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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真实性的研究一直是文化旅游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但旅游地居民本身对文化旅游项目真实性认知的研究却基本上是空白。本文以九寨沟为例，探讨了社区居民对民族歌舞表演的真实性认知。研究认为，社区居民对文化旅游项目真实性的认知反映了旅游对地方传统变迁的影响。在九寨沟。经济因素和文化认同是影响居民对歌舞表演真实性认知的关键因素，而他们表现出显著的年龄差异。中青年居民受旅游经济的影响，将经济因素作为真实性评判的首要依据，而文化认同居于次要地位；而老年居民则超越了利益关系，将他们对九寨沟传统文化的认同作为了判定表演真实性的标准。
[关键词]社区居民；民族歌舞表演；真实性；旅游；认知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10—0089—06
自1973年麦坎内尔(MacCannell)提出有关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和经验中的“真实性”研究以来，“真实性”问题一直受到旅游研究的广泛关注。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真实性的界定、游客旅游体验的真实性研究、作为旅游吸引物的遗产及博物馆的真实性研究、旅游开发及管理过程中的真实性保护研究和旅游商品的真实性研究等方面。
这些研究中最多的是旅游体验的真实性。很多学者分析了游客旅游过程中“真实性”感知的影响因素。丹尼尔(Daniel)对旅游表演舞蹈的真实性进行了探讨，认为观众能否体验到歌舞表演的真实性，主要是由演员的表演来决定的。作者进一步指出，对不同传统的舞蹈进行组合违反了舞蹈种类之间的边界，通常被认为是“虚假的”，但却是“创造性”的体现。威廉姆斯(Williams)认为，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众，旅游中舞蹈表演的真实性旨在表现历史、地理、文化的准确性，主要是通过外化动作(姿势、旋律表现的内容)、社会上专业人员给定的结论、一定程度上规范的乐章以及代际流传下来的乐谱等进行表现。田美蓉基于以上结论，通过分离组成民族歌舞的各种要素，从细部研究了游客对西双版纳傣族歌舞的真实性体验。
文化旅游更多是游客与东道主社区的一个互动过程。对这种互动中的真实性探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戈夫曼(Goffman)和麦坎内尔发展起来的“前后台两分制”理论。戈夫曼在分析社会结构说明了不同人群在接触和认识“同一个真实”时所存在的限制，从而对“真实”产生不同的描述和认知。他在描述表演时提到了3个关键角色：表演者、观众和既非表演者也非观众的局外人。表演者可以穿梭于前后台，观众只能在台前区域，而局外人则与前后台都没有什么关系。麦坎内尔将这一理论应用于旅游研究，认为游客的旅游目标就是看到他们预期的“真实”，即看到他们生活之外的旅游标志物——“真实”的象征符号，即“舞台化的真实”或“建构性的真实”。这里，东道主的文化依据游客需要进行了装饰和重新叙述，游客参与创建了前台的“真实”。而后台是对游客和局外人关闭的，在这里，东道主文化表现为现实和生活中的“真实”。科恩(Cohen)对此观点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舞台化真实”意味着“真实”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被“舞台化的装饰”所掩盖。但由于现代旅游的商业化，事物和活动都从价格市场获得其相应的存在标志，他们内在的固有品质都已经丧失。旅游过程中的“真实性”只是文化生产的产物，已经彻底丧失其“真实的”原生形态，而成了一种“图谋”和“非真实”，“客观的真实”在旅游过程中并不存在。
可以发现，有关“旅游真实性”的讨论大多是以游客体验来作为视角的，这里，东道主社区只是作为一个旅游客体，即“真实性体验”的对象而被游客所感知。实际上，“真实性”是由游客、东道主和旅游中介机构等共同创建的。对东道主居民眼中的旅游“真实性”的研究微乎其微，本文则以九寨沟的民族歌舞表演对这一问题来进行初步探讨。
1 九寨沟歌舞表演演变过程
九寨沟沟外的民族歌舞表演已经成为大多数游客九寨之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九寨沟开发前期，在景区内有当地居民为居住在景区内家庭旅馆的过夜游客娱乐而自发组织的歌舞表演。这些表演的演员主要由家庭和同一村寨的居民，尤其是年轻人所担任，内容包括歌舞、饮食等。内容除了以九寨沟自然风光为主要内容的藏族通俗歌曲外，与其他地区藏族旅游歌舞表演并没有本质区别。但因为地处景区内部，没有舞台化的装饰，以及演员本身的民间气息浓厚，仍然受到游客的欢迎。但是，随着九寨沟环境管理措施中“沟内游、沟外住”原则的贯彻实施，这些表演也随着家庭旅馆的取缔而消失了。
当前，九寨沟的歌舞表演主要由漳扎镇内的若干旅游企业组织，演员大多由四川其他一些比较典型的藏族聚居区例如金川、丹巴、德格以及青海等地招聘而来，基本没有九寨沟本地居民。表演主要包括藏族歌舞表演、藏族服饰展示、藏族婚俗展示，并穿插以青稞酒、牦牛肉品尝、献哈达以及少量羌族民俗表演等活动。总体来说，节目具有浓厚的舞台表演性质，大多是普遍意义上的藏族文化符号的展示。例如，节目中的宗教内容是藏传佛教的通俗化和符号化的反映，而九寨沟藏族居民信仰的是本教；舞蹈主要是藏区普遍的锅庄以及典型藏族传统舞蹈动作的现代演绎；歌曲是带有藏族音乐旋律的通俗歌曲；服饰是藏区主要地区典型服饰的大杂烩；婚俗节目更加注重表演性和观众参与的娱乐性。应该说，节目内容同九寨沟当地居民的实际生活具有很大距离，因此，很多学者认为这些节目是“不真实”的，因为它并不是九寨沟当地特色的反映。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调查在2006年7月至8月进行，调查地点分别为九寨沟内的泽查洼寨、树正寨、荷叶寨(包括新寨与老寨)，问卷调查总人数为126人。对于没有观看过沟外歌舞表演的调查者(共71人，占总调查人数的56.3％，以中老年人居多)，研究者则先放映事先用摄像机摄制的“藏王宴舞”，然后再进行调查。问卷调查采用五分评定法(5——很真实，4——比较真实，3——一般，2——不太真实，1——不真实)，内容包括目前九寨沟民族歌舞表演中歌曲的内容、旋律、舞蹈内容、舞蹈动作、姿势等有关歌舞本身真实性的项目，以及表演人员、表演组织形式、组织者、表演时间、地点等影响真实性判断的其他表演因素。
