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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方友乡村小说系列之——
周师傅的名字很怪，叫周一圈。为什么起这么个怪名字，没人说得清。不少爱与他骂玩儿的人便从“周一圈”发展开去，有人叫他“周边毛”，还有人喊他“周边黑”。
其实，周师傅是个很老实的人，平常不爱说话，谁与他骂玩儿，他都是和善地笑笑。他的职业也很特殊，是个制秤的。颍河镇三里长街，就他一家制秤铺。小镇人将制秤称为“星秤的”，叫起来很顺口。为什么称“制秤”为“星秤”？字典里查不出，街人也没人能说得清。
周家几代都是“星称的”。周家的星秤铺子在东街口，一间门面房，墙上挂满了秤，有钩子秤、盘子秤、大老秤。星秤是个技术活，不但会木工，也得略懂铁工。因为秤杆是木的，无论粗细，均要上等好梨木或柿木。这两种树素有铁树之称，实而细腻，所以长得慢，二十年方能成材。除秤竿外，秤钩、秤砣、秤箍全是铁的，所以也得懂点铁工活。一杆秤制好，要两包铁皮，挺麻烦。所以制秤铺里不仅有刨子、锯子、斧子，还必备有铁砧子、锤子什么的。以上是干粗活用的，星秤最重要的技术和环节是星秤星儿，用细钻打眼，不能深不能浅，间隔距离要相等，而且还分大星小星。打好眼之后，还要上星。星分银星和铜星，也有锡星。银星锡星发银白色，铜星发金黄色。这绝对是技术活，打眼时不但要手劲儿把握得准，还要眼力好。上星时不可太满，也不可太浅，而且要粘牢，以防用时脱星。镶嵌好秤星，还有最后一道打光工序。我小时候上学路过星秤铺时，常见周师傅手握一把用线串成的玻璃珠子，在秤杆上来回地捋，直到星明竿亮了，才去校秤。
旧秤多是十六两分制，比新十两秤更难制。尤其药铺里用的戥子，骨竿儿、铜盘儿、银星儿，制出来像件艺术品。有一年，县计量局举办比赛，周师傅一举夺得戥子和盘子秤两项大奖。他精心制的药戥子是用象牙磨成的，秤毫是用马鬃辫的六股毫，秤砣是用南阳玉雕成的鸡心状，戥盘儿是黄铜的，三个穿绳的眼处都串有鸡眼般大小的红宝石，整个秤以红、黄、白三色为主调，配以棕色的马鬃、银白的秤星，透出少女般的活泼，贵妇般的矜持，自然也就技压群雄了。与富贵型的戥子相比，他制的盘子秤却趋向于平民化，简单耐用，公平得能与天平媲美，准确度不差分毫，自然也受到了评委们的青睐。有很长一段时间，县工商局市场监督岗用的都是他制的公平秤。为此，镇上人还专为他造了一句歇后语：周师傅星秤——凭良心！
殊不知，周师傅不但会制公平秤，也会制黑心秤。八两算一斤，一斤算八两。大锅饭时，生产队为让老百姓多吃口粮，常搞私分瞒产的把戏。而想要搞瞒产，必须在秤上搞鬼。周师傅会制多种黑心秤。比如开秤先压十斤或二十斤，最多的能压一百斤左右。这种秤也不易被上边发觉，因为所压的斤数多“藏”在第一个秤星之外，而且“整星”和“零星”不一样。往往是“零星”很准确，“整星”有问题。当然，这种秤多用于笨重的物质交易，比如生产队里分红薯分柴火什么的。这种秤都很大，立起来有一人高，秤竿有大擀杖般粗细，秤砣如茶缸般大小。除去这种大号黑心秤，周师傅还会制一种水银秤，就是把秤杆掏空，里边灌点水银。密封好，称秤时虽然压很低，但实际上已“窝”了不少。周师傅虽然能制多种黑心秤，但他从不卖给生意人，只卖给各个生产队。他说这是犯法的，是拿命换钱花，若不是为了让乡亲们多吃点儿，他是绝不会干的。当然，制这种秤要价也高，往往要比一般秤高出好几倍的价格。至于“窝”多少，要按购买者的要求制作。一般说，“窝”数越大秤的价钱也越高。那些年，镇周围近百个生产队里几乎都有周师傅所制的黑心秤。
那年月，周师傅简直成了老百姓的救命恩人。
