孩子上学、最近安好等家长里短的事。后来，母亲插了一句：“胜田家没有了。”我的心“咯噔”一下，急忙问：“怎么回事？”母亲说：“病了大半年了。”
　　 按老家辈分论起来，我管胜田叫大叔。他是村里的木匠，做的家具细密讲究，结实耐用，很有名气。二十多年前，我家找他做过小椅子、板凳之类的东西，至今父母还用着。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考上了大学，已成家立业。记得很早以前去过他家几次，他家收拾得很干净利落，常有做好的家具摆满西屋或院子。我工作后，每次回家碰到大叔，他都眉开眼笑地与我寒暄一阵子。大婶人也好，说话轻声细语，似乎还有点羞涩，碰面打个招呼就低头走过去，属于老实本分、勤俭持家的那种。这几年，我回家来去匆匆，很少碰见他们。年初听母亲讲，胜田大叔得知自己家属患了不治之症，不由坐在地上号啕大哭。
　　 我越来越害怕回老家了。近两年，每次回到父母身边， 几乎都能听到村子里走人的消息。我有时问起村前村后的某个乡亲怎么好久不见了，父母会低沉着嗓子告诉我：走了，好几年了。唉，有什么办法挽救他们？那些曾经鲜活地留存在记忆底片的淳朴乡亲啊！转眼间竟成永别。邻居二婶，我女儿小时叫她“谎奶奶”，经常开玩笑逗女儿玩。在乡镇中心卫生院体检时，查出来已是重病晚期。有段时间，她甚至有意避开我们。秋天，她领着可爱的乖孙女到我家串门，母亲拿出糖果给孩子，二婶笑嘻嘻地摆手不要，母亲还是硬塞到孩子手里。我说，二婶你坐下喝杯水。她总是怯生生地站着，怕耽误我家吃饭，转几圈就领孩子回去了。听母亲说，二婶每次到县城医院打几千元一支的针。我开始不相信，看不出来患重病的样子，直至后来日渐消瘦，躺在病床上，我才不得不接受二婶生病的事实。二婶家也拼尽全力，多次驾车到省城检查诊治，最后也没效果。过了春节，我去看望她，说些“多吃饭身子硬实”之类鼓励的话。她自知时日不多，有气无力地说：“好不了了。”几个妹妹转身偷偷地抹泪。加上家庭琐事生气，病情加重，不久二婶就走了。这样一个给我们带来无数欢声笑语的人，恍如眼前的人，不辞而别，戛然而止。想想生命之脆弱，如落叶一般，不禁喟然长叹。
　　 还有一位和父亲交往甚好的大伯，名叫徐元田，是村子里德高望重的退休老教师，为人儒雅、谦逊、和善，从没见过和谁红过脸。他教书育人几十载，桃李满天下。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我们百余户的小山村，全家是教师的就有十多户二十多人，成为远近闻名的园丁村。平时，父亲经常到他家去下棋打牌，享受晚年之乐。突然有一天，听父亲说元田老师走了，吓了我一跳。据说，早饭后，元田老师准备杀鸡迎接中秋节回家团圆的儿女，忽然感觉头晕目眩。赶紧坐车去县医院，可是到了医院已经无力回天，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家老少痛不欲生，村里人也深感意外，倍感惋惜。
　　 这些，深深浅浅的，都成为了记忆。我多想留住他们，可是却无能为力。生命本来就是无常的事，谁也无法拒绝或阻拦。对于赖以生存的村庄来说，每个人都是村里的一个符号，这些符号书写了村庄的历史，是丘陵和河流喂养大的娃儿，是山风吹拂下恣意生长的红高粱和青麦穗，是一块块玩不够的黏泥巴和碎瓦片，是在袅袅炊烟屁股后面奔跑的大蜻蜓和灰喜鹊，是邻家大爷爷拉不够的二胡、听不够的黄梅戏。村庄的符号，根植于大山和小溪之间，绵延无边。不管是躬耕在家，还是打拼在外，这些符号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聚在一起，是一个村庄。散了，村庄也就散了。或许，若干年后，他们凭着老家记忆的纽带，再次集聚在一起，又组成了另一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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