在问卷调查者中，又选取48人做进一步的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在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调查问题主要包括：(1)漳扎镇的歌舞表演对你们有什么影响?(2)就问卷回答的真实性与否探究原因，即为什么认为表演(及其要素)真实或是不真实?访谈是开放性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调查影响居民对真实性认知形成判断的具体原因。
3 研究结果
通过对各组居民对问卷的评价进行统计，得到 结果如表3。
根据对问卷调查的综合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当地居民对歌舞表演本身真实性和其他表演因素(人员、组织形式、表演者、地点)的真实性认知存在巨大差距，总体来说，居民对歌舞表演本身的真实性存在有一定认同，尤其是歌曲旋律和舞蹈动作姿势，大多认为是很真实和比较真实的。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假设：即表演内容本身和目前当地居民心目中的九寨沟歌舞是比较相似的。这个假设可以在后面进一步的分析中予以讨论。相反，居民对诸如表演人员、组织形式、地点等其他表演要素的真实性却基本持不认同的态度。其原因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因素，如表演人员大多是九寨沟外人，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通过问卷可以发现，在歌舞表演本身的内容上，存在有巨大的年龄差异。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往往位于这个差异的两端，而中年群体介于二者之间，但偏向于青年群体。青年人和中年人大多认为歌舞表演本身的内容是真实和比较真实的，而老年群体却持相反的态度。这就导致存在几种可能性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甄别：(1)九寨沟居民群体共享相同的地域文化特征，歌舞表演所代表的文化特征与九寨沟地域文化特征相同或类似，但老年群体出于某种原因并未形成心理认同；(2)九寨沟居民群体共享相同的地域文化特征，歌舞表演所代表的文化特征与九寨沟地域文化特征相异，但青年和中年群体出于某种原因对其形成心理认同；(3)九寨沟居民群体内部本身就存在有多元化的文化表征，从而表现出对同一文化现象的认知差异。
第三，与歌舞表演的内容相比较，当地居民尽管对表演人员、表演地点等因素的真实性认知存在有一定年龄差异，但这种差异很小，除了表演组织形式、表演地点等外，基本可以认为是统计误差。
4 进一步的分析
通过调查后的访谈可以发现，当地居民对漳扎镇旅游歌舞表演真实性的认知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表演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二是表演的文化内容。而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经济利益和文化态度的反映。下面就是在对访谈内容进行总结和提炼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进行的分析。
4．1 经济利益的“局外人”
总的来说，当前的九寨沟居民认为自己是歌舞表演的“局外人”，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并没有从歌舞表演中获取任何收益。而这种“局外人”的地位直接影响了居民对表演真实性的判断，这首先表现在他们对歌舞表演真实性的关注态度上，其次，对经济利益缺失的失落也直接影响着他们对表演真实性的判定。
4．1．1 对歌舞表演真实性的关注态度
总体来说，在态度上，九寨沟居民对位于漳扎镇的这些歌舞表演不太关心。在研究者的调查中，几乎没有人对这些歌舞表演是否真实表现出过多的重视。他们的态度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自身基本无关；二是这些问题似乎不是当前他们所考虑的问题。
对第一种态度，可以从当前歌舞表演的组织方式得以解释。这些歌舞表演由旅游企业所组织，他们在宣传和表演时，都在利用九寨沟这个背景，而游客由于缺乏对九寨沟本地文化的了解，往往也将这些表演当作了九寨沟东道主社区文化这一“后台”的反映，认为是九寨沟部分民俗风情的艺术加工和反映。因此，在游客的心目中，九寨沟的村寨就是这些表演的“后台”。但是，从九寨沟本地社区的角度上加以考察，情况却不是这样。这些旅游企业与当地居民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当地居民目前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景区收益的提成和出售旅游商品所获取的利润，另有少数居民在九寨沟管理局就业或在镇上拥有自己经营的旅游宾馆。同时，在调查中，没有一户居民有家人在歌舞表演中就业。按照戈夫曼的说法，他们是与前后台都没有什么关系的“局外人”。由于利益关系的缺失，当地居民也就缺乏关注歌舞表演是否真实的基本动力。这与沟内家庭旅馆取缔前具有很大的差别。在2001年之前，沟内家庭旅馆业的兴盛，沟内居民为经营需要而组织的歌舞表演与沟外表演形成了竞争关系。为了获取竞争优势，沟内表演需要向游客传递“九寨沟本地特色”的信息，需要强调“本土的真实性”以获得游客的认同。但是，随着家庭旅馆的取缔以及当地居民经济收益渠道的变化，歌舞表演与沟内居民的关系解体，它也就淡出了沟内居民的视野。
2001年之前，家庭旅馆以及随之产生的餐饮等是九寨沟内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当前，尽管九寨沟管理局采取了多种方式来保证居民的收入，但是沟内部分村寨(如荷叶、泽查洼的居民)经济收益减少，当地居民即便是因旅游区位较好而收益相对不错的树正寨，总体收入同以往相比都有一定水平的下降。与之相比，位于沟外的漳扎镇却因为缺乏沟内的经营限制而成为九寨沟的接待产业区。从而造成沟内居民的旅游经济优势迅速下降。对一般民众来说，对文化、生态等问题的关注当与经济收入、就业等现实生活问题产生冲突的时候往往会退居次席。基于这样一种背景，在对九寨沟居民的调查中发现，当前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增加经济收入和就业两个方面。而沟外的民族歌舞表演是否真实，似乎与他们并没有什么关系。