不想“四清”运动那年，工作队发现了这个秘密，追根查底，揪出了周师傅。一个人制这么多黑心秤，普及面这么广，是前所未有的。“四清”工作队最爱算账，先是一个队一个队地算，然后再算总账，最后又算三年或五年的总和。如此一算才发现，这个地区私分瞒产的数目竟然大得惊人，连省“四清”工作总队都震惊了，还为此发了一期“运动快报”。这样算来算去，周师傅的问题也就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一声令下，宣布逮捕。一听说上头要逮捕周师傅，众百姓都很不理解，有人一鼓励，大伙就要救周师傅。“四清”工作队队长姓刘，叫刘跃。生怕因此埋没了他的战功，就在大喇叭里对群众高喊道：“社员同志们，你们千万不要受阶级敌人的迷惑！这个周一圈，狡猾得很，他不单单是现在制黑心秤，新中国成立前他就为地主老财制黑心秤。雷九少家收租子的那杆水银秤，就是他一手星成的。当时得大洋三十块，就为这三十块袁大头，他让雷九少多收了佃户们上百万斤黑心粮呀！”这一鼓动，众人才想起那笔老账。土改时，雷九少被枪毙了，当贫农团进他庄院里分浮财时，那杆水银秤早已神秘地失踪了！这本来是个悬案，现在经“四清”工作队队长一说，人们竟然信以为真，便再没人保周一圈。老账新账加起来，周师傅被判了三年徒刑。
从劳改农场回来后，周师傅再也不星秤。只是过去不爱说话的他突然话多了，而且见人就说雷九少家的那杆水银秤确实不是他星的，他压根就没挣那三十块大洋。当时“四清”工作队队长是为了治他重罪，才故意栽赃给他的。因为是土改悬案，而且那杆水银秤至今下落不明，所以众人对他的解释也就半信半疑。周师傅自然能看出这一点，但为了洗清自己，他仍不懈地为自己辩解。直到平反冤假错案那一年，他还在解释。有人听烦了他的喋喋不休，就为他出主意说，你最好去找那个名叫刘跃的工作队长，让他出面或出信证明一下是不是冤枉了你，才会有说服力。周师傅一听这话，双目亮了，第二天就踏上了寻找之路。因为当时搞“四清”非常神秘，工作队也多是从另一个县里派来的。当时颍河镇里的工作队多是商水县人，刘跃原是商水县供销社主任。周师傅到了商水县，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供销社。不想人家说刘跃早就调走了，调县委去了，而且还进了县委常委，只是现在你找不到他了，因为他进常委不久就出车祸死了。这一下，周师傅傻了眼，怔怔然了许久，突然一声长啸，一屁股蹲在地上，满头灰发在一瞬间全白了！
周师傅的名字很怪，叫周一圈。为什么起这么个怪名字，没人说得清。不少爱与他骂玩儿的人便从“周一圈”发展开去，有人叫他“周边毛”，还有人喊他“周边黑”。
其实，周师傅是个很老实的人，平常不爱说话，谁与他骂玩儿，他都是和善地笑笑。他的职业也很特殊，是个制秤的。颍河镇三里长街，就他一家制秤铺。小镇人将制秤称为“星秤的”，叫起来很顺口。为什么称“制秤”为“星秤”？字典里查不出，街人也没人能说得清。
周家几代都是“星称的”。周家的星秤铺子在东街口，一间门面房，墙上挂满了秤，有钩子秤、盘子秤、大老秤。星秤是个技术活，不但会木工，也得略懂铁工。因为秤杆是木的，无论粗细，均要上等好梨木或柿木。这两种树素有铁树之称，实而细腻，所以长得慢，二十年方能成材。除秤竿外，秤钩、秤砣、秤箍全是铁的，所以也得懂点铁工活。一杆秤制好，要两包铁皮，挺麻烦。所以制秤铺里不仅有刨子、锯子、斧子，还必备有铁砧子、锤子什么的。以上是干粗活用的，星秤最重要的技术和环节是星秤星儿，用细钻打眼，不能深不能浅，间隔距离要相等，而且还分大星小星。打好眼之后，还要上星。星分银星和铜星，也有锡星。银星锡星发银白色，铜星发金黄色。这绝对是技术活，打眼时不但要手劲儿把握得准，还要眼力好。上星时不可太满，也不可太浅，而且要粘牢，以防用时脱星。镶嵌好秤星，还有最后一道打光工序。我小时候上学路过星秤铺时，常见周师傅手握一把用线串成的玻璃珠子，在秤杆上来回地捋，直到星明竿亮了，才去校秤。
旧秤多是十六两分制，比新十两秤更难制。尤其药铺里用的戥子，骨竿儿、铜盘儿、银星儿，制出来像件艺术品。有一年，县计量局举办比赛，周师傅一举夺得戥子和盘子秤两项大奖。他精心制的药戥子是用象牙磨成的，秤毫是用马鬃辫的六股毫，秤砣是用南阳玉雕成的鸡心状，戥盘儿是黄铜的，三个穿绳的眼处都串有鸡眼般大小的红宝石，整个秤以红、黄、白三色为主调，配以棕色的马鬃、银白的秤星，透出少女般的活泼，贵妇般的矜持，自然也就技压群雄了。与富贵型的戥子相比，他制的盘子秤却趋向于平民化，简单耐用，公平得能与天平媲美，准确度不差分毫，自然也受到了评委们的青睐。有很长一段时间，县工商局市场监督岗用的都是他制的公平秤。为此，镇上人还专为他造了一句歇后语：周师傅星秤——凭良心！