4．1．2 “东道主”和“局外人”：经济利益对歌舞表演真实性认知的影响
在九寨沟居民的心目中，由于他们的“东道主”地位，在旅游效益的分配上应当首先满足他们的需求，或者他们理应获得比沟外居民更多的经济利益。因为没有“他们”的九寨沟，便没有这些旅游效益。但是由于生态保护的需要，沟内居民的经营范围受到限制，他们应该具有的“经济优势地位”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体现。相反，沟外的那些“非九寨沟人”却利用九寨沟的品牌赚取了更多的经济利益，这让很多曾经从中得益的九寨沟居民在心理上无法接受。有居民谈到：“游客以为那些表演是九寨沟人表演的，他们才愿意看，其实沟里面的人一分钱都没有赚到。”
在这种看法中，“歌舞表演的真实性”与“九寨沟人自己主导的歌舞”是一致的。只要不是由九寨沟人自己组织和参与的表演，就是“虚假的”。他们认为，游客希望看到的歌舞是九寨沟“本地”的歌舞，而“本地”的重要标志就是沟内居民要占有主导地位。对家庭旅馆时期的沟内歌舞表演，他们认为那才是“真实的”。有人还表达了对沟外表演的轻蔑：“他们打着九寨沟的幌子在骗人，这样的钱是赚不久的。”
4．2 传统地域文化的削弱和新的文化身份的形成
在超越经济利益因素的情况下，中青年人认为沟外歌舞表演的文化内容是真实或比较真实的，而老人，尤其是荷叶老寨的老年居民却认为沟外的歌舞表演内容并不真实。这一对真实性的认知体现了当地居民对地方文化变迁的心理认同程度，同时，还反映出旅游对地域文化变迁所施加的影响。
4．2．1 传统地域文化的削弱及其对表演真实性认知的影响
当旅游开始渗透进一个民族社区时，它就会从外部影响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民族地区的 旅游实际上是一个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但是，对于东道主社区来说，特别是那些弱小的、内部文化动力不强的民族传统就可能遭受不住这种文化冲击。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文化与主流文化、自己的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的时候，民族认同淡化，民族意识部分丧失，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主体民族化”，在中国就是可能的“汉化。就九寨沟而言，这种“主体民族化”对九寨沟居民无论是从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服装样式等文化外观，还是社会观念、伦理道德、认知系统等文化意识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商品经济观念占据统治地位，年轻人考虑的是赚钱和就业，中年人考虑的是如何将自己的商业经营好，小孩子被送到九寨沟县城、都江堰、成都等地上学，民族认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年轻人不再熟悉和了解当地的传统文化，从而使传统文化的延续出现了很大的困难。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很难要求他们能够从九寨沟本地的文化传统角度来对沟外民族歌舞表演的真实性进行判定。
在论及旅游所造成的九寨沟传统文化的变迁时，不能不谈当地生产方式的变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文化总是和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随着旅游业的介入，以及九寨沟管理局出于生态保护的需要，限制了当地居民原有的农牧生产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福利化的社会保障和商业化生产，因而导致与原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传统的丧失。例如原有的防火习俗，每天晚上每户都要派一人到一座公用的防火房内进行值夜，大家带上酒和食品在防火房内跳锅庄、唱山歌、说笑话、讲故事，这其实是一种传统文化的练习和传承过程。现在防火事宜已由管理局负责，这种文化习俗已经不存在了。
在民族文化旅游中，尽管“旅游业有可能有选择地强化当地传统与社会，尤其是一些具有较高旅游吸引力的文化外观形式，但在九寨沟却没有得到太多的体现。九寨沟主体上是一个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景区，在景区的开发过程中，文化的继承和保护长期被忽视。当地居民的传统文化在旅游开发中的弱势地位也使居民感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没有获得尊重；这也是居民对尤其是具有九寨沟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缺乏认同感的重要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情况是九寨沟景区内的普遍现象。也就是说，九寨沟居民基本上都生活在一种“旅游状态”中，那种维系原有生产生活传统的“后台”空间在九寨沟基本上不存在。而“后台”往往是对“前台”进行真实性判断的重要依据。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当地居民原有的文化认同逐步减弱，乃至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已经不具备按照传统来对民族文化旅游内容的真实性进行判断的能力，也就无法对歌舞表演的文化内涵是否真实来进行判断。在调查中，研究者发现，对中青年居民来说，游客或媒体视角以及主流藏族化(“泛藏族化”)视角已经成为了他们判断漳扎镇歌舞表演真实性的主要依据。
4．2．2 新“文化身份”的构建及其对歌舞表演真实性的影响
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当地居民原有的传统文化逐步削弱，民族认同“汉族化”表现得十分强烈。但是，这与居民本身的藏族身份发生了冲突。在对外旅游宣传和与游客的接触过程中，他们始终是被当作“他者”看待的。在这里，“藏族”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文化身份。如果说旅游开发前他们是自觉地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的话，那么，旅游无疑强化了这种身份的认同。
与身份认同相联系的是文化认同。但同样也是旅游的原因，原有的传统文化结构已经被破坏或者遗忘，于是，当地居民自然而然地会选取藏族文化内容来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认同。当然，这样的藏族文化中原有的地域亚文化色彩已经十分淡漠了。
旅游对当地居民选择构建身份认同的文化内容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民族文化旅游发达的地区，构成文化旅游吸引力的文化内容都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强化。在旅游背景下，游客的视角往往是东道主社区审视自身文化内涵、寻找文化差异、并构建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据。例如哈尼族的梯田、傣族的泼水节、侗族的风雨桥等，它们既是游客认知东道主文化的主要标志物，也成为当地居民建构文化认同的主要元素。在九寨沟，当地居民无论在生产还是生活上都对旅游存在巨大的依赖性。然而，具有九寨沟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始终没有成为旅游的主要吸引力，行政部门的文化保护工作除了对民居式样等少数内容进行要求和宣传外，整体上并未给予过多关注。在原有文化传统逐步弱化的情况下，当地居民很难从本地传统中寻求到构建文化认同所需要的文化符号。当他们把目光放到了九寨沟以外(这很容易，因为随着旅游发展，与外界的交流很多而且也很方便)，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的需要：游客(或媒体)中的藏族文化和主流藏族文化。
除了借用游客(或媒体)眼中的藏族文化符号外，主流藏族文化也是当地居民的重要选择。这一点从民居装饰中就可以得到表现。旅游开发之前，民居装饰的宗教符号中本教色彩十分突出。但是现在，藏传佛教的装饰符号已经成为了主流，而且民居装饰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佛教寺院化的特征。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用于重新建构九寨沟藏族身份认同的藏族文化表现出两个突出特点：通俗化和主流化。与之相伴随的是九寨沟地域化的逐渐削弱。因此，九寨沟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基于这样一种背景，当地居民认为漳扎镇的旅游民族歌舞表演是真实或比较真实的，也就不奇怪了。
4．2．3 老年群体：“旅游化”生活的逃逸者和孤独的传统地域文化载体
在对老年群体的调查中发现，他们认为漳扎镇的歌舞表演是不真实的，而且这种不真实是全方位的，涉及到舞蹈、歌曲、服饰及习俗表演等各个方面。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老年人对九寨沟的商品经济适应能力较差，已经从物质生产中脱离了出来。他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很低，不再干预家庭的生活。换句话说，他们处于旅游经济的“后台”，这反而能够摆脱经济利益的束缚，单纯地从表演的文化内容上对“真实性”作出评判。其次，由于年龄、文化和习惯等原因，老年人对旅游生活的适应能力不强。这也是荷叶老寨中老年人为什么离开儿女而单独居住的原因。荷叶老寨距离旅游活动的集中区域较远，而且没有旅游观光车，游客鲜有涉足，从地理空间角度上看，可以说是九寨沟内唯一的“后台”区域。他们住在原有的房屋中延续他们熟悉的传统生活方式。虽然已经不再从事物质生产，但他们着藏装、唱山歌、吃藏餐，是九寨沟地域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他们对漳扎镇民族歌舞的评判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原有的九寨沟地域文化传统，而这与表演内容相比具有很大差异，“不真实”的看法便在情理之中。
5 结语
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直是旅游人类学和旅游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而当地居民对文化旅游项目真实性的认知研究可以为这类研究提供一个参考视角和有益线索。然而，对大多数有关旅游“真实性”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游客的旅游体验。对“真实性”的评判也主要依据游客的感知和学者的观点。东道主社区本身也是构建旅游真实性的重要部分，研究东道主社区对旅游真实性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是完善旅游真实性研究的重要一环。
在九寨沟居民对漳扎镇民族歌舞表演真实性的认知中可以发现，当地居民对表演真实性并无一个客观标准，主观认识仍然是判断真实性的重要依据。其中，经济因素和文化认同是左右认知态度和真实性评判的关键影响因素。九寨沟居民尽管已经从旅游中获取了比较丰厚的经济收益，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地区，这就导致了当地居民对旅游真实性的认知首先是基于经济上的考量，只有超越了经济因素，才能依据文化认同对文化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评判。
九寨沟内居民对漳扎镇歌舞表演的真实性评判表现出中青年和老年群体的差异。从中也可以看出旅游对地域传统文化变迁所造成的影响。老年群体是地域传统文化孤独的“守卫者”，而青年人则重新选择文化内容来构建他们的“民族身份”。“旅游化”的“民族文化”已经逐步成为九寨沟和许多民族文化旅游区新的文化标志。
文化旅游的“真实性”研究是认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及保障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而东道主社区在构建旅游真实性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需要认真倾听当地居民的声音，才能制定出更加有效和合理的旅游发展政策。