殊不知，周师傅不但会制公平秤，也会制黑心秤。八两算一斤，一斤算八两。大锅饭时，生产队为让老百姓多吃口粮，常搞私分瞒产的把戏。而想要搞瞒产，必须在秤上搞鬼。周师傅会制多种黑心秤。比如开秤先压十斤或二十斤，最多的能压一百斤左右。这种秤也不易被上边发觉，因为所压的斤数多“藏”在第一个秤星之外，而且“整星”和“零星”不一样。往往是“零星”很准确，“整星”有问题。当然，这种秤多用于笨重的物质交易，比如生产队里分红薯分柴火什么的。这种秤都很大，立起来有一人高，秤竿有大擀杖般粗细，秤砣如茶缸般大小。除去这种大号黑心秤，周师傅还会制一种水银秤，就是把秤杆掏空，里边灌点水银。密封好，称秤时虽然压很低，但实际上已“窝”了不少。周师傅虽然能制多种黑心秤，但他从不卖给生意人，只卖给各个生产队。他说这是犯法的，是拿命换钱花，若不是为了让乡亲们多吃点儿，他是绝不会干的。当然，制这种秤要价也高，往往要比一般秤高出好几倍的价格。至于“窝”多少，要按购买者的要求制作。一般说，“窝”数越大秤的价钱也越高。那些年，镇周围近百个生产队里几乎都有周师傅所制的黑心秤。
那年月，周师傅简直成了老百姓的救命恩人。
不想“四清”运动那年，工作队发现了这个秘密，追根查底，揪出了周师傅。一个人制这么多黑心秤，普及面这么广，是前所未有的。“四清”工作队最爱算账，先是一个队一个队地算，然后再算总账，最后又算三年或五年的总和。如此一算才发现，这个地区私分瞒产的数目竟然大得惊人，连省“四清”工作总队都震惊了，还为此发了一期“运动快报”。这样算来算去，周师傅的问题也就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一声令下，宣布逮捕。一听说上头要逮捕周师傅，众百姓都很不理解，有人一鼓励，大伙就要救周师傅。“四清”工作队队长姓刘，叫刘跃。生怕因此埋没了他的战功，就在大喇叭里对群众高喊道：“社员同志们，你们千万不要受阶级敌人的迷惑！这个周一圈，狡猾得很，他不单单是现在制黑心秤，新中国成立前他就为地主老财制黑心秤。雷九少家收租子的那杆水银秤，就是他一手星成的。当时得大洋三十块，就为这三十块袁大头，他让雷九少多收了佃户们上百万斤黑心粮呀！”这一鼓动，众人才想起那笔老账。土改时，雷九少被枪毙了，当贫农团进他庄院里分浮财时，那杆水银秤早已神秘地失踪了！这本来是个悬案，现在经“四清”工作队队长一说，人们竟然信以为真，便再没人保周一圈。老账新账加起来，周师傅被判了三年徒刑。
从劳改农场回来后，周师傅再也不星秤。只是过去不爱说话的他突然话多了，而且见人就说雷九少家的那杆水银秤确实不是他星的，他压根就没挣那三十块大洋。当时“四清”工作队队长是为了治他重罪，才故意栽赃给他的。因为是土改悬案，而且那杆水银秤至今下落不明，所以众人对他的解释也就半信半疑。周师傅自然能看出这一点，但为了洗清自己，他仍不懈地为自己辩解。直到平反冤假错案那一年，他还在解释。有人听烦了他的喋喋不休，就为他出主意说，你最好去找那个名叫刘跃的工作队长，让他出面或出信证明一下是不是冤枉了你，才会有说服力。周师傅一听这话，双目亮了，第二天就踏上了寻找之路。因为当时搞“四清”非常神秘，工作队也多是从另一个县里派来的。当时颍河镇里的工作队多是商水县人，刘跃原是商水县供销社主任。周师傅到了商水县，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供销社。不想人家说刘跃早就调走了，调县委去了，而且还进了县委常委，只是现在你找不到他了，因为他进常委不久就出车祸死了。这一下，周师傅傻了眼，怔怔然了许久，突然一声长啸，一屁股蹲在地上，满头灰发在一瞬间全白了！