本文的研究是以九寨沟为研究对象的，然而，九寨沟的藏族文化并不是景区的主要吸引力，这就导致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居民对旅游歌舞表演真实性的认知，与以民族文化为主题的目的地相比较都会具有很大的差异。而这方面的研究是本文最大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责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王玉洁]
[关键词]社区居民；民族歌舞表演；真实性；旅游；认知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10—0089—06
自1973年麦坎内尔(MacCannell)提出有关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和经验中的“真实性”研究以来，“真实性”问题一直受到旅游研究的广泛关注。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真实性的界定、游客旅游体验的真实性研究、作为旅游吸引物的遗产及博物馆的真实性研究、旅游开发及管理过程中的真实性保护研究和旅游商品的真实性研究等方面。
这些研究中最多的是旅游体验的真实性。很多学者分析了游客旅游过程中“真实性”感知的影响因素。丹尼尔(Daniel)对旅游表演舞蹈的真实性进行了探讨，认为观众能否体验到歌舞表演的真实性，主要是由演员的表演来决定的。作者进一步指出，对不同传统的舞蹈进行组合违反了舞蹈种类之间的边界，通常被认为是“虚假的”，但却是“创造性”的体现。威廉姆斯(Williams)认为，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众，旅游中舞蹈表演的真实性旨在表现历史、地理、文化的准确性，主要是通过外化动作(姿势、旋律表现的内容)、社会上专业人员给定的结论、一定程度上规范的乐章以及代际流传下来的乐谱等进行表现。田美蓉基于以上结论，通过分离组成民族歌舞的各种要素，从细部研究了游客对西双版纳傣族歌舞的真实性体验。
文化旅游更多是游客与东道主社区的一个互动过程。对这种互动中的真实性探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戈夫曼(Goffman)和麦坎内尔发展起来的“前后台两分制”理论。戈夫曼在分析社会结构说明了不同人群在接触和认识“同一个真实”时所存在的限制，从而对“真实”产生不同的描述和认知。他在描述表演时提到了3个关键角色：表演者、观众和既非表演者也非观众的局外人。表演者可以穿梭于前后台，观众只能在台前区域，而局外人则与前后台都没有什么关系。麦坎内尔将这一理论应用于旅游研究，认为游客的旅游目标就是看到他们预期的“真实”，即看到他们生活之外的旅游标志物——“真实”的象征符号，即“舞台化的真实”或“建构性的真实”。这里，东道主的文化依据游客需要进行了装饰和重新叙述，游客参与创建了前台的“真实”。而后台是对游客和局外人关闭的，在这里，东道主文化表现为现实和生活中的“真实”。科恩(Cohen)对此观点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舞台化真实”意味着“真实”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被“舞台化的装饰”所掩盖。但由于现代旅游的商业化，事物和活动都从价格市场获得其相应的存在标志，他们内在的固有品质都已经丧失。旅游过程中的“真实性”只是文化生产的产物，已经彻底丧失其“真实的”原生形态，而成了一种“图谋”和“非真实”，“客观的真实”在旅游过程中并不存在。
可以发现，有关“旅游真实性”的讨论大多是以游客体验来作为视角的，这里，东道主社区只是作为一个旅游客体，即“真实性体验”的对象而被游客所感知。实际上，“真实性”是由游客、东道主和旅游中介机构等共同创建的。对东道主居民眼中的旅游“真实性”的研究微乎其微，本文则以九寨沟的民族歌舞表演对这一问题来进行初步探讨。
1 九寨沟歌舞表演演变过程
九寨沟沟外的民族歌舞表演已经成为大多数游客九寨之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九寨沟开发前期，在景区内有当地居民为居住在景区内家庭旅馆的过夜游客娱乐而自发组织的歌舞表演。这些表演的演员主要由家庭和同一村寨的居民，尤其是年轻人所担任，内容包括歌舞、饮食等。内容除了以九寨沟自然风光为主要内容的藏族通俗歌曲外，与其他地区藏族旅游歌舞表演并没有本质区别。但因为地处景区内部，没有舞台化的装饰，以及演员本身的民间气息浓厚，仍然受到游客的欢迎。但是，随着九寨沟环境管理措施中“沟内游、沟外住”原则的贯彻实施，这些表演也随着家庭旅馆的取缔而消失了。
当前，九寨沟的歌舞表演主要由漳扎镇内的若干旅游企业组织，演员大多由四川其他一些比较典型的藏族聚居区例如金川、丹巴、德格以及青海等地招聘而来，基本没有九寨沟本地居民。表演主要包括藏族歌舞表演、藏族服饰展示、藏族婚俗展示，并穿插以青稞酒、牦牛肉品尝、献哈达以及少量羌族民俗表演等活动。总体来说，节目具有浓厚的舞台表演性质，大多是普遍意义上的藏族文化符号的展示。例如，节目中的宗教内容是藏传佛教的通俗化和符号化的反映，而九寨沟藏族居民信仰的是本教；舞蹈主要是藏区普遍的锅庄以及典型藏族传统舞蹈动作的现代演绎；歌曲是带有藏族音乐旋律的通俗歌曲；服饰是藏区主要地区典型服饰的大杂烩；婚俗节目更加注重表演性和观众参与的娱乐性。应该说，节目内容同九寨沟当地居民的实际生活具有很大距离，因此，很多学者认为这些节目是“不真实”的，因为它并不是九寨沟当地特色的反映。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调查在2006年7月至8月进行，调查地点分别为九寨沟内的泽查洼寨、树正寨、荷叶寨(包括新寨与老寨)，问卷调查总人数为126人。对于没有观看过沟外歌舞表演的调查者(共71人，占总调查人数的56.3％，以中老年人居多)，研究者则先放映事先用摄像机摄制的“藏王宴舞”，然后再进行调查。问卷调查采用五分评定法(5——很真实，4——比较真实，3——一般，2——不太真实，1——不真实)，内容包括目前九寨沟民族歌舞表演中歌曲的内容、旋律、舞蹈内容、舞蹈动作、姿势等有关歌舞本身真实性的项目，以及表演人员、表演组织形式、组织者、表演时间、地点等影响真实性判断的其他表演因素。
在问卷调查者中，又选取48人做进一步的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在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调查问题主要包括：(1)漳扎镇的歌舞表演对你们有什么影响?(2)就问卷回答的真实性与否探究原因，即为什么认为表演(及其要素)真实或是不真实?访谈是开放性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调查影响居民对真实性认知形成判断的具体原因。
3 研究结果
通过对各组居民对问卷的评价进行统计，得到 结果如表3。
根据对问卷调查的综合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当地居民对歌舞表演本身真实性和其他表演因素(人员、组织形式、表演者、地点)的真实性认知存在巨大差距，总体来说，居民对歌舞表演本身的真实性存在有一定认同，尤其是歌曲旋律和舞蹈动作姿势，大多认为是很真实和比较真实的。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假设：即表演内容本身和目前当地居民心目中的九寨沟歌舞是比较相似的。这个假设可以在后面进一步的分析中予以讨论。相反，居民对诸如表演人员、组织形式、地点等其他表演要素的真实性却基本持不认同的态度。其原因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因素，如表演人员大多是九寨沟外人，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通过问卷可以发现，在歌舞表演本身的内容上，存在有巨大的年龄差异。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往往位于这个差异的两端，而中年群体介于二者之间，但偏向于青年群体。青年人和中年人大多认为歌舞表演本身的内容是真实和比较真实的，而老年群体却持相反的态度。这就导致存在几种可能性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甄别：(1)九寨沟居民群体共享相同的地域文化特征，歌舞表演所代表的文化特征与九寨沟地域文化特征相同或类似，但老年群体出于某种原因并未形成心理认同；(2)九寨沟居民群体共享相同的地域文化特征，歌舞表演所代表的文化特征与九寨沟地域文化特征相异，但青年和中年群体出于某种原因对其形成心理认同；(3)九寨沟居民群体内部本身就存在有多元化的文化表征，从而表现出对同一文化现象的认知差异。
第三，与歌舞表演的内容相比较，当地居民尽管对表演人员、表演地点等因素的真实性认知存在有一定年龄差异，但这种差异很小，除了表演组织形式、表演地点等外，基本可以认为是统计误差。
4 进一步的分析
通过调查后的访谈可以发现，当地居民对漳扎镇旅游歌舞表演真实性的认知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表演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二是表演的文化内容。而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经济利益和文化态度的反映。下面就是在对访谈内容进行总结和提炼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进行的分析。
4．1 经济利益的“局外人”
总的来说，当前的九寨沟居民认为自己是歌舞表演的“局外人”，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并没有从歌舞表演中获取任何收益。而这种“局外人”的地位直接影响了居民对表演真实性的判断，这首先表现在他们对歌舞表演真实性的关注态度上，其次，对经济利益缺失的失落也直接影响着他们对表演真实性的判定。
4．1．1 对歌舞表演真实性的关注态度
总体来说，在态度上，九寨沟居民对位于漳扎镇的这些歌舞表演不太关心。在研究者的调查中，几乎没有人对这些歌舞表演是否真实表现出过多的重视。他们的态度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自身基本无关；二是这些问题似乎不是当前他们所考虑的问题。
对第一种态度，可以从当前歌舞表演的组织方式得以解释。这些歌舞表演由旅游企业所组织，他们在宣传和表演时，都在利用九寨沟这个背景，而游客由于缺乏对九寨沟本地文化的了解，往往也将这些表演当作了九寨沟东道主社区文化这一“后台”的反映，认为是九寨沟部分民俗风情的艺术加工和反映。因此，在游客的心目中，九寨沟的村寨就是这些表演的“后台”。但是，从九寨沟本地社区的角度上加以考察，情况却不是这样。这些旅游企业与当地居民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当地居民目前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景区收益的提成和出售旅游商品所获取的利润，另有少数居民在九寨沟管理局就业或在镇上拥有自己经营的旅游宾馆。同时，在调查中，没有一户居民有家人在歌舞表演中就业。按照戈夫曼的说法，他们是与前后台都没有什么关系的“局外人”。由于利益关系的缺失，当地居民也就缺乏关注歌舞表演是否真实的基本动力。这与沟内家庭旅馆取缔前具有很大的差别。在2001年之前，沟内家庭旅馆业的兴盛，沟内居民为经营需要而组织的歌舞表演与沟外表演形成了竞争关系。为了获取竞争优势，沟内表演需要向游客传递“九寨沟本地特色”的信息，需要强调“本土的真实性”以获得游客的认同。但是，随着家庭旅馆的取缔以及当地居民经济收益渠道的变化，歌舞表演与沟内居民的关系解体，它也就淡出了沟内居民的视野。
2001年之前，家庭旅馆以及随之产生的餐饮等是九寨沟内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当前，尽管九寨沟管理局采取了多种方式来保证居民的收入，但是沟内部分村寨(如荷叶、泽查洼的居民)经济收益减少，当地居民即便是因旅游区位较好而收益相对不错的树正寨，总体收入同以往相比都有一定水平的下降。与之相比，位于沟外的漳扎镇却因为缺乏沟内的经营限制而成为九寨沟的接待产业区。从而造成沟内居民的旅游经济优势迅速下降。对一般民众来说，对文化、生态等问题的关注当与经济收入、就业等现实生活问题产生冲突的时候往往会退居次席。基于这样一种背景，在对九寨沟居民的调查中发现，当前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增加经济收入和就业两个方面。而沟外的民族歌舞表演是否真实，似乎与他们并没有什么关系。
4．1．2 “东道主”和“局外人”：经济利益对歌舞表演真实性认知的影响
在九寨沟居民的心目中，由于他们的“东道主”地位，在旅游效益的分配上应当首先满足他们的需求，或者他们理应获得比沟外居民更多的经济利益。因为没有“他们”的九寨沟，便没有这些旅游效益。但是由于生态保护的需要，沟内居民的经营范围受到限制，他们应该具有的“经济优势地位”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体现。相反，沟外的那些“非九寨沟人”却利用九寨沟的品牌赚取了更多的经济利益，这让很多曾经从中得益的九寨沟居民在心理上无法接受。有居民谈到：“游客以为那些表演是九寨沟人表演的，他们才愿意看，其实沟里面的人一分钱都没有赚到。”
在这种看法中，“歌舞表演的真实性”与“九寨沟人自己主导的歌舞”是一致的。只要不是由九寨沟人自己组织和参与的表演，就是“虚假的”。他们认为，游客希望看到的歌舞是九寨沟“本地”的歌舞，而“本地”的重要标志就是沟内居民要占有主导地位。对家庭旅馆时期的沟内歌舞表演，他们认为那才是“真实的”。有人还表达了对沟外表演的轻蔑：“他们打着九寨沟的幌子在骗人，这样的钱是赚不久的。”
4．2 传统地域文化的削弱和新的文化身份的形成
在超越经济利益因素的情况下，中青年人认为沟外歌舞表演的文化内容是真实或比较真实的，而老人，尤其是荷叶老寨的老年居民却认为沟外的歌舞表演内容并不真实。这一对真实性的认知体现了当地居民对地方文化变迁的心理认同程度，同时，还反映出旅游对地域文化变迁所施加的影响。
4．2．1 传统地域文化的削弱及其对表演真实性认知的影响
当旅游开始渗透进一个民族社区时，它就会从外部影响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民族地区的 旅游实际上是一个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但是，对于东道主社区来说，特别是那些弱小的、内部文化动力不强的民族传统就可能遭受不住这种文化冲击。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文化与主流文化、自己的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的时候，民族认同淡化，民族意识部分丧失，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主体民族化”，在中国就是可能的“汉化。就九寨沟而言，这种“主体民族化”对九寨沟居民无论是从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服装样式等文化外观，还是社会观念、伦理道德、认知系统等文化意识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商品经济观念占据统治地位，年轻人考虑的是赚钱和就业，中年人考虑的是如何将自己的商业经营好，小孩子被送到九寨沟县城、都江堰、成都等地上学，民族认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年轻人不再熟悉和了解当地的传统文化，从而使传统文化的延续出现了很大的困难。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很难要求他们能够从九寨沟本地的文化传统角度来对沟外民族歌舞表演的真实性进行判定。
在论及旅游所造成的九寨沟传统文化的变迁时，不能不谈当地生产方式的变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文化总是和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随着旅游业的介入，以及九寨沟管理局出于生态保护的需要，限制了当地居民原有的农牧生产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福利化的社会保障和商业化生产，因而导致与原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传统的丧失。例如原有的防火习俗，每天晚上每户都要派一人到一座公用的防火房内进行值夜，大家带上酒和食品在防火房内跳锅庄、唱山歌、说笑话、讲故事，这其实是一种传统文化的练习和传承过程。现在防火事宜已由管理局负责，这种文化习俗已经不存在了。
在民族文化旅游中，尽管“旅游业有可能有选择地强化当地传统与社会，尤其是一些具有较高旅游吸引力的文化外观形式，但在九寨沟却没有得到太多的体现。九寨沟主体上是一个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景区，在景区的开发过程中，文化的继承和保护长期被忽视。当地居民的传统文化在旅游开发中的弱势地位也使居民感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没有获得尊重；这也是居民对尤其是具有九寨沟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缺乏认同感的重要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情况是九寨沟景区内的普遍现象。也就是说，九寨沟居民基本上都生活在一种“旅游状态”中，那种维系原有生产生活传统的“后台”空间在九寨沟基本上不存在。而“后台”往往是对“前台”进行真实性判断的重要依据。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当地居民原有的文化认同逐步减弱，乃至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已经不具备按照传统来对民族文化旅游内容的真实性进行判断的能力，也就无法对歌舞表演的文化内涵是否真实来进行判断。在调查中，研究者发现，对中青年居民来说，游客或媒体视角以及主流藏族化(“泛藏族化”)视角已经成为了他们判断漳扎镇歌舞表演真实性的主要依据。
4．2．2 新“文化身份”的构建及其对歌舞表演真实性的影响
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当地居民原有的传统文化逐步削弱，民族认同“汉族化”表现得十分强烈。但是，这与居民本身的藏族身份发生了冲突。在对外旅游宣传和与游客的接触过程中，他们始终是被当作“他者”看待的。在这里，“藏族”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文化身份。如果说旅游开发前他们是自觉地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的话，那么，旅游无疑强化了这种身份的认同。
与身份认同相联系的是文化认同。但同样也是旅游的原因，原有的传统文化结构已经被破坏或者遗忘，于是，当地居民自然而然地会选取藏族文化内容来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认同。当然，这样的藏族文化中原有的地域亚文化色彩已经十分淡漠了。
旅游对当地居民选择构建身份认同的文化内容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民族文化旅游发达的地区，构成文化旅游吸引力的文化内容都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强化。在旅游背景下，游客的视角往往是东道主社区审视自身文化内涵、寻找文化差异、并构建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据。例如哈尼族的梯田、傣族的泼水节、侗族的风雨桥等，它们既是游客认知东道主文化的主要标志物，也成为当地居民建构文化认同的主要元素。在九寨沟，当地居民无论在生产还是生活上都对旅游存在巨大的依赖性。然而，具有九寨沟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始终没有成为旅游的主要吸引力，行政部门的文化保护工作除了对民居式样等少数内容进行要求和宣传外，整体上并未给予过多关注。在原有文化传统逐步弱化的情况下，当地居民很难从本地传统中寻求到构建文化认同所需要的文化符号。当他们把目光放到了九寨沟以外(这很容易，因为随着旅游发展，与外界的交流很多而且也很方便)，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的需要：游客(或媒体)中的藏族文化和主流藏族文化。
除了借用游客(或媒体)眼中的藏族文化符号外，主流藏族文化也是当地居民的重要选择。这一点从民居装饰中就可以得到表现。旅游开发之前，民居装饰的宗教符号中本教色彩十分突出。但是现在，藏传佛教的装饰符号已经成为了主流，而且民居装饰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佛教寺院化的特征。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用于重新建构九寨沟藏族身份认同的藏族文化表现出两个突出特点：通俗化和主流化。与之相伴随的是九寨沟地域化的逐渐削弱。因此，九寨沟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基于这样一种背景，当地居民认为漳扎镇的旅游民族歌舞表演是真实或比较真实的，也就不奇怪了。
4．2．3 老年群体：“旅游化”生活的逃逸者和孤独的传统地域文化载体
在对老年群体的调查中发现，他们认为漳扎镇的歌舞表演是不真实的，而且这种不真实是全方位的，涉及到舞蹈、歌曲、服饰及习俗表演等各个方面。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老年人对九寨沟的商品经济适应能力较差，已经从物质生产中脱离了出来。他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很低，不再干预家庭的生活。换句话说，他们处于旅游经济的“后台”，这反而能够摆脱经济利益的束缚，单纯地从表演的文化内容上对“真实性”作出评判。其次，由于年龄、文化和习惯等原因，老年人对旅游生活的适应能力不强。这也是荷叶老寨中老年人为什么离开儿女而单独居住的原因。荷叶老寨距离旅游活动的集中区域较远，而且没有旅游观光车，游客鲜有涉足，从地理空间角度上看，可以说是九寨沟内唯一的“后台”区域。他们住在原有的房屋中延续他们熟悉的传统生活方式。虽然已经不再从事物质生产，但他们着藏装、唱山歌、吃藏餐，是九寨沟地域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他们对漳扎镇民族歌舞的评判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原有的九寨沟地域文化传统，而这与表演内容相比具有很大差异，“不真实”的看法便在情理之中。
5 结语
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直是旅游人类学和旅游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而当地居民对文化旅游项目真实性的认知研究可以为这类研究提供一个参考视角和有益线索。然而，对大多数有关旅游“真实性”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游客的旅游体验。对“真实性”的评判也主要依据游客的感知和学者的观点。东道主社区本身也是构建旅游真实性的重要部分，研究东道主社区对旅游真实性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是完善旅游真实性研究的重要一环。
在九寨沟居民对漳扎镇民族歌舞表演真实性的认知中可以发现，当地居民对表演真实性并无一个客观标准，主观认识仍然是判断真实性的重要依据。其中，经济因素和文化认同是左右认知态度和真实性评判的关键影响因素。九寨沟居民尽管已经从旅游中获取了比较丰厚的经济收益，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地区，这就导致了当地居民对旅游真实性的认知首先是基于经济上的考量，只有超越了经济因素，才能依据文化认同对文化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评判。
九寨沟内居民对漳扎镇歌舞表演的真实性评判表现出中青年和老年群体的差异。从中也可以看出旅游对地域传统文化变迁所造成的影响。老年群体是地域传统文化孤独的“守卫者”，而青年人则重新选择文化内容来构建他们的“民族身份”。“旅游化”的“民族文化”已经逐步成为九寨沟和许多民族文化旅游区新的文化标志。
文化旅游的“真实性”研究是认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及保障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而东道主社区在构建旅游真实性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需要认真倾听当地居民的声音，才能制定出更加有效和合理的旅游发展政策。
本文的研究是以九寨沟为研究对象的，然而，九寨沟的藏族文化并不是景区的主要吸引力，这就导致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居民对旅游歌舞表演真实性的认知，与以民族文化为主题的目的地相比较都会具有很大的差异。而这方面的研究是本文最大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责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